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论 邓小平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党的十八大在回顾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强调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邓小平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作出了科学评价和概括，为我们深入研究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作为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和巩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推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邓小平的童年、少年时期正值中国大变革、大动乱的年代。军阀混战、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状况，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反抗斗争，给邓小平留下了强烈的印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邓小平受民主、科学思想的影响，逐渐产生了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他认识到中国要富强必须靠科学。只要每个青年都掌握一门科学知识，立志改变国家现状，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不怕帝国主义欺辱的国家。正是带着这一美好的愿望，邓小平在父亲的支持下，于1919年9月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7月，邓小平在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后便和几十名同学远渡重洋，去法国勤工俭学。从此，邓小平开始了寻求救国真理的人生历程。

邓小平到法国后，因生活所迫，只在中学学习了几个月，就先后到几个工厂做工。他亲身体验到生活的艰辛，体验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所怀抱的理想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渐渐破灭了，开始冷静地思考和进一步探索新的出路。邓小平自己回忆道：“一到法国，听先到法国勤工俭学学生的介绍，知道那时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即创办勤工俭学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随着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确是这样，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1]

1922年6月，在法国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优秀分子，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8岁的邓小平加入了这个组织，成为一名青年团员，并于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邓小平走上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担任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和中共党组织里昂区的特派员，还做过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杂志的编辑。

1926年初，邓小平离开法国去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他比较全面、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其他方面的知识，这无疑为他回国以后进行革命斗争以至在漫长的未来斗争中经受考验奠定了理论的基础。1927年春，邓小平受党的派遣从苏联回国，投身国民革命斗争中。他回国后第一次接受党的任务，是到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担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的书记。邓小平在冯玉祥军队里待了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因“四·一二”政变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而离开西安，于7月间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工作，为适应秘密工作环境，从此改名为邓小平。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参与会议筹备工作并参加了会议。会议纠正和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于年底秘密迁至上海，邓小平也随中央一同迁往上海。1928年至1929年，邓小平任中央秘书长。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协助留在国内的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并相继建立了井冈山、湘赣、鄂豫皖、湘鄂西、赣南闽西等农村革命根据地。1929年3月间，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战争爆发，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桂系战败，被驱逐出广西，由俞作柏、李明瑞回广西主政。俞、李掌握广西军政大权后，酝酿反蒋，并表示愿与中共合作，希望中共能派干部去广西。中共中央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刻进行了研究，决定利用这一机会派一批干部进广西，到俞、李政府和部队工作，为建立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作准备。当时年仅25岁的邓小平经中央批准，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于当年7月初到达广西南宁，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并准备、组织武装起义。邓小平到达南宁后，化名邓斌，同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开展统战工作，发展革命力量。10月，俞、李公开反蒋失败，邓小平和张云逸把中共已经掌握的三支武装部队拉出南宁，转移到左右江地区，准备武装起义。月底，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12月11日，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的这个日子，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发动了百色起义，成立了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和前委书记，由此创建了右江根据地。次年2月，邓小平等又领导发动了龙州起义，建立了红军第八军和左江根据地。后来，红八军在敌人优势力量的进攻下遭受很大损失，退入右江与红七军合并。在邓小平等人的领导下，右江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党发动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各级革命政权，使红军发展到7000人，红色区域扩展到20多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好转，党内的“左”倾情绪又开始滋长。1930年6月，“左”倾冒险主义者基于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的错误认识，制定了立即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使各地红军和根据地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10月2日，在红七军召开的前委会上，由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派来的代表传达了“左”倾中央的指示，命令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向东发展，打下柳州、桂林，在小北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粤桂军阀北进，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夺取广州，以完成南中国的革命。在“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部队作战连连受挫，不得不转战7000里，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同中央红军会合。邓小平对“左”的错误指挥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未被采纳。1931年2月，邓小平受前委的委派，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到达上海后，他向党中央汇报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发展历程，以及左右江根据地的状况，并于1931年4月29日给中共中央写出了近两万字的《七军工作报告》，从红七军、红八军的发展经过，到左右江地区党组织的状况及土地革命等情况，详细地作了汇报，客观地分析了左右江根据地的发展情况和红七军、红八军经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而遭到的挫折，同时对红七军撤出右江根据地后行军作战中产生的错误作了详细的回顾，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起义前后的经验教训。

1931年夏，邓小平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他到任后，首先进行调查研究，迅速而坚决地纠正了瑞金县发生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为蒙受冤屈的大批干部群众平反昭雪，并建立健全了司法、裁判等各级组织机构，使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当时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正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邓小平作为苏区首府瑞金县县委书记，也积极参与了筹备工作。1931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等到达瑞金叶坪村，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为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作最后的准备，并把领导机关迁驻在这里。作为县委书记，邓小平和江西省的领导人一起迎接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到来，并向他们汇报了瑞金县的情况。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如期在瑞金叶坪村胜利召开，选举和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瑞金县城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更名为“瑞京”，瑞金县划为中央直属县，27岁的邓小平继续担任该直属县县委书记。1932年5月，邓小平又调往刚解放的会昌城，去开辟新区工作，随之担任了会昌中心县县委书记。

1933年初，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弟弟，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中心县县委书记的毛泽覃，以及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中共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的谢唯俊，和曾任寻乌县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前委秘书长的古柏一起，向“左”倾教条主义发出质疑。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邓、毛、谢、古的这些正确意见和鲜明态度，为“左”倾的临时中央所不容。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3月，邓小平被调离会昌，到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两个月后，他被当作“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代表，受到“左”倾领导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下放到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他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分。后来，在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邓小平被调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不久，负责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

1934年10月，邓小平随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年底任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遵义会议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邓小平跟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起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历尽了千辛万苦。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毛泽东、王稼祥把邓小平从秘书长的岗位上调往前方，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的宣传部长。此后，邓小平在前线和红军战士一起拼杀前进，于8月下旬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9月9日，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邓小平和所在部队跟随毛泽东和党中央，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过岷山千里雪，占领哈达铺后改编为陕甘支队，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红一方面军至此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为适应这一形势，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据许多与邓小平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由于任弼时在延安，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省辽县西河头村，所以八路军政治部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由邓小平主持的。他为八路军初上抗日战场，开创抗日新局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8年1月，八路军总部任命邓小平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到一二九师上任后，就与刘伯承师长一起，立即投入了繁忙紧张而又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刘、邓的率领下，一二九师深入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后方，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并向平原发展，他们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随后，刘、邓又率部越过平汉铁路，东进冀南平原，开辟了冀南抗日根据地；还先后建立了太岳和由鲁西等根据地合并而成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底，一二九师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四省交错的华北广大地区获得了很大发展。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相持阶段到来后，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在日本诱降及英法劝降下，开始改变其抗日政策，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等部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所在地太行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1940年3月，刘、邓指挥部队，在晋察冀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奋起反击，一举全歼入侵的朱怀冰部及其他游杂武装1万余人。为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打击日军的“囚笼政策”，从1940年8月起，八路军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即“百团大战”。刘、邓率领所部38个团参加，进行大小战斗500余次，给日、伪军以很大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从1941年开始，华北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本侵略军把侵华重点转到敌后，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加上连年天灾，使太行山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1942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和师长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后，邓小平于1943年10月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他本着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指挥部队粉碎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并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很大成绩。邓小平从实际情况出发，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等文章和讲话。他提出了对敌斗争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和战后建国作准备的方针。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观点。这一认识与当时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认识是一致的。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邓小平因在太行山前方主持工作，没有出席大会，但他和刘伯承等一起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6月19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从此，邓小平进入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在八年抗战中，一二九师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领导下，共歼灭敌人42万余人，解放县城109座，创建了有18万平方公里土地、2400万人口的地跨四省的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由出师时的9100余人发展到近30万人，成为党的强大主力武装力量之一。同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军区司令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不断挑起局部战争。从1945年8月重庆谈判开始至9月中旬，国民党调动36个军、73个师，向解放区进兵，企图尽快控制华北和华东的战略要地，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并抢占东北，以强大的军事压力逼迫中共在谈判中屈服。由于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横亘中原，正堵住国民党军队向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的通道，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矛头首先就指向这个地区。8月中旬，国民党阎锡山部开始侵入太行山腹地的上党地区。为消灭进犯上党之敌，刘、邓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区主力及地方军团一部，共3万余人，于9月10日至10月12日进行了著名的上党战役，歼敌3.5万人，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接着，刘、邓又移师东进，阻击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队，歼敌4万余人，取得了邯郸战役的胜利。这两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停战协定的达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战争一开始，国民党妄图依仗优势的兵力和装备，在3-6个月内消灭人民解放军。各解放区军民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等军事原则，很快就抑制住了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的势头。此间，刘伯承和邓小平统率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在陇海铁路南北开展运动战，大踏步进退，连续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等较大规模的战役，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到1947年春夏之交，人民解放军经过近一年的作战，极大改变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为了发展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的有利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规定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首攻方向选择在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为适应进击中原的需要，5月16日，经党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邓小平任中原局书记。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遵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强渡黄河天险，实施中间突破，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在鲁西南地区，经过28天连续作战，歼敌5.6万人，打开了南下的通道。8月初，刘邓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是一种特殊方式的进攻，是在无后方依托的情况下，以跳跃式的长驱直进，一下子插入敌人战略纵深处的大进军。而敌人根本摸不清刘邓大军的意图，甚至还以为“刘邓北渡不成而向南逃窜”，开始只投入10个师的兵力，分三个部分：一部在沙河布防，一部尾随刘、邓，一部侧击，企图在黄泛区决战。而刘邓大军根本不与之纠缠，以惊人的毅力越过遍地淤泥、积水没膝的黄泛区，先于敌人渡过了沙河。接着，刘、邓又决定把重武器和车辆等辎重物资，或掩埋或炸毁，部队轻装前进。全军在刘、邓的号召和指挥下，迅猛地越涡河，过洪河，涉汝河，跨淮河，于8月底胜利进入大别山区，完成了千里跃进的任务。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地区后，对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形成了直接威胁。蒋介石在发现刘、邓的意图后，惊慌失措，急调主力回援，企图在刘、邓立足未稳之时，把我军歼灭或“困死”在大别山。当时，围困大别山的国民党军队增加到约20万人，斗争极端艰苦。在优势敌人的进攻面前，在无后方依托和山高路窄、地形不熟、后勤供应得不到保障、伤病员无法安置等严重困难条件下，我军广大指战员发扬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不怕疲劳的作风。邓小平激励部队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刘、邓领导大别山根据地军民，积极、灵活地打击敌人，不断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地区的重兵轮番“进剿”，终于在大别山区站稳了脚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同相继南下的另外两支野战大军在中原地区布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江、河、淮、汉之间，牵制和吸引了敌军南线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的兵力；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阵地。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著作中，高度评价了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的战略进攻。他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2]

1948年5月，邓小平任辖区扩大了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及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在开辟中原新解放区的过程中，发表了《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等讲话和指示，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从中原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整党、土改和工商业政策等问题，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从1948年春起，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相继发起洛阳、皖西、皖东、豫东、襄樊等战役，粉碎了中原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进行了具有战略决战性质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后改称第二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淮海战役中，蒋介石先后集结近80万军队，而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只有60万人，在武器装备上国民党军队更是占有巨大的优势。总前委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经过66天的作战，共歼敌55.5万人，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完全胜利。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邓小平出席了这次会议，受命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4月21日，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率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京沪杭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浩浩荡荡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及苏、皖、浙、赣等省广大地区。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又当选为军委委员。同日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作为开国元勋之一的邓小平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在雄壮有力的《义勇军进行曲》的鸣奏声中，注视着广场上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以庄严而自豪的心情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蒋介石正积极筹划在大西南聚积力量，伺机反攻。为了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中国大地上的国民党军队，中央军委对四个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作出了统一部署，决定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10月，参加完开国大典的邓小平征尘未洗，就和刘伯承、贺龙率部进军大西南，开始了新的战斗。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邓小平与刘伯承等制定了以大迂回、大包围解放西南的战略方针。从1949年11月至1950年3月，先后解放了贵阳、重庆、成都和西昌等地，彻底消灭了盘踞在云、贵、川三省的90多万国民党反动武装，把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最后逐出中国大陆。在西南期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他和刘伯承、贺龙在指挥部队清剿土匪顽敌的同时，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分化争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争取的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促成各民族的团结；发动和依靠群众，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加强各级政权建设；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兴修成渝铁路等等。很快改变了那里的混乱面貌，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邓小平在西南地区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称赞说：“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3]

从1950年至1951年，邓小平还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1950年5月，邓小平和他领导的西南局按照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组织得力人员，研究和草拟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四条方针政策，作为与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基础。后根据中央的指示，邓小平又亲自主持起草了和平解放西藏的10项政策。这10项政策充分考虑到了西藏社会的现实，照顾到了各阶层的利益，非常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17条协议，就是以这10项政策为基础，在这个大的框架上发展起来的。1951年5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布进军西藏的训令，10月底，刘、邓所部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终于进入西藏首府拉萨，胜利完成进军西藏的任务，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

1952年7月，邓小平奉调到中央工作，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1954年6月，邓小平向中央人民政府所作的《关于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提出“必须把国家预算建立在可靠的、稳妥的基础上”，并且执行的结果要力争“达到收多于支和有相当的后备力量”。同时，还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的指示。这一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是，总收入为262.37亿元，超过预算的13.15%，总支出为246.32亿元，完成预算的98.74%，收支相抵，结余16.05亿元。人民银行把财政结余贷给工商企业特别是商业，补充了流动资金，缓解了1953年资金紧张的局面。

邓小平到中央工作不久，就参与了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集团阴谋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始终紧紧站在党中央一边，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新中国成立后，在完成了经济恢复和土改、镇反等民主改革任务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和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于是，在邓小平来京工作后不久，高岗、饶漱石也于1952年底和1953年初先后从东北和华东党政最高负责人的岗位调到中央工作，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时，党中央正酝酿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高岗和饶漱石窥测形势，以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机会已经成熟，在1953年夏的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会外，他们散播流言，诬蔑中央有所谓的“圈圈”和“摊摊”，破坏中央威信，特别是攻击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吹嘘高岗自己。在同年秋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配合行动，也进行反对刘少奇的活动。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到南方，在华东和中南进行挑拨活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起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他散布所谓“军党论”，将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并且自封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提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手里，因此，应当改组中央和政务院。他们企图拉拢中央各大区的负责人，先是拉拢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林彪。接着，高岗来找邓小平，企图挑拨邓小平与中央其他负责人的关系，以高官厚禄相利诱，取得他的支持。在这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岗的拉拢，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恰当。并且在事后与陈云一起，把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在听了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引起高度警惕，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同时开始削弱高、饶的权力。1953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一致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在反对高、饶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中，邓小平坚持原则、立场坚定，表现出了对党的高度忠诚，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4月，邓小平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并接替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主管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和组织事务。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6年9月，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际，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集中全党的智慧，提出了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正确地制定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提出和深刻论述了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他指出，党面临新的考验，必须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求全党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执政党建设的原则和主张，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由于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卓有成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毛泽东在推荐邓小平当总书记时，说他比较顾全大局，比较有才干，比较周到和公道，是个厚道人。1959年，邓小平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长达10年。这10年，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取得很大的成就，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在曲折中前进的10年，也是邓小平工作最繁忙的10年。他一直处在中央领导工作的第一线，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在许多方面提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他积极贯彻八大的路线，主张应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4]在党的建设问题上，邓小平认为，执政党要实行政治领导，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他要求克服“党员高于一切”，以党代政的错误思想。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动起来以后，“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接着我国进入了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全会上讲话呼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使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会后，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号召和会议精神，于4月到北京市顺义县深入城镇农村进行调查。在半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听取了县委领导关于全县自然情况、农业合作化、农村各业发展变化以及当前工作等情况的汇报；在县委、北小营、牛山、前桑园村召开有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听取和调查十几个社队的情况；两次去牛山公社，视察白庙村的公共食堂，参观张庄村的扬水站，调查芦正卷村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问题。在调查中，邓小平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纠正错误的意见和主张。针对农民反映强烈的公共食堂问题，邓小平在桑园村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明确表态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5]此后不久，中央根据邓小平等人所反映的意见，对“农业六十条”中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作了修改，提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使持续了两年多的公共食堂，在农民群众的要求下终于解散了，这对于全国纠正农村“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错误，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分配问题上，邓小平指出：“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样才能调动起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并且强调：“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6]在调查中，邓小平还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搞好集市贸易，繁荣市场经济。他说：“不是国家统购统销的商品都可以拿到自由市场上来卖，把集市贸易繁荣起来。市场上的物品增多，市场也就活跃了，社员生活也就方便多了。农民的收入增加，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自由市场上商品价格一稳定，人心也就安定，政治影响也好。”[7]邓小平提出的这些思想，代表了20世纪50至6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正确趋向，迄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此外，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还亲自主持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这些条例对于纠正“大跃进”以来各方面出现的“左”的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1962年2月，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中共中央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的民主生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和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全面展开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和党员的甄别平反工作。随后，邓小平又根据军队的经验，建议对全国县以下的干部，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对过去搞错了或者基本搞错了的干部，统统平反，除个别有问题的外，不要“留尾巴”。这样，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0多万名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平反。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村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62年，许多农村的干部和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不止20%的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效果大都较好，很受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欢迎。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1962年7月在接见共青团干部的时候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8]并且引用了刘伯承常说的那个著名的民间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苏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党的总书记，他以很大的精力协助毛泽东主席处理国际共运特别是中苏关系的问题，同苏联大国大党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

中苏两党的分歧，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就开始了。邓小平和朱德等代表中共中央应邀参加了这次大会。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原则上是赞成的。邓小平代表中央在八大上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即表明了这种态度。邓小平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9]但是，中共又认为斯大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应“三七开”，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和全盘否定。中共的这种立场在邓小平的报告中也讲明了。他说：“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领袖们的“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的财富”[10]。1956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问题，在同年4月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之后，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两篇文章全面阐述了中共关于斯大林问题和国际共运的其他问题的立场和观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中苏分歧进一步加剧。1960年，在莫斯科、布加勒斯特先后召开的华沙条约国会议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意攻击。同年7月，苏联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单方面决定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签订的经济技术方面340个合同和257个协定。同时，还逼迫中国归还经济援助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欠下的债务。9月，为筹备第二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再赴莫斯科。在中苏两党会谈中，邓小平作了长篇发言，历数了苏共领导违背马列主义、背信弃义、推行大党大国沙文主义的种种劣迹。邓小平指出，苏共的背信弃义给我国人民造成了困难，但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把苏共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夺回来。邓小平有胆量、有气魄、义正词严的发言，令苏共代表十分震惊。中苏会谈之后，邓小平又参加了26国党会议，起草即将举行的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文件。11月，刘少奇也到了莫斯科，和邓小平一起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声明》，使激化的中苏矛盾暂时得以缓和。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工作非常满意，12月9日亲自到机场迎接归来的代表团。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邓小平报告了中共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会议的情况，得到全会的肯定。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刚刚缓和的中苏关系再度紧张起来。先后发生了苏共在自己的党代会上攻击兄弟党的事件，以及支持中国塔城和伊犁地区暴乱、在中印边境冲突中袒护印方、指使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攻击中国等等一系列事件。1963年7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第三次赴莫斯科，进行中苏两党会谈。邓小平在会谈中与苏方代表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回击了苏共领导集团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和污蔑，从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与尊重。随后，为了回击苏共的攻击，中共又连续发表九篇评论文章，批驳苏共的言行。

从1966年至1976年，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邓小平两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撤销一切职务，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最曲折的时期。“文革”开始后不久，邓小平就被打成“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遭到错误的批判。其家属也受到牵连。1969年10月，邓小平及其家属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他每天到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半天，做钳工活。在这期间，他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同时，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也在时刻思考着国家、人民的前途和命运。后来到江西父母身边的小女儿毛毛曾这样描述她对父亲当时的印象：“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经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我时常看着父亲，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孕育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11]历史随后就作出了说明，正是在江西的这些日子里，一个治党治国的新思路在邓小平的头脑中萌生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其反革命阴谋集团随之灭亡。“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努力下，1973年2月，邓小平终于结束了3年多的放逐生活，由江西回到北京。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同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12月，中共中央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同时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这样，复出后的邓小平身兼党、政、军数项领导职务，重新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1974年四届全国人大筹备期间，毛泽东及时发现并制止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在筹备四届人大和酝酿国务院领导人选时，毛泽东评价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得到追认，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指定邓小平负责为病重的周恩来起草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邓小平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决定了周恩来继续任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的国务院领导人选，并重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给全国人民以巨大鼓舞。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情更加沉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当时，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全国各方面工作都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不顾刚刚出来工作、困难重重的处境，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魄力，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导才能，很快扭转了局势。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主持召开的各种类型的会议上，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他强调指出：全国各个方面工作都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那些闹派性的人有大小野心，争权夺利，耍阴谋诡计，弄得不得安宁。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要注意落实政策，比如对老、中、青干部，对劳动模范、老工人，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都要落实，以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他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要求一定要搞好科学技术工作，等等。他的这些讲话，促使人们从长期“左”的思潮的影响下醒悟过来，精神为之大振。在邓小平领导下，有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先后恢复工作、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同心协力的配合，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便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并且迅速收到显著的效果。

由于闹派性、打派仗，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局的运输长期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铁路干线的运输，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这是阻碍局势好转的一个关键。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于2月下旬召开全国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3月5日作出决定，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并派出工作组，会同有关地方党委，对一些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工作组发动群众批判派性，撤换一批捣乱的派性严重的坏头头，平反错案，坚决调整领导班子，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这些有力措施深得广大铁路职工的拥护，铁路运输状况迅速好转。在这期间，对于军队、农业、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也都大力进行整顿，分别取得明显的成绩。

在邓小平主持下各个领域所作的整顿，从一开始就遭到“四人帮”的顽固阻挠和反对。他们先是以反“经验主义”为名，把整顿工作中提出的各种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后又在全国报刊上掀起一个所谓评《水浒》的宣传运动。江青公然制造“《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的邪说，诬陷周恩来、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虽然毛泽东对“四人帮”多次提出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但是，对各个领域的工作进行整顿，势必要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并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政策和理论的系统的纠正。这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种情况，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不久，“四人帮”又以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的两封信（信上反映了“四人帮”两个亲信人物的问题）为借口，硬说邓小平偏袒和支持刘冰，而刘冰的信的矛头是对着毛泽东的。这样，毛泽东就决定发动一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一运动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面，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逝世，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十里长街万人落泪的悲痛的送殡场面，反映了人民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对于失去这位领导人的极度痛苦的心情，以及对于如何才能摆脱灾难争取国家前途的无比忧虑的心情。但是，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却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这更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人们心中长期郁积而又迅速发展起来的对“四人帮”的不满和愤恨情绪，终于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9月9日，在党和国家的命运处于危难之际，毛泽东主席逝世。此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主持下，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从而结束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一个新的、更加辉煌的历程，即将开始了。

（三）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导致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然而，当时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又是十分严峻的。由于“文革”十年动乱的影响和破坏，整个国家问题成堆，亟待解决，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面临着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极端泛滥的“左”倾错误的繁重任务。当时党内外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要求突破原来的禁锢，全面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恢复党在八大前后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党的优良传统。但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华国锋，却坚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不能动摇毛泽东生前所作的决策和指示。华国锋的思想集中表现为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实际上就是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政策。由于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未能得到根本改变，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没能纠正、反而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这种情况，使拨乱反正的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造成了各项工作徘徊前进的局面。

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应该走怎样的一条路，这是亿万人民十分关切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由于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的历史功勋，由于他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和在动乱中主持全面整顿取得的显著成效，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叶剑英、陈云等的积极推动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在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一出来工作，立即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及《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等谈话中，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把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他批评一些人“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认为，如果反对实事求是，那就说不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只能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据此，他主张，“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2]。在邓小平和其他在中央工作的老同志的带领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讨论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入发展，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实现历史性的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在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强调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认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3]。他还提出应该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非常重视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他在多次讲话中提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他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问题，改变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条战线的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推进，使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长期盛行的个人崇拜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是当时的主流。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方面，一些同志由于仍然受到“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甚至提出“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煽动一部分人闹事。在党内、在理论界，也有些人在思想政治上发生动摇。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受中央委托，于1979年3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在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尖锐地指出，现在一方面有坚持“左”倾错误的人怀疑甚至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又有极少数人在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因此他提出，必须在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后来，邓小平又多次明确地提出要同那种与四项基本原则对立的思潮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坚决的斗争。

实践的发展表明，为了从根本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当时党面临着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所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这样根本性的课题。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既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纠正长期以来党的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包括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的主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核心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的问题。如果党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就会出现严重的思想混乱，安定团结的局面就无法实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

从1979年11月起，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的讨论稿曾在党内高层领导中反复讨论，1980年10月又经过党内4000多人参加讨论、修改，集中了全党的集体智慧。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分清了是非，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证。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长的时间内，就能产生这个决议，使极端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得到正确的结论，这充分表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坚定成熟。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邓小平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在这次中央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4]这次大会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为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作了部署。在随后举行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中顾委主任。这时，党中央领导集体中，除老一辈领导人外，增加了新的成员。邓小平与李先念、陈云自1980年9月后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他们仍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邓小平是这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我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0年，他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又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15]。十三大前夕，他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供了明确的思路。

要实现现代化，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一贯认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80年代的三件大事，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他要求全党要始终如一地搞这件事，扭住不放。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发展生产力中，邓小平还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点。

邓小平高瞻远瞩，为我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战略。1979年他首次提出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又在多次讲话中逐步形成了从80年代初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针对旧有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邓小平提出，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他认为，改革具有解放生产力的意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充分肯定和支持农村率先发起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并及时总结经验，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邓小平对这个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16]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全面铺开。对这场前无古人、情况复杂的伟大试验，邓小平确定了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指导方针。他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同时，他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从1979年到1992年的多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的这些谈话，为我们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对内进行改革的同时，邓小平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还大力推进对外开放，并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反复强调，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他主张全面开放，向所有国家开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引进外国智力，大量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为全面推进对外开放，邓小平作出设立经济特区、开放十几个沿海港口城市、进而开辟沿海对外开放地带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等一系列重大决策。1984年和1992年他两次到特区视察，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特区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全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全面开放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搞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各种干扰。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是由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决定的。西方某些敌对势力与中国国内少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遥相呼应，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导致了这场政治风波的发生。对此，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坚决支持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平息，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事后，邓小平及时总结教训，指出这场政治风波之后，我们要“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以便“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17]。他特别强调，改革和建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稳定压倒一切。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他强调，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都不变，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邓小平还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认为，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

邓小平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和人民解放军统帅，对新时期军队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思想。他对当今时代和我国安全环境作了科学判断，使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现了战略性转变。他提出，要把军队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要求军队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为保证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不断增强国防实力。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自觉地在这个大局下行动，积极支持和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在邓小平领导下，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这是我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1989年，邓小平在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时候，向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深情地说：“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18]

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尊重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邓小平的具体指导下，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先后与英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进行谈判，分别于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签署了中英、中葡关于香港、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从而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香港付诸实施。香港、澳门问题的成功解决及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对解决台湾问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就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要做的三件大事之一。1983年6月他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强烈表达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他针对分裂中国的图谋，强调不能放弃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一国两制”不仅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为国际上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范例。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当今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发展经济，各国人民渴望持久的和平，反对战争。尽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战争的因素仍未消除，但总体来讲是和平的力量在逐渐增长，新的世界大战在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对此，邓小平审时度势，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战略。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我国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对许多国家进行了访问，接待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邓小平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邓小平一贯重视党的建设。他提出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工作状况、组织状况和领导制度。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维护中央的权威。他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要发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前途着眼，坚决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他曾多次提出辞去领导职务。1987年11月中共召开十三大，他辞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职务。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实现了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作用。他认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他算是个领班人，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江泽民，他要求大家要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的核心。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1992年初，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谈话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谈话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向前发展。同时，这个谈话也为开好中共十四大，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必须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3年，邓小平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文选》共出版三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汇集了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富有独创性的重要著作，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功业，是与邓小平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邓小平曾满怀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正是以他卓越的智慧和才能，以他毕生的心血和精力，表达了他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当今时代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从自己日新月异的生活中，从自己的切身利益中，充分感受和认识到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巨大作用和杰出贡献。1997年2月19日，一代伟人与世长辞。邓小平虽然离开了我们，但邓小平这一光辉的名字，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人们尊敬他，爱戴他，是他把中国人民的生活引上了一个新台阶，是他把中国引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1997年9月，在神州大地硕果飘香、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之际，中国共产党在北京隆重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也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和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更加鲜明简洁的科学概念，并把这一理论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表达了我们党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可动摇的决心。正如江泽民在报告中明确指出的：“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

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与实践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

199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并对其主要内容作出了科学的概括，确立了这一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并把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在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强调，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十五大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进一步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意义和具体要求，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指出，在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这一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是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党的十七大还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十七大强调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是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明确地肯定了邓小平理论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至关重要的奠基性的地位。

（一）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既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开创性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不仅为进一步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进一步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制度基础。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9]这就告诉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开创之作的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定位，必须认真考察这一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第一，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成果。

这是从理论本身发展的思想渊源关系，从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关系的角度，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定位所作的解读。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方法，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的理论基础，也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透视和剖析，从逻辑上对未来社会作出了一系列推测和设想。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社会主义社会，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直接公共占有，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全体劳动者进行联合劳动，根据整个社会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社会生产，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将不再存在；消灭了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以便过渡到无阶级社会。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由于总结了一代又一代先进人物对社会发展想象中的合理成分，特别是由于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规律，因而具有科学性，对于后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他们的这些设想，只能勾画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概轮廓，而且，“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20]，更不可能是某一社会主义国家具体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因而他们同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是具体的、生动的事物，随时随地都要以其具体条件为转移。

19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即俄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尚不发达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这一科学设想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指导意义就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来所揭示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才出现的社会主义前景，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扩展到了东方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前资本主义状态的国家，从而把社会主义变成了全人类共同趋向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进而为东方经济和文化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列宁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列宁不仅根据新的情况和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学说，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并在实践上成功地领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而且在晚年通过对俄国内战时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社会主义过渡不成功尝试的思索，形成了以新经济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新经济政策把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结合俄国的实际加以深化和发展，为探寻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思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从列宁逝世后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直至1952年9月出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始终教条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置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科学思路于不顾，一味固守“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的僵化观点，从而形成了以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苏联模式”，并将自己的思路强加于人。结果，不仅造成了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正确思路的偏离，而且严重影响了苏联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也是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贡献，就在于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从而开辟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在中国变成了现实。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21]“老祖宗不能丢”，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经验和时代要求，用新的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说出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新时期，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中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决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个重大课题，作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二是成功地找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现在回过头去看，联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这方面的教训，再联系中国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贡献！

邓小平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继承、坚持同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成果。

第二，邓小平理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

这是从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从邓小平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和经验的角度，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定位所作的解读。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也是经过艰辛探索，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就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先后提出了要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要进行以发展经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第二次革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走出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主题等重要思想，为后来的探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这一探索后来不仅未能坚持下去，而且造成了长达20年之久的曲折。由于“左”倾错误的冲击，党和毛泽东最初提出的以发展经济、进行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第二次革命，被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所代替。曾经被毛泽东看作其一生中所做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毛泽东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历经曲折终于被彻底打断，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并造成了毛泽东本人的历史性悲剧。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中国第二次革命所面临的任务异常艰巨，情况也极为复杂。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我们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又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坚定地实行改革开放；既要批判“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错误，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严格区分开来，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要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同各种诋毁、攻击、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面向实践，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然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对历史经验的深刻的系统总结。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政策，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邓小平在为这次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宣言书。

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在此期间，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针对这种错误思潮，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邓小平主持起草并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以实践为标准，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决议》肯定了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这也标志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已经基本完成。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才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深入探索中，从本质上把握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从而产生认识上的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第三，邓小平理论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新局面，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从而也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现实依据。这是从理论的源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关系的角度，对这一理论历史定位所作的解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践，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疑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这场新的革命，其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旧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中国由一个经济文化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被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21世纪。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依靠党和人民，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我国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十七大报告还指出，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伟大的、生动活泼的、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实践，为邓小平理论，从而也为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党正是在总结新时期人民群众的成功经验中，也从总结自己工作的某些失误中，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规律，把经验上升成为理论，才产生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和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完全可以说，这一理论主要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

第四，邓小平理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进行科学分析的成果。

当代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这是从这一理论形成发展的时代条件及其与当代世界发展大趋势的角度，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定位所作的解读。

20世纪6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

一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逐渐解体，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东西方两大集团争夺与对抗的终止，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尖锐对峙的局面以及过去那种可能酿成世界大战的主要因素已不复存在。虽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一些地区性的局部冲突和战争时有发生，但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共处与竞争的相持阶段，斗争的方式也由过去的武力对抗为主变为和平竞争为主。

二是，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国家鉴于过去经济危机的教训而在生产关系方面作了某些调整等原因，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继续得到发展，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有所缓和，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相对减弱。经济和科技因素在各国对外关系和整个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上升，国际竞争更加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

三是，由于许多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逐渐获得独立，原来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那种赤裸裸的剥削与被剥削、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国家间的矛盾与斗争，已主要表现为经济上的渗透与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掠夺与反掠夺的矛盾与斗争。作为一支新兴的、独立的力量，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大，由一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历史已经过去，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虽然，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环境更加恶化；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但是，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经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上述变化为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发展机遇。同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也向共产党人提出了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尖锐挑战。

能否准确把握时代主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发展、关系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而且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历史命运。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根据当时世界战略态势和国际关系状况及其特点，对国际形势，特别是世界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作出了本世纪内直至下世纪相当长时期内有可能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科学判断。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他更明确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22]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同样面临着和平与发展问题。邓小平还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3]这些精辟的论断，不仅正确地揭示了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而且正确地说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国际条件。所以，这一理论又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

总之，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纵向的历史的比较和横向的国际的观察中，对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作的深入思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主观条件。正是因为他这样立足中国而又面向世界，总结历史而又正视现实、放眼未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进行锲而不舍的理论探索，才有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开创之作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二）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及其基本精神

认识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离不开对于这一理论形成、发展条件的深入理解，也离不开对于这一理论科学内涵的深入把握。如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认识和掌握一样，全面系统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也是一项必须下很大功夫才能完成的艰巨工作。这里，最为关键的要求，是能否融会贯通地掌握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全部内容之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掌握这一理论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及其基本精神。

笔者认为，在邓小平理论中，一以贯之的最基本的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即重视实践、重视生产力、重视群众的观点，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统一，解放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与关心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这三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基本观点，不仅构成了邓小平观察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基本思路，而且充分体现了其鲜明的方法论特色。

第一，尊重实践的权威，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认真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是贯穿这一理论内容的精髓，也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一个基本思想。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有一个能否把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结合得好的问题，强调必须面对国家的现实，研究本国特点，反对“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24]的教条主义。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刚刚出现的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的错误倾向，他旗帜鲜明地支持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25]的观点。70年代中期，他又尖锐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提出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认真解决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僵化、半僵化问题，一再指出，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提倡本本，要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地审视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破除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从中国实际出发去探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应该说，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是邓小平的一个极具特色的基本思想。强调要尊重实践，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把实事求是看作一个解放思想的过程，把解放思想作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前提，把二者看作思想路线的两个互相联系和渗透的基本观点，这就为我们把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认识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第二，重视生产力，把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强调要通过改革开放去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既是邓小平建构崭新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的理论基础，也是他独具特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

1956年党的八大后不久，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26]。要把我们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困难很多，面临的问题也比过去更复杂，要学会改造自然方面的科学知识，要学习和借鉴苏联的东西，也要学习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他又明确提出应该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来确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的观点，即所谓“猫论”的那段话。[27]70年代中期，他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提出的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其实质乃在于推行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中心的整顿。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逐步制定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特别是在1992年初的视察南方谈话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出要坚持以生产力标准为核心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总之，邓小平正是凭借重视生产力，坚持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统一的基本观点，才澄清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上的种种不科学的乃至错误的认识，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为新的社会主义观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尊重群众，把解放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与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是邓小平多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强调必须结合“党成了执政的党”[28]的实际，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面对群众的需要”[29]考虑和解决问题，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全部任务；到新时期反复强调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要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衡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即人民利益标准），贯穿其中的就是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可以说，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把人民利益标准与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的根本标准，实际上是把帮助广大群众摆脱贫困、实现经济上的彻底解放，走向共同富裕，作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这就不仅大大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认识，而且为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上述三个方面的观点中，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群众的创造力，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应该说是更具特色的思想。正是在对这些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邓小平最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些基本观点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统一，不仅为恢复、坚持和发展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充分体现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互之间内在的联系和一致性，而且也为后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为在新的起点上，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科学的思路和方法。

（三）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指导意义

从宏观的角度回顾世界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面临着两个重大的课题：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怎样进行革命、夺取政权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这是19世纪已经提出、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解决的一个课题。二是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怎样进行革命、夺取政权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经过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没有完全解决。所谓“没有完全解决”，一方面表现在不少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没能够坚持住这一制度；另一方面表现在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尚有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自身发展规律、反映其内在的本质，使这一制度得到更好的坚持和发展的问题。

从宏观的角度回顾中国的历史，正如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壮丽的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和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第二件大事，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第三件大事，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际经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实行改革开放，经过艰辛探索，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的角度来思考，邓小平理论作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指导思想，对于完成第三件大事，即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最新成果，坚持这一理论体系对于党在新时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30多年间，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探索都是围绕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而展开的。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党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规律，坚持不懈地进行理论总结和概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及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提出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党的十七大把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相继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作为有机统一的整体，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成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既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既继承了前人，又创新了内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实践的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的过程不能停止，理论创新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党和人民的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在党和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不断完善。这一过程既离不开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又必将为这一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开辟广阔前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们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只有这样来认识邓小平理论以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使我们在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居于主动的地位。

第二，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胜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

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和作用，归根到底是由实践来决定的。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作出的伟大的历史性选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大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和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与此同时，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也取得显著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引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一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指引我们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我们应对各种困难、风险和挑战的强大精神支柱。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在前进道路上，我们既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和问题，特别是面临着长期、复杂、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党和人民只有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回答，才能顺利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社会主义发展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民共同富裕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国家的兴盛和个人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引领、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经受国内及国际上的各种严峻考验，之所以能够战胜来自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和自然界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我们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的信念力量和指导作用。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我们战胜一切风险和挑战的主心骨。

总之，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应着眼于对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紧密结合，着力揭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时代历史条件，准确把握各个组成部分的历史定位和内在逻辑关系，密切联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去把握理论的科学内涵、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

三、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这一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围绕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内涵十分丰富。其中，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的地位。深刻认识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重要理论结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回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30]而要深刻理解和掌握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容及其基本精神，就必须认真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背景和条件。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理论渊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理论体系与崇高价值体系的统一。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揭示了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科学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作为一个价值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则反映了无产阶级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31]“老祖宗不能丢”，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经验和时代要求，用新的观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说出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根据。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以后，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虽然在后来探索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使得一些正确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从探索应该允许失败的角度来说，失误也是财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32]

第三，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实践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而所有这些变化，都始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推动下，党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这是最大的拨乱反正。同时，党和国家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党和国家彻底摆脱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消极影响，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呼唤着新的理论，亿万人民伟大的、生动活泼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产生的理论成果。

第四，当代国际局势的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时代背景。20世纪6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世界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虽仍然存在，但其表现形式已经发生变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新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重大科技发现、发明的广泛应用，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也引起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3]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同样面临着和平与发展问题。“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4]邓小平理论和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认识和正确应对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深入思考，体现了当今时代的本质和基本特征。

总之，正是这样立足中国而又面向世界，总结历史而又正视现实、放眼未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进行锲而不舍的理论探索，才有了邓小平理论和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二）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演进

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人类在认识过程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经历了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演进过程。

党的十二大，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所作的贡献，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邓小平在会议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概念。概念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理论命题，就使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有了自己科学的称谓，其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5]；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6]，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37]。全党通过认真学习邓小平的相关论述，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十三大第一次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观点做了系统概括，从不同侧面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初步勾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轮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邓小平坚定地指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38]“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39]

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多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有了突破性发展。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命题，强调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称为“邓小平理论”，并把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在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十五大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进一步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意义和具体要求，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指出，在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这一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是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党的十七大还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把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作为其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明确地肯定了邓小平理论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性的、开创性的地位。

党的十八大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这就为人们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形态及其特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笔者认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度概括了党在新时期实践创新方面的重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度概括了党在新时期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高度概括了党在新时期制度创新方面的重大成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则是对上述三种基本形态的一种形象化的集中概括，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实质。

（三）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0]。同毛泽东创立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开创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一样，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要找出一种普遍适用的方式，而是要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找到一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实践证明：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如同党的七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总结24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一样，在世纪之交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它必将引领我们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当今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19世纪中叶相比，与列宁主义产生的20世纪初期相比，甚至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20世纪中叶相比，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是社会主义的世纪，是社会主义曾取得很大胜利、又遭受严重挫折的世纪。20世纪上半叶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以及社会主义理想在世界相当广大地区变为现实，证明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正确；社会主义没有发生在马克思、恩格斯最初设想的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国家，而是发生在他们后来一度设想的资本主义欠发达（甚至很不发达）的国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厦也没有到处都很容易地被冲塌，在某些国家，资本主义仍然在发展；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既有过辉煌的成功，也有过严重的失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着沉痛的教训，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国家的挫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面临尖锐的挑战；100年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期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无论是宏观领域还是微观领域，无论是无机世界还是生命世界，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当代科技革命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和条件，也使人类（尤其是落后国家的人们）面临新的严峻挑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当初所不能预料到的，他们也没有试图去作这样的预料。这就要求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现实独立思考，从本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确定符合本国情况和特点的社会发展道路，克服一切困难，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回顾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各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是清楚的，如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应该以公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应该是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也就是邓小平所概括的四项基本原则。正是依据这些原则，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但是，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不仅在社会制度上，而且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不断解决对于资本主义的超越、扬弃，并最终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对这样一个重大的课题，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仍有不少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

一是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问题。正确认识一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或者说正确认识一国现实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深刻掌握本国的国情，是制定和执行切实可行的社会发展战略，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发展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前提和基本依据。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主要问题是：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只要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就可以达到共产主义。而我国纠正了一度把社会主义设想得很短的“急于过渡”的错误之后，又曾长期陷入了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与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紧密联系的相当长的所谓“大过渡”时期的错误。

二是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题。过去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发展生产力”[41]，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没有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了十年内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的正确原则。

三是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目标模式的关系。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没有作出明确的概括。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发生了不少混淆界限的问题，因而造成了许多困惑。如：把社会主义特征与社会主义本质等同，把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与目标模式等同，出现了把苏联模式教条化、把计划与市场分别看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等问题。本质是最高层次的概念，揭示的是内在的最根本的规律；特征是本质的基本体现和标志；模式是本质与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本质和特征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的要求，模式或道路则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个性或特殊规律的要求，三者是不可混淆的。

四是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任务，但怎样发展生产力，以什么为动力，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人们曾把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对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的社会矛盾问题，作出了或者不承认其存在、或者夸大其存在等错误的判断，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五是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主要问题是：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斗争的一面，忽略了社会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已有成果基础上的发展，它与资本主义还有借鉴、利用、学习、协作的一面，因而未能正确评价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未能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存在不够开放，甚至发生闭关锁国的问题，使自己的发展脱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性要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形成，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拨乱反正，系统总结了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逐步创立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即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向当代社会主义的转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党对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正确发展道路探索的一个闪光的起点，那么，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则是这一伟大探索实现质的飞跃的关键。邓小平理论的突破性贡献主要表现在：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或历史阶段。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突破了过去长期存在的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可以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传统观念，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一论断的实质就在于：要用长达百年的时间，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去建立社会主义本来应该有的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最终摆脱贫穷落后，真正“够格”。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任务及其本质。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42]他大声疾呼：“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43]。一再提出，一定要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这个我们过去“不是完全清醒的”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44]。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也体现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但我们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45]。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集中回答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改革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推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等涉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达到了较为完整、更加系统的阶段。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

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的社会，而要搞清楚这一点，就必须对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有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理解，就要从本质上正确认识和把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是一个整体。邓小平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反复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46]。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既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二者最终都要有助于当代中国人与社会的发展，有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或者说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统一的奋斗目标，即党的基本路线中所规定的“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基本目标和行动纲领，从本质上体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统一，因而也就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

新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实行了改革开放。开放也是改革。改革与开放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要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邓小平从改革一开始，就提出了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思想。随着改革的深入，他又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等科学论断，形成了完整的改革理论，从而揭示了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同时，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断，又从根本上打破了把计划与市场作为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传统观念，使人们从姓“社”姓“资”的思想纠缠中解放出来，从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与特征的认识。邓小平关于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实行两个开放等一系列观点，不仅使我国彻底摆脱了过去长期被孤立、封锁及某种闭关自守的状态，真正走向了世界，而且使我们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了如何对待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问题。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实现上述一系列突破，之所以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主要是因为：这一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这一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这一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总括起来说，是由于这一理论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准确地把握了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和时代特征，形成了比较系统地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科学理论体系。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要如同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正确对待这一理论。早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就提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47]。现在，党中央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强调一定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正是发扬了这个优良传统。历史早已判明：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论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通过认真学习，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从总体上领会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精神，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去加深对这一理论的理解，才能学好这一理论，坚定、自觉地运用这一理论去解决各种问题，克服困难，战胜风险，胜利前进；同时，又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一理论。这既是我们对理论应有的正确态度，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基本要求，也是历史赋予全党的庄严使命。

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前进一样，邓小平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前进的。进入21世纪，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它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把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和研究统一起来，有助于帮助人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全面认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意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新要求，特别是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注释

[1]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8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243-1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18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

[4]《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刘金田：《邓小平的历程》，98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

[6]同上书，16页。

[7]刘金田：《邓小平的历程》，99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

[8]《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3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同上书，234页。

[11]周明：《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册，98-9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12]《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14、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3]同上书，143、150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3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3]同上书，57页。

[24]《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2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5]同上书，283页。

[26]《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7]参见上书，323页。

[28]《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9]同上书，268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2]《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4]同上书，57页。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6]同上书，63页。

[37]同上书，65页。

[38]《邓小平文选》，第3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9]同上书，328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742-7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1]《邓小平文选》，第3卷，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2]《邓小平文选》，第3卷，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3]同上书，116页。

[44]同上书，63页。

[45]《邓小平文选》，第3卷，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6]《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7]《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