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群体的感情与道德

1.群体的冲动、多变和急躁

群体受诱因支配，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群体服从的各种冲动是那么的专横，以致个人利益被抹杀——群体不会深思熟虑——种族的影响。

2.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群体受暗示的左右——他们把头脑中的幻觉当作现实——为何这些幻觉对组成群体的所有个体都是一致的——群体中博学的人和无知的人是平等的——群体中的个人受幻觉支配的各种各样的实例——群体根本没有信仰——众多的目击者是呈现事实最坏的证据——史学著作的价值微乎其微。

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简单化

群体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并且总是走极端——他们的感情总是极端的。

4.群体的偏执、专横与保守

这些感情的缘由——群体在强权面前卑躬屈膝——群体一时的革命本能并不能阻止他们变得极端保守——群体对变化和发展的本能敌视。

5.群体的道德

群体的道德在暗示的作用下，可能比个人的道德更高尚或更低劣——解释与实例——群体极少受到利益支配，而利益往往是孤立个体的唯一动力——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

在对群体的主要特征做了大致说明以后，我们要对这些特征的细节进一步研究。

我们会注意到，群体的某些特点，如冲动、急躁、不理性、缺乏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几乎总是可以在某些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如女性、野蛮人和儿童。不过我只是顺便提到这种类比，对它的论证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再说，它对熟悉原始人心理的那些人是毫无用途的，也很难让那些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信服。

现在，我将依次分析在大多数群体中都能观察到的不同特征。

1.群体的冲动、多变和急躁

我们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征时说过，它几乎完全受无意识的动机支配。它的行为更多的是受脊髓神经[21]，而不是大脑的影响。在这方面，群体与原始人十分相近。他们的行为可以实施得相当完美，却不受大脑的支配，而是受诱因[22]的影响。一个群体总是任由各种外界诱因的摆布，并且对它们持续不断的变化做出反应。群体是诱因的奴隶。孤立的个人可能也会像群体中的个人一样受到这种刺激的影响，但是他的大脑会向他反映，受这些刺激的摆布不足取时，他便会克制自己不受摆布。这个真理在心理学上可以这样表述：孤立的个人拥有控制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而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

根据诱因的不同，群体所服从的各种冲动也在变化，它们可以是慷慨的或残忍的、英勇的或怯懦的，但它们总是异常强烈，以致个人的利益甚至保全性命的本能，都无法控制他们。影响群体的诱因多种多样，群体总是对它们俯首帖耳，其结果就是，群体极其易变。这也就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群体总是可以从异常血腥残暴一瞬间又变得特别慷慨英勇。群体很容易就可以扮演刽子手的角色，同时也很容易成为殉道者。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我们无须回到过去那个英雄年代就能看到这一点。他们在暴动中从来不怕牺牲生命，就在前不久，一位将军[23]突然声名大噪，因为他轻而易举就能招募到成千上万的人，他们随时准备为了将军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的性命。

因此，群体根本不会做任何预先策划。他们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绪激化，但是他们又总会受到瞬间诱因的影响。他们就像被暴风席卷的树叶一样，漫天飞舞，四处飘散，然后落地。稍后我们研究革命性群体时，会列举出一些他们情绪多变的例子。

群体的这种易变性使得他们很难受控制，尤其是当一部分公众权力落到他们手里时更是如此。一旦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事物不再构成一种看不见的约束，民主[24]就几乎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了。此外，即便群体的愿望是疯狂的，他们却也不会持久。群体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做长远的思考。

群体不仅冲动和易变。他们也像野蛮人一样，不愿意承认横亘在愿望产生和实现之间的任何障碍，因为人多势众让他们觉得势不可当。对群体中的个人来讲，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一个孤立的个人十分清楚，单凭他自己是不可能烧毁宫殿或者洗劫商店的，即使有让他这样做的诱惑，他也会轻而易举就抵制住它。但是成为群体的一员后，他就能意识到人多势众所赋予他的力量，这就足以使他产生烧杀掳掠的念头，并让他立刻屈服于这种诱惑。突如其来的障碍会被残暴的愤怒所摧毁。人类机体的确能够被疯狂的激情所占据，也可以这样说，意愿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就是这种激愤状态。

种族的基本特征构成了我们全部情感恒久的来源，它总会对群体的易怒、冲动和多变产生影响，就像它会对我们将要研究的大众情感产生影响一样。所有群体无疑总是易怒和易冲动的，但是其程度各有不同。例如，拉丁人[25]的群体和盎格鲁-撒克逊人[26]的群体之间就有着显著的差异。近期法国发生的事件十分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二十五年前，仅仅是一份据说某位大使受辱的电报被公之于众，就足以激起众怒，接踵而来的就是一场可怕的战争。几年后，一份有关法军在谅山[27]一次无关紧要的失败的电文再一次激起了众怒，直接导致政府瞬间垮台。与此同时，英国人在远征喀土穆时遭受的一次非常严重的惨败，在英国本土却只引起了细微的情绪波动，甚至政府官员全都安然无恙。任何地方的群体都带有女人气，但是拉丁裔的群体女人气最重。凡是赢得他们信赖的人，命运就会一飞冲天，但也时刻处在悬崖的边缘，说不定哪天就会跌入深渊。

2.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我们在定义群体时说过，群体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极其容易接受暗示，我们还指出了这种暗示在每个群体中多么容易传染；这个事实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群体的感情会极速转向某个确定的方向。不管人们对这一点有多漠视，一个群体通常处在期待关注的状态里，也就致使他极易被暗示。最开始的暗示通过相互传染的方法，迅速进入所有集会人员的大脑，群体感情的统一趋势就会立刻转变为既成的事实。

正如所有受到暗示影响的人所示，进入他们大脑的念头将会转变成行动。不管这种行动是烧毁一座宫殿还是牺牲自己，群体都会不遗余力地照做。一切取决于诱因的性质，而不再像孤立个人的情况那样，取决于受到暗示的行动与全部理由之间的关系，后者可能与这一行动是对立的。

因此，群体总是游离在无意识边缘，极易屈服于暗示，表现出不受理性左右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他们丧失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过度轻信，别无选择。对于群体而言，没有什么不可信。谨记这一点，就能理解那些荒诞的传说和故事为何会如此容易地编造和传播。[28]

一些传说之所以会如此轻易地在群体中流传，并非完全是因为极端轻信，还因为事件在群体的想象中发生了过度曲解。在群体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很快就会变得面目全非。群体是靠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本身又会引起其他一系列与之毫无逻辑关系的形象。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有时候我们脑海中唤起的任何事实，都会牵出一连串奇怪的念头，就不难理解这种状态了。理性告诉我们，这些形象毫无条理性，但是群体却对这个事实置若罔闻，把歪曲的想象与真实事件混为一谈。群体几乎从不区分主观和客观。他们把想象当成现实，尽管这些想象与观察到的事实之间往往有着微乎其微的关系。

群体歪曲自己所见事实的方式好像既多又杂，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具有截然不同的性格。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作为传染的结果，对事实的歪曲在每一个个体身上表现出了相同的性质和方向。

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就是传染性暗示的起点。圣乔治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墙上，肯定有一个人首先看到了，然后才为所有的十字军战士所知。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一个人创造的奇迹立刻会被所有人接受。

历史中时常出现这种集体幻觉，其机制莫不如此——这种幻觉看起来好像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特征，因为它是被成千上万的人观察到的现象。

若想反驳以上所说的情况，大可不必考虑组成群体的个人的精神品质。这种品质是无足轻重的。他们一旦结群，博学之士便和笨蛋一样都丧失观察能力。

这个论点看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要想证明它确切无疑，我们就必须考察大量的历史事实，即使再写很多本书也不够。

但我不想让读者觉得这些是未经证实的主张，因此我还是要从可供引用的无数事例中随便挑选出几个来。

下面这件事是最典型的，因为涉入集体幻觉的群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既有愚昧无知的又有文化水平很高的。此事在海军上尉朱利安·菲利克斯所写的有关海流的著作中偶然提到过，先前曾被《科学杂志》引用过。

贝勒·波拉号护航舰在远海巡航，目的是找到在强风暴中失联的波索号巡洋舰。当时正是大白天，天气晴朗，执勤士兵突然收到了一艘失事船只的求救信号。全体船员向发出信号的方向望去，军官和水手都清楚地看到，一只载满人的木筏被发出求救信号的舰船拖着。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德斯弗斯上将派遣一艘小船前去营救遇难者。在接近目标时，船上所有官兵都看见“有一大群人挥舞着他们的手臂”，声音沉闷而混乱。到达目标时，船上的人却发现，自己找到的不过是几根从附近的海岸吹来的树枝，上面覆盖着树叶。在如此明显的事实面前，幻觉消失了。

在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集体幻觉的运作机制。一方面，是一个翘首期盼的群体；另一方面，是执勤士兵发现海上遇难船只发出信号所提供的暗示。在相互传染中，在场官兵就接受了这样的暗示。

群体的人数并不需要太多，就足以使他们眼前的事实遭到曲解，真相被无关的幻觉所取代。只要几个人聚集到一起组成一个群体，就算他们是受人尊敬的学问人，在他们专长以外的事情上，他们依然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征。他们每一个单独的个体身上所具有的观察能力和批判精神会立即消失。一位匠心独运的心理学家戴维先生，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奇特但又十分恰当的实例，最近的《心理学年鉴》也引用了这个实例，值得在这里讲述一下。戴维先生召集了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其中包括英国最有名的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先生。在他们检查了物体并根据意愿做好标记后，戴维先生向他们演示了一系列程式化的幻术现象，灵魂显形，并在石板上写字，等等。后来，这些著名的观察家所写的报告全都证明，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只能通过超自然的手段来实现。而戴维先生向他们揭示，这些都来自特别简单的骗术。“戴维先生的调查中最让人吃惊的特征，”这篇文章的作者写道，“不是骗术本身有多么神奇，而是这些外行的目击者所做的报告极其无力。”他说，“很显然，即便是很多的目击者也可能给出完全错误的间接关系。但结论是，一旦他们的报告被认定是正确的，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无法用骗术来解释。戴维先生发明的方法非常简单，以至人们对他胆敢用这种方法而感到吃惊；但是他确实有支配群体大脑的能力，能让他们相信自己看到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看到的事情。”这里所看到的仍然是催眠师作用于被催眠者的能力。可见，这种能力既然能够作用于超群出众且事先抱有怀疑态度的头脑，那么它让普通群众上当受骗也就不足为奇了。

类似的事例数不胜数。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报纸上充斥着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报道。有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他们一眼就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证词十分统一，根本不容许预审法官有任何怀疑。他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举行葬礼时，人们偶然发现，他们本以为死了的孩子还活着，而且她们和溺水女孩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就如前面提到的这些事例，第一个目击者自身就是幻觉的牺牲品，而他的证词就足以使其他目击者受到影响。

在此类事件中，暗示的起点往往是某个人多少有些模糊的记忆所产生的幻觉，在这一最初的幻觉得到肯定后，传染也就接踵而至。如果第一个观察者特别没主见，他足够相信自己辨认出了尸体，这样就会出现——除了所有真实的相似处——一些特征，比如，一个伤疤，或者一些让别人产生同感的梳妆打扮上的细节。由此产生的同感就会变成一个具体化过程的核心，征服人们的理解力，并使一切判断力彻底瘫痪。观察者接下来看到的事物就已经不再是事物本身了，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象。这就可以解释报纸中旧事重提的这个案例，孩子的尸体竟被他们的母亲错认。我们从这个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刚刚已指出其作用机制的两种暗示。

另一个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但他搞错了。接下来，一系列毫无根据的辨认开始了。

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就在同学辨认出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惊叫道：“天啊，这是我的孩子。”

她抱起尸体，检查衣服，又看看他前额上的疤痕。“这就是我的儿子，”她说，“他是去年七月份失踪的。他一定是被别人拐走并谋杀的。”

这个妇女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她的小叔子也被叫了过来。问到他时，他说：“那个就是小菲力贝特。”生活在那条街上的好几个人也辨认出了在拉维莱特找到的这个孩子就是菲力贝特·夏凡德雷。他的小学老师也说是，根据的就是孩子佩戴的一枚徽章。

然而，邻居、小叔子、小学老师和母亲都弄错了。六个星期之后，孩子的身份终于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人杀害，然后又被运到了巴黎。[29]

值得注意的是，做出这种错误辨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孩子——也就是说，恰巧是最容易受影响的人。这也向我们表明，这种目击证人在法庭上究竟有什么价值。尤其对于儿童来说，他们的证词绝不可信。法官总是在重申孩子不会撒谎这个观点。但只要他们有一点点心理学修养，就会明白，事实刚好相反，孩子们总是在撒谎。当然，这种谎言本身是无辜的，但谎言始终是谎言。与其通过一个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倒不如用掷硬币的方式更妥当。

回到群体的观察能力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结论是：他们的集体观察极有可能出错，这些观察经常只是代表了某个个人的幻觉，幻觉又影响到群体中的其他人。我们可以举出无尽的事例来证明，绝对不要相信群体的证词是十分明智的。二十五年前，有数千人在色当战役[30]中参与了骑兵进攻，但是面对矛盾百出的目击证词，根本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在指挥那场战役。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英国上将沃尔斯利勋爵证实，到目前为止，在滑铁卢战役[31]的一些重要事件上，至今有人在犯着最严重的事实错误，而那些事实却是有数以百计的目击者证实过的。[32]

此类事实让我们看到，群体的证据究竟有什么价值。逻辑学论著包含了无数目击者的一致意见，因而属于可以用来证明事实的准确性的强有力的证据。然而我们群体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逻辑学论文在这一点上需要重写。最值得怀疑的事件肯定就是那些被最多人观察过的事件。说一件事同时被数以千计的人所证实，也就意味着，真相与它的公认说法已经大相径庭。

综上所述，可以很清楚地得出结论：历史著作只能被当成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件做出的不可靠记述，同时伴随着一些思考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书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如果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文学、艺术和不朽之作，我们将会对过去时代的真相一无所知。对于那些像赫拉克利特[33]、释迦牟尼[34]或穆罕默德这样在人类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伟人，我们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大概一句也没有。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真实生活如何，对我们来说根本没那么重要。我们的兴趣仅仅是想知道，我们的伟人在通俗传说中是什么形象。在群体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正是那是传说中的英雄，而并非真正的英雄本身。

不幸的是，传说——虽然它们被很清楚地记录在书上——本身并没有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由于种族的不同，群体的想象力在不停地改变着这些传说。《旧约》[35]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36]与圣特雷萨修女挚爱的上帝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中国人尊崇的佛陀与印度人信奉的佛陀也没有什么共同特征。

英雄的传奇在群体的想象力中被改变，使得他们与我们分离开来，这个过程甚至无须数百年的时间。改变有时只发生在几年之间。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就能看到，历史上最伟大英雄之一的传奇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就已经被改写多次了。在波旁王朝统治时期，拿破仑变成了一个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庶民的朋友。在诗人看来，他注定要长期留存于乡野村夫的记忆中。三十年后，这个仁厚的英雄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夺权力和毁灭自由之后，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便让三百万人命丧黄泉。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神话又在发生改变。几千年以后，未来的学者在面对这些自相矛盾的记载时，他们甚至会怀疑这个英雄是否真的存在过，就像现在他们质疑佛陀一样。他们从他身上只能看到光鲜亮丽的神话或者赫拉克利特式传奇的演变。对于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他们无疑很容易宽慰自己，因为和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会更加了解群体的特点和心理。他们知道，除了神话，历史几乎保留不下来任何其他记忆。

3.群体情感的夸张与简单化

群体表现的情感，不管是好还是坏，都会体现太简单和太夸张的双重特征。在这一点上，就像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与原始人相似。因为他无法做到细致的区分，只能笼统地看待事情，却忽视了其中的演变。任何感情，一旦通过暗示和传染的方法表现出来，并且得以迅速地传播，它所明确认可的目标的力量就会迅速增长，对它的明确认可也将会得到极大的强化。

群体情感的简单和夸张，使得群体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就像女人一样，一下子就会陷入极端当中。怀疑刚一形成，立马就转变成所谓不容置疑的证据。厌恶和反对的苗头在一个孤立的个人身上不会获得什么力量，一旦存在于群体中的个人身上，就会立刻变成强烈的憎恨。

尤其在异质性群体当中，群体情感的激烈程度还会因为责任感的缺乏而得到增强。确定不会受惩罚——群体人数越多，越能确定这点——以及人多势众的观念，使得群体表现出一些在孤立的个人身上不可能出现的情绪和举动。在群体里，愚蠢、无知和嫉妒心强的人摆脱了卑微无能的感觉，却拥有了野蛮、短暂但又有巨大力量的感觉。

不幸的是，群体的这种夸张倾向，常常作用于一些恶劣的情感。这些是原始人本能的返祖性残留，迫使孤立和负责的个人因为惧怕惩罚而不得不加以克制。因此，群体总是非常容易被引向最恶劣的过激行为。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群体在巧妙的影响下，没有能力表现出英雄主义、奉献主义或者最高尚的美德。他们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品质。当我们研究群体道德时，我们很快会有机会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群体喜欢夸大自己的情感，所以它只会被极端的情感所打动。一个希望打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词、言之凿凿、反复强调，并且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来说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在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所惯用的论说技巧。

此外，群体对于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同样也会有类似情感方面的夸大。英雄们表面上的品质和美德也总是被放大了。早就有人明确指出，观众总会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有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勇气、道德和美好品质。

在剧场里观察事物的特殊立场，早就有人正确认识到了其重要性。这种立场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它的法则与常识和逻辑毫无关联。吸引群众的艺术无疑是趣味低下的，不过这也需要特殊的才能。通过阅读剧本来解释一部剧的成功往往是不可能的。剧院经理在接受一部戏时，他们通常也无法确定能否成功，因为要想做出判断，他们必须能把自己变成观众。[37]

如果可以进一步展开，我们将说明种族因素的压倒性影响。有时候，一部风靡某国的戏剧，在另一个国家却没有取得成功，或者只取得了部分稀松平常的成功，因为它没有产生能够作用于其他公众的影响力。

我不需要再补充说，群体的夸张倾向只作用于情感方面，对智力问题没有任何作用。我已经说明了，个人一旦构成群体的一部分，他的智力水平立即就会大大减弱。一位博闻多识的地方法官塔尔德先生，在研究群体犯罪时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群体可以把情感提升到极高，又或者相反，把它降低到一个极低的水平。

4.群体的偏执、专横与保守

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情感；提供给他们的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要么照单全收，要么全盘否决，将其看作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于是，群体的信念总是用暗示的方法来诱导而非做出合理解释。每个人都能意识到与宗教信仰[38]相伴而生的偏执以及它对人们思想的专制统治。

一方面，对何为真理、何为谬误总是心存质疑，另一方面，对自身的力量又有清楚的认识，群体因此既专横又无知。个人可能会接受矛盾，进行讨论；但群体却从来不会这样做。在公众集会上，演说家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也会立刻招来怒吼和粗野的谩骂，随之而来的就是攻击和驱逐，在嘘声中败下阵来。当然，如果现场没有警卫人员的威慑，反对者往往会被打死。

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类型的群体所共有的，但是强度又会各有不同。这里，种族——支配人们所有情感和思想的基本概念——会再一次显现。尤其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独裁和偏执发展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实际上，在拉丁血统的群体的发展当中，这两种态度已经彻底摧毁了盎格鲁-撒克逊人那种强烈的个人独立的情感。拉丁民族的群体只关心他们所属教派的集体独立性，他们对于独立的概念有独到的见解，那就是必须用暴力让异见分子立刻顺从于他们的信仰。在各个拉丁种族当中，自宗教法庭[39]时代以来，各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40]从未有过不同的自由观念。

专横和偏执是群体具有清晰认知的感情，他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感情，而且一旦有人在他们中间煽动起这种感情，他们便很容易将它们付诸实践。群体总是对强权俯首帖耳，但很少为仁慈所动，这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另一种软弱的形式。群体从来不会听命于温和的主人，只会向强力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他们总是为后者竖起最庄严的雕像。他们确实愿意践踏那些被推翻的专制君主，但那是因为君主失去了权势，变成了他们毫不害怕、可以尽情藐视的弱者。群体喜欢的英雄，永远是恺撒那样的。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威震慑着他们，他的利剑使他们心生畏惧。

群体随时会反叛软弱可欺者，但在强权面前低声下气。如果强权时断时续，受极端情感摆布的群体，就会在无法无天和卑躬屈膝间交替反复。

然而，如果以为群体中的革命本能处在主导地位，那就完全误解了群体的心理。让我们产生错觉的，不过是他们的暴力倾向罢了。他们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十分短暂的。群体深受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此过多地受到千百年来世袭制度影响，难免会十分保守。对他们撒手不管，他们很快就会对动乱感到疲倦，并且本能地变成奴才。当波拿巴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

如果不能充分考虑群体深刻的保守本能，就难以理解历史，尤其是民众的革命。不错，他们可能希望改朝换代，为了取得这种变革，他们有时甚至会发动暴力革命，但是这些制度的本质仍然体现着种族对世袭制的需要，因此他们不可能得不到种族的服从。群体的多变只会影响到一些十分表面的事情。其实他们就像那些原始人一样，拥有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他们对一切传统的迷恋和崇拜是绝对的，他们对一切能够改变自身基本生存条件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下意识的恐惧。在发明纺织机、蒸汽机以及铁路的时代，如果民主派握有今天这样的权力，这些发明永远也不可能实现，或者要付出革命和不断杀戮的代价才能够实现。对于文明的进步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伟大的科学和工业发明完成之后，群体的势力才开始存在。

5.群体的道德

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某些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很明显，群体太容易冲动、太多变，所以它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勇于献身和对公平的渴望等，也归入“道德”的行列，那我们可以说，群体有时会表现出相当崇高的道德。

少数研究过群体的心理学家，只着眼于他们的犯罪行为，当他们发现群体的犯罪行为频繁发生后，往往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下。

这种情况无疑经常存在，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简单来说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它蛰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在孤立个人的生活中，放纵这些本能是危险的，一旦他加入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他确定自己不会受到惩罚，他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放纵这种本能。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些破坏性的本能，便把它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有着同样的根源。群体慢慢杀死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牺牲品，表现出了一种极其懦弱的残忍；但是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与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猎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表现出来的残忍是密切相关的。

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它也能做出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崇高的行为，其行为之崇高远非孤立的个人所能为。当群体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为号召时，最有可能对群体中的个人产生影响，甚至可以达到让他慷慨赴死的地步。像十字军和1793年的志愿者那些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只有集体才能够表现出不计名利和献身的精神。群体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英勇地直面死亡，这样的事例简直数不胜数！不断举行示威的人群，更有可能是为了服从一道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养家糊口的薪水。私人利益几乎是孤立的个人唯一的行为动机，很少会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事实上，在群体的智力难以理解的诸多战争中，支配着群体的肯定不是私人利益，因为在这种战争中，他们宁愿自己被屠杀，就像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百灵鸟一样。

即使在一群罪大恶极的坏蛋中间，经常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仅仅因为是群体中的一员，便会暂时恪守严格的道德纪律。泰纳让人们注意到一个事实，“九月惨案”的罪犯们把他们从牺牲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钻石放在了会议桌上，而他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的。1848年革命期间，在攻占了查理十世[41]所居住的杜伊勒里宫后，呼啸而过的群众并没有拿走那些让人兴奋不已的物品，而其中的任何一件都意味着多日的粮食。

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净化，肯定不是一种恒久不变的规则，却很常见。甚至在远没有我刚刚说到的那么严重的情况下，也能看到。我前面已经说过，在剧院里，观众需要英雄具有夸张的美德。一般也可以看到，在一次集会当中，即使成员品质低劣，通常也会表现得一本正经。无论是浪荡子、皮条客，或是粗人，经常会突然私下抱怨某个有伤风化的场景或台词，尽管与他们习惯的交谈相比，这些几乎算不上什么。

群体即使经常放纵自己的低劣本能，他们也会不时地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如果我们把不计名利、服从和绝对献身于真实或虚假的理想也算作美德的话，那就可以说，群体常常会具备这种美德，而且他们所达到的水平，即使是最聪明的哲学家也难以望其项背。毫无疑问，他们是在无意识地实践这些美德，但也无碍大局。我们不应该对群体求全责备，说他们经常受无意识因素的左右，不善于理性思考。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真的理性起来，只考虑自己眼前的利益，那么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可能不会生长出任何文明，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