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论尊君

唐律中家族主义色彩之浓厚，略如上述，其次则当推尊君主义。斗讼律：告期亲尊长……虽得实，徒三年。……若告谋反叛逆者各不坐，（斗讼四十五，告期亲尊长条）则家族主义不敌于尊君主义矣。唐律一部刑名，缘坐入死者，止有谋反逆一端（贼盗一，谋反大逆条）又以事涉宫廷而致死罪者，几及二十项。（卫禁二阑入宫门条，三阑入踰阈为限条，五非应宿卫自代条，十四奉敕夜开宫殿门条，十五夜禁宫殿出入条，十六宿卫上番不到条。职制十二合和御药条，十三造御膳犯食禁条，十四御幸舟船条，十七监当主食有犯条，三十二指斥乘舆条。贼盗一谋犯大逆条，四谋叛条，二十四盗御宝条。诈伪一伪造皇帝宝条，三伪写宫殿门符条，六诈为制书条。）宜乎说者谓唐律罚犯君之罪特严，有便于王朝。是以为历代人君所喜，而因之承用不绝也。然详究其实，则唐律中犯君各罪，大多追缘前代，历袭相传，非至于唐而特酷。而中国历代法律之所以重君者，其深意所在，亦无非以其为国家象征，盖所以定秩序正纲纪，而非特以神圣视君主个人也。（英国最早号称民主政治，而始终用君主国体。无君主之国家，亦无不有元首，则亦无不有一种象征主义。）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政治哲学中，君主对国家之作用如何，至明显也。且即就唐律本身观之，亦似其对于君主之代表国家，或用其本身资格，亦颇有所轻重。如十恶之罪，（名例六，十恶条）谋反（一）大逆（二）居于最首。而大不敬（六）在恶逆（四）不道（五）之后，则为祸国家者，重于祸君也。职制律，署置（一）贡举（二）出界（三）之罪居其先，而合和御药（十二）造御膳（十三）诸罪居其后，是事官先于侍君也。斗讼律，皇家袒免亲，亦为己之所亲时，则准尊卑服数为断，不在皇亲加例。（斗讼十四，皇家袒免以上亲条问答）是私人亲族身份，较皇亲身份为优越。不以国家为本位，而仅图“效忠一姓”者，其立法能如是乎？

依上述之义而读中国历代法典政书，凡有关君臣之说，皆可以此“君主为国家象征”之国家论为基础，而其深意乃可明。若但以君臣个人关系，或一朝一姓之观念求之，不独有负昔贤，且亦将不得其解。要知我国过去，贤哲志士，以国家民族为心，而视死生利禄如敝履者，何可胜数，要皆不至于以“一姓忠仆”限其意志。然而终莫不以“忠事其君”表现之者，则中国之传统国家论有以致之耳。

然我国政治哲学之发达，及其政治制度之成熟，虽超越世界上任何国家，而独缺乏“国家论”之探讨者，有数因在。一、汉族文化，以礼教为夷夏之分，（象形文字，益增强其统一性）是以无种族疆域之界，故昔哲皆以整个“天下”立说，而不作个别“国家”之比较。（季札观乐，所论各国，皆属于一个文化，而蛮夷之邦不与焉。）二、儒家学说，甚早即整个支配中国人民之国家观念。而宗教思想，从未能对之发生重大影响，因之亦无何政治势力。故中国从不识政教之争，而遂缺乏外国国家论发达之一主要动力。三、周秦以还，大一统之制遂成。虽不乏鼎足偏安之局，而无不以统一为念，故历史上亦从无帝权王权之辩。此又一与外国国家论环境不同之处。四、中国虽以君主立国体，而始终以德治为理论。民为邦本之义，历世不磨，“虽不乏淫威之主，但往往天下骚然，终莫能从其制。亦不乏骫法之吏，但往往受民控诉，终莫能弄其法”。（陈顾远，《中国法制史》,59页）因之中国虽不乏种种阶级事实，而终未养成任何特殊阶级意识，是以亦从无民权、自由、宪法等之要求。盖中国政治哲学之缺乏国家论者，以其历史环境，与欧西不同，故国家概念之“问题性”，于中国不存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