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深化再次推动我的学术生涯“升级”

我国真正全面地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时间，实际上起始于1984年，因为这一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正式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个决定未正式公布的1983年，中国经济学界实际上已展开了对有关问题的讨论，这时我已经硕士毕业参加工作，因而也加入到这场讨论中，但在讨论中深感在学术上力不从心。刚好在这个时候，即1983年，我国开设了博士学位教育制度，我有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当时我国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少数几所名校，我最后决定报考当时作为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学府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系，导师是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在作出考博决定之后，我全身心地投入极为艰辛的考试复习之中。因为报考的是名校与名导师，而我又出身于中国西部的高校，在学术地位及信息和思维方式的转递上，似乎劣势很大，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所以倍感压力，几乎是玩命地复习各类要考的科目，没有了节假日，除了工作时间之外的所有能利用的休息时间都用于复习之中，晚上几乎没有在12点之前休息过，有时晚上就住在办公室，几个办公桌一拼就是床。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真是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似乎浑身都是用不完的劲。

虽然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的认真准备，但1984年5月去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大）参加博士生考试时，心情仍然感到很紧张。当时人大刚刚开始招收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因而考试制度极其严格，专业课不仅有笔试，还有面试，要面对好几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提问，而且外语考试也极其严格，不仅有笔试，还有专门的听力考试。在经过考试与人大的反复审核之后，我终于被人大经济系录取了，与我同时考取卫兴华教授博士生的，还有后来曾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洪银兴教授、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经济局局长的李连仲研究员，我们三人成了卫兴华教授博士生的开门弟子。

回顾我的求学经历，我感到对我来说，似乎考试是上升的唯一通道，只要是用考试来选人，我似乎都能如愿以偿，因而感到考试才能较为充分地反映机会的公平。现在我国改革高考制度及研究生考试制度是对的，但绝不能取消考试制度，若取消了考试制度，也就没有了真正的机会公平。考试制度虽然需要改革，但考试制度现在仍然是众多选人方式中最能充分反映机会公平的有效方式。

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之后，在入学报到时，我有两个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是人大真是名师汇集的地方，这些著名学者的专著及论文早就影响过我，有的书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读过，像徐禾教授主编且人大许多教授参加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我1973年就看过。另一个是同时入学的各学科的博士研究生都很厉害，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入学前就已在学界崭露头角，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论文，同学中真是精英齐聚。后来我才发现，中国人民大学在1983年、1984年、1985年、1986年、1987年这几年入学的博士生，基本上都是我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中期这二十余年在社会上积累起来的一批精英，这与“文革”这个特殊的年代打破教育的正常秩序有关，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法按正常教育秩序读书，因而教育秩序一旦走向正轨，他们就涌现出来了。人大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所以在学术上极为活跃并处于前沿地位，实际上与这一时期入学的博士生有关，因为他们当时都是以人大博士生的名义发文章的，显现出的是人大的学术地位和水平。这些博士生毕业之后，大都成为自己所在学科的学术骨干，直到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在本学科中有话语权。当然，他们中也有不少人进入政界与商界，成为政商两界的精英。

正因为在人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具有良好的师资资源和同学资源，所以在人大攻读博士学位的几年，深感学习环境甚好，这里既有名师的指点，也有同学之间的相互启迪。回想起来，那时的正能量似乎很强，虽然生活很清贫，也少有娱乐，但学习积极性都很高涨。同学们经常熬夜到12点才用电炉子煮点方便面作为宵夜，而这个时候也正是同学们在学术及信息上相互交流的时候，大家端着方便面这样的宵夜相互串门，边吃边聊，很是开心。那个时候，同学们之间真是一种“比学赶帮”的味道，使我感到不努力就会落伍，就会被淘汰，同学之间的带动力确实很强。我深深感觉到，与“高人”在一起，自己最后也不会太“低”，但与矮子在一起，自己最终也“高”不到哪去。强者之间的竞争，确实具有正能量的推动力。因此，生源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高校的水平与发展。

我在人大攻读博士学位的几年中，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全面展开并逐步深入的几年。当时北京经济学界的思想极为活跃，各种有影响的“沙龙”及研讨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展开，而且极为频繁地举行，几乎每天都有，我们这些博士生也成了积极的参与者，我与中国经济学界众多人士的开始交往，大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当时的各种研讨会中既有经济学界的“元老级”人物，也有中青年中的后起之秀，人们的思想之活跃、所探讨的问题之尖锐和敏感，都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后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思路及战略举措，大都在此时期就已经提出来了。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是非常值得我们怀念的一个重要时期。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变革，为中国经济学界提供了坚实且广阔的舞台，经济改革的实践不断向经济学工作提出理论挑战，这种理论挑战促进了经济学的繁荣和进步，反过来，这种学术上的繁荣与进步，又直接地或间接地甚至是潜移默化地为经济改革的实践提供了方向上坚定性与操作上的思路。正是这种实践与理论上激烈变革的20世纪80年代，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一直到现在，在中国经济学界都还有话语权的一些人，大都是成长于这个时期。时势造英雄，这句话确实千真万确。没有中国改革开放这样的历史巨变，就不会有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批著名经济学家。我的经济学人生，也正是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当时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之所以不断有论文甚至著作的出版，就是因为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厚实践，实践推动了学术上的进步。从这点上讲，我们这代经济学工作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幸运儿和受益者。

回顾1984年到1987年在人大攻读博士学位的这几年美好时光，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的良好学风及拼搏精神，学习期间似乎很少有人谈论赚钱及毕业后的去向，而是专心做学问，将做学问作为头等大事，好像别的事与自己都关联不大，感到如果没有论文发表将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因而大家在一起谈论最多的事是学术上的事情，是改革实践中的新动向及新信息。那个时候发论文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杂志数量有限，再加之存在不少不能触碰的意识形态的“红线”，所以论文一旦发表，就非常兴奋，为自己的努力被认可而感到欣慰和快乐。到后来，随着学术名气的提升，再加改革的深入和意识形态约束的减少，论文发表的数量越来越多，稿酬的收入也相当丰厚，到博士毕业时，虽然并不像有钱人那么富有，但好像在生活中已没有缺钱的困扰，当时深感书中其实也有“黄金屋”。但是，那时候做学问并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探索真理，所获稿酬仅仅是对自身努力的一种肯定而已。为钱做学问并不是真正的做学问，受利益诱导的学问往往是伪学问，甚至会为某些利益集团的非正常利益进行辩护，因而做学问需要平常心和求实的精神。

良好的学习环境及社会氛围，使得我在1987年9月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于10月完成了答辩，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先生是我博士论文的主要评阅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参加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博士论文答辩之后，又紧接着根据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培养计划东渡日本，与日本都京同志社大学经济学部的世田友三郎及筱原縂一先生进行了一年左右时间的共同研究。共同研究完结之后，我才算正式博士毕业。我记得有位学者说，中国博士分为四类：官博（即为官之后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商博（即成为成功商人后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教博（即在高校工作期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学博（即按常规考试并完全脱产攻读博士学位），我是属于典型的学博，很辛苦地攻读到了博士学位。

在求学生涯中，不能不提1987年10月去日本同志社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因为那次是以博士研究生身份去的，属于中外联合培养博士项目，因而也是我求学生涯的最后一站。这是我第一次出国。那时出国并不像现在这么容易，而是很难的，不仅要政审，而且要集中培训，培训主要是要强调政治纪律，强调要增强抵抗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诱惑的能力。我记得当时培训地点是在北京语言大学内。因为这是我有生第一次出国，一到日本，就被日本当时的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有、基础设施现代、公众文明程度极高等现象所震惊。这与我过去在国内受教育时所知道的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一样，当时的教科书使我以为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都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贫困交加。我当时的心情很纠结，想不通为什么有人要骗我们？我记得当时在日本研修期间，有一位老干部出身的经济学家来日本，据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出国，我接待他时，他很认真地告诉我，让我好好研究一下资本主义经济繁荣背后的剥削罪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腐朽性的新特征，我当时不知如何应答。我后来明白了，一个人以一生精力去批判的资本主义与他看到的根本不一样，而他又不可能对自己一生的奋斗历程自我否定，因为自我否定实际上是更痛苦的事，因而他最后的选择就只能是生活在自身的精神世界中。

在从小学到大学的求学过程以及后来的研究生学习实践中，我慢慢悟出了人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在人权上人们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但人与人实际上是有很大差异的，这种差异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是人的自然禀赋，也就是由人的各自基因决定的天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自然禀赋的差异导致了人的极大差异，比如在同等条件下，有人可以考取名牌大学，而有人甚至连大学都考不上；另一个是初始禀赋，即家庭所带来的禀赋，包括家庭在经济生活、社会地位、文化素质等方面带来的禀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初始禀赋也会引起人的差异；还有一个是机会禀赋，即社会所提供的机会禀赋，也就是社会是否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如果社会不能提供平等机会，将无法显示人的真正能力，例如“文革”时期取消了高考制度，那么再聪明的人也无法上大学，因而机会禀赋也是很重要的。从理论上讲，似乎上述三种禀赋都好时，一个人可能会获得巨大成功。但在现实中，三种禀赋都好实际上是极为困难的，能有第一种禀赋与第三种禀赋的组合就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