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托利俱乐部的东边，“为国献身者”萨什摩大道分成两股之后，有一座小清真寺。拐弯就进入一片安静的聚居区。一片拥挤的狭窄小巷和普通中产阶级房舍。
曾经，这片聚居区有两个池塘，椭圆形，彼此紧挨着。池塘后面是一片几英亩大的低地。
季雨过后，池水上涨，淹没了池塘之间修筑的路堤。低地也积满了三四英尺深的雨水，一年好几个月就这样淹着。
积雨的平地密密匝匝覆盖着水葫芦。这种漂浮的水生植物生长迅速。它的叶子使水面看着像是实地。绿色与天空的蓝色形成鲜明对比。
池塘周边零零散散是一些简陋的小屋。穷人涉水寻觅可吃的东西。秋天白鹭到来，白色羽毛给城市的烟灰弄得脏兮兮的，它们一动不动等待着猎物。
加尔各答气候潮湿，蒸发是很缓慢的。但最终太阳还是烤干了大部分积水，潮湿的土地又露了出来。
苏巴什和乌达安走过低地无数次了。这是去邻里外围一个运动场的捷径，他们在那里踢足球。避开水坑，踩过一簇簇尚在原地的水葫芦叶子。呼吸着潮湿的空气。
某些生物产下的蛋能够忍受干旱的季节。另一些生物为了谋得生存，把自己埋在淤土里，模拟死亡，等待雨季回归。
2
他们从来没有踏足托利俱乐部。像这一带大多数人一样，他们已经走过俱乐部的木制大门、它的砖墙成百上千次了。
一直到四十年代中期，他们的父亲还经常从围墙外头观看赛马绕着赛道奔驰。他是站在街上看的，站在那些买不起门票，或者进不了俱乐部场地的下注者和看客中间。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苏巴什和乌达安出生前后，围墙增添了高度，公众也就再也看不到里面的情形了。
邻居比斯米拉在俱乐部当球童。他是穆斯林，印巴分治以后仍然留在了托利冈吉。他以几个派士[1]的价钱，卖给他们球场上丢失或扔掉的高尔夫球。有的球被划开了，像皮肤上的刀口，露出粉红色的橡胶状内里。
起初，他们用棍子来回击打这种有凹痕的小球。于是，比斯米拉再向他们推销了一根铁质推杆，杆身略有弯曲。一名沮丧的球员用推杆猛击一棵树，把它损坏了。
比斯米拉向他们展示如何向前屈身，手握在哪里。大致确定了游戏目标之后，他们在泥土中挖洞，再试图把球摆弄进洞里去。需要一根不同的铁杆才能把球打得更远，但他们无论如何还是使用推杆。可是高尔夫不像足球或板球。不是兄弟俩可以满意地即兴发挥的运动。
在运动场的泥地上，比斯米拉勾画出托利俱乐部的地图。他告诉他们，会所近旁有一个游泳池、几间马厩和一个网球场。还有餐厅，那里茶水是从银质茶壶里倒出来的，又有台球和桥牌的专用房间。留声机播放着音乐。调酒师身着白色大衣，在调配被称为粉红佳人和杜松子酒的饮品。
俱乐部的管理层最近修建了更多的界墙，以防闲人闯入。但是比斯米拉说，西边有几段铁栅栏，还是可以钻进来的。
他们等到天擦黑，那时高尔夫球手为了躲避蚊子，已走出球场，回到会所喝鸡尾酒去了。他们保守秘密，没有向邻里其他男孩提及他们的计划。他们走到这边路角的清真寺，它的红白色尖塔与周围建筑物迥然不同。他们拿着铁推杆和两个空煤油罐，上了主路。
他们穿到技师制片厂的另一侧。他们朝稻田走去，阿迪恒河[2]一度流过那里，英国人也曾从那里开船去恒河三角洲。
这些日子，河道成了死水，两旁排列着从达卡、拉杰沙希和吉大港逃难过来的印度教徒的定居点。加尔各答容纳却又忽视了这些难民人口。自从十年前印巴分治以来，他们已经占领了托利冈吉许多地区，犹如季雨淹没那片低地。
一些政府工作人员通过交流计划找到了接待家庭。但绝大多数是被剥夺了祖先土地的难民，他们如浪涛般涌来。先是快速的涓流，随后就是洪水。苏巴什和乌达安记得他们。一场冷酷的行进，一片人类的牧群。头上几个包袱，婴儿缚在父母胸口。
他们用帆布或茅草建造窝棚，以竹编做墙壁。他们没有卫生设施，没有电力。住在垃圾堆旁边的棚户中，住在任何找得到的空间里。
因为他们，两岸即是托利俱乐部所在地的阿迪恒河，现在成了西南加尔各答的一条下水道。因为他们，俱乐部额外增添了围墙。
苏巴什和乌达安没有发现铁丝围栏。他们在一处围墙较低可以攀爬的地方停下来。他们都穿着短裤，口袋里塞满了高尔夫球。比斯米拉说，他们会在俱乐部内找到更多，那里球散落在地上，跟罗望子树落下的荚果混在一起。
乌达安先把铁推杆抛过墙去。然后是一个煤油罐。站在剩下的煤油罐上，苏巴什足可以爬上围墙。但那时候乌达安矮了几英寸。
你把手指扣起来，乌达安说。
苏巴什双手扣在一起。他感觉到弟弟脚的重量，他磨损的凉鞋鞋底，然后是他整个的身体，一瞬间都压了下来。乌达安迅速爬了上去。他骑在墙上了。
你搜索时，要我在这边望风吗？苏巴什问他。
那有什么好玩的？
你看到了什么？
你自己来看。
苏巴什将煤油罐拨到墙根。他踩上去，感觉到油罐的空心结构在他脚下滚摆。
我们走吧，苏巴什。
乌达安调整了一下姿势，慢慢下降，直到这边只看得见他的指尖。然后他松开手，掉落下去。苏巴什可以听见他用力过后在喘着粗气。
你没事吧？
当然没事。该你了。
苏巴什双手抓住墙壁，用力往胸前抱，刮破了膝盖。像往常一样，他不确定到底是乌达安的大胆令他沮丧呢，还是自己的缺乏胆气叫人气馁。苏巴什十三岁，比弟弟大十五个月。但是没有乌达安，他都找不到自我。在他最早的回忆中，兄弟俩每时每刻都在一起。
突然之间他们再也不在托利冈吉了。他们可以听到街道上川流不息的车辆，但再也看不见。他们四周围绕着巨大的炮弹树和桉树、红千层和素馨花。
苏巴什从未见过这样的草，像地毯一样均匀，贴着倾斜的地势展开。此起彼伏，仿佛沙漠中的沙丘，又如海水轻柔的荡漾。果岭的草皮修剪得非常精细，他用手轻轻一压，感觉就像苔藓。底下的地面平整得像剪了短发的头皮，而草的色调显得更浅一些。
他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看到这么多白鹭，他靠太近的时候都飞了起来。树木在草坪上投下傍晚的阴影。他抬头看时，只见光滑的树枝分了好多叉，好像一个女人身体的禁区。
侵入他人地盘的兴奋，被抓住的恐惧，令他们都有点眩晕。但是没有人发现他们，没有步行或骑马的守卫，没有球场管理员。没有人过来赶他们出去。
他们开始放松，发现沿着球场插着一系列旗子。球洞像是地上的肚脐，装有杯子，标示着高尔夫球应该去的地方。到处点缀着浅浅的沙坑。球道上的水坑，奇形怪状，就像显微镜下观察的液滴。
他们远离主入口，不冒险靠近会所，那里有外国人夫妻挽着手臂散步，或者在树下的藤椅上闲坐。比斯米拉说过，时不时，这里为一个仍然生活在印度的英国家庭的孩子举办生日聚会，吃冰激凌、骑小马，蛋糕点上蜡烛。虽然尼赫鲁是总理，但主客厅上悬挂的仍然是英国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肖像。
在他们的无人留意的角落，在一头迷路水牛的陪伴下，乌达安有力地挥杆。双臂举过头顶，摆出姿势，挥舞铁推杆就像一把剑。他撕开了原生态的草皮，在一个水池里丢了几个高尔夫球。他们在深草区寻找补充的球。
苏巴什放哨，留神倾听红土大路上马蹄走近的嘚嘚声。他听到啄木鸟的嗒嗒声。还听到镰刀割草的嚓嚓声，俱乐部某个地方正在手工修剪草坪。
几群豺狗打堆直坐着，黄褐色的皮毛夹杂着灰色。天光渐渐暗淡，几只豺狗开始寻找食物，瘦长的身形沿着直线跑动。它们烦乱的嚎叫在俱乐部回荡，看来时光已晚，两兄弟该回家了。
他们留下了那两个煤油罐，一个放在围墙外标记地点。一个留在俱乐部里面，他们仔细藏在了灌木丛后边。
随后几次到访，苏巴什收集了一些羽毛和野杏仁。他看到秃鹫在水坑里洗澡后，散开翅膀晾干。
一次他发现一只从莺巢里掉下来的蛋，居然完好无损。他小心翼翼地捧回家，放在一个装糖果的陶罐里，用树枝盖着。蛋最终没有孵化，于是他在屋后花园的杧果树底下挖了一个洞，把它埋了进去。
随后的一天晚上，他们从俱乐部里扔出铁杆，翻墙出来，却发现墙外的煤油罐不见了。
有人拿走了，乌达安说。他开始搜寻。光线很暗。
你们两个小子在找这个吗？
说话的是一名警察，不知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他正在俱乐部周围巡逻。
他们可以分辨他的身高、他的制服。他拿着煤油罐。
他走近几步。看见地上的铁杆，拾起来，细细查看。他放下煤油罐，打开手电筒，一个个照他们的脸，再把他们从头到脚照了一遍。
两兄弟？
苏巴什点了点头。
口袋里是什么？
他们掏出高尔夫球，都交了出去。他们看着警察把球放进自己的口袋。警察留了一个在外，把它抛到空中，再用手接着。
你们是怎么弄到这些的？
他们不作声。
今天有人邀请你们，到俱乐部打高尔夫？
他们摇了摇头。
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这些球场是限制入内的，警察说。他把铁杆轻轻靠在苏巴什的手臂上。
今天是第一次进去吗？
不是。
这是你的主意吗？难道你还没长大，不懂事？
这是我的主意，乌达安说。
你有一个忠实的兄弟，警察对苏巴什说。想要保护你，愿意承担过错。
我这次就饶了你们，他继续道。我不会向俱乐部提起的。只要你们不再明知故犯。
我们不会再来了，苏巴什说。
很好。要我护送你们回家见父母呢，还是就在这里结束谈话？
这里。
那么转过身。就你。
苏巴什面朝墙壁。
再走一步。
他感觉到铁杆击中了他的臀部，然后是腿肚子。第二次打击的力量，只是一瞬间的接触，就打得他匍匐在地。伤痕需要好些日子才能平复。
他的父母从来没有打过他们。他开始没有感觉到什么，只有麻木。随后的感觉就像锅里的沸水在往他的皮肤上浇。
别打了，乌达安向警察喊道。他在苏巴什旁边蹲下来，胳膊搂在他的肩上，试图保护他。
在一起，互相挤靠着，他们支撑住了。他们低着头，闭着眼睛，苏巴什仍然因痛苦而摇晃着。但是没有再发生什么了。他们听到铁杆被扔过墙去，最后一次落到俱乐部里面。然后听到那个警察不想再搭理他们，撤退了。
3
苏巴什从小就很谨慎。他母亲从来不需要追赶他。他跟她做伴，看着她在煤炉边做饭，或者绣纱丽和罩衫的缝片，那是从附近女装裁缝那里接来的活。他帮助父亲在庭院把花钵里培植的大丽花移种到地里。那些球状的花朵，紫色、橙色和粉红色的都有，顶尖有时还带着白色。在乡间土褐色墙壁的映衬下，它们显得非常鲜艳。
他等待混乱的游戏结束，等待喊声平息。他最喜欢的时刻，是孤独或感觉孤独的时候。早上躺在床上，看着阳光在墙上闪烁，像静不下来的小鸟。
他把昆虫放在玻璃罩下观察。在附近的池塘边——如果女仆碰巧没来，他妈妈有时会在这里洗碗——他双手在浑浊的水中捧起，寻找青蛙。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亲戚们齐聚一堂，逗不出他任何反应之余，有时候会这么说。
苏巴什总是在眼皮底下，而乌达安却经常找不见：哪怕在他们就两个房间的房子里，他还是男孩的时候，就强迫症似的躲藏起来，躲在床下、门后、存放冬季被子的柳条筐里。
他玩这个游戏时毫无征兆，说消失就消失了。他潜入后花园，爬到树上藏起来，他们的母亲怎么喊也喊不答应，无奈只好停下手头的活计。在她寻找他、迁就他、呼喊他名字的时候，苏巴什看见母亲脸上瞬间掠过的恐慌，担心也许就此找不到他了。
等他们年纪大些，可以自己出门的时候，父母告诫他们千万不要走单了。他们一起漫步走过聚居区曲折的小巷，走过池塘后面，穿过低地，来到运动场，时常会在这里遇到别的男孩。他们去拐角的清真寺，坐在清凉大理石台阶上，有时候从别人收音机里听一场足球比赛，清真寺的守门人从来不介意。
终于，他们获得许可走出聚居地，去到城市其他地方。他们可以走得双腿发软，可以自己搭乘电车和公共汽车。拐角那座清真寺，另一种信仰的徒众敬拜的地方，仍然指引着他们每日的出行和回归。
从某个时候起，因为乌达安提议，他们开始在技师制片厂外闲逛，那里是多年前萨蒂亚吉特·雷伊拍摄《大地之歌》[3]的地方，当时来了不少孟加拉语电影明星。偶尔，有认识他们的人受雇于拍摄现场，邀请他们进去，里面是纠结的电缆电线和炫目的灯光。在宣布全场安静之后，随着场记板一拍，他们观看导演和他的工作人员，拍摄再拍摄一个场景，改进几句台词。一天的工作，奉献给了片刻的娱乐。
他们瞥见美丽的女演员从化妆室出来，戴着太阳眼镜，踏上等候的汽车。乌达安比较勇敢，要求她们签名。他无视自我约束，就像一种不能察觉某些颜色的动物。但是苏巴什却在努力缩小他的存在，就像另一些与树皮或草叶融合的动物。
尽管他们很不一样，却总是容易搞混，以至于你喊任何一个名字，两个人都条件反射似的准备回答。有时很难弄清到底是谁回答的，因为他们的声音几乎无法区分。坐在棋盘上，他们简直就是镜像：一条腿弯曲，另一条腿张开，下巴支在膝盖上。
他们的身材相似，可以穿同一堆衣服。他们的肤色，从他们的父母衍生出来的一种浅铜色，是完全相同的。还有他们关节柔韧的手指，他们棱角分明的五官，他们质地卷曲的头发。
苏巴什不知道在父母眼里，他平静的性格是否被视为缺乏创造性，甚至也许是一种缺陷。他的父母不必担心他，但也并不偏爱他。顺从他们成了他的使命，因为不可能令他们惊奇或留下深刻印象。那是乌达安做的。
在他们家的院子里，乌达安的越界留下了最持久的遗产。他的一串足迹，就在泥土地面铺水泥那天踩下的。那天他们被要求留在室内，直到水泥铺好。
整个上午，他们看着泥水匠在手推车里配备混凝土，再用他的工具铺开、抹平这潮湿的混合物。要二十四小时，泥水匠临走之前警告他们。
苏巴什听从吩咐。他从窗户里观看外面，没有出门。但是他们的母亲刚刚转过背，乌达安就跑下了从大门到街上临时架设的长木板。
到了木板中间，他失去了平衡，从他留下的路径可以看出，脚底的中央部分收聚像个沙漏，脚趾头的垫片也脱落了。
第二天，泥水匠被召回。但到那时，地面已经干透，乌达安留下的脚印成为永久。修复缺陷的唯一方法是再铺一层。苏巴什猜想这一次弟弟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但是他们的父亲对泥水匠说，让它去吧。并不是因为要花钱或者费力，而是因为他相信，抹去儿子走过的步子是错误的。
于是这个瑕疵成了他们家与众不同的标志。客人们若留意到，便成了讲给他们听的第一件家庭轶事。
苏巴什本来应该一年前就开始上学的。但为了方便起见——也因为乌达安想到苏巴什要撇下他去了，于是提出抗议——他们被同时安排在同一个班级。一家为普通家庭男孩开设的孟加拉语中等学校，在电车总站那边，经过基督教公墓。
通过比较笔记，他们总结了印度的历史、加尔各答的建立。他们绘制地图，学习世界地理。
他们了解到，托利冈吉建立在一片填海而成的土地上。几个世纪以前，孟加拉湾湾流更强的时候，这里是一片沼泽地，长满了茂密的红树丛。池塘和稻田、低地，都是沼泽地的残留。
作为生命科学课程的一部分，他们绘制了红树的图片。它们在水线以上缠结的根，它们获得空气的特殊孔洞。它们的细长的幼苗称为繁殖体，形状像雪茄。
他们了解到，如果繁殖体在落潮时掉下，就会在含盐的沼泽里抽条，从而繁衍于亲代周围。但是如果在涨潮时掉下，它们便从原地漂走，有时长达一年，最终在适宜的环境中成熟。
英国人开始清理这片水中的丛林，铺设街道。1770年，在加尔各答南端以外，他们建立了一片郊区，最初的人口主要是欧洲人而非印度人。这里梅花鹿悠然徜徉，翠鸟在地平线上穿梭。
这个地区以威廉·托利少校的名字命名，他疏浚了阿迪恒河的一段，因此阿迪恒河后来也被称为托利水道。他实现了加尔各答和东孟加拉之间的航运贸易。
托利俱乐部的地皮原属印度总银行的董事长理查德·约翰逊。1785年，他建造了一座帕拉第奥式样[4]的别墅，并从整个亚热带世界将多种外来树木引进托利冈吉。
十九世纪初，就在约翰逊庄园，英属东印度公司囚禁了蒂普苏丹的遗孀和儿子们。蒂普是迈索尔的统治者，在第四次盎格鲁迈索尔战争中阵亡。
这个被废黜的家庭从印度西南部遥远的斯赫里朗格阿帕特塔纳移植到这里。他们获释后，在托利冈吉得到了几块土地，以为生计。而随着英国人开始向加尔各答中心回迁，托利冈吉逐渐成为穆斯林占支配地位的城镇。
虽然印巴分治使穆斯林再次成为少数民族，但是众多街道的名字却保留着蒂普流放王朝的遗产：阿拉姆苏丹路、巴克蒂亚尔沙王子路、戈拉姆穆罕默德沙王子路、拉希穆丁王子巷。
戈拉姆·穆罕默德建造了达摩塔拉区的大清真寺，以纪念他的父亲。他一度获准在约翰逊的别墅居住。但是到1895年，一位名叫威廉·克鲁克香克的苏格兰人在骑马找寻丢失的狗时，偶然发现了这座大房子，它早已被遗弃，成了麝香猫的家园，被藤蔓包裹得严严实实。
感谢克鲁克香克，别墅获得修复，一个乡村俱乐部也在此建立。克鲁克香克被任命为第一任主席。正是因为英国人，1930年代早期这座城市的电车线路向南延伸了这么远。这是为了方便他们前往托利俱乐部，以逃离城市的喧嚣，和自己人在一起。
在高中，兄弟俩学习光学和力、元素的原子序数、光和声的属性。他们知道了赫兹的电磁波发现，以及马可尼的无线电通信实验。孟加拉国的贾格迪什·钱德拉·博斯在加尔各答市政厅的一次演示会上，向观众展示了电磁波可以点燃火药，还能从远处引响一个铃铛。
每天晚上，他们对坐在金属书桌的两边，桌上是他们的教科书、笔记本、铅笔和橡皮擦，同时还有一盘正在下着的国际象棋。他们解方程、推公式，熬到很晚。夜晚十分安静，静得可以听到托利俱乐部里豺狗的嚎叫。有时候，当乌鸦几近同步地开始聒噪，标志着新的一天来临时，他们都还没睡。
关于水力学和板块构造学，乌达安不惮于反驳他们的老师。他用手势比画，说明他的观点，强调他的意见，双手的互动让人觉得分子和粒子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有时候他被先生们请出课堂，说他在拖同学后腿，而实际上他早已超越了他们。
到某一天家里请来了家教，帮助他们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为此他们的母亲要额外接一些缝纫活以抵消费用。家教是一个毫无幽默感的男人，他的眼皮麻痹了，得在眼镜上安个夹子夹住，才能保持张开。他找不到别的办法使眼睛睁开。每天晚上，他来到家里复习波粒二象性、折射和反射定律。他们记住了费马原理：光线在两点之间沿时间最短的路径传播。
学习基本电路之后，乌达安熟悉了家里的线路系统。他弄到一套工具，搞清楚了如何修理坏掉的电线和开关，如何给电线打结，如何锉掉造成台扇接触不良的锈迹。他取笑妈妈总是要用纱丽包好手指才敢去摸开关，因为她怕光着手会触电。
保险丝烧断时，乌达安总是穿着一双橡胶拖鞋，毫不畏缩地检查电阻、拧下保险丝，而苏巴什则拿着手电筒，站在旁边帮忙。
有一天，乌达安拿回家一段电线，着手给房子安装一个蜂鸣器，方便客人进门。他在保险丝盒上安装了一个变压器，又在大门旁边安装了一个黑色的按钮。他在墙上打了一个洞，把新电线穿过去。
蜂鸣器才安装好，乌达安就说他们应该用它来练习莫尔斯电码。他在图书馆找到一本关于电报的书，写下两份点划与字母的对应表，一人一份，方便查阅。
划是点的三倍时值。每个点或划之后是静默。字母之间有三个点，单词之间有七个点。他们便捷地用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作为自己的代号。马可尼横跨大西洋接收到的字母S，是三个快快的点。U则是两点一划。
他们轮流，一个站在门口，一个在屋内，相互传送信号，破译语句。他们熟练到发送父母无法理解的编码信息。电影院，一个建议道。不，电车总站，香烟。
他们虚构场景，假装是遇险的士兵或者间谍。从中国一个山口，从俄罗斯一片森林，从古巴一片甘蔗地进行隐蔽的沟通。
准备好了？
明确。
坐标？
未知。
幸存者？
二人。
伤亡？
通过按蜂鸣器，他们会告诉对方肚子饿了，该去踢足球了，一个漂亮女孩刚刚经过房子。这是他们私底下的来来回回，就像一起冲向敌方球门时，两名球员之间的传球。不管哪个看见他们的家教走来，都按SOS。三点，三划，再三点。
他们被这座城市最好的两所大学录取。乌达安去总统大学学习物理学。苏巴什上贾达普大学学习化学工程。邻里间只有他们这对男孩，他们毫不起眼的高中里只有他们两个学生，做得这么好。
为了庆祝，他们的父亲去市场买回腰果和玫瑰水做抓饭，还买了半公斤最贵的虾。他们的父亲十九岁就开始工作，帮助养家。没有大学学位是他唯一的遗憾。他在印度铁路公司有一份办事员的工作。两个儿子的成功传开后，他说只要出门，就会有人拦着他向他道贺。
他告诉这些人，这件事与他没有关系。他的两个儿子学习刻苦，是他们自己脱颖而出的。不管他们成就了什么，都是他们自己完成的。
问他们想要什么礼物，苏巴什提出要一套大理石象棋，代替他们一直在玩的那套磨损得厉害的木制品。但是，乌达安想要一台短波收音机。他想知道更多的世界新闻，他们父母装在木匣中的老旧电子管收音机，或者每天早上从院墙外扔进来、卷得跟枝条一般粗细的孟加拉语报纸，所带来的信息已经不能满足他了。
收音机是他们自己装起来的。他们在新市场、在旧货商店里搜寻，从印度陆军的剩余物资中寻找零件。他们遵从一套复杂的指令、一张破旧的电路图。他们把各个配件在床上摆开：机架、电容器、各种电阻、扬声器。焊接电线，一起努力装配。当收音机最终组装起来的时候，它看起来有点像一只小手提箱，带着一个方形手柄。金属制成，装在黑色皮套里。
冬天的信号接收往往比夏天好。一般晚上好一些。这时太阳的光子没有破坏电离层中的分子。这时空气中的正负粒子快速重新结合了。
他们轮流坐在窗前，手里拿着收音机，举到不同位置，调整天线，同时操纵两个控制旋钮。尽可能缓慢地旋转调谐盘，他们逐渐熟悉了各个频段。
他们搜寻一切外国信号，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北京广播电台、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公报。他们倾听任意收到的信息，声音片段从数千英里之外传来，从大海一样起伏、风一样摇曳的巨大干扰中浮现出来。中欧的天气情况，雅典的民歌，阿卜杜·纳赛尔的演讲。许多报道使用的语言他们只能猜测：芬兰语、土耳其语、韩语、葡萄牙语。
这是1964年。东京湾决议案授权美国对北越使用武力。巴西发生军事政变。
在加尔各答，《孤独的妻子》[5]开始在电影院放映。斯利那加一座清真寺的圣物被盗以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再度发生骚乱，导致一百多人丧生。对两年前与中国的边境战争，印度共产党人中间存在不同意见。一个分离出来的团体，同情中国，自称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简称印共（马）。
在德里，中央政府仍然由国会运作。那年春天尼赫鲁死于心脏病发作后，他的女儿英迪拉进入了内阁。两年之内，她将成为总理。
苏巴什和乌达安开始刮胡子了；早上在庭院里，他们轮流替对方举手镜，端温水盘。吃过几碟蒸米饭、杂豆汤和土豆丝后，他们走到拐角的清真寺，把他们的聚居区抛在身后。他们在繁忙的主干道上继续同行，一直走到电车总站，然后登上不同的公共汽车去他们的大学。
在这座城市分离的两端，他们结交不同的朋友，与来自英语中学的男孩混在一起。他们的一些科学课程是相似的，但他们跟从不同的教授学习，在实验室里做不同的实验，而考试的时间表也不相同。
乌达安的校园远一些，需要更长时间回家。又因为他开始和北加尔各答的学生来往，学习桌上的棋盘久已无人问津，于是苏巴什开始自己跟自己下。尽管如此，他每天的生活开始和结束时，乌达安都在身边。
196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短波频道，他们收听温布利世界杯英格兰对联邦德国的比赛。这场著名决赛中的那个幽灵进球，多年以后还有争议。阵容宣布时，他们做了笔记，在一张纸上图示队形。他们拖着食指模仿正在转播的动作，仿佛床铺就是球场。
联邦德国先进一球；第十八分钟吉奥夫·赫斯特扳回一球。下半场快结束时，英格兰队以二比一领先，这时乌达安关掉了收音机。
你干什么？
改善一下信号接收。
信号够好了。我们要错过比赛结局了。
还没完呢。
乌达安伸手到床垫下面摸索，这是他们收藏零碎物品的地方。笔记本、指南针和直尺、削铅笔的剃刀刀片、体育杂志。收音机安装说明。一些备用螺母和螺栓，他们调收音机所需的螺丝刀和钳子。
拿起螺丝刀，他开始把收音机再次拆开。
一定是哪个线圈或开关的接线松了，他说。
你需要现在修吗？
他没有停下来作答。他已经卸下盖子，灵巧的手指松开了螺丝。
我们花了好几天才装起来的，苏巴什说。
我知道在做什么。
乌达安取下底盘，重新调整了一些电线。然后他把接收机重新安装起来。
比赛还在继续，杂音已不那么分散注意力了。正当乌达安摆弄收音机时，联邦德国在下半场终场前进球，进入加时赛。
然后，他们听到赫斯特为英格兰队再得一分。球撞到球门横梁的下侧，向下反弹落到线上。裁判判定进球时，联邦德国队立刻大声抗议。裁判员与苏联边裁协商的时候，一切都暂停了。进球有效。
英格兰队赢了，乌达安说。
还有几分钟时间，联邦德国队急于扳平。但乌达安是对的，赫斯特甚至在比赛结束前踢进了第四个球。到那时候，欢欣鼓舞的英国观众在最后的口哨吹响之前，就已经涌上球场了。
4
1967年，他们开始从报纸上和全印度广播电台听到纳萨尔巴里的消息。这个地方他们从未听说过。
它是大吉岭地区的一连串村庄中的一个，该地区是西孟加拉邦北端的一条狭窄走廊。村庄掩藏在喜马拉雅山脚下，距离加尔各答近四百公里，更靠近西藏而不是托利冈吉。
大多数村民都是部落农民，在茶园和大庄园里干活。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一种封建制度下，一直没有大的改变。
他们被富裕的土地所有者操纵。他们被驱离他们耕作的田地，被剥夺他们种植作物的收成。他们被放债人掠夺。失去维生的工资，有些人因食物不足而死亡。
那年三月，纳萨尔巴里的一个佃农试图去耕犁他被非法驱离的土地，东家立刻派了恶棍去打他。他们夺走了他的犁和牛。警方拒绝干预。
这事以后，佃农们开始成群地报复。他们开始焚烧欺骗他们的地契和记录。强行占据土地。
这并不是大吉岭地区农民的第一次反叛。但这次他们的战术却十分激进。手执原始武器，举着红旗，高喊毛泽东万岁。
两名孟加拉共产党人，查鲁·马宗达和卡努·桑亚尔，协助组织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在纳萨尔巴里附近的城镇长大。他们在监狱相遇。他们比印度大多数共产主义领袖更年轻——这些人出生于十九世纪晚期。马宗达和桑亚尔蔑视这些领导人。他们是印共（马）的持不同政见者。
他们在为佃农要求所有权。他们在告诉农民为自己耕种。
查鲁·马宗达生在地主家庭，是律师的儿子，早年从大学中途辍学。报纸上可以看到一个虚弱男人的照片，一张骨感的脸，鹰钩鼻，一头浓密的头发。他患有哮喘，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一些高级共产党人叫他疯子。暴动发生的时候，他还不到五十岁，却患有心脏病，卧床不起。
卡努·桑亚尔三十多岁时是马宗达的门徒。他是婆罗门，曾学过部落方言。他拒绝拥有财产。他献身于乡村的穷人。
随着叛乱蔓延，警方开始在该地区巡逻。不加宣布地实施宵禁，随意逮捕。
设在加尔各答的州政府向桑亚尔呼吁，希望他能让农民投降。起初，他取得不会被捕的保证后，会见了土地税收部长。他承诺进行谈判。最后一刻他退出了。
五月份，有报道说，一群男女农民用弓箭袭击了一名巡警，杀死了他。第二天，当地警察部队在路上遭遇一群暴动的民众。一支箭射中了一名警官的手臂，于是人群被告知就地解散。民众并没有散去，这下警察开枪了。十一人殒命，其中八人是女性。
晚上收听广播之后，苏巴什和乌达安讨论了局势的发展。等父母回房睡觉去了，他们坐在学习桌旁偷偷吸烟，烟灰缸放在二人之间。
你认为值得吗？苏巴什问。这些农民在干什么？
当然值得。他们起来了。他们冒着一切危险。一无所有的人们。当权者根本没有保护他们。
但这会有用吗？用弓箭对抗现代国家有何益处？
乌达安把指尖撮在一起，好像要抓起几粒米饭。如果你生在那种环境里，你会怎么做？
像许多人一样，乌达安指责联合阵线，即由阿乔伊·慕克吉领导、如今正在西孟加拉邦执政的左翼联盟。这一年早些时候，他和苏巴什一起庆祝了它的胜利。它将共产党人引入内阁。它答应建立一个以工农为基础的政府。它承诺废除大规模的土地所有权。在西孟加拉，它已经终结了持续近二十年的国会领导权。
然而联合阵线并没有支持叛乱。相反，面对分歧，内政部长乔蒂·巴苏却打电话叫来了警察。现在，阿乔伊·慕克吉的双手已经沾上了鲜血。
北京的《人民日报》指责西孟加拉邦政府血腥镇压革命农民。“印度的春雷”，它的头条这样写道。加尔各答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这个消息。在大街上，在大学校园里，一次次示威爆发了，保卫农民，抗议杀戮。在总统大学和贾达普大学，苏巴什和乌达安看到某些建筑物的窗户上悬挂着横幅，支持纳萨尔巴里。他们聆听要求政府官员辞职的演讲。
在纳萨尔巴里，冲突只会不断加剧。已经有盗匪和抢劫的报道。农民另立行政机关。土地所有者遭到绑架和杀害。
七月，中央政府禁止在纳萨尔巴里携带弓箭。就在那个星期，由西孟加拉邦内阁授权，五百名官兵突袭了那个地区。他们搜查了最贫困村民的泥屋。他们抓捕没有武装的叛乱分子，如果拒绝投降就杀死他们。他们无情地、系统性地迫使叛乱者就范。
乌达安从座椅上蹦起来，厌恶地推开面前的一堆书籍和报纸。他关掉收音机。他开始在房间里踱步，低头看着地板，手指在头发里薅着。
你没事儿吧？苏巴什问他。
乌达安站定，摇摇头，一只手叉着腰。一时间他说不出话来。他们两人都被报道震惊了，但是乌达安的反应如同遭到了人身侮辱，受到了身体上的打击。
人们在挨饿，这就是他们的解决方案，他最终说。他们把受害者变成了罪犯。他们把枪瞄准了不能回击的人。
他拨开他们卧室的门闩。
你要去哪里？
我不知道。我需要走一走。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管怎样，看起来事情已经结束了，苏巴什说。
乌达安停了一下才离开。这只能是开始，他说。
什么的开始？
更大的事情。别的事情。
乌达安引用了中国报章的预测：大吉岭的星星之火，终将燎原，一定要燎原。一场席卷全印度的革命武装斗争的伟大风暴，终将到来，一定要到来！
到了秋天，桑亚尔和马宗达都躲藏起来了。就是这个秋天，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处决，他的双手被剁下来证明他的死亡。
在印度，记者们开始出版自己的期刊。《解放》用英语，《爱国者》用孟加拉语。它们转载中共杂志的文章。乌达安开始把这些杂志带回家。
这些华而不实的空话没啥新鲜的，他们的父亲说，随手翻着一本。我们这代人也读马克思。
你们这代人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乌达安说。
我们建立了一个国家。我们独立了。这个国家是我们的。
这并不够。它把我们带到哪里了？谁得到过它的帮助？
这些事情需要时间。
他们的父亲驳回了纳萨尔巴里。他说，年轻人凭空兴奋起来。整个事件也就是五十二天的事。
不，爸爸。联合阵线以为它胜利了，可是它失败了。看看正在发生什么。
正在发生什么？
人们正在做出反应。纳萨尔巴里是一个激励。是改变的动力。
我早就经历过这个国家的改变，他们的父亲说。我知道一个系统取代另一个系统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不是你。
但是乌达安坚持。他开始挑战他们的父亲，以他从前在学校挑战他们老师的方式。如果他为印度独立感到这么骄傲，为什么当时没有抗议英国？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加入工会？既然他在选举中投票给了共产党人，为什么从来没有表明立场？
苏巴什和乌达安都知道答案。因为他们的父亲是政府雇员，所以他被禁止加入任何政党或工会。独立期间，他被禁止公开发表言论；那些是他的职业要求。虽然有些人不理会这些规定，但他们的父亲从来不冒这种风险。
这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是负责任的，苏巴什说。
但是乌达安不这样看。
在乌达安的物理教科书中间，现在有了他正在研究的其他书籍。这些书夹着很多小纸片做的书签。《全世界受苦的人》。《怎么办？》。一本裹着红色塑料封套的书，比一副扑克牌大不了多少，是毛泽东的语录。
苏巴什问他在哪里弄到钱买这些材料的时候，乌达安说这些是共同财产，在总统大学一群男孩中间传阅。他跟这群男孩越来越投合。
在床垫下，乌达安收藏了一些他获得的由查鲁·马宗达撰写的小册子。其中大多数是在纳萨尔巴里暴动之前写成的，当时马宗达还在监狱里。《当前局势下我们的任务》《抓住这次机遇》《1965年预示着怎样的可能性？》。
一天，学习过程中需要休息一下，苏巴什从床垫下拿出一些小册子。这些文章都很简短、虚夸。马宗达说印度已经变成了乞丐和外国人的国家。印度反动政府已经采取了屠杀群众的策略；他们正在通过饥饿、用子弹杀害他们。
他指责印度向美国求助以解决它的问题。他指责美国把印度变成棋子。他指责苏联支持印度的统治阶级。
他呼吁成立一个秘密政党。他呼吁向各村庄派遣革命干部。他将积极抵制的方法比作美国为争取民权而进行的斗争。
整篇文章中，他一再援引中国的例子。如果我们能够正确认识到印度革命将毫不例外地采取内战的形式，那么区域性地夺取政权就是唯一的方针。
你认为行得通吗？有一天苏巴什问乌达安。马宗达在提议什么？
他们都刚刚考完最后一门课程。他们正穿过邻里，和一些老同学一道出去踢足球。
前往球场之前，他们去了那个拐角，乌达安要买份报纸。他把报纸翻折到一篇关于纳萨尔巴里的文章那里，一边走一边专心地读。
他们沿着围墙隔开的弯曲小巷走过来，一路经过看着他们长大的人们。两个池塘平静而绿意盎然。低地仍旧被洪水淹没，他们无法横穿，不得不顺着边缘绕过去。
走着走着，乌达安停了下来，眼望着低地周围那些破败的小屋，还有水面上繁茂生长的鲜亮水葫芦。
它已经卓有成效了，他回答道。毛改变了中国。
印度不是中国。
不是。但可以是，乌达安说。
现在，如果在去往电车总站的路上，他们碰巧一起经过托利俱乐部，乌达安就会称之为一种侮辱。城里各处的贫民窟仍然挤得满满的，孩子们在街头出生长大。为什么仅仅为了少数人的享受，就要把一百英亩的土地用围墙围起来呢？
苏巴什记得那些进口的树木，还有豺狗、鸟鸣声。他们口袋里的高尔夫球沉甸甸的，球场草地如波浪般起伏。他记得乌达安先翻过围墙，挑战他敢不敢跟随。他们在那里的最后一个晚上，马达安蹲伏在地，试图保护他。
但是乌达安说，高尔夫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消遣。他说，托利俱乐部证明印度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表现得好像英国人从未离开过。
他指出，切·格瓦拉曾在阿根廷一个高尔夫球场做过球童，他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还说，在古巴革命之后，清除高尔夫球场是卡斯特罗首先做的一件事情。
5
到1968年初，面对越来越强烈的反对，联合阵线政府崩溃了，此后西孟加拉邦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
教育系统也处于危机之中。它秉承过时的教育思想，与印度的现实格格不入。它教导年轻人忽视普通人的需要。这就是激进学生开始传播的信息。
回应巴黎，回应伯克利，加尔各答到处都在抵制考试、撕毁文凭。学生们在学校大会上大呼小叫，打断讲话者。他们说校园管理机构已经腐败。他们把大学副校长堵在办公室里，拒绝提供食物和水，直到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
尽管局势动荡，在教授的鼓励下，两兄弟还是开始了研究生学习；乌达安去了加尔各答大学，苏巴什继续留在贾达普大学。他们有望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有朝一日供养他们的父母。
乌达安的日程变得越发不稳定了。一天晚上他没有回来吃饭，他们的母亲把他的饭用盘子盖上，放在厨房的角落，等他回来吃。第二天早上，她问为什么没有吃给他留的东西，他说在一个朋友家吃了。
他不在的时候，没有人在饭桌上谈论纳萨尔巴里运动正如何传播到西孟加拉邦的其他地区，传播到印度的某些地区。没有人讨论活跃在比哈尔邦、安得拉邦的游击队。据苏巴什所知，乌达安已经找别人去了，他可以跟他们自由谈论这些事情。
乌达安不在，他们默默地吃饭，没有冲突，父亲比较喜欢这样。尽管苏巴什想念弟弟的陪伴，但有时候一个人坐在学习桌旁读书也算是一种解脱。
乌达安在家的时候，一有闲暇，就把短波收音机打开。他不满意官方报道，找到了位于大吉岭和西里古里的秘密广播电台。他收听北京广播电台。一次，太阳刚刚升起时，他成功地将毛泽东失真的声音传到了托利冈吉；毛泽东的声音被一波波静电声打断，他在向中国人民发表讲话。
因为乌达安的邀请，也出于好奇，一天晚上苏巴什和他一起去了北加尔各答一个社区参加一个聚会。烟雾弥漫的小房间里挤满了人，大都是学生。一张列宁画像，用塑料纸包着，挂在薄荷绿的泥灰墙上。但房间里的情绪却是反莫斯科、亲北京的。
苏巴什原以为大家会争吵得脸红脖子粗。不料聚会秩序井然，像是一堂学习课。一个头发纤细的名叫辛哈的医学学生充当教授的角色。其他人在做笔记。他们一个接一个被点名，要求证明他们熟悉中国历史事件和毛的信条。
他们分发了最新几期《爱国者》和《解放》杂志。上面登载了斯里卡库拉姆叛乱的最新消息。两百多英里范围内有一百来个山区村庄，都落在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支配之下。
农民叛乱分子正在建立据点，这些据点没有警察胆敢进入。土地所有者在逃跑。有报道说，一些家庭被全家烧死在睡梦中，他们的头颅被放在木桩上示众。到处是血写的复仇口号。
辛哈静静地说话。他坐在桌边，沉思，手指紧扣着。
纳萨尔巴里事件过去一年了，印共（马）仍在背叛我们。他们给红旗抹了黑。他们败坏了马克思的声誉。
印共（马）、苏联的政策、印度的反动政府，全都意味着一件事情。他们都是美国的走卒。这些是我们必须想办法推翻的四座大山。
印共（马）的目标是维持权力。但我们的目标是形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创建一个新政党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历史还是要向前迈进一步的话，那么议会政治的客厅游戏就必须终结。
房间里一片静默。苏巴什看到乌达安在静听辛哈的话。全神贯注，就像他在收音机上听足球比赛的样子。
虽然苏巴什也在场，就坐在乌达安旁边，但他感觉自己是隐形的。他不大相信一个进口的意识形态可以解决印度的问题。虽然一年前星星之火已经点燃，他并没有认为革命一定会随之而来。
他不知道到底是缺乏勇气，还是缺乏想象力，令他不能相信这些。不知道他一直意识到的个人欠缺，是否阻止了他接受弟弟的政治信仰。
他记得曾经和乌达安按着蜂鸣器，向对方发出愚蠢的信号，惹得彼此开怀大笑。他不知道如何回应辛哈正在传递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乌达安非常轻易地接受了。
他们床下靠墙的地方，有一桶红色颜料和一把刷子，这些东西以前是没有的。在他们的床垫下，苏巴什找到一张折叠的纸，上面列有几条标语，都是乌达安亲手誊录的。中国的主席就是我们的主席！打倒选举！我们的道路就是纳萨尔巴里道路！
城市的墙壁上，这些标语现在越积越厚。校园建筑的墙壁，电影制片厂的高墙。他们聚居区里弄堂两侧低矮的墙壁。
一天晚上，苏巴什听到乌达安进了房子，直接去到浴室。他听到水打在地板上的声音。苏巴什正坐在学习桌旁。乌达安将那桶颜料推到床底下。
苏巴什合上笔记本，套上钢笔帽。你刚才在做什么？
冲洗一下。
乌达安穿过房间，坐在窗前的一把椅子上。他穿着白色的棉睡衣。他的皮肤湿润，胸毛黑黑的。他把一根香烟叼在嘴唇上，推开一盒火柴。他划了好几次才点着。
你是在刷标语吗？苏巴什问他。
统治阶级的宣传无处不在。为什么只有他们可以影响人民，其他任何人都不行？
警察抓你怎么办？
他们抓不着。
他打开收音机。苏巴什，如果我们不能勇敢面对问题，就是在助长它。
他停了一下，补充道，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跟我来。
同上次一样，苏巴什还是放哨的。还是对每一点声响保持警惕。
他们穿过一座横跨托利运河狭窄处的木桥。他们小时候，觉得这个社区很遥远，大人告诉他们不要去那里。
苏巴什拿着手电筒。他照亮了一小段墙壁。现在快到午夜了。他们告诉父母，说要去看午夜场电影。
他站近。他屏住呼吸。池塘里青蛙在叫，单调、执着。
他看着乌达安在罐子里蘸了画笔。他正用英文写道，纳萨尔巴里万岁！
乌达安很快画出了这句口号的字母。但他的手并不稳定，增加了这项工作的难度。苏巴什以前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就在最近几个星期——他弟弟在调收音机，或者在说话过程中比划手势，或者翻报纸的时候那种偶尔的震颤。
苏巴什记得翻过托利俱乐部围墙的情景。这一次，苏巴什不怕被抓住。也许这是因为他愚蠢，他隐隐觉得这种事只能发生一次。他是对的，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做了什么，没有人为此惩罚他们，而几分钟后，他们又穿过那座木桥，动作迅速，抽着烟让自己平静下来。
这一次只有乌达安兴奋得眩晕。只有乌达安为他们所做的事感到自豪。
苏巴什对自己很生气，因为并不情愿的顺从。因为仍然需要证明他也可以做到。
他厌倦了这种总是在他心里升腾的恐惧：假如他拒绝乌达安的话，他将不复存在，他和乌达安也将不再是兄弟。
学业结束之后，两兄弟落得跟许多同代年轻人一样，学历太高而找不到工作。他们开始做家教挣钱，补贴家用。乌达安在托利冈吉附近的技术高中找到了一份教授科学的工作。他似乎满足于一份普通职业。他对事业前途漠不关心。
苏巴什决定申请几个美国博士项目。移民法已经改变，让印度学生更容易入境。在研究院，他已经开始专注于化学与环境的研究了。石油和氮对海洋、河流和湖泊的影响。
他觉得最好先跟乌达安探讨一下，再告诉父母。他希望弟弟能够理解。他建议乌达安也出国留学，那里工作更多，可能对两个人都容易些。
他提到那些拥有世界上最天才科学家的知名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爱因斯坦曾经在那里。
但是乌达安完全不为所动。你怎么可以一走了之，不顾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多地方，干吗偏偏去那里？
这是个学位项目。也就是几年的事情。
乌达安摇了摇头。你走了，就不会回来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了解你。因为你只考虑自己。
苏巴什瞪着弟弟。他正懒洋洋靠在床上，吸烟，专心阅读报纸。
你不觉得这么做很自私吗？
乌达安翻过一页报纸，头也懒得抬。我认为想要改变现状可不是自私，不是。
你玩的不是游戏。警察上门怎么办？你被捕怎么办？爸妈会怎么想？
生活不只是为了他们怎么想。
你这是怎么了，乌达安？他们可是养育你的人哪。还在继续给你饭吃，给你衣穿。没有他们，你什么也不是。
乌达安坐起来，大步冲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他站在苏巴什面前，脸色和缓了。他的愤怒，发作起来很快，这时已经不见踪影。
你是我的另一面，苏巴什。没有你，我才什么都不是。不要走。
这是他唯一一次承认这样的事情。他说话的声音里有爱。有需求。
但在苏巴什听来，这是一道命令，是他一生中接受的许多命令中的一条。又一个照乌达安做、去跟随他的敦促。
随后，出乎意外，反倒是乌达安离开了。他出城旅行，没有说明去哪里。事情发生在他所在学校的一段放假时间。启程的早晨他通知苏巴什和父母，说他早已做了这个计划。
就好像他准备出去一天而已，除了肩上扛个布袋，什么也没拿。口袋里的钱只够买回程火车票。
是去哪里游览吗？他们的父亲问道。你和朋友计划好的？
没错。换个环境。
为什么这么突然？
为什么不？
他弯下身，取了父母脚上的尘土，告诉他们不用担心，答应一定回来。
他走了之后，他们就再没有他的消息了。没有书信，没有办法知道他是死是活。虽然苏巴什和他的父母没有谈起，但他们都不相信乌达安是观光去了。可是谁也没有阻拦他。他一个月后回来，腰部绕着一条头巾，满脸的胡子，也遮掩不住人瘦了一圈。
他手指的颤抖越发严重而顽固了——他端茶的时候，茶杯茶碟有时会咔咔作响；扣衬衫纽扣或者握笔的时候，别人也会注意到。早晨，他那一侧的床单凉凉的浸湿了汗，显出他身体的轮廓。一天早上他醒来时，心咚咚直跳，脖子上一片红疹子，于是去看了医生，做了血液检查。
他们担心他感染了一种乡下流行的疾病，疟疾或者脑膜炎。但最终发现是甲状腺功能亢进，是可以用药物控制的。医生向家人提到，药物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起作用。需要坚持服用。这种疾病可能会让人烦躁，喜怒无常。
乌达安恢复了健康，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是他的一半已经去了别处。无论他在城外了解或看到什么，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不肯说出来。
他不再试图说服苏巴什不要去美国。他们晚上听收音机的时候，他浏览报纸的时候，看得出他没多少反应了。他已经被什么事情控制。他现在已经专注于一件与苏巴什完全无关，与他们中任何一个都没有关系的事情了。
1969年4月22日，列宁生日那天，第三个共产党在加尔各答成立。成员自称纳萨尔派，以此向纳萨尔巴里发生的事情致敬。查鲁·马宗达被任命为总书记，卡努·桑亚尔担任党主席。
五一国际劳动节，街头满是游行的人群。一万人朝市中心行进。他们来到马坦公园，聚集在舍希德塔的圆顶白柱下。
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卡努·桑亚尔站在讲台上，向热情洋溢的人群致辞。
我以极大的自豪和无限的快乐宣布，今天在这次集会上，我们成立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正式名称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共（马列）。
他并没有对释放他的政治家表示感谢。他的获释是历史规律使然。桑亚尔说，纳萨尔巴里搅动了整个印度。
他告诉他们，国内外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一股革命高潮正席卷全世界。毛泽东是舵手。
国际国内，反动派已经变得如此脆弱，只要我们一打，他们就土崩瓦解。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强大，但实际上只是泥塑的巨人，是真正的纸老虎。
新政党的首要任务是组织农民。游击战将是作战策略。敌人将是印度政府。
桑亚尔宣称，他们将采取一种新形式的共产主义。他们将总部设在村庄。到2000年，就是说从现在起只有三十一年了，全世界的人民将从各种人剥削人之中解放出来，并将庆祝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全球性胜利。
查鲁·马宗达不在集会现场。但是，桑亚尔呼吁忠于他，把他的智慧与毛泽东相提并论，警告那些挑战马宗达教义的人。
我们一定能够让一轮崭新的太阳和一轮崭新的月亮照耀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天空，他说，声音响彻数英里。
报纸上登载了一些照片，是从远处拍摄的，记录了人们聚集起来倾听桑亚尔的演讲，并致以红色敬礼的情景。战斗口号喊出来了，一代人被固定下来。加尔各答的一小片站立不动。
这是一座城市的肖像，这座城市苏巴什不再有归属感。一座走到了某种事情边缘的城市；一座他正准备抛下的城市。
苏巴什知道乌达安一直在那里。他没有陪乌达安参加集会，乌达安也没有要求他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已经分手了。
6
几个月后，苏巴什也旅行到了一个村庄；美国人用的就是村庄这个词。一个老式的单词，专指一个早期的定居点，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然而，这个村庄曾经容纳过一个文明：一座教堂，一个法院，一家小酒馆，一处监狱。
这所大学是作为农业学校创始的。一所政府赠地学院，四周仍然围绕着温室、果园和玉米地。外围是科学方法培育的茂密草地，定期加以灌溉、施肥和修剪。长得比托利俱乐部围墙里的草更好。
可是他早已不在托利冈吉了。他已经走出了那个地方，正如无数个早晨他走出梦境，它的现实性和它特定的逻辑在白昼的光线下显得毫无意义。
差别大到无以复加，以至于他的头脑中无法同时容纳这两个地方。在这个庞大的新国家，似乎完全没有那个旧地方的安身之处。没有什么可以将二者联系起来；他是唯一的联系。在这里，生活不再妨碍或者攻击他。在这里，人们并不总是在推挤、催促、奔跑，仿佛后背着了火。
然而，罗得岛的某些物理特征——在美国版图中一个州居然这么小，以至于在某些地图上，它的地域仅靠一个指向其位置的箭头来显示——大致对应于印度境内的加尔各答。北方是山，东边是海，南面和西面是广阔的陆地。
这两个地方都接近海平面，都有淡水与海水相交的河口。正如托利冈吉在历史上曾遭海水淹没，他了解到，罗得岛也曾全境被冰原覆盖。冰川在新英格兰铺展又融化，它们的前进和退却改变了基岩和土壤，留下了巨大的岩屑踪迹。冰川创造了沼泽和海湾，沙丘和冰碛。它们造就了今天的海岸线。
他找到一幢白色木头房子里的出租房间，房子靠近村庄的主路，窗户两侧设有黑色百叶窗。百叶窗是装饰性的，永远不会打开或关上，就像在加尔各答，窗户也是整天不开不关的，以保持房间凉爽或干燥，遮住雨水、透进微风或者调节光线。
他住在房子最上层，与另一个名叫理查德·格里法科尼的博士生共享厨房和浴室。晚上，他听到床边一个闹钟精准的嘀嗒声。背景则是蟋蟀们刺耳的唧唧鸣叫，就像响个不停的警报器本身。新来的鸟早上把他唤醒，尽管那些小鸟的啁啾十分娇嫩，但还是撕破了他的睡眠。
理查德是社会学学生，常为大学报纸撰写社论。论文写作之余，他用简洁的文笔，谴责当局最近开除一位公开反对使用凝固汽油弹的动物学教授，谴责当局决定在校园建造一个游泳池而不是更多的宿舍。
他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一个贵格会[6]家庭。他把黑头发梳成一个马尾辫，也懒得费心修剪他的胡子。他在厨房餐桌上用两根手指啄木鸟似的敲出他的社论的时候，嘴唇上燃着一支香烟，眼睛透过金丝边眼镜紧紧盯着键盘。
他告诉苏巴什，他刚满三十岁。为了下一代，他决心做一名教授。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就跑去南方抗议过公共交通中的种族隔离现象。他在密西西比州的监狱给关了两个礼拜。
他邀请苏巴什和他一起去校园酒吧，在那里他们分享一扎啤酒，一边观看越南战事的电视报道。理查德反对这场战争，但他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他告诉苏巴什，甘地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乌达安如果在场，一定会报以嘲笑，说甘地已经同人民的敌人站在一边了。说他已经解除了印度的武装，以解放的名义。
一天，苏巴什走过大学的四方院，看见理查德围在一群学生和教师的中心。他戴着黑色臂章，站在一辆开到草地上的面包车顶。
透过扩音器，理查德说越南战争是一个错误，美国政府没有权利进行干预。他说越南无辜的人们正在受苦。
一些人叫喊、欢呼，但他们大多数人只是聆听、鼓掌，就像在剧院里那样。他们往后仰，用手肘支撑着，让太阳晒着他们的脸，一边听理查德抗议一场正在数千英里之外打着的战争。
苏巴什是唯一的外国人。那里没有来自亚洲其他地区的学生。这完全不像加尔各答现在爆发的示威。无组织的暴民代表着对立的几个共产党，在街头忙乱地奔跑。他们呼喊着口号，态度坚决。这些示威游行几乎总是会演变为暴力行为。
听了几分钟理查德的演讲，苏巴什离开了。他知道乌达安那一刻会如何起劲地嘲笑他，嘲笑他的自我保护欲。
他也不支持越南的战争。但是像他的父亲一样，他知道必须小心。他知道在美国谴责政府，甚至也许只是举起一个标牌，就有可能被逮捕。他之所以在这里，全靠获得学生签证，还得感谢一份奖学金，方能继续深造。他是作为尼克松的客人应邀来到美国的。
在这里，他每天都想起和乌达安偷偷溜进托利俱乐部的那些晚上，自己的感受。这一次，他是正式获准入境的，但他在入关处还是保持警惕。他知道大门可以关闭，正如它打开那样随意。他知道，他可以被送回原来的地方，有很多人等着取代他的位置呢。
大学里还有一些印度人，大多是像他那样的单身汉。但是就苏巴什所知，只有他是从加尔各答来的。他遇到一位来自马德拉斯[7]的经济学教授，名叫纳拉西姆汉。他的妻子是美国人，两个儿子皮肤晒得黝黑，眼睛的颜色浅浅的，长得跟父母哪个都不像。
纳拉西姆汉蓄着浓密的连鬓胡子，穿着喇叭牛仔裤。他的妻子脖子很漂亮，戴着长串耳环，梳着短红头发。苏巴什第一次看到他们一家是在四方院。那个星期六下午，校园中心这片树木围起来的正方形草地上只有他们几个。
两个男孩在草地上和父亲踢球。就像苏巴什和乌达安以前在低地另一端的球场上踢球那样，尽管他们的父亲从没加入过他们。妻子侧身躺在草地中铺开的毯子上，吸着烟，在笔记本上描画着什么。
这是纳拉西姆汉自己娶的女人，不是他的家人想要他娶的任何马德拉斯女孩。苏巴什好奇他的家人对她是什么反应。他好奇她是否去过印度。如果她去过，他想知道她喜欢还是讨厌它。从外表上看他无法猜测。
球朝苏巴什的方向滚过来，他把球踢回给他们，准备继续走他的路。
你一定是海洋化学专业新来的学生，纳拉西姆汉说着，朝他走过来握手。苏巴什·米特拉吗？
是。
从加尔各答来？
他点了点头。
按理我应该来找你的。我出生在加尔各答，纳拉西姆汉补充道，说他还听得懂一两个孟加拉语单词。
苏巴什问他住在罗得岛什么地方，是否靠近校园。
纳拉西姆汉摇了摇头。他们的房子更靠近普罗维登斯[8]。他的妻子凯特是罗得岛设计学院的学生。
你呢？你的家人住在加尔各答哪里？
托利冈吉。
啊，高尔夫俱乐部在那里。
是的。
你住在国际宿舍吗？
我更喜欢有厨房的地方。我想自己做饭。
那你安顿好了吗？交了一些朋友？
交了几个。
受得了这里的冷吗？
还好。
凯特，把我们的电话号码写给他，好吗？
她把笔记本翻过来，撕下一页。她写下电话号码，递给苏巴什。
你需要什么，只管打电话，纳拉西姆汉说，拍拍他的肩膀，转身跟儿子们打球去了。
谢谢你。
过几天我来给你做个酸奶米饭，纳拉西姆汉大声说。
但是邀请从未到来。
他的大部分课程是在海洋学校区上的，校区俯瞰着纳拉甘西特湾。每天早晨，他乘公共汽车离开村庄，沿着一条树木繁茂的道路行进，路边可以看见固定在桩子上的邮箱，可是许多房子却隐藏在树木后边。先经过一溜红绿灯，还有一座木制瞭望塔，然后下坡就到了海湾。
公共汽车穿过一段弯曲的河口，来到了一个感觉更遥远的区域。这里的空气从来不会静止，因而公共汽车的窗户会喀喀作响。这里光线的质量也变了。
实验室建筑就像小型飞机库，带有银色波纹金属板铺就的平顶结构。他研究溶解在海洋溶液中的气体，在深层沉积物中找到的同位素。海藻中发现的碘，浮游生物中的碳，螃蟹血液中的铜。
在校园脚下，一片陡峭山坡的底部，是一处散布着灰黄色石头的小海滩，他喜欢在这里吃午饭。从这里可以眺望海湾，以及通往离岸岛屿的两座桥梁。詹姆斯敦大桥还是很醒目的，而几英里开外的纽波特大桥就模糊多了。在多云的日子，间或有雾角的声音刺破长空，就像在加尔各答人们吹响海螺号，以避开邪恶。
一些较小的岛屿只有乘船才能到达，岛上没有电和自来水。有人告诉他，一些富裕的美国人喜欢在这样的条件下消夏。有一个岛只容纳得下一座灯塔，没有多余的空间。所有的岛屿，无论多小都有名字：耐心与谨慎，狐狸与山羊，兔子与玫瑰，希望与绝望。
从海滩顺坡而上，在坡顶有一座教堂，白色的墙面板排列成蜂窝状。中央部分上升成为尖塔。油漆已不再新鲜，下面的木头已经从空气中吸收了这么多盐分，经历了这么多袭击罗得岛海岸的风暴。
一天下午，他惊奇地看到许多汽车排列在这段山顶路面。他第一次看到教堂的前门敞开着。一群人，有大人有小孩，不超过二十人，都站在外面。
他瞥见一对新婚的中年夫妇。头发灰白的新郎在翻领上别着一枝康乃馨，新娘穿着淡蓝色外套和裙子。他们微笑着站在教堂的台阶上，低下头让大家向他们抛洒大米。看起来他们本应该是新娘和新郎的父母才对，更接近他父母那一代人，而不是他这一代。
他猜想这是第二次婚姻。两个人都把配偶换成另一个人，于是一分为二，他们的关联被切断同时又加倍，就像细胞分裂。或者也许双方都是中年丧偶。一对寡妇和鳏夫，他们的孩子都成年了，如今再婚，开始新的生活。
不知何故，教堂令他想起立在托利冈吉他家所在邻里角落的那座小清真寺。另一个为他人指定的敬拜场所，却曾是他一生中的里程碑。
一天，教堂没人的时候，苏巴什走上石径，来到教堂入口。他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冲动，要去拥抱它；教堂前端非常狭窄，似乎并不比他的臂展宽多少。唯一的入口是前面的圆顶深绿色大门。在它的上方，窗户也是圆顶的，像狭缝一样细窄。空间只够伸出一只手来，一张脸都太宽。
门上锁了，于是他走到建筑物旁边，站定朝窗户里面窥望。一些窗格用红色玻璃镶嵌，点缀着几块透明玻璃。
里面，他看见一排排灰色的教堂长椅，棱角线以红色装饰。沐浴在光线里，这个内景一尘不染而又充满生机。他想到里面坐坐，去感受一下围绕四周的灰白色墙壁。感受一下头顶上简单而角度尖锐的天花板。
他想起了他曾看到的那对婚礼中的夫妇。他想象他们站在彼此身边。
他第一次想到自己的婚姻。第一次，也许因为他总是感觉，在罗得岛他的某一部分已经失去，所以他渴望一个同伴。
他不知道父母会为他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他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结婚意味着返回加尔各答。在那个意义上，他倒不着急。
他自豪独自一人来到了美国。一切都要学，就像他曾经学会站立、走动和说话一样。他曾是多么想离开加尔各答，并不只是为了他的学业，而是——他现在可以向自己承认了——走出乌达安永远不会走的一步。
最终就是这一点激励了他。不过这份激励却完全无助于他做好准备。每一天，尽管生活越来越走上正轨，他却觉得不确定、即兴随意。在这里，这个大海包围的地方，他正在远远漂离他的原点。在这里，离开了乌达安，他对这么多事情一无所知。
大多数晚上，理查德晚餐时间都在外面，但如果碰巧在家，他便接受苏巴什的邀请，分享一顿晚饭。苏巴什烧好咖喱菜，煮上一锅米饭，理查德则拿出烟灰缸和一包香烟，再奉献一瓶啤酒。作为交换，理查德开始每周驾车带苏巴什去一趟镇上的超市，并且分摊杂货开销。
一个周末，他们都需要停下学习歇一歇的时候，理查德载着苏巴什来到校园里一片空停车场，教他换挡，这样苏巴什就可以申请驾照，在需要的时候借车。
等理查德认定苏巴什可以上路了，就让他开车穿过城里，给他导航去往朱迪丝角，那里是罗得岛的角落，不毗连任何陆地。操纵这辆汽车实在令人激动，零星遇上红绿灯就放慢速度，然后在这条废弃的海滨道路上再次加速。
他开车穿过加利利，那里渔船来来往往；经过泥滩，那里男人穿着橡皮靴涉水采收蛤蜊。经过关门歇业的窝棚，外墙上涂鸦似的喷涂着油炸海鲜的菜单。他们来到一个青草丛生的山丘，上面是一座灯塔。黑色的岩石披着海藻，天空中一面旗帜像火焰一样翻滚着。
他们来得正是时候，赶上了观看灯塔后面的日落，海浪把白色泡沫倾泻在岩石上，旗帜和起伏的蓝色海水闪着光亮。他们走出去抽一根香烟，感觉到烟雾喷洒在脸上。
他们谈起了美莱村屠杀[9]。细节刚刚披露。许多关于集体屠杀的报道，沟渠中的尸体，接受调查的美国中尉。
波士顿将举行抗议活动。我有朋友可以接待我们一个晚上。何不跟我一起去？
我不想去。
你对这场战争不愤怒？
这不该由我来反对。
苏巴什发现他可以对理查德说实话。理查德倾听他的意见，但不和他对抗。他甚至没有尝试一下改变他。
他们开车回村里时，理查德问苏巴什有关印度的事情，它的种姓制度，它的贫穷。应该责怪谁？
我不知道。这些日子，大家都互相指责。
但是有没有解决方案？政府在哪里呢？
苏巴什不知道如何对一个美国人描述印度难以控制的政治，以及复杂的社会。他说印度是一个古老的地方，同时又很年轻，依然在努力认识自己。你应该跟我弟弟聊一聊，他说。
你有个弟弟？
他点点头。
你从没提起他。他叫什么名字？
他停了一下，然后说出了乌达安的名字，这是他来到罗得岛以后的第一次。
好吧，乌达安会说什么？
他会说，建立在封建制度之上的农业经济就是问题的根本。他会说，这个国家需要一个更加平等的结构。最好实行土地改革。
听起来像中国模式。
就是。他支持纳萨尔巴里。
纳萨尔巴里？那是什么？
几天后，在系里的邮箱里，苏巴什看到乌达安寄来的一封信。用孟加拉语写的几段话，深蓝色的字迹写在浅蓝色的航空邮简上。信是十月份寄出来的；现在是十一月了。
阅后即毁。没有必要连累我们任何一个。但鉴于信件是我入侵美国的唯一机会，我无法抗拒写给你。我刚从另一次外地旅行回来。我见到了桑亚尔同志。我得以同他坐在一起，跟他说话。我必须戴上眼罩。另找机会细说。
为什么没有消息？无疑，世界最大资本主义强权的花花草草俘获了你。但是，如果你受得了把自己撕裂出去，那就尽量变得有用一些吧。我听到那里的反战运动正如火如荼。
这里局势的发展令人鼓舞。红卫兵正在组建，他们走村串寨，传播毛泽东的语录。我们这一代是先锋队；学生的斗争是农民武装斗争的一部分，马宗达说。
你将回到一个已经变革的国家，一个更公正的社会，我对此有信心。家里也会改变。爸爸贷了一笔款。他们正在扩建现有的房舍。他们似乎认为这是必要的。如果房子保持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将不会结婚，不会在同一屋檐下养家糊口。
我告诉他们这是浪费，是奢侈，考虑到你甚至没有住在这里。但是他们不听，现在已经太迟了，建筑师来了，脚手架搭起来了，他们声称能在一两年内完工。
没有你，日子好沉闷。虽然我拒绝原谅你，因为你不支持只会改善千百万人民生活的运动，但希望你能原谅我使你难堪。不管你在做什么，你能快一点吗？来自弟弟的拥抱。
他用一句语录收尾。战争必将带来革命；革命必将结束战争。
这封信苏巴什读了好几遍。好像乌达安就在现场，对他说话，逗弄他。他感觉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忠诚、他们的感情，被拉伸跨过了半个世界。被如今站在他们之间的一切拉伸到了断裂点，而同时却拒绝断裂。
跟他在罗得岛的个人物品放在一起，这封信也许是安全的。信是孟加拉语写的，苏巴什本来可以保留。但他知道乌达安是对的；信的内容，其中提到桑亚尔，如果落到坏人手里，可能会威胁到他们两人。第二天，他把信带到实验室，下班时找了个借口在那里晃悠，等着所有人离开。他郑重其事地将信放在黑石柜台上，擦了一根火柴，看着信的边缘慢慢变黑，他弟弟的言语消失。
我一直在研究河口特有的化学过程，在低潮时氧化的沉积物。滨外沙埂的走向与大陆平行。硫化亚铁在沙滩上留下宽阔的黑色污迹。
听起来很奇怪，当天空阴沉、云层低垂的时候，这里的海岸景观、水和草地、走上泥滩时细菌的气味，把我带回老家了。我想起了低地，稻田。当然，这里没有水稻。有的只是贻贝和圆蛤，都是美国人喜欢吃的贝类。
他们把沼泽里的草叫作大米草。我今天才知道它有排泄盐分的特殊腺体，因此常常覆盖着一层晶体残留。草茎上蜗牛爬上爬下。它已经在这里生长了数千年，在泥炭沉积之上。它的根系稳固了海岸。你知道它是通过散布根状茎来繁衍的吗？有点像托利冈吉曾经非常繁盛的红树林。我得告诉你。
校园四方院的草坪现在好像覆盖着一片锈色的海洋，落叶在风中疾驰、翻卷。他在齐脚踝深的积叶中跋涉。叶子有时会在他周围升起，仿佛有什么活物藏在下面，定要露一下脸才又安顿下去。
他拿到了驾驶执照，而且手上有了理查德的车钥匙。理查德乘坐公共汽车回家过感恩节去了。校园已经关闭，没地方可去；有几天甚至图书馆和学生中心都要关掉。
下午，他上了车，漫无目的地瞎转。他开车上了去詹姆斯敦的大桥，一路开到纽波特才返回。他在收音机上听流行歌曲，陆上和海上的天气状况。北风十到十五节，午后转东北风。浪高二至四英尺。能见度一到三海里。
天黑得早，五点钟就得打开车灯。一天晚上吃晚餐的时候，他决定去一家意大利餐厅吃焗烤千层茄子，这家馆子他时常和理查德一起去吃。他坐在吧台边，喝着啤酒，吃着这道分量很大的菜，一边看电视上的橄榄球比赛。他是店里仅有的几个客人之一。付账单时他们告诉他，感恩节那天餐厅不开。
那一天道路空空如也，整个镇上一片安静。节日期间无论发生什么，不管它是怎样庆祝的，全都看不出一丝迹象。没有他听说的游行，没有公开的庆祝活动。除了校园里一场足球赛聚集了一群人以外，没有任何可看的事情。
他开车穿过住宅区，一些教职员工就住在这些区域。他看到烟囱里冒着轻烟，挂着不同州车牌的汽车，停靠在落叶满地的街道两旁。
他继续往远处开，来到查尔斯敦的出海渠口，那里的大米草已经变成了浅褐色。太阳已经低斜，炫目的光亮太强烈。靠近一个盐池，他把车停到了路边。
一只苍鹭融在草里，它离苏巴什很近，琥珀色的眼珠都可以看见，蓝灰色的身体染上一抹向晚的光线。它的颈子定格为S形，喙又尖又长，就像离开印度时父母给他的铜制拆信刀。
他摇下车窗。苍鹭一动不动，可是随后那弯曲的颈子伸展又缩回，好像它意识到了苏巴什正在凝视。托利冈吉的那些白鹭，捕猎时搅动着泥浆水，显得干瘦一些。从来没有这样有型，这样气派。
他惬意地观察着：苍鹭一头扎下水里时，朝后弯折的长腿慢慢走过时，胸部的羽毛向下低垂。
他只想坐在车里，看着那只鸟站在那里，凝望大海。但是这条狭窄的土路，平素都是空荡荡的，这时却有一辆汽车从后面靠近，想要过去，迫使苏巴什往前开。等他掉头回来，鸟已经不见了。
第二天下午，他又回到这个地方。他沿着沼泽的边缘走，寻找那只鸟的踪迹。他站在那里，望着地平线，看光线变成金黄色，太阳就要落山了。他猜想也许鸟已经飞走避寒了。这时他突然听到一阵尖厉、持续的嘎嘎声。
就是那只苍鹭，它正掠过水面，巨大的翅膀缓慢而从容地扇动着，显得既有阻碍又自由自在。它长长的脖子收了起来，黑色双腿悬在后面。在夜幕低垂的天空，这幅剪影是黑色的，主要羽毛的尖端清晰可辨，脚趾的分岔部分也历历在目。
第三天他又回去，但是已经到处找不到它了。他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无助的爱。
1970年，新的十年开始了。冬天，当树木光秃秃的，僵硬的地面还覆盖着积雪的时候，乌达安的第二封信来了，这一次是装在信封里。
苏巴什撕开信，发现里面有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是一个年轻女子的立像。她修长的手臂折叠在胸前。
她很放松，却也有点犹疑。她的头略微转向一侧，她的嘴唇抿着却又不失俏皮，她的微笑还有那么一点歪斜。她梳了一条大辫子，垂在一边肩头。她的肤色很深。
她不算漂亮，却很吸引人。完全不像他们上大学时母亲在婚礼上指给乌达安和苏巴什看的那些端庄女孩。这是一张偷拍的照片，背景就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一幢他不认识的建筑物前面。他好奇是不是乌达安拍的。是不是他逗起她脸上的俏皮表情的。
我以这封信代替正式介绍，也算一个正式宣布吧。现在是见过她的时候了。我认识她好几年了。我们没有声张，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叫高丽，很快就会在总统大学拿到一个哲学专业的学位。一个来自北加尔各答康沃利斯街的女孩。她的父母都死了，她跟她哥哥——我的一个朋友——和一些亲戚住在一起。她喜欢书籍，胜过珠宝和纱丽。她和我一样有信仰。
像毛主席那样，我拒绝包办婚姻。我得承认，就这件事上我还是羡慕西方。所以我娶了她。别担心，除了跟她私奔以外，没有任何丑闻。你并不是要做伯父了。还没到时候呢，至少。太多的孩子成了我们充满缺陷的社会结构的受害者。这一点需要首先纠正。
你要是在这里就好了，不过你没有错过任何庆祝活动。这是一个民事登记。事后我告诉了妈妈和爸爸，我也正在跟你说。我告诉他们，要么你们接受她，我们一起回托利冈吉，要么我们作为夫妻在别的地方生活。
他们的震惊还没缓过来，对我很生气，也没理由地嫌弃高丽，但我们现在和他们住一起，学习相互容忍。他们不想告诉你我做了什么。所以我自己告诉你。
在信的结尾，他要求苏巴什为高丽买几本书，说这些书在美国容易买到一些。不要邮寄，只会丢失、被人偷走的。你带回来吧。过些日子你会回来当面向我道贺的，不是吗？
这一次他没有重读。一次就够了。
乌达安虽然有份工作，但养活自己都不够，更不用说一个家庭了。他还不到二十五岁。虽然房子很快就会够住，但在苏巴什看来，这个决定感觉还是太冲动了，是对父母的过分要求，太草率。他感到困惑，乌达安如此热衷于他的政治，如此蔑视传统，居然会突然之间娶老婆。
乌达安不单在苏巴什之前结了婚，而且他娶的女人还是自己选的。他自作主张地做了一件苏巴什相信应该由他们父母决断的事情。这是乌达安冲到苏巴什前头，否认他是老二的又一个例子。随心所欲的又一个例子。
照片的背面有乌达安手写的日期。一年多以前的1968年。苏巴什还在加尔各答的时候，乌达安就已经认识她，爱上她了。高丽的事，乌达安一直没有透露半点口风。
苏巴什再一次毁掉了这封信。那张照片他保留了，放在一本教科书的后面，以证明乌达安做过什么事。
他不时抽出照片看看。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见到高丽，会怎么看待她，既然他们已经有了关联。他隐隐感觉到又一次被乌达安彻底打败了，因为他找到了这样一个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