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漫长的历史积淀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同时又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目前虽然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得出许多不同的结论，但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课外延伸】

四大文明古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关于世界四大古代文明的统称。分别是古巴比伦（位于西亚）、古埃及（位于北非）、古印度（地域范围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位于南亚）和中国（位于东亚）。

四大文明古国实际上对应着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分别为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印度、中国这四个大型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而稍后的爱琴文明未被包含其中。四大古文明的意义并不在于时间的先后，而在于它们是现在文明的发源地和对所在地区的影响。

一、崇尚统一　绵延不绝

（一）统一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政治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

从政治方面看，中国文化经历了持久的统一过程。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一统”的观念已初步形成。西周的大一统思想，是西周封建和分封制度的产物，如《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还有《礼记・曾子问》中：“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在这两部儒家经典里都集中体现了“天下一统”的观念。春秋以来，孔子心中的理想帝王就应握有一统天下的权威，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²⁾。儒、道、墨、法等各派思想中都潜藏着大一统的身影。而“大一统”一词的正式提出，始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在“大一统”思想中，“大”是作为动词，表“推尊”“推崇”之义；“一”是元，“统”是始，“一统”就是元始，元始就是万物（包括政治社会）的本体。“一统”的本义是指政治社会自下而上地归依于一个形而上的本体，而不是自上而下地以一个最高权力为中心来进行政治范围的集中统一。简言之，一统是指政治上的统一，在西周时期是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周天子。因此，最初的“大一统”概念不是现代人所认为的自上而下地建立一个地域宽广、民族众多、高度集中、整齐划一的庞大帝国。“大一统”是中国早期国家建立之理念，后来才引申为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春秋战国时期，争霸称雄的诸侯国通过兼并战争完成了地区性的统一，国家领土不断拓展，国家权力不断趋向集中。这个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统一基本构想就是，不以种姓分割天下，而以天下包容各族，成为秦统一的基础。这一构想最终由“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秦朝变成了现实。从秦始皇开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³⁾。汉代董仲舒对“大一统”观念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⁴⁾这是说，封建的大一统是天地古今之道，是不可改变的。有了大一统的国家，必须具有适应这种大一统国家的统一思想，只有上下统一，才能保证法制号令规章制度的畅行。自秦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在某个时代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但分裂是短暂的，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认同统一，认为只有统一才能创造开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和文明的社会，国家才能强盛，百姓才能安居乐业。以江山统一为乐，以社稷分裂为忧，大一统思想便逐渐转化为民族文化深层结构的社会心理和永志不移的政治价值取向。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有秦朝、西汉、东汉、西晋、隋朝、唐朝、元朝、明朝、清朝，北宋是不是大一统王朝在史学界尚有争议。中国“大一统”思想为秦以来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国文化的统一性特征，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融合息息相关。民族融合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因杂居相处、互相通婚等原因，社会和文化互相渗透、相互影响，差异性缩小，共同性增多，最终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个民族⁽⁵⁾。民族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其血缘和文化的来源都是多元的。汉族有少数民族的血缘和基因，少数民族也有汉族的血缘和基因，各少数民族间血缘和基因也相互渗透。中华民族是各民族血缘和基因的融合体。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部充满互动和融合、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没有历史上多次民族大互动、大迁徙、大融合，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形成，中国也就不可能长期保持统一和稳定。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大融合主要历经四个时期。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是第三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辽宋金元时期是第四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几个时期都是战乱不息、民族迁徙、互动较大的时期，其结果是造成众多民族交错杂居，互为婚姻，并采用中原文化，汉族也因此得到不断壮大和发展，这又是一种非常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中华民族大融合主要是文化上的融合。先秦时期的夷夏之分，主要是文化的区别，而不是血缘或种族的划分。孔子作《春秋》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春秋大法也。”其大意是中原地区的人如果进入了边远民族地区，采用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地区的人到了中原，采用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族。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文化。先秦时期的“夷夏之辨”所要辨的，并非夷狄与诸夏在种族意义上和血统意义上的差别，而是二者在文明程度上的差别。所谓“以夏变夷”是以较高水平的华夏文化改变较低水平的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采纳华夏文化变为华夏之人的现象较为普遍，如我国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等。华夏之人采用少数民族文化变为少数民族的现象在历史上也有不少事例，较为典型的如夏朝灭亡后，夏桀之子带着本族部分成员迁徙到漠北草原，与当地土著融合，成为漠北的统治者。后因夏王族人数少，逐渐融入匈奴，仅保留龙图腾崇拜的一些习俗。再如北齐的高欢，祖籍渤海蓨（今河北景县南），后移居鲜卑人居住地区怀朔。史称高欢自小在怀朔长大，“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遵同鲜卑”。而高欢不仅有一个“贺六浑”的鲜卑名字，还娶了一个鲜卑贵族出身的娄昭君之后为妻，成为鲜卑化的汉族人。他曾掌东魏兵权，称大丞相，以晋阳为基地，东征西讨。其子高洋建立北齐，追其为神武帝⁽⁶⁾。

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是在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经过长期的融合不断锤炼形成的。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因此，它不是简单的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生命力的表现。具有如此强大的文化生命力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汤因比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种文化的同化力和凝聚力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保持完整性和统一性的内在动力。“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同时汇集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发挥了强有力的同化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未曾分裂和瓦解过。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危机存亡关头，在政治纷乱、国家分裂的情况下，它仍能够保持完整和统一。这一特征是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难以找到的。”⁽⁷⁾

（二）延续性

就世界范围而论，中国古代文化虽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却不是最早的。但在世界上所有古老的文明与文化中，唯有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最顽强的生命延续力。这种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发展至今的一种文化类型。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为民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绝的悲剧，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因亚历山大大帝国占领而希腊化、凯撒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而中绝并沉睡千年。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从未发生。文化学界将七个古代文化——埃及文化、苏美尔文化、米诺斯文化、玛雅文化、安第斯文化、哈拉巴文化、中国文化——称为人类原生形态的“母文化”。而在它们之中，中国文化持续至今而未曾中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力。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化虽未受到远自欧洲、西亚、南亚而来的威胁，但也屡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如春秋以前的“南夷”与“北狄”入侵，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连南下，直至明末满族入关。这些勇猛剽悍的游牧民族虽然在军事上大占上风，甚至多次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政权，但在文化方面，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同化。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在与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几乎都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或飞跃。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与中断，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进步。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新鲜养料，如游牧民族的骑射技术，边疆地区的物产、技艺等，从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犹如万里长江，是由无数高山上的涓涓细流，汇合成奔腾的大河，一直向前发展，从不中断，直到汇入大海。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中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汇入综合了我国各民族的智慧，形成了独特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体系，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伟大奇观。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见图2-1）的《建造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二、伦理至上　心怀天下

（一）重人伦、轻自然

中国传统文化有各种表现形态，居中心地位的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以儒家伦理中心主义为出发点的信念。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不仅决定了中国古代人的文化人格，而且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成熟的伦理文化之一，两千多年前便形成了较完备的理论形态和实用化、世俗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积极的入世功能。它之所以能够绵延不断，作用至今，实在得益于伦理—政治这一文化类型的粘合作用。

道德作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的纽带，总是与政治问题密不可分，成为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其突出表现则是“德政”思想，即强调道德感化作用和身教作用，不仅把道德实现视为人生实现的最真实内容，还是政治上的最终目标，同时把道德的社会政治的实现视为理想的社会形态。伦理—政治型文化观认为，道德人格在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有一种无形的，然而却是强大的影响力，道德威力是一种比法律更为重要、更为有效的统治手段。封建统治者主要用伦理训条，而非法律精神治理国事；每个人首先考虑的不是遵从国家法治，而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履行伦理义务。中国传统文化以德立言，提出“内省”“慎独”等系统的道德修养理论，作为个体自我修养的原则。“修身”是中心环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内容，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乃是在修身基础上“明明德”的三个扩展步骤，即所谓以内圣求外王，提倡立德、立功、立言等。至于中国历代名贤则是以自己的实践，正面强化了立德、立功、立言的思想，引导人们以求善名为立身行事的重要目标。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对维护专制王权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受到统治阶级的格外推崇。因此，它很难摆脱保守主义的局限，在封建社会条件下，也难以突破宗亲血缘关系而达到趋向人的独立价值存在和自主人格的人学本体层次。它在维护既定社会结构的稳定和人伦关系和谐的同时，也失却了改造现实、引导人们进取开拓的超越目的性力量。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是“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不把外在自然界作为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来研究，而把它作为一个具有人伦情感的整体来体验，其结果是不注重探求自然规律，只注重践履人伦关系、道德原则。儒家思想在这方面表现特别明显。以孔子为例，据统计，《论语》中有关自然知识的材料共54条，涉及天文、物理、化学、动植物、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现象，不可谓不丰富，但究其内容都是“利用自然知识以说明政治、道德方面的主张，而不以自然本身的研究为目的”。古代哲人们普遍认为“万物与我为一”，单纯自然的东西被看作雕虫小技。孔子曾背后斥责热衷于农耕园圃的学生樊迟为“小人”，强调“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⁸⁾；汉代董仲舒、唐代韩愈都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这种精神宗旨，宋明理学更是把关于伦理道德的知识看作唯一真正的学问。中国封建教育制度与科学技术相脱节，教育内容、考试内容都排斥科技知识，用行政力量将儒家重人伦、轻自然的传统固定下来，尤其是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更驱使士人记诵章句之学，对儒家经典奉若神明，而在古代学术史上，关于严密逻辑结构的理论和关于技术性控制的实验，以及二者之间相互联系验证的操作，都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从汉唐到宋元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当16、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产生并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中国却落后了。直到19世纪为止，中国思想史上从来没有出现一次科学革命，中国的自然科学长期停留在经验或技术的水平上，没有形成近现代形态的各种自然科学理论体系。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而轻自然的倾向，也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

（二）群体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以社会群体作为价值主体形成了一种社会本位的价值系统。社会群体被看作产生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以社会群体作为产生文化价值的实体。肯定社会群体的价值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一切价值和意义皆是由社会群体派生出来的。相反，一切个体皆没有独立的自己的价值。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完全是由社会群体派生的。一切个体只有在满足社会群体的要求、实现社会群体的利益时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一切对个体有用的东西如果不把它纳入社会群体的价值系统中就得不到价值肯定。个人不但不是独立的价值实体，也没有衡量、评价价值的独立地位。整体主义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它认为群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的个性、尊严、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偶然的。以家族、血缘、宗法和自然情感为脐带，培养群体人格，于是，以天下为归依的“孝”和“忠”便成为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其中，孝视为忠的基础。“为家尽孝”和“为国尽忠”也成为中国人推崇的两大美德。

（三）宗法制

中国社会的最大特征是家族本位，家构成社会的本位与本体。个体的社会角色首先是家庭成员，然后才是社会公民。血缘在中国伦理中，不仅是一种基本的人伦关系，而且是其他一切关系的前提。在血缘文化中，由于社会伦理是从家族中诞生的，家庭命运也就是个人命运，家族便成为中国伦理的本位。

就生产力而言，中国传统社会属农业社会形态，其社会的基本单位为家庭。家庭承载着生产、生活和繁衍后代的主要功能，由家庭为中心辐射和扩散的血缘关系形成农业社会的主要联结纽带。从家庭—家族—宗族的血缘关系衍生出维护和强化这种关系的宗法文化，并上升为儒学，成为中国古代的正统和主流文化。宗法，是指调整家族关系的制度，它源于氏族社会末期的家长制，依血缘关系分大宗和小宗，强调前者对后者的支配及后者对前者的服从（见图2-2）。中国君主制国家产生之后，宗法制与君主制、官僚制相结合，成为古代中国的基本体制和法律维护的主体，在历史上还是西周的重要政治制度。这种宗法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理论化、组织化的宗庙族祠制度，是宗法制度赖以存在发展的基础。在宗法文化主导下，国家也成了皇帝的家天下。两千年来，中国历经多次改朝换代，也出现过动乱分裂，但政治文化的主体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核心仍是宗法文化。宗法文化至今仍影响着现代中国，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层面。

中国传统文化往往是把人作为整体的“类”来理解，即认为人是社会动物，把人的个体价值归结为人的社会价值，以社会标示个人，强调人的社会义务与责任，强调人对社会的服从。个人在宗法血缘的纽带上，在家与国同构的网络中，都有一个特定的位置。这个特定位置是个人存在的根据，个人正是凭借这个位置，与他人组合成个体与社会的一体化结构。要求人们推己及人，营造社会群体的团结和谐氛围，还要求人们对社会有牺牲奉献精神，用以维系社会群体的存在和发展。这样，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整体关系的联系，在外观上都蒙上温情脉脉的宗法血缘的面纱。

中华民族因为群体意识的作用，有着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讲求为国为民献身，以一己之私为耻，促进了个体对家国义务的履行，民族传统文化因而能经受种种冲击、考验，连绵不断，长久不衰。然而，它也诱发了家长主义、王权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抑制了人的个性和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四）民本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渊源深远。民为邦本思想在夏朝就已出现，始见于《尚书·五子之歌》⁽⁹⁾“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为祖先早就传下训诫，人民是用来亲近的，不能轻视与低看；人民才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牢固，国家才能安定。孔子曾指出：“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¹⁰⁾荀子还曾形象地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¹¹⁾荀子认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¹²⁾。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¹³⁾的“民贵君轻”说，并以此构建了以“仁政”为核心，以性善论为基础和特色的完整学说。孟子的民本思想与国家利益、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呼吁关心、关注民众的利益和疾苦。《春秋·谷梁传》则说“民者，君之本也”。民为邦本的思想在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秦王朝遭到摒弃，但通过秦末农民起义和秦王朝的速亡，人们对这一思想进一步加以肯定。西汉的政治家贾谊不仅重新强调“民者，诸侯之本也”，而且具体指出“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¹⁴⁾。唐太宗李世民则从隋亡的教训中，总结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¹⁵⁾的道理。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民本思想经过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崇老尚古　持中守正

（一）尊年尚齿

宗法伦理的基本精神要求“尊年尚齿”⁽¹⁶⁾。尊年尚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形成于尧舜时期，西周时期为统治需要在全国推行尊年尚齿的制度，形成了中华尊年尚齿礼制，其主要内容有：收养外族长辈；国家设置官吏，专门负责尊年尚齿；免除徭役，生活上给以保障；政治上给以优待；礼仪程序中有尊年尚齿的内容；政治体制上体现出对老者的尊重与重用等六个方面。尊年尚齿经过历代封建王朝的改造和推行，成为维护贵族统治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准则。首先，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老人代表经验和传统，“老”意味着智慧、德行、威信、权力等，因此孟子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¹⁷⁾传统的传授、监督、检查的权力都集中在长者手中。老人集家长、师长身份于一身，在他的生活范围里，既是专制的君主，又是神圣的教主。其次，对于年长于己者的尊敬称为尚齿，尚齿要求按出生年月排列以示尊重。因此，儒家视“孝”为“仁”之本，而孟子的仁政理想中对老人的衣帛、食肉都作了构想。尊年尚齿传统客观上保留了古文化，有利于继承发扬传统，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因循守旧、依傍前人的思想作风，阻碍了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二）信而好古

任何民族文化中都有对历史的回顾和对未来的憧憬。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是以上古的“黄金时代”为价值取向，以恪守宗法伦理道德作为最高的人格理想，以宗法社会的传统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一方面，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宗法社会，只求稳定不求发展，以尚古为美德。政治伦理讲正统，学术思想讲道统，文学艺术讲文统，信而好古⁽¹⁸⁾，“我注六经”⁽¹⁹⁾。崇古的同时，又以经验至上，人们总是回头向过去寻找社会理想，法先王之道，复“三代”之礼，把上古三代时期氏族社会的粗陋生活图景当作最高的社会追求和理想境界。另一方面，求稳喜静，厌恶变革。一切可能给生活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的东西，都使人紧张、担心。多言多败，多虑多事，认为社会变革不是无事生非，也是自寻烦恼。崇古意识的浓厚，还表现为祖先崇拜与先王崇拜观念。原始宗教中就形成祖先崇拜，殷周时代把天帝与祖先神联结到一体，形成先王崇拜。儒墨道法各派皆法先王以重其说，借先王以推行其政治理想，其中又以儒家的先王崇拜观念最典型、最完善，对后世影响最大。宗法社会本所固有的尊祖敬宗的伦理观念，被儒家理想化、完善化，得到进一步强化。先王崇拜与尊祖敬宗皆是以宗法社会尚古心理为内在依据，经过思想家们的理论强化，遂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特征。

（三）致中和　守正道

中和是中庸之道的主要内涵。中和，本指中正平和，以后引申为符合中庸之道的道德修身境界的一种原则。中和出自《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句话的意思是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叫作中；喜怒哀乐情绪表现出来适度有节，叫作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务本）；和是天下通行的道理（乐本）。君子达到中和，天地都会赋予他应有的位置，万物均能各得其所，达到和谐的境界。中国人有着强烈的“中”的意识和崇拜，中国古代特别注重中土、中原、中州。中原与四夷，以及由此而扩展延伸的四海、九州、神州、天下，这和中华文明发源地中原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紧密相关。西周初年周公（姬旦）⁽²⁰⁾就在阳城（今登封市告成镇）建立了周公测景（影）台⁽²¹⁾（见图2-3），以为此地是天下之中。他认为，在天上北极星是众星之王，号称“天帝之星”，位于天的中央。那么观星台就必须建在地的中央。经测定，他认为阳城为“天下之中”。于是，他就在这里立圭表测日影。其制与《周礼》所记土圭测日影之说相符。

【知识小贴士】

《中庸》，原为《礼记》之一篇，旧说《中庸》是子思所作，其实是秦汉时儒家的作品，中国儒家的经典之一，它也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北宋随着义理之学的兴起，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庸》是我们民族的古典哲学，曾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然光芒四射，为世人所瞩目。

守正，语出《汉书·刘向传》：“君子独处守正，不桡众枉。”正，即正气，它代表着一种正义的精神和堂堂正正、至大至刚的人格力量。《史记·礼书第一》曰：“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司马迁认为有周以来，礼崩乐坏，世风良莠不齐，他号召人们要分辨是非，恪守正道，弘扬正气。守正，就是守住责任与担当，守住良知、守望高尚。守正，就要胸怀正气、行事正当。守正，就是要恪守正道。“正”者，大道也，既包含道德操守，又包含客观规律，还包含正确理论。一切被实践所证明了的正确东西，以及从无数次成功失败中得出的宝贵经验，都谓之为“正道”。《礼记·大学》论道：“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守正”是根基，一些根本性的东西被抛弃了，或变得似是而非，随之而来的往往不会是我们向往的自由和幸福，而是混乱和灾难。守正对于个人来讲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亦是如此。一些国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原因很多，但在守正与出新中迷茫，盲目求变而失去根基，是其重要原因。

【名言典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出自《孟子·尽心上》，意思是穷困时就洁身自好修养个人品德，得志时就使天下都能这样。相传孟子对宋勾践说：“你喜欢游说各国的君主吗？我告诉你游说的态度：别人理解也安详自得；别人不理解也安详自得。”宋勾践问：“怎样才能做到安详自得呢？”孟子说：“尊崇道德，喜爱仁义，就可以安详自得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德。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所以安详自得；显达时不背离道德，所以老百姓不失望。古代的人，得意时恩惠施于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身以显现于世。穷困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意思就是，当一个人被时代和当局所器重时，就要负起重任，就要有所作为；在不被人看中时，就要不断地完善自己，甘于寂寞，修身养性，博闻强识。

四、兼收并蓄 多元一体

中华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拥有巨大的包容性，即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从中华文明的发源上看，中华文明并非仅有黄河一源，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二者在发生的时间上是相同的，但有不同的特征。如果说黄河文化具有内陆文化的特征，那么由于长江自古以来航运便利，出海口通畅，长江文化已带有海洋文化的特征。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反映在文化思想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诗经》作为写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产生在黄河流域；而浪漫文学的鼻祖《离骚》，则产生在长江流域。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和孟子，诞生在黄河下游；道家思想的代表老子和庄子，诞生在长江中游和下游。自古以来，黄河和长江这“两源”文化，就相互交融而各自存在。中华文化除了起源是多元的，学术思想也是多元的。儒、释、道三家并存，就是学术思想多元的表现。儒家在汉代地位隆起，直至唐宋元明清，一直占据主流。另外，老子、庄子的思想同样对中国文化有重要影响，他们的思想倾向于“自然化”，出发点和归宿都本诸自然，这与孔孟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讲孔孟是社会化的思想，所面对和解决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老庄所面对和解决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主张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弃绝任何目的性的刻意人为，而以随顺自然、崇尚自然、自然而然为旨归。除了孔孟代表的儒家、老庄代表的道家，还有佛教思想和道教思想。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产生于东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于南北社会，一直影响到后世，今天仍然存在。佛教是在东汉时期自印度传来，南北朝时期和隋唐时期佛教势力很大。佛教试图解决人生的痛苦特别是生死问题，给个体生命以精神的出路。佛教内部有很多宗派，经历了长期的中国化过程，直至演化出禅宗，主张通过自修达至精神的超越之境。在中国文化里面，除佛教、道教之外，儒家也一向称为“儒教”。需要解释的是，“儒教”的“教”，不是宗教的意思，而是教化的教。古代的官员，一般都负责一方的教化。唐以后有一种说法叫“三教合一”，就是说儒、释、道三家，不是有你无我、互相排斥、水火不容，而是互补共生的关系。在此可见儒家思想的包容性。因为自汉以来，儒家一直占据主流思想地位，如果不是儒家的包容性，佛道两家不可能获得充分发展的空间。儒、释、道关系，历来是互补的。由于儒家思想的包容，中华文化滋生出另一个特点，就是“不排外”，即使偏远地区，比较闭塞的地区，那里的民众也不排外，对异风异俗，能够采取一种尊重和欣赏的态度。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所谓“一体”，不是单指汉族，而是指整个“中华民族”。南北朝时期人才鼎盛，可以看到多民族竞争并立的局面。唐朝与东西南北各族的交流交往非常频密，和中亚文化互动频繁。唐朝之所以出现盛世局面，主要在于它的开放与包容。胡人和很多国家的人都可以到长安为官，和日本的关系也很热络⁽²²⁾。因此，“中华”是个大包容的概念，中华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兼收并蓄和多元一体。

【重大发布】

2018年5月28日，国家文物局发布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于2001年被正式提出，201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4期完成结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的文明。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同时丰富了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认知，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