- 古代北方私家园林研究
- 贾珺 黄晓 李旻昊
- 8293字
- 2021-03-24 14:56:15
叁 北方私家园林文化内涵探源
园林既是自然条件的必然反映,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与所在地域和园主身份有密切关系,其布局构思、建筑形式、室内陈设、山水造型、植物配置乃匾额楹联无不渗透着深刻的文化元素。北方私家园林是中国北部高山大河和广袤平原的产物,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熔铸了北方民俗、政治制度、艺术追求、哲学理念等内容,还受到南方文化的深远影响。本书将从地域文化、社会属性和儒道思想三个层面对北京私家园林的文化内涵进行探析。
一、北地血脉与南风影响
清代词人陈维崧在一首吟咏北京私家园林的诗中提出:“九州饶园圃,奥府首京洛。秦晋太莽苍,吴越极秀弱。恭惟帝王都,地脉大包络。鸿蒙相荡潏,溟涬恣劳魄。”(1)意思是中国九州之内皆有园林兴建,以首都北京之园为最上,相比而言,陕西、山西地区的园林偏于粗糙质朴,江南园林偏于文秀柔弱。无论“莽苍”还是“秀弱”,私家园林的风貌往往都是其所在地域文化与民俗的直接反映。
北京所在的幽燕地区和关中、中原、齐鲁、三晋诸地都是典型的北方地区,相对南方而言,民风端庄朴实,民间工艺和戏曲大多有雄健、大方、沉稳的特点,成为北方私家园林潜在的民俗文化基础。
就园林建筑而言,北方私家园林多采用鲜艳的油漆彩画和比较灰暗的清水砖墙(图1-3-1),很少采用木原色的梁柱和白色的墙面。这种情形一方面缘于北方风沙较多、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油漆彩画和灰砖墙面不易被污染;另一方面和北方人喜欢浓烈对比的欣赏习惯有关,与江南的素雅风格不同。
南北私家园林都遵从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准则,强调以人工方式创造理想形态的自然景观。但相对南方园林而言,北方私家园林的人工痕迹减弱了许多,园中的植物姿态大多比较挺直,较少如清代龚自珍《病梅馆记》所描绘的江南园林花木那种过于弯曲变形的加工形态;山石堆叠和水体处理一般也没有过多的细节变化,院落轮廓大多四方整齐,缺少曲折转换的小空间。这同样也和北方的直爽民俗与欣赏习惯有关。
图1-3-1 太谷孟氏郊园四明厅檐下彩画与山墙灰砖(贾珺 摄)
中国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经常入关建立政权,长安曾先后为前秦氐族苻氏、后秦羌族姚氏、北周鲜卑宇文氏的首都,洛阳曾为北魏鲜卑拓跋氏的首都,北京先后成为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等王朝的首都,而隋唐等汉族王朝也吸收了很多少数民族大臣,因此北方历代私园的主人分别属于不同民族,必然受到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一定影响。北方游牧民族多有“逐水草而居”的传统,其皇室成员及王公大臣也多喜欢在城内城郊寻找水草丰美之所建造园林,作为生活场所,由此对私家园林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元代修筑大都,将大片海子水面(即后来的什刹海)纳入城市中心,为元代以后历朝的北京私园在内城开辟了一个极佳的选址区。一些少数民族王朝初期的私园往往具有雄浑粗犷、简朴自然的山野风格,只是后来日渐汉化并受南方影响,人工痕迹和华贵色彩才趋于明显。
相对而言,中国北方居民的生活普遍要比南方居民单调、简朴一些。但关中、中原、幽燕先后成为京畿地区,齐鲁地区文化繁荣,三晋地区商贾云集,这些地区在各自的鼎盛期内十分讲究生活的艺术性,在精神上更有一种从容、豁达、悠闲的气派,这成为这些地区私家园林兴盛的重要原因。
按照中国古代的相面之法,“南人北相”或者“北人南相”都被认为是有福之相,原因可能是这两类长相都有融合南北之长的优点。同样的道理,如果南方园林能够在婉约中融入一丝豪气,北方园林能够在端庄之中渗透一点灵气,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就园林而言,东晋以前南方受北方影响较多,南北朝时期南方略占上风,隋唐之后则以南风北渐为主,不但北方的皇家园林深受南风浸染,一些私家园林也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南方的气韵。
即便处于分裂战乱的年代,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也从未中断。重归一统的王朝虽然大多定都北方,却更加注重吸收南方的文化。隋朝开通大运河,不但有利于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也极大地促进了南北方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的南方人北上为官或游学,以江南为核心的南方文化逐渐成为全国文化的典范,北方的文人竞相效仿。同时,南方的建筑和园林艺术也不断对北方产生影响。
唐宋时期关中和中原地区的文人园林普遍崇尚产自江南的太湖石;元代以后的北京地区以漕运为经济命脉,对南方的依赖更重,也有更多的私家园林开始学习江南园林的手法。清朝二百多年间江浙两省科举极盛,文人辈出,南方文化成为主流,江南园林受到极大的推崇:康熙、乾隆帝多次南巡并在御苑中大肆模仿江南名园;张然、叶洮等江南造园大师来京参与皇家园林工程,也应邀为许多王公大臣设计私家园林;李渔等艺术家寓居北京,为北方一些私家园林指点品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北方园林审美的品位;另外一些曾经在南方做官的北人回乡后也可能模仿南方园林来修筑自己的宅园。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北方私家园林受南方影响的程度在明末至清代中晚期逐渐达到顶峰,其中尤以明代的北京勺园(图1-3-2)以及清代的北京半亩园、潍坊十笏园(图1-3-3)为代表。就具体的表现而言,一些北方私家园林主要模仿江南园林选择近水地段造园,其中堆叠湖石假山,开辟驳岸曲折的水池或溪流,构筑一些素雅精巧的亭榭、画舫和粉墙、漏窗,种植梅花、芭蕉等江南植物,营造相对曲折的院落空间,还经常抄袭或仿制江南名园中的匾额和楹联。
图1-3-2 明代吴彬绘《勺园祓禊图》局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图1-3-3 潍坊十笏园(贾珺 摄)
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基础的差异,北方的私家园林不可能完全照搬南方私家园林的风貌,虽然长期受到南方的影响,却依旧是北方地域文化的深刻体现,从未失去自身的特色,所吸收的南方元素永远居于次要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北方私家园林并没有沦为南方园林的二流翻版,而是以一种不可替代的北方精神独立于中国古典园林的版图上,与南方私家园林争奇斗艳、各擅其胜。
二、豪门气度与文人雅韵
无论南北,中国古代私家园林的主人主要是官僚、文人和商人三类。这三类人并非泾渭分明,常常有园主兼有两种以上的身份,而且几乎所有的园主都属于地主阶层。通常每一地域的私家园林都由这三类人分别构筑,但不同类型的园主所占比例差异很大。比如苏州园林以退休官宦和文人所建为多,扬州及岭南地区以商人园林著称。北方关中、中原、幽燕地区的私家园林以官僚府宅园林为主,文人园林次之,纯粹的商人园林数量较少;齐鲁地区官僚园林较少而文人和商人园林较多,而明清三晋地区则商人园林占据了绝对的多数。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六大古都,其中长安、洛阳、开封、北京四都均位于北方,南京、杭州位于江南。南京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初的故都,杭州曾是吴越、南宋都城,两者除了明初以外都是偏安王朝或割据政权的首都,其统治区的范围只限于南方。而夏、商、周、秦、两汉、西晋、北朝、隋、唐、五代、北宋、辽、金、元、明、清等王朝的都城都在北方,特别是一些统一而强盛的大王朝几乎都选择北方建都。尽管东晋以后南方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但大多数时期北方依旧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关中、中原、幽燕这三处以都城为核心的地区都是不同朝代的皇家园林的极盛之地,同时也聚集了大量的官僚私家园林。
北方首都地区的官僚品秩和爵位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东汉、魏晋时期盛行门阀制度,形成了特殊的豪门阶层;之后的各个王朝虽然逐渐废除这一制度,但仍以权臣高官、宗室贵族、公侯世家、外戚、大宦官为社会的最上层。这些人不但地位高、权力大,而且占有了大量的财富,其所建园林常常带有特殊的豪门气度。
古代社会贵族、高官地位尊崇,临近天子而远离下层,对政治比较敏感,重视门第和名声,好面子,家资殷富,生活侈糜,贪图享乐。不同历史时期的豪门园林风格虽有差异,但仍然表现出一定的共性,普遍规模较大,厅堂楼阁高峻,具有华贵富丽的色彩,园中景物重视奇石、名花、珍禽、异兽,造园代价高昂,如西汉成帝时期外戚王氏五侯“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2)唐代诗人宋之问为长安韦氏园所作序文曰:“观其奥区一曲,甲第千甍,冠盖列东西之居,公侯开南北之巷。嬴女楼下,吹凤降于神仙;汉妃馆前,游龙走其车马。”(3)其景堪比仙境。
北宋奸相蔡京在东京汴梁拥有东西二园,侵占民地,格局恢弘,《清波杂志》载:“蔡京罢政,赐邻地以为西园,毁民屋数百间。一日,京在园中,顾焦德曰:‘西园与东园景致如何?’德曰:‘太师公相,东园嘉木繁阴,望之如云;西园人民起离,泪下如雨。可谓“东园如云,西园如雨”也。’”(4)可见豪门园林往往由人民血泪铸成。
西晋石崇的金谷园、唐代安乐公主的西庄、明代武清侯的清华园、清代的诸王府花园都是历代豪门园林的典型代表。这种崇尚豪贵奢华的风气对北方园林的欣赏标准产生明显影响,一些富商的园林也模仿豪门,追求富丽奇巧的风格,例如西汉富户袁广汉园、明代米商祝氏园,都以规模庞大、景物瑰丽著称。清代京城上层社会品评园林,经常以是否“富丽”作为最高标准(图1-3-4)。南方历史上虽然也曾经出现过一些豪门园林,比如南宋临安的韩侂胄南园、明代南京的魏国公府西圃等,但总体上根本无法与北方相提并论。
图1-3-4 十九世纪西方版画中的清代北京王府花园宴乐景象——引自:李弘. 京华遗韵:西方版画中的明清老北京[M]. 马思奇,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
《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府大观园糅合了南北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的很多素材,其中较多的地方反映了北方王公府园、官僚宅园和富商花园的特色,以致北京明珠宅园、恭王府花园、礼王园和天津水西庄都曾经被推测为大观园的原型。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私家园林虽以豪门园林为代表,但同样蕴含深厚的文人情趣。身居高位的贵族官僚大多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文化修养很高,一些王公豪门也具有悠久的家族文化传统。北朝、隋唐、金、元、清等朝代的一些私园园主虽为少数民族权贵,但常常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模仿汉族文士赋诗作画,进而兴筑园林以为吟咏之地(图1-3-5)。所有这些都导致北方的许多豪门园林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文人园的雅韵风流。例如晋代的金谷园既是巨富之园,又以清流农田为主景,别有逸趣;清代大学士明珠宅园中建有茅舍,明珠之子纳兰性德专门有诗描写其清雅之景。
图1-3-5 清代质亲王永瑢园居图——引自:杨新.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明清肖像画[M].香港:商务印书馆,2008.
北方也有很多私家园林属于纯粹的文人园林。唐代王维的辋川别业和白居易的洛阳履道坊园、宋代洛阳独乐园、明代北京抱瓮亭、清代北京诗龛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些园林的主人或为官宦,或为布衣,资产有限,所筑园林大多规模不大,建筑朴素,造价也相对较低,主要以澹泊雅致的意境见长。豪门府园在举办园居活动时经常大摆宴席、盛设鼓吹,而文人小园则以诗文结社为主,二者明显有一定的区别。现存的古代北方园林图画中有不少反映了文人在私园中进行诗赋雅集的场景(图1-3-6),赋予园林以深刻的文化属性。
图1-3-6 明代《十同年会图卷》中的文人雅集场景——引自:杨新.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明清肖像画[M]. 香港:商务印书馆,2008.
三、儒家理想与道家情怀
古典园林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反映了各种复杂的哲学思想。园林中经常悬挂、镌刻匾额和楹联,不但对景致有画龙点睛的暗示作用,而且富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值得游者再三品读回味。
北方私家园林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园中的匾额题名及楹联中经常强调儒家的忠君感恩思想以及勤于政事、为官清正的理念。清初著名文人朱彝尊《万柳堂记》曾对官僚私家园林的功能作过一番议论,认为大臣们负担着治理天下的重任,思虑劳顿,需要一定的景观场所来调剂身心,在首都地区修筑园林可以获得休息和思考的空间,并非只是为了游玩。(5)清代道光年间河道总督麟庆在北京东城治半亩园,其正厅云荫堂有联:“源溯白山,幸相承七叶金貂,那敢问清风明月;居邻紫禁,好位置廿年琴鹤,愿常依舜日尧天。”(6)意思是其家族源自长白山,世代深受皇恩,现在园址临近紫禁城,希望能永久地依靠在圣上周围。
北宋名相富弼的洛阳宅园和司马光的独乐园成为贤臣园林的代表,也成为后世北方很多官僚园林效仿的对象。司马光本人所作《独乐园七咏》将园中景致与自己仰慕的董仲舒、严子陵、韩伯林、陶渊明、杜牧之、王子猷、白居易七位古代先贤联系起来,以此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追求。清代文人王源曾经把大学士王熙的怡园比作富弼宅园,认为这两座园林都反映了主人宽广的气量和开明的见识。北京可园主人文煜之侄志和也曾把可园与独乐园相提并论,称其叔父营造可园的动机与司马光造独乐园完全一致。
元代太保库春的大都北郊赐园有赵孟頫所题“贤乐堂”和“燕喜亭”匾额,前者典出《孟子》“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后者典出《诗经》中“鲁侯燕喜”之句,这两部均为儒家典籍。闽海廉访使哈鲁所营嵩山别业辟有莲池,其正堂曰“爱莲”,其孙张闾又改为“益清”,二名均出自北宋大儒周敦颐的名文《爱莲说》。
清代北京成王府园有亭名“恩波”,以明示其水源经过皇帝的特批,含有感戴皇恩之意。嘉庆、道光年间大臣英和的依绿园中有卷阿承荫、信果堂、再思居、守真堂等题额,均表示忠君感恩、重德守贞的理念。此园曾一度被抄没,发还时更名为“承晖”,后来改赐寿恩公主,又改名“承泽”,仍一再强调感恩之意。另有一些匾额、楹联本来就是皇帝御赐,这种道德倾向就更加明显,分别彰显大臣所受的特殊宠信或者夸赞大臣本人的品行风范。
儒家思想强调等级观念,成为封建礼制秩序的理论基础。园林是住宅的组成部分,也必须遵守这套严格的等级规范。封建社会早期的规制比较松弛,因此西汉袁广汉的私园完全可以媲美皇家御苑,魏晋隋唐时期一些豪门园林也穷极壮丽;而明清时期的封建专制日益趋于严酷,私家造园的禁忌也越来越多。大体而言,园林中的厅堂楼阁等建筑不能采用楠木等贵重木材,体量不能太大;清代特别规定京城内的私家园林不得私自引水。历史上也有一些权臣的园林违反了相关规制,其豪华程度甚至超过皇家园林,但往往也受到舆论的谴责。
相比而言,南方地区所受的封建等级制约要宽松一些,而北方首都地区集中了全国品级最高的官员,倾轧斗争也是最激烈的,在造园禁忌方面更为敏感。明清时期北京一些权贵还因为造园逾制而获罪,例如:嘉靖年间外戚张延龄被判死刑的罪证之一就是所造花园过度奢华;(7)清朝嘉庆年间著名贪官和珅被赐死,朝廷颁布的二十条大罪中有一条指责他在北京西郊所造的十笏园(淑春园)的大湖中模仿圆明园蓬岛瑶台搞了几个岛屿以象征“海上三仙山”之景(8)。
中国传统文化有“儒道互补”的特性,道家思想是中国古典园林中另一层重要的文化底蕴。自魏晋时期开始,寄情山水、品赏风景成为上层知识分子所热衷的生活态度,园林也逐渐成为躲避俗世、感悟自然、抒发性灵的重要场所。东晋陶渊明的诗文提倡“田园将芜胡不归”“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使得私家园林进一步成为士人寄托心灵的桃花源。唐代文人把“终南捷径”作为晋身的阶梯,反映了这种道家隐逸情怀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同时一些在职的官员也把园林作为“心隐”的方式融入仕宦生活,如白居易《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9)宋代园林文人气息浓郁,北方很多著名的私家园林都寄托了主人清高、雅逸的志趣,如张清臣退休后在洛阳筑会隐园,尹洙为之所作的园记称:“河南张君清臣创园于某坊,其兄上党使君名曰‘会隐’。……夫驰世利者,心劳而体拘,惟隐者能外放而内适,故两得焉。有志者虽体未得休,而心无他营,不犹贤乎哉。张氏世卿大夫,清臣独以衣冠为身汙,湔洗奋去,目不眡势人。洛阳城风物之佳,有以助其趣者,必留连忘归。始得民家园,治而新之,水竹树石,亭阁桥径,屈曲廻复,高敞荫蔚,邃及乎奥,旷及乎远,无一不称者。日与方外之士傲然其间,乐乎哉?隐居之胜也。”(10)此处强调以隐居为乐,故名“会隐”。
明清以后,北方园林中的道家情怀有减弱的趋势,但依然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贯穿私家园林发展的始终。历史上一些著名的隐士之园或文人草堂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经常成为后世诗文书画的主题(图1-3-7),也屡屡在后人造园时被效仿,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意识。明代官员张延登(字济美)出仕不久即在故乡山东邹平营造园林,预作日后归老之所,著名书画家董其昌为之作《兔柴记》,曰:“宋人有云:士大夫必有退步,然后出处之际绰如。此涉世语,亦渊识语也。读白香山《池上篇》,其所谓‘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书有酒,有歌有弦’者,实为衣冠曹许之助。温公之独乐,卒成谢傅之同忧,有以哉!今观济美张黄门公《兔柴记》,其疏泉奇石,经始戊戌,去解褐才七年耳,已抗枕漱之思。及在掖垣领众,正称耆宿,虽业在匡时,而寻盟之猿鹤,手植之松桂,未尝一日释于怀。是以乞暇急归,而喜可知也。嗟乎!辇下贵人,婴情好爵骡铎马通之外,别无活计。即回首家山,不乏平泉、金谷,亦仅付园丁管钥。作者、游者宾主谁分,求其如白傅之饮一杯吟一篇于池上者,少矣。况能左伊川右康节,著书谈道,焕山川之色而隐起华夷之望如温国者哉!是在兔柴主人矣。”(11)文中言明士人当以朝堂为进处,园林为退处,并引白居易宅园、司马光独乐园、李德裕平泉山居、石崇金谷园以及邵雍安乐窝、王维辋川别业等历史上著名的北方私家园林为榜样。
图1-3-7 清代王原祁仿绘唐代卢鸿《草堂十志图》之一 ——引自:故宫博物院. 王原祁草堂十志图册[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
在历代北方私家园林中可以看到不少以道家思想或隐逸理念作为造园主题的实例。例如北宋退休官僚晁无咎退休后在济州营造了一座归去来园,以陶渊明辞赋为名,园中的景物分别名为松菊、舒啸、临赋、遐观、流憩、寄傲等,均源自陶渊明的诗文,人居其间仿佛随时与这位晋朝高士相伴,对此《耆旧续闻》有载:“晁无咎闲居济州金乡,葺东皋归去来园,楼观堂亭位置极潇洒,尽用陶语名之。”(12)又如明代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宗道在北京内城造小园抱瓮亭,其名典出《庄子》,园中除了树、亭之外的空地都种蔬菜瓜果,完全是藏在城市中的一派农家田园风光,每天派两个小奴背着大瓮不停地浇水。如此不胜枚举,对此著名园林史家周维权先生有精辟的总结:“士人们身居庙堂时讲论儒家的修齐治平之道,一旦进入园林,则仿佛由‘社会人’变成‘自然人’,服膺老庄,返璞归真。”(13)
除了受儒道思想影响之外,北方私家园林也受到佛教禅宗思想和其他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最后这几种思想在和谐的园景中得到统一。学者许纪霖先生的文章中曾经引用李泽厚先生、鲁迅先生和舒芜先生的论断并加以发挥:“中国文化向来重生。无论儒、道、玄、佛,均已肯定现实生命的存在为前提。……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其境界是审美的境界。……中国文化的最好境界是天人合一,这使得它成为一种和谐的文化,或者用鲁迅的话叫‘不撄人心之治’,正如舒芜所分析的:‘……中国文化是自我调节型的,总是通过矛盾的弱化而不是矛盾的强化来维持存在,实现发展。’”(14)北方私家园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体现了各种矛盾的弱化和文化精神的平衡,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对其进行考察,也可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
(贾珺)
(1) (清)陈维崧. 湖海楼全集·诗集[M]. 清代乾隆六十年浩然堂刻本,卷3,王大司马胥庭先生招饮怡园同陆翼王、邓孝威、毛大可、田髴渊、朱锡鬯、李武曾、周次修分赋.
(2) (汉)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98,元后传.
(3) (唐)宋之问. 春日宴兵部韦员外韦曲庄序[M]//(宋)李昉,等. 文苑英华. 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709.
(4) (宋)周煇. 清波杂志·卷6[M]//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宋元笔记大观.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5083.
(5) (清)朱彝尊. 曝书亭集[M]. 清代康熙年间刻本,卷14,万柳堂记.
(6) (清)麟庆. 鸿雪因缘图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第3集,半亩营园.
(7) (清)张廷玉,等. 明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300,“外戚传”载:“延龄尝买没官第宅,造园池,僭侈逾制。”
(8) 赵尔巽,等. 清史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319,“和珅传”载和珅二十条罪款中第十三条为“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
(9) (唐)白居易. 白氏长庆集[M].北京:文选古籍刊行社,1955,卷22.
(10) (宋)尹洙. 河南先生文集[M].清代嘉庆十三年长洲陈氏刊本,卷4.
(11) (明)董其昌. 兔柴记[M]//陈从周,蒋启霆,选编. 赵厚均,校订注释. 园综.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157.
(12) (宋)陈鹄. 耆旧续闻[M]. 清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3.
(13) 周维权. 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322.
(14) 许纪霖. 读一读周作人罢——读周作人研究近著述感[J]. 读书,1988(3):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