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

正当人类即将进入20世纪时，恩格斯却与世长辞了。我们现在又处在世纪转换的交叉点上。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年，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在实践中获得伟大胜利的喜悦，也遭受着血与火的考验。一百年中，马克思主义风雨兼程、高潮起伏，使我们更加看到她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在恩格斯逝世一百周年之际，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的中国人民，对这位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这位最可尊敬的革命老人怀着深深的敬意。

一、在当代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捍卫恩格斯

恩格斯和马克思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从理论角度来说，他们是一个人，是同一学说、同一理论、同一主义的共同创造者。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两人始终过着充满紧张工作的共同精神生活”，他们“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64]。

在人类思想史上，由两个人终生合作，共同创造同一种学说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在西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创始者是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主义的创始者是黑格尔；在东方也一样，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孔丘，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当然，同一种学说可以有多个代表人物，可以有信仰者、追随者和传人，形成不同的学派。但这种学说的首创者始终是一个，是某一个人的“一家之言”。

马克思主义则与此不同。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相互合作历时数十年共同创立的学说。由志同道合才智相埒的两位旷世奇才作为同一种学说的创立者，看似偶然，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历史细节，实际上却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深刻意义。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不同，但处于相同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具有相同的政治信仰。对于他们来说，创立马克思主义是为无产阶级获得解放锻造理论武器，而不是单纯为了著书立说。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就非常准确地表达了这一点。恩格斯在信中对共产主义书刊在德国的传播和共产主义小组逐个建立表示高兴，但对缺乏科学理论表示忧虑，他对马克思说：“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65]。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都是直接或间接服务于这个根本目的：给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以“必要的支点”。共同的政治目的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生死与共，风雨同舟。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提出和创立的不是一种仅仅为他们两人所赞同的看法、观点或意见，而是一种科学学说，是对于被研究对象的规律的揭示。马克思和恩格斯长达四十年的共同合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尊重科学、探索规律，而不是单纯的意见一致。以意见为依据的一致是暂时的，是不可能持久的。

第三，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内容，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新发现，都要求付出艰巨的劳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创互补”的关系，正是他们的共同创造和各自的特殊贡献，才使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诞生成为历史事实。

历史的必然性和各种偶然机遇，使恩格斯同马克思一道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这是历史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力图改变这个事实，创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也就成了长期以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常见和惯用的手法。

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神话，从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19世纪末德国资产阶级教授保尔·巴尔特，后来的伯恩施坦、海德门都鼓吹这种观点。从20世纪20年代的卢卡奇、科尔什一直到一些当代的西方马克思学家们调门越唱越高，他们力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说成是“私交”，竭力冲淡、抹杀他们政治和理论观点的一致性。有的学者，例如法国的吕贝尔，不仅否认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创造马克思主义，而且根本否认有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恩格斯的伪造，是由恩格斯的脑袋中构想出来的。诸如此类的论调，不胜枚举。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神话、反对恩格斯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所谓马恩对立，无非是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对立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不过马恩对立论更具有蛊惑性和虚伪性，他们扬马抑恩以示客观和公正，把实际的政治目的和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隐藏在烦琐的学术考证和比较研究之中。英国《新左派评论》的主编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对这种现象的产生及其实质曾作过比较深刻的分析：“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遗产发生决定性的双重批驳而开始的，——这种批驳是由科尔什和卢卡奇分别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和《历史与阶级意识》两书中进行的。从那时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所有思潮，——从萨特到科莱蒂，从阿尔都塞到马尔库塞——一般都反对恩格斯后来的著作。然而，一旦恩格斯的贡献被认为不屑一顾，马克思本身的遗产的局限性就显得比以前更明显，对它加以补充也就更成为当务之急了。”[66]

正因为马恩对立是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翻版，因此所有对恩格斯的指责，往往都借助于曲解马克思早期的两个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西方马恩对立论者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手稿》）为所谓的依据，把马克思说成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把恩格斯说成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把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曲解为包括两种相互对立体系的杂拌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这种看法，是西方思潮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对立的折光。

早在《手稿》刚刚全文公布时，朗兹胡特就强调，随着《手稿》的发表，“对马克思的理解获得了崭新的意义”，通过恩格斯、考茨基、伯恩施坦、卢森堡，最后通过列宁而固定下来的，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对反马克思主义者都具有权威意义的马克思的全部观点，现在完全改观了。所谓“完全改观”，就是发现马克思是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至于塔克尔则更加明确、更加露骨地宣扬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他把《手稿》称为“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同恩格斯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区别。在西方，效颦者不乏其人。把马克思称为“人类中心论”者、把恩格斯称为“自然中心论者”的观点，成为颇为流行的时尚。

我们不必列举马克思对自然和自然科学的热情关怀和深刻研究，也不必争辩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的倾心关注，更不必论述《手稿》的本质。《手稿》虽然保留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烙印，但它的最主要之点是通过扬弃私有制，消除异化，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寻找一条道路。我们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本质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或科学主义都是曲解，马克思主义体系包含着科学与价值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体系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它包含着对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类彻底解放的追求。但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把自己说成是所谓“人”的代表，而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它也不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处境出发，而是从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处境和地位出发；它不是寻求所谓“人”的解放道路，而是寻求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定，只有首先解放无产阶级，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才能使人类获得解放。他们不是脱离无产阶级解放去寻找一般人的解放，而是把无产阶级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必经之路。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关怀，才是真正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处境的关怀。这不仅是因为无产阶级和劳动者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口的大多数，而且是因为只有解放无产阶级才能解放全人类。首先是解放无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和抽象人道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一个重要分界线。

马克思主义又是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不是建立在公平、正义、人道、自由、良心等道德范畴的基础上，而是以客观规律为依据。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包含着对规律的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是研究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规律的科学，它包含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运行的一系列规律和范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它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为依据的，正如恩格斯说的，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67]；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是以客观规律为内容的。不少论者把哲学与科学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哲学不是科学，它只是一种意见、一种看法、一种信仰。这种说法不全面。哲学当然不同于实证科学，但哲学的内容和观点的确有真理和谬误、正确和错误、科学和不科学之分。把哲学仅仅视为价值体系，看做哲学家的意见和信仰，实际上是把全部哲学看成一锅粥。其实任何有成就的哲学体系，都或多或少包含着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生的某种规律性的观点。使某种哲学体系能长久留传、为后人所继承和吸收的正是这些规律性的观点，而不是那些转瞬即逝的纯属个人主观臆断的见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知识为依据的，是对它们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无论是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都包含着对对象的规律性的揭示。没有规律，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以，马克思主义体系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它以规律为依据，但不是唯科学主义。它反对所谓的“价值中立”论，反对隐藏或削弱自己学说的阶级性，毫不掩饰自己对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它把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作为最高目标，但反对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抽象人本主义，而是从客观规律中探索人类解放的条件、可能性和途径。科学判断中蕴含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以科学判断为依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本质特征。其实，对科学性和价值性统一的追求，在《手稿》中就已见端倪。只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当时还没有达到这种统一。

也有不少论者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下称《提纲》）为据，宣称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并攻击恩格斯是“独断论的”、“形而上学的”旧唯物主义者。从卢卡奇、科尔什到南斯拉夫的实践派以及原东欧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以各种方式鼓吹这种观点。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许是想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们对恩格斯的抨击，通过摧毁辩证唯物主义建立起的哲学绝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只能是马克思当年轻蔑地称之为“跳蚤”的东西。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创建中的哲学曾用过多种名称：科学的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以及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等等。我们也非常赞同深入研究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以及实践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中的作用，以便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对原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进行改进或重新安排的探讨是有益的。但我们反对在恢复实践唯物主义的名义下制造马恩对立，排斥、摈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争论的关键不是名称，而是实质，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改变或抛弃了这些原理，无论怎样称呼，都只能是名存实亡。

人类所面对的世界，当然是包括人和人类在内的世界。所谓世界观，并不是对排除人的纯物质世界作直观的考虑，而是通过正确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来把握世界的客观性，把握人的主体地位和实践的意义。人与世界的关系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括人与社会的关系。分歧的焦点，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非常重视实践的作用。但马克思从来没有因此而否认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实践的作用是改变世界，而不是从主体中创造一个世界。人类化的自然是无限世界的有限世界，它随着人类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扩展，但任何时候都会留下一个人类尚未实践的世界，它的存在为人类实践和认识的深化提供了无限可能性。把这个无限的客观世界的存在排除在哲学视野之外，就从根本上违反了实践观点，因为实践和认识在这里被绝对化、凝固化和静止化了。不能把马克思的哲学说成是以人为中心，以实践为半径，在无限世界中划出的一个小小的圆圈，把人的实践范围之外的世界称之为无，把承认人的实践范围之外的物质世界说成是“拜物教”。如果是这样的话，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变成了在实践掩盖下的唯心主义。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当然重视人的主体地位。所谓从主体角度把握客体也就是把自然界作为人的感性活动、人的实践的对象来理解。这里讲的是人对自然的改造。我们面对的世界，是部分地打上了人的烙印的世界。不从主体角度而仅仅从客体角度去考察客体，就不可能理解由实践活动所造成的对象的变化。《提纲》第一条对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是对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的批判，而不是对唯物主义本身的批判。人在实践中面对的是一个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独立存在的世界，它有着自己的客观规律。人要在实践中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必须认识自然规律，服从自然规律。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我们应该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不能宣扬从主体出发。人的愿望、目的、要求能否实现，取决于能否正确处理主体和客体关系，而不是片面弘扬的主体性。

至于把恩格斯说成是独断论者、旧唯物主义者是不值一驳的。任何不怀偏见的人，只要读一读《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论》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提纲》是恩格斯1888年作为自己著作《费尔巴哈论》的附录公之于世的。恩格斯高度赞扬《提纲》，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这个评价是科学的，分寸得当。他既指出《提纲》伟大的理论价值在于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同时又指出它是“第一个文件”、是“新世界观的萌芽”，因为它还没有包括日后日益丰富的关于世界的物质本性和辩证运动规律、关于认识过程和规律、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等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本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对世界唯物辩证的把握。硬要把实践观点和唯物辩证观点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恩格斯在天之灵如果有知，对于把他发现并由他发表的《提纲》作为反对他的根据，一定会诧异万分。

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互关系的争论，是现今意识形态斗争的一大特色。这一争论至今仍没有结束。可以断言，只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存在，形形色色的马恩对立论就会一再出现。所以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保卫恩格斯。这是历史赋予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贡献

如果从理论上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个人的话，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他们则是两个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各有其独特的地位。

恩格斯非常谦虚，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甘愿处于“第二提琴手”的地位。他对生前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死后的马克思无限信仰。马克思的光辉，似乎遮住了恩格斯高大的身躯。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创互补”的关系。他们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缔结者，又各有自己的特殊成就和贡献。列宁说得非常正确：“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68]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创立和完善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个从社会主义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现象进行了考察；第一个论述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是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阶级；第一个全面研究了自然辩证法和军事辩证法；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如此等等。但其中最突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贡献。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受到西方某些理论家的攻击责难。他们诬称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伪造者”，指责恩格斯炮制了一个僵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就连戴维·麦克莱伦都有类似的看法。他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批评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勾画成像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那样的教条式的形而上学体系”，还说，“老黑格尔建立的体系与恩格斯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倾向之间确实存在某些相似之处”[69]。

马克思主义要不要系统化？该不该系统化？当然应该。

一种科学的学说，必然是一种系统、逻辑上首尾一贯、各种观点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不可抗拒的理论联系的学说，而不是零碎的、无条理的、充斥内在逻辑矛盾的理论杂拌儿。体系化是一种学说科学性的标志，它不仅要求内容真实，而且要求结构合理。

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开始创立起，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丰富，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重要著作中发表了自己的多方面的看法，但还没有机会进行连贯的、系统的论述。当时，马克思正埋头于《资本论》的写作。是历史给予了恩格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利用对杜林全面进攻的反击写了《反杜林论》这一伟大著作，从宏观上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及其内在联系做了一个比较连贯的论述，从而完成了时代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使命。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涉及了处于萌芽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部分，但他是以异化劳动为中心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结合在一起，而且各个部分不均衡、不连贯。《反杜林论》则与之不同。它以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发展为线索，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主要内容，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内在的理论联系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整体，而且也只能是一个整体。

当然，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可以有相对独立性，可以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但却绝不能彼此割裂。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是整体的部分，具有总体规定的特性。一旦离开整体，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和论证，社会主义学说就只能是空想；如果经济学说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不以建设社会主义为总体目标，而是鼓吹私有化，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同样，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联系，不能发挥巩固和论证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功能，脱离实际，那就是思辨哲学。马克思主义中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内在地包含着对其他部分内容的吸收、应用和论证。《反杜林论》之所以是一个整体，就在于它在分篇论述中始终保持了各种论点之间的联系性和一致性。

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中，自然辩证法学说的创立，无疑是恩格斯的一个划时代的独特贡献。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从自然开始的：从对自然的本性及其普遍规律的探索，逐步走向研究社会及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同人类的认识道路是一致的。他们不可能在唯心主义自然观的基石上，建立起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大厦。在着手建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前，他们对自然的物质本性是深信无疑的——这是他们之前多少代哲学家们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着手，致力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建立。

可自然界是人类赖以存在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永恒的、不可须臾离开的基本关系。对于完整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把这个广大的、极其重要的领域放弃在自己理论视野之外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费尔巴哈的局限是把历史放逐在哲学思考之外，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则在确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后，再度从社会走向自然。从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必要的。没有关于自然的唯物辩证观点，马克思主义体系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只是上半截的唯物主义是没有先例的、做不到的。离开了自然辩证法以及唯物史观，就必然会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倾覆。因此自然辩证法问题并不是局限于对自然的理解，而是关系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科学性和完整性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家们，不遗余力地攻击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然界辩证运动的观点。他们不顾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许多精辟论述，硬把恩格斯说成是自然主义者、直观唯物主义者。他们特别卖力地否定自然界的辩证运动，只承认实践辩证法、人学辩证法，而否定自然辩证法。

这些学者生活在现代，可他们的哲学思维和哲学智慧却还远不如古代希腊人和中国人。古代希腊人承认世界的辩证运动：万物皆流，无物常住。他们用“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形象地表明了宇宙的变化。“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些充满哲理的智慧，都表达了对宇宙万物的辩证理解。如果自然界不是辩证地运动，那么宇宙的生生息息、万物的生长就是不可理解的。

当然，自然辩证法的反对者们可以顽固地认为，辩证法是主客体关系，只存在社会领域，自然界自身的运动不叫辩证法。其实，不管人们如何称呼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即自然界自身存在矛盾、运动、变化。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有这种力量，即使是“上帝”，也不能把辩证法从自然界中驱逐出去。

三、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

当马克思坐在安乐椅上溘然长逝时恩格斯也已进入老年。恩格斯的晚年是他一生中璀璨的一页。他肩负历史重任和亡友嘱托，单独领导欧洲工人运动和从事《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整理与出版工作。此外，恩格斯还不断推出新著，并为马克思和自己的著作写了许多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再版序言、前言并写了许多通信阐述马克思和自己的思想。更加令人敬佩的是，恩格斯晚年充满了创造精神，他不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问题，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学说和已有的结论。

恩格斯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化。面对19世纪末德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为只要背熟马克思主义结论，就足以应付一切错误思潮，以及随后德国青年派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现成公式、当做标签贴到一切事物上去的错误态度，恩格斯不断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0]。

恩格斯以一个伟大理论家的科学良心，坦率地宣称自己以往的著作存在某些理论不足。例如，恩格斯在1893年致梅林的信中讲到他们以往对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强调不够时，认为马克思和他自己在这方面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最后都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忽略了另一方面，即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在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著名通信中对这一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做了创造性的论述。

更为令人感动的是，恩格斯非常严谨，以批判性眼光审视自己的著作，承认自己著作中的某些观点不妥甚至已经过时。他曾经拒绝再版《政治经济批判大纲》，认为其中有些观点不成熟。他还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宣称：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强调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他现在的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还承认，在本书中他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5年，但是1842-1868年的工业历史表明，这种周期实际上是10年，而且从1868年起情况又有了改变。这种严于责己的精神，是以追求真理的态度对待真理的追求。

晚年恩格斯对待自己的著作，尤其是早期著作中的不足、缺点和错误的态度，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榜样。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为他们的后继者所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著作的言论总和。并非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每一个判断、每一句话都是不可改变的真理。西方流行的脱离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抓住其中的片言只语，尤其是抓住早期著作中的某些论断，进行所谓的注释、解读，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肢解。所谓两个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都是以这种方法论为依据的。他们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整体性的高度来阅读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是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来进行所谓马克思主义的重构。同以严肃态度审视自己著作的思想巨人恩格斯相比，这些自以为思想新颖实际上却是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做法都是理论上的“侏儒”。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终身关注的热点，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就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创立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把对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可能性、条件和道路的探索，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剖析的基础上。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过程中继续从事这种研究。不同的是，在恩格斯晚年，资本主义正处于和平发展时期，自由资本主义正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尽管这些仍然是处于萌发状态，但高瞻远瞩、思想敏锐的恩格斯已密切地注视到了这种变化。他发现一些部门的大工业家联合成为一个卡特尔，甚至成立国际卡特尔，有些部门还形成了垄断全部生产的大股份公司。卡特尔、托拉斯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的垄断正在逐渐取代自由竞争处于支配地位，国家越来越加强并有可能对经济进行一定的调控。

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相联系，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也必然要发生改变。资本主义处于和平发展时期，工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显示：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矛盾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很大潜力，无产阶级的革命时机并未成熟。恩格斯据此修改了自己过去对欧洲革命的估计，调整了斗争策略，提出了暴力革命和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问题，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议会制度和普选权进行斗争的问题，从而大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论，恩格斯更加强调反对空想社会主义，反对把凝固不变的方案强加给未来社会的人们。恩格斯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未来的分配方式，应由未来的社会生活状况决定，而不是永恒不变的；未来社会的人口生产如何调节，应由未来社会的人自己决定。恩格斯对社会主义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坚定地相信未来从事社会主义实践的人们有能力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而不应预先用一些规定去束缚他们的手脚。这种态度是科学的、明智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将使社会主义学说永远保持它的生命力和适度的灵活性。

恩格斯于1895年8月5日逝世。他没有保留骨灰，也没有留下墓地，但他对人类和无产阶级的杰出贡献，为自己浇铸了永恒的丰碑。

（原载《教学与研究》，19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