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论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不可分。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没有马克思就没有以马克思命名的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又不能等同。马克思是具体的个人，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像所有人一样会逝世，而马克思主义却依然存在和发展。我们对马克思的评价是历史的，像评价所有杰出人物一样，着眼于他的历史贡献；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应该是当代的，像对待所有思想体系一样，着眼于它的当代价值和适用性。当代西方有些学者蓄意在这两者间制造混乱。他们或者把两者完全等同，以马克思逝世已有120年之久为理由，着力于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或者着力于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故意孤立地抬高马克思以贬低马克思主义，宣扬当代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的歪曲和篡解。这两种思潮都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一、马克思的思想依然光辉灿烂

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当然包括恩格斯，这里专论马克思）。他的伟大历史功绩不在于他能解决后人遇到的所有问题，而在于他解决了他的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为后人继续前进开辟了通向新的真理的道路。正像列宁说的，“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1]。

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马克思年轻时就头角崭露，为友辈所推崇。1841年当马克思刚跨出大学校门投身社会时，赫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赞扬马克思，说他无论在思想上或在哲学精神的发展上都不仅超过了施特劳斯，而且超过了费尔巴哈。还说，你想象一下，卢梭、伏尔泰、费尔巴哈、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成一个人，这样就可以使你得到一个关于马克思博士的概念。

马克思经过一生殚精竭虑艰苦卓绝的科学研究和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在他1883年逝世时已经攀登到当时人类对历史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高峰。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对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给予高度评价，称赞马克思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是“科学巨匠”。

马克思并非高官政要，也非财可敌国的亿万富翁。他一生穷困，连爱子夭折都无钱安埋。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逝世时惊动了整个欧洲，不少报刊发表社论和文章对他表示敬意；不少工人组织对他表示哀悼。在相隔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在英国马克思被公选为千年伟人之一。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为穷人说话表示哀怜的思想家并不少，唯有马克思不是用怜悯，不是用眼泪，不是用抽象人道主义原则表示同情和抚慰，而是真正用科学理论揭示他们的处境和获得自身解放的途径。马克思是用真理征服世界，用真理改造世界。这个真理就是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是19世纪40年代。这时，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产生，在英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从整个西欧来说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发展的早期。马克思虽然生活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但他探讨的问题并不限于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因而是对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规律性的探讨。正是这些规律性的认识，为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其实，真正的理论认识与现实并非亦步亦趋，而一定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已经引起思想家的关注和研究。在马克思之前的西方空想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已对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以及人类解放问题做过思考，但由于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思想处于分离状态，没有科学的经济学观点和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这种社会主义理论始终未能跨出空想阶段。如何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的高度，以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为依据并从中引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变革和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科学结论，这是摆在新理论创造者面前的任务。马克思突破了以往思想家的理论局限，扩大了思考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问题的理论领域和视界。马克思充分地利用了前人的成就，批判地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成果，把它凝结为一个整体，用以解决无产阶级和人类面临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这种理论创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一道）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于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为什么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根本之点在于，它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可它研究的主题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问题，它研究的对象是作为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某一阶段。因此，它的结论是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无产阶级解放的具有规律性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既是时代的产儿，又是时代和历史前进的指南。

我们只要读一读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致卢格的信，以及《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两篇早期文章，就能知晓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新的学说的目的和使命。恩格斯1845年1月20日致马克思的信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他说，“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2]。

正因为马克思肩负着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从事写作，因而科学性是它的首要要求。他不是停留在资本主义的表层，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进行简单的描述，而是着力于通过现象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这样，他终生从事艰苦的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恩格斯说过，“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3]。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认识条件，可能会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材料的运用和理论视域带来某些限制，但从根本上说不会影响他们对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一般规律的探求。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中，包含着它的发展规律和往后发展的趋向。这是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但至今仍然适用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我们可以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例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用40年时间从事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研究，其成果《资本论》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最伟大最具科学性的著作。历史上还没有一本著作像《资本论》这样对一个社会形态的经济运行规律分析得如此透彻鲜明而科学。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的理论；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的理论；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等等，并不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消失其科学性和理论价值。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时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新变化，如股份制的问题、托拉斯和垄断组织的问题，因而出现社会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扬弃，出现对资本主义无计划状态的某些克服。但是他强调，这种转化仍然是在资本主义限制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这种变化也没有根本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在当代劳动价值论已为知识价值论所取代，剩余价值理论已为利润是组织管理生产报酬的理论所取代，国家的干预已彻底消除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新的中产阶级已经消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等等说法，都是非科学的。实际上，科学技术在生产中作用的提升，并不是劳动价值论的失效，而是对劳动价值论正确性的证明。因为科学技术研究本身是一种复杂的高级的劳动，创造价值的是科技劳动而不是被物化的各种生产设备。各种最先进的设备本身并不创造价值，而是价值的转移。劳动价值论（包括脑力劳动对价值的创造）是正确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是存在的，仍然是多出于必要劳动而为资本所占有的部分，没有这一部分就没有利润。创造剩余价值的仍然是劳动（包括科技劳动），而不是科技本身和各种先进设备。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并没有消除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虽然它以股份制的形式存在）之间的矛盾，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了这种矛盾。因而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仍然是有生命力的。

拿社会主义理论来说，它的最根本的内容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特征的描述，而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即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分析的基础上，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趋向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较之空想社会主义以人性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性的理论是科学的，因为它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基础之上的，至今没有失效。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两个必然”以后，还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结合，构成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完整的科学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对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状况最具说服力的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某些特征的描述，如关于由国家掌握全部生产资料的问题，关于商品生产和计划经济的问题，关于分配方式的问题，等等，都是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为前提的，是从两种社会形态本质特征的角度论述的。它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革命完成后立即实行的行动纲领，而是一种追求的社会理想。至于社会主义首先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实现，并在实践中具有许多超出甚至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设想的情形，这完全正常。毛泽东说过，“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4]。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所不可避免的局限，并不影响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整体的科学性质。

我们现在距离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虽然有一个多世纪，时代特征和面对的主题发生了变化，但这个变化并没有改变马克思肩负的历史使命。历史是大尺度的，我们仍然在以不同方式实践马克思提出的伟大理想。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仍然是我们的旗帜。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的社会实践，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证据来推翻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由上可见，因马克思逝世已120年而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徒劳的。

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没有止境

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功绩彪炳千秋，永载史册。学习马克思本人的原著应该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恩格斯总是教导德国的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学习马克思的原著，不要借助于第二手材料。这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原本思想而不是经过三棱镜折射之光观察马克思的思想更加可靠。

可当问题涉及的不是对原著某段话的解读，而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应该承认马克思的理论只是为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而不能代替整个马克思主义。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中曾经深刻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5]马克思逝世后的120年，马克思主义的各国的后继者们，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从各个不同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这种思想体系。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活的机体。

首先是马克思自己，他从创立学说的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极力反对把他们的思想教条化，因而从来不否认自己的某些论断过时的可能性。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在讲到《宣言》中关于对待各反对党的态度时也说：“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6]。他们也承认自己有过预测的失算，例如恩格斯说他在19世纪40年代，曾根据1825-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预言资本主义工业大危机的周期为5年，“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证明，实际周期是十年，中间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1842年以后日趋消失”[7]。至于恩格斯逝世前在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著名导言中的自我批评，非常坦率，非常诚恳。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自己的某个论断过时，预测失效，甚至某些论断存在错误，这种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精神，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人类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认识事物的。条件所达到的水平，往往是认识的界限。因此，马克思的某些论断的过时或预测的失效是完全正常的，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但是承认马克思个别论断的过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后者不是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个具体论断和个别结论，而是针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宣布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已经过时。他们认为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时，各种理论都打着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烙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第二次浪潮即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现在是信息社会，是后工业社会，现在再使用马克思主义，就像在电子显微镜时代还使用旧式的放大镜一样。这种种说法，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和取消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发展也是辩证的，可以说相反相成。凡是追求永远不变的最终体系的理论，反而或迟或早“寿终正寝”，而正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敢于宣布自己的某个论断过时和错误，从而在总体上保证了这种学说的科学性和生命力。“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群众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活动，不断为这个理论机体注入生命活力。而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就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活水。梅林在讲到马克思时说，“马克思不是神，也不是半神，他也不是教皇那样的无过失者。他是一个从根本上扩大了人类的认识限度的思想家”[8]。恩格斯和列宁都强调马克思主义者要以马克思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可以说，这就为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它却具有最重要的当代价值，是任何思想体系和学说无可取代的，原因还在于马克思之后有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后比起马克思生前，他的信奉者、实践者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遍及全世界。仅就中国来说，由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的过程，又是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经验创造性地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与他的后继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创造性，在于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1883年马克思逝世以来的120年，是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大发展的时期。不仅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过时的论断，某些没有实现的预测，某些判断的失误，在后继者的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得到了克服和解决，而且根据各国的实践经验，根据当代科技新成就，马克思主义还创造性地向前推进了。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逝世后120年间的伟大发展剔除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之外，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变成教条，这本身就是一种理解上的错误。所以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生命力问题，就必须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不能把视线只是停留在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时的范围之内。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那么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与它的创立者的思想理论之间的关系就是复杂的，既有继承的一面，又有发展的一面；既是一脉相承，又有新的创造。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必然会遇到马克思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会做马克思没有做过的事，说马克思没有说过的话。这才能叫理论创新。毛泽东说过，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对小平也强调，“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9]。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也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如果一切以马克思的本本为依据，以马克思的话作为衡量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我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变成教条主义者了。这是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性背道而驰的。

三、马克思主义前途光明

马克思逝世以后的后马克思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大发展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高潮与低潮交错的时期。亚洲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原发区，但它在亚洲得到重大发展。继十月革命后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亚洲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曾红遍半个世界，可谓霞光满天。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苏东剧变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与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和逆转相伴随，马克思主义的威信受到极大的打击。在苏东剧变后，西方一些政治家弹冠相庆，欢呼共产主义的崩溃和没落。自由主义一时成为最流行最时髦的思潮。

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打倒，也不可能被打倒。不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得到创造性发展，而且在世界上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人士从苏东剧变的打击下重新集结，总结经验，探讨发展的前景和方式。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会议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时召开的国际会议，都表明世界并没有忘记马克思，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仍在世界政治生活和思想领域中发挥它的重大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变化。世界上出现了各种名称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并非一个统一的学派，它们的理论视野和理论风格迥异。可是苏东剧变后，它们的政治态度很值得注意。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它开始产生时，是以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可在苏东剧变后，其中有些人却采取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反对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因而我们对各种不同旗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政治立场应该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一概赞同，也不能简单拒绝。

此外，在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中，后现代主义甚为活跃。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矛盾的产物，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中消极方面抗议的理论表现。它在批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过程中，往往援引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而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程度的接近。但它们的根本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相同。然而，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表现不是“作秀”，而是表明在当代任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都不可能无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就。其实，说得极端一些，人们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更不用说自称实行第三条道路的政府推行的政策，如劳资政策、社会福利和社保政策、税收政策以及调节两极对立的政策中，都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影响，看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批判的作用，都能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事情正像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说的，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幽灵即处在马克思的阴影之下，我们不能没有对马克思的回忆。在当代世界，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坚决拥护者，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反对者，都绕不开马克思。可以说，全世界都受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然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不像1848年时的欧洲共产主义那样是一个幽灵，而是一个在思想理论领域和现实政治生活中，最具真理性最有影响力的学说。

尽管如此，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马克思主义总体上还是处于低潮。但这种情况只是前进中的曲折。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各国的世界性交往，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通过经济全球化而变为一种具有世界性质的矛盾；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贫富矛盾，扩大为世界范围内的富国与穷国的矛盾。这更有利于人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有利于世界人民对新的更公正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追求和选择。

当今世界，虽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但世界并非别无选择。事实上，尽管当今社会主义发展处于困难时期，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巨大成就已向世界表明，社会主义的前景是光明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世界真正能给世界人民解放以精神支持和理论指导的科学学说。当然，这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资本主义世界矛盾激化过程，经过长期的工人阶级组织和教育的过程，需要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各自重新集结和壮大，需要群众革命意识的重新觉醒，需要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如果用毛泽东当年说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来描述马克思主义的前景，我认为非常恰当。

马克思逝世已经120年了。经历了这120年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历史考验，马克思依然是世人心目中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导师；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我们时代的旗帜，依然是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理论思想。黑格尔说过，“伟大的灵魂——哲学史上的英雄们的身体，他们在时间里的生活，诚然是一去不复返了，但他们的著作（他们的思想，原则）却并不随着他们而俱逝”[10]。历史上不少著名思想家的思想不死，因为它通过文字物化为著作，可以为后人研究、吸收、借鉴。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与其他对历史和现实发生影响的思想家不同，那些历史上对人类思想有长期影响的思想家，他们的学说、理论一般都是在思想领域中，没有变成也不可能变成一种改造社会的运动，更没有千千万万的实践者和最广泛的群众支持，而马克思是永远的马克思，因为他所创立的学说在世界许多地方为群众所掌握，变为一种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在实践中传播，在实践中发展，而不是只存在于图书馆中，存在于典籍中待人阅读和研究。马克思永远是“活着”的马克思，虽然他在120年前就安葬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中；尽管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但它具有的真理性认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被推翻的。真理无新旧，可以有古老的真理也可以有最新的谬误。邓小平和江泽民一再强调“老祖宗不能丢”的原因正在于此。马克思的英名由于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朽；马克思主义也由于他的后继者的不断发展而永葆青春。

（原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