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基本的贸易原则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汇率，即使是中国的汇率，对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影响都很小。总体贸易逆差是由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平衡决定的，而这几乎不受任何特定国家汇率的影响。人民币的价值影响着双边贸易逆差——中国的进出口差额。但这本身无关紧要。如果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服装或鞋减少（因为人民币升值），它将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更多，比如孟加拉国或越南；它不会在自己的边界内生产更多的东西。

双边贸易赤字只是物物交换的经济问题。货币之所以是如此重要的发明，是因为它避免了物物交换，它允许多边交换。我们从中国买的东西比卖的多。但中国可能会从澳大利亚买的比卖给澳大利亚的多。澳大利亚从美国买的可能比卖给美国的更多。如果这3个贸易账户中的每一个都必须单独平衡的话，我们的处境将会更加糟糕。

也许有些人认为，因为美国在任何方面比其他国家都要好，就只应该出口：根据定义，在这个逻辑中，如果有人在削弱美国公司的力量，他们一定是在玩不公平的游戏。这就是亚当·斯密在两百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的重商主义理论。一个国家的公民受益于消费，享受劳动成果。他们只向其他国家出售它生产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出口是为了进口。一个国家出口其擅长生产的商品，进口它相对不擅长生产的商品。相对来说，在某件事上做得比较差并不需要自责，这只是意味着别人可以做得更好一点。这不是一个“不公平的游戏”。我们不需要出口或阻止进口，以保持充分就业。正如我们之前所强调的，保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任务是货币当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财政政策的责任。这不是贸易政策的责任。

着手廉价劳动力问题和低劳资环境标准

同样的谬论也出现在对贸易伙伴低工资的抱怨上。美国如何竞争？当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工资低的原因是生产率低，这就导致了生活水平的降低。很不幸的是，工资和生产力都很低，但这并不是不公平的。这些低工资的经济体也可能会抱怨，他们怎么能和美国的技术竞争呢？或者是一个联邦储备利率接近于零的经济体？比较优势理论描述的是，当各国在做不同的事情时，其相对生产力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贸易带来的好处：我们生产飞机的效率相对较高，我们的贸易伙伴在制造服装方面相对更有效率。我们贸易伙伴的生产率可能会很低，因此工资也会低得多。很明显，在与穷国进行贸易的情况下，在相对生产率方面明显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贸易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这种比较优势原则同样适用于不同国家决定如何花费它们所得的任何收入，或者它们如何组织经济的各个部分。例如，它们可以花更多的钱在预防性医疗上（就像我们的欧洲贸易伙伴所做的那样），这样在急救室治疗上就花费少了。

然而，在一些重要的情况下也存在巨大的市场扭曲，这意味着观察到的贸易模式可能不符合潜在的比较优势。最明显的是，政府可以向企业提供补贴。这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除了直接补贴外，它相当复杂。一些人抱怨说，当一个国家（如美国）将利率设定为零利率，或者把银行的利率降下来，这样他们实际上就可以向他们的客户收取较低的利率，这是一种补贴。

因此，当企业对环境造成损害时，也会产生真实的社会成本，而不向公司征收它应征收的费用实际上是一种补贴。为应对气候变化，2015年《巴黎协定》要求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许多国家将通过对碳排放征收费用来履行它们的承诺。这种排放存在巨大的社会成本——气候变化带来的成本。不收取这些费用就像可以让企业免费获得劳动力一样，也是一项补贴。许多国家担心，如果某些国家（如美国）拒绝征收这样的费用，它会扭曲贸易模式。美国可能会生产一种排放密集型的好产品，比如钢铁，不是因为它的效率更高，而是因为隐性补贴。由于缺乏环境法规或温室气体排放的费用而产生的贸易优势是“不公平的”，或者至少是扭曲的。

我也注意到，竞争的不完美性会导致扭曲的贸易模式，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力量。在劳动力市场，企业可以利用市场力量向员工提供不合格的工作条件来剥削他们。

过去1/4个世纪的贸易协定包括了一些旨在处理这些扭曲的条款。当一个国家提供补贴时，其贸易伙伴可以征收“反补贴税”来抵消其影响。一些人认为，这一规定延伸到隐性补贴，比如不征收环境损害费用，包括不征收碳价税。最近的协定还包括有关劳工和环境标准的规定，尽管有证据表明，即便是有限的条件也常常得不到有效的执行。

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大多数双边贸易赤字与这些扭曲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因此，美国对荷兰仍有贸易顺差（2016年约为240亿美元）。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荷兰采取了一些不公平的贸易政策，这种不平衡不能归咎于美国的劳工法或环境法比荷兰更糟糕。

回到基本的宏观经济基础上也很重要：这些对整体贸易赤字都不重要，这是国内储蓄与投资失衡的问题。

赢家和输家：贸易的分配后果

一些对全球化的不满源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它没有实现其承诺的就业或增长。更明显的是，就业岗位被摧毁。全球化时代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几十年前。但真正的不满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许多人实际上是由于全球化而变得生活窘迫。公司获得了超过100%的收益，所有的增长，还有一些已经属于其他人的经济蛋糕使得全球化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但对社会其他人的吸引力却小得多。

事实上，诚实的学者总是指出全球化中会有赢家和输家。当全球化运行良好时，为全球化而争论的标准理论就会消失，赢家能获得足够的利益从而能够去补偿输家，这样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变得更好。但该理论认为，他们可以补偿输家，而不是他们愿意补偿输家。但通常他们并没有去补偿输家。而且因为他们没有，很多人甚至是大多数公民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糟糕。这些都是令人不快的事实，在全球化的鼎盛时期没有得到广泛的解释，当时的倡导者似乎声称每个人都会是赢家。

在完全自由的贸易和运转良好的市场中，世界各地的非熟练工人将得到同样的工资——向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导致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工人工资下降。理由很简单：货物贸易是生产要素流动的替代品，是非熟练和熟练的劳动力和资本生产货物。如果美国从中国进口更多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那么在美国生产这些货物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就降低了美国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全球化的倡导者从来没有强调过这些见解，实际上从未提到过。这是故意的欺骗、无知，还是因为许多政客，甚至是民主党人，继续相信涓滴经济学？自从肯尼迪总统宣称“水涨船高”以来，涓滴经济学的观点一直就没有理论或证据支持。20世纪的最后1/4个世纪只是提供了更多反对这个观点的证据。

较弱的议价能力

工人的工资由于另一种能力的降低而降低：他们的议价能力削弱了。当然，这已经被对工会的打击以及始于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的劳工立法变化严重地削弱了。但现在公司有了另一个工具。他们可能会威胁将工厂转移到其他地方，比如中国或墨西哥，那里的劳动力成本较低。然后，贸易协定赋予了他们将货物带回美国的权利。以墨西哥为例，没有关税，而中国也通常是非常低的关税。工人们被迫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糟糕的工作条件。工会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工作的外包和工资的降低，他们的权力因此变小了，他们的会员也减少了，这就陷入了恶性循环。

然后，没有人站出来为针对美国劳动人民所发生的事情大声疾呼。这曾经也是民主党的作用。但随着选举成本的增加（2016年选举中，每一个政党不得不花费大约10亿美元），民主党不得不越来越向其资金来源靠近——银行家和硅谷的新技术企业家，并且越来越远离他们的传统基础。甚至当我为克林顿政府服务时，当我或Robert Reich（劳工部长）公然反对税收体系的递减（非常富有的人比那些不是很富裕的人实际支付的比例小得多）或毫无根据的补贴我们的银行和企业时，我们嘲笑地称这一切是为了公司的福利，我们被认为是在煽动阶级斗争。

当然，许多政客根本不在乎涓滴经济学是否奏效：只要他们的选民或者支持他们政治事业的人足够多，认为他们过得很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只有前1%的人过得很好。

鉴于此，我们的政客不愿考虑他们的政策对普通美国人的影响；他们不想听到那些经济学家的警告，即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级将面临巨大的潜在后果。他们只听他们想听的。

管理贸易下的利益平衡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出现的全球化并非以“自由贸易”为基础，而是以有管理的贸易为基础，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特殊公司利益而管理，在这些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尽管这些协定很少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还是其他国家的工人。

公共政策学院的学生牢记的教训之一是，新的法律应该有一个与实际情况相反的名称。因此，自由贸易协定实际上不是关于自由贸易的。如果是自由贸易，它将是短短的几页——每个国家都放弃了它的关税、非关税壁垒和补贴。最新的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见前言）长达6000多页。有一次一位南美总统问我，他是否应该与美国签署一项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我建议他提出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协定：如果他这样做，几乎可以肯定，美国会拒绝。例如，美国向来会拒绝取消农业补贴。

要想看到这些“有管理的贸易”协定代表了发达国家特殊利益的平衡，可以想象国会对其他规则的反应。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几乎无法想象国会会支持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协定，取消明显的农业补贴和对化石燃料更为隐蔽的补贴（其中一些隐藏在税收制度中）。1994年完成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美国要求并在取消对纺织品的保护方面拖延了10年。考虑到企业部门的短视，10年是无限的。当然，10年期满后，该行业希望延长其保护期。

技术还是全球化

全球化的拥护者认为，全球化只是造成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非熟练工人收入下降的几种力量之一。人们没有公正地把它当作是造成不平等的唯一或主要因素来看待。技术变革更为重要——技术的进步已经使锈带的工作变得过时，并减少了对非熟练工人的需求。市场经济中，降低工资是必然结果。

制造业中的大部分失业实际上是由技术造成的。即使没有全球化，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远远超过了需求的增长，也会导致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大量减少。根据一些估算，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解释美国制造业65%～80%的失业情况。

同样，特朗普在煤炭开采领域失去了很多工作机会，这一次是指责监管规定。但真正的原因很简单：技术的进步导致天然气供应的大量增加，使得煤炭缺乏竞争力。美国向欧洲出口煤炭，压低了那里的煤炭价格和产量。如果欧洲人有美国人所认为的那种“保护主义”心态，他们当然会阻止美国煤炭出口（像大多数保护主义者一样，特朗普几乎不会想到如果每个人都像他那样行动会发生什么。）

因为某些政客将全球化视为恶棍，导致部分但只是部分普通公民对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看法各不相同。反对技术变革是老生常谈。没有人想被贴上那个标签。此外，对于个人来说，很难想象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技术进步，不存在像19世纪的勒德分子运动那样采取粉碎机器的激进行动。

此外，乐观的美国人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工人认为，他们能够对技术进步做出反应。他们把它看作是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与他们喜欢新产品之间具有明显的联系。此外，拥抱进步是美国身份的一部分。创新和适应的能力是这个国家成功的一部分。其他国家的许多人也有类似的感觉。

然而，全球化是由国内外的政治家塑造的。因此，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出一个办法来阻止进口：实施贸易限制。那些“其他国家”从事的是不公平竞争。在我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我经常听到商界人士的申辩，他们坚决赞成竞争，反对补贴他人。但在他们解释当时和他们所在行业的竞争是如何不公平和具有破坏性的时候，他们声称政府的一些帮助（有时是以补贴的形式，常常是通过保护他们免受国外“不公平”竞争的影响）将会带来巨大的好处，不是对他们个人，而是对他们的工人和社区。当那些看起来比自己更具有竞争力的人是外国人时，他们说他们从事不正当竞争的理由是不可抗拒的：另一种说法是认为根本就是违规的。

简而言之，人们认为，至少他们的一些痛苦是由于全球化造成的——我们的政治制度塑造了全球化的方式。他们觉得他们不必忍受它，他们也不应该忍受它。

此外，不管是不是真的，对于那些收入停滞不前的中产阶级来说，说他们的痛苦只有一部分是全球化造成的，或者说中产阶级的衰落大部分都是由技术变革造成的，这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安慰，只会增强他们尽其所能来维持他们生活水平的决心。

有些政客愿意表达他们的愤怒，告诉其他人他们想听到什么：美国能够而且应该利用其经济力量；靠自己的力量，加上保护主义，美国会比现在更加强大。他们的工作会得到恢复，他们的工资会恢复到多年来所没有的高水平。这就是承诺，第3章表明这些承诺将不可避免地被打破。

一个思想实验

简而言之，即使全球化只是中产阶级衰落的一部分原因，如果公民认为这是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就会自然地采取行动。这也许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可以使事情变得更好。

事实上，技术和全球化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通信和运输的进步，就不可能实现我们今天的全球化，我们的外包也不可能达到今天的这种程度。

尽管如此，进行一次思想实验还是很有启发性的。如果技术没有变化，那么会发生什么，但全球化已经迅速地向前发展，取消了对货物、服务和企业流动的障碍。我已经提到的标准理论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会直线下降，向新兴市场的水平趋同。当然，市场永远不会像经济学家的模型那样完美运转，所以下跌不会是瞬间发生的。然而，相信市场和全球化的所有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些工资不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