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初步体现

作为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受到严重损失。尽管如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还是表现出了它的巨大优越性。

第一，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旧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步履维艰。近代以来，多少仁人志士的实业救国之梦都在无情的事实面前破灭了。新中国成立后，推倒了三座大山，消灭了剥削现象，劳动者的生产热情高涨，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20世纪40年代末期生产凋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景象，旧时代留下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仅仅经过短短三年的恢复时期就极大地改变了面貌。并在此基础上，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推进工业化，发展国民经济，极大地解放了被旧的社会经济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从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角度来看，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678.7亿元，为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4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不仅是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奇迹。对此，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曾经评论道：

事实上，与德国、日本和苏联——这三个国家是后起工业大国中成功的范例——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较，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从1880年到1914年，德国经济的增长率为每十年33%。日本在1874年到192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43%。苏联在1928年到195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54%。而中国从1952年到197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64%。这种经济发展速度，当然不是像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什么“蜗牛速度”。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条件下、在极其弱小的工业基础上通过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实现的，这样的成就确实令人刮目相看。[1]

第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经过1953—1958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当时在苏联的援助下，重点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项目，涉及钢铁、煤炭、冶金、机械等国民经济基础工业主要领域。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初级工业化，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主要表现在：基础工业有较大发展，钢铁产量大幅度提高，甩掉了贫油帽子，基本实现了原油自给，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交通设施及水利、电力、邮电等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基本上能满足当时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一些关键领域如“两弹一星”的研制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比率颠倒过来了。

1952—1978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见表2—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物资统计司：《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3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

第三，消灭了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了社会公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大地主手里，广大工人、城市贫民和农民都处于贫困状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根除了几千年私有制下的剥削现象，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成为社会的主人，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幅度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为一个奇迹。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医疗卫生体系广泛普及，中国的人均寿命增加了近一倍，从1949年前的35岁增加到1970年中期的65岁。

1981年各国基尼系数见表2—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I.POV.GINI。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墨西哥、美国、印度等国的基尼系数选取了相近年份的数据。

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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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54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2] 《毛泽东文集》，第6卷，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