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日本观察

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一直让国人感情复杂。

一方面，两个国家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日本在明朝、20世纪都有侵华历史，同时又在历史问题上缺乏反省。日本GDP曾长期占据世界第二，但在2010年被中国追上。而钓鱼岛问题，更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定时炸弹。近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刺激了很多东亚、东南亚国家。

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上，中日领导人进行了礼节性的会晤，中日关系迎来转机。但是，曙光会否出现？中日关系会否重回正轨？目前仍是未知数。但需要正视的是，安倍能获得民众的鼎力支持，说明日本政局复杂之程度超乎想象，经济、社会、精神上的层层阴云依旧笼罩着这个岛国。几位资深日本问题专家，将为我们讲述他们眼中的日本。

为日中和平与发展

[日]鸠山由纪夫

在2014年11月举行的APEC北京峰会上，安倍晋三首相和习近平主席久违地进行了简短的领导人会谈。在会谈中，习主席指出：“只有日本遵守历代政府的承诺，中日才能够缔结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对此安倍首相则答道：“我将遵守历届政府的言论。”这段对话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安倍首相在过去曾称：“不会继承村山谈话。”

今年（2015年）时值二战结束70周年，据称将发表安倍谈话。而这一谈话中是否包含村山谈话的关键内容，即“殖民统治和侵略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对此深表歉意”，决定了今后的日中关系能否取得巨大的发展。安倍首相称：“相对于是否延用我们已经重复的措辞，我更希望发表的谈话中可以反映出安倍政府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如果对二战抱有深刻反省，就必须明白，如果不将谢罪的措辞加进“殖民统治”和“侵略”中，则将无法向对方传递反省之情。

此外，本次领导人会谈前达成了四项原则共识。该共识文件指出，将遵守日中间缔结的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因此两国均认同了应求同存异，通过协商妥善解决争端。而且围绕钓鱼岛问题，共识文件也认可了双方持不同意见的事实。

因此，围绕两国持有异议的钓鱼岛问题，双方应遵循共识文件，通过协商妥善处理。若只以实现首脑会谈为目的，不切实履行会谈内容，两国关系将更加紧张。为此两国应体谅对方，在今年认真推进四项共识。

我绝不认为通过军事武力可以给世界带来和平。日中双方不应强化各国武力，应以尊重友爱之情，通过加强对话谋求解决之路。

也就是说，为解决政治方面的各项课题，日中双方应积极协商，同时在可以展开合作的领域积极推进合作关系。这不仅对两国，对东亚的和平和发展也极其重要。希望可以描绘东亚共同体蓝图，发展多层次的日中关系。

在经济领域，今年将实现东盟经济统合。此外，去年年末，中韩间缔结了FTA（《自由贸易协定》），这样仅剩日本还未签署。与TPP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相比，日本应更重视日中韩FTA协定，今年应积极推进该协定的谈判。这是因为日中韩三国产业结构相辅相成，可以实现互惠共赢。

此外，以东南亚为中心，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尚存不足。本次为加快推进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以中国为核心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达成共识。通过本次银行的成立，可以说习主席提出的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将逐渐走上合作正轨。我认为，正因为目前日中政治关系紧张，日本才应开阔胸襟，为建立AIIB贡献一己之力。

在教育领域，我认为理应积极推进现已开始的亚洲校园构想。目前日中韩三国间的交流仅限10所大学间，希望可以增加交流院校数量，并增加对象国的数量，为亚洲学生创造超越国界的学习环境。

在文化交流领域，由我提出的东亚文化之都构想已经正式启动。日中韩三国每年各自决定一个城市，在该城市举办各种各样的亚洲文化活动，我相信加强文化之间的交流必然会为深化亚洲人民之间的友情做出巨大贡献。

在能源领域，将蒙古国和中国内蒙古的风能以及太阳光能等自然能源转化为电能，并通过输电网提供给亚洲，这一亚洲超级电网构想项目令人兴趣倍增。通过共享能源，亚洲将成为命运共同体。

而且，日中双方在环境领域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可以说，两国进行技术合作，让北京重现蓝天是当务之急，例如关于PM2.5的防治措施等。可以说，正因为日本将高水平的煤炭火力发电技术输入中国，所以日本的总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得到了削减。此外，亚洲的青少年参与植树造林活动，也可以提高年轻人的环保意识。

这种合作事业的领军者只有日本和中国。反之，如果日中不合作，亚洲的和平和稳定将只是纸上谈兵。为了中日双方，两国的政界应提高觉悟。衷心祈祷今年可以成为东亚共同体的开创元年。

（本文由蒋斐滢翻译）

鸠山由纪夫

日本前首相、政治家，北海道人，政治世家出身。曾任日本民主党党首，他和小泽一郎、菅直人是民主党的“三驾马车”。2009年9月，当选日本第93任、第60位首相。2010年6月辞去首相职务。外界评价鸠山性格稳健，不露锋芒，有“鸽子”的绰号，重视“忍功”。他对中国实施友爱外交，承认钓鱼岛存主权争议并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关系有显著贡献。

谁是日本的“右翼”？

[日]田岛英一

“右翼”这一字眼我很熟悉，但最近却有点不敢确定它的准确含义是什么了。在我看来，国外媒体所说的“日本右翼”似乎已经没有了原来的内容，意思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亲美保守”和“反美保守”

事实上，在日本，那些被视为“右翼”的群体自称为“保守派”。而在二战后的日本，“保守派”基本可以分为两类，即“亲美保守”和“反美保守”。要说“亲美保守”，很典型的一个人物就是赤尾敏（1899—1990）。赤尾敏强烈要求日本政府与英美两国并肩作战，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对抗到底。而在遭美军排斥丢了乌纱帽之后，赤尾敏便又立即组织大日本爱国党，就任党总裁。虽然他终究没能实现重回国会的梦想，但现在很多40岁以上的日本人应该都还记得他的名字，因为他几乎每天都会站在有乐町火车站（东京银座附近）做演讲，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与他相对，那位在中国因钓鱼岛问题而“臭名昭著”的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则带有明显的“反美”色彩。1989年，他与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合写《日本可以说“不”》。书中大肆批判了美国的“低效率的生产力”“基督教文明征服世界的野心”等等，并要求日本脱离对美国的依赖。可以说，石原慎太郎基本上就属于“反美保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代表日本保守势力的自民党因为执政需要而回避极端，所以当时的石原慎太郎只能沦为边缘势力，在国政上一度失去影响力。而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下，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上，日本都需要拉拢中国。例如，当时的几任首相田中角荣（新潟县选出的议员）、竹下登（岛根县选出的议员）等，他们在任时期对中国都很友好。事实上，为了兑现竞选时的诺言，为了推进自己家乡的经济建设，他们的的确确需要中国的力量。因为要把新潟县、岛根县等日本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就肯定要为环日本海经济圈制造活动空间。

日本社会的民族主义氛围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的社会氛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日本经济萧条日益明显，而中国、韩国等新型工业国家的经济却迅速发展。很多日本民众对社会现状非常沮丧，其中不乏开始心生嫉妒的。尤其是看见大量的中国游客到日本来旅游，大批大批地购买日本产品。而在此基础上，如果双方还因为文化差异引发误解的话，那就更避免不了产生反感了。

第二，国际法的新潮流逐渐允许个人把国家告上法庭，于是亚洲也有不少二战受害者开始告日本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不得不重新面对重庆轰炸、“731”部队、“慰安妇”制度中的种种罪行。这样一来难免会让部分日本人恼羞成怒，从而对中韩两国不怀好感。

第三，朝鲜对日本人的绑架问题以及核武器开发，让日本人感到愤慨和不安，部分日本人甚至觉得其他亚洲国家太刁蛮，缺乏信任，还不如靠美国。

第四，在进入21世纪以后，小泉纯一郎推进的改革具有新自由主义的倾向。随着日本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失败者”的“愤青化”这一不分国界的现象也在日本出现。对于这些不想面对现实的“失败者”来说，民族主义是最好的“精神鸦片”。于是因为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而与日本有分歧的中国，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他们的“出气筒”。

当然，这些变化也并不是系统性的、思想性的，只不过是某种氛围在作怪。所以这些所谓的“右翼”也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亲美保守”“反美保守”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我不反对有人将这一类人称为“右翼”，但我也不得不提醒一下大家，此“右翼”非彼“右翼”也。

危险的平衡

那么有人肯定会问，这一催生新“右翼”的社会氛围是否和政治相关？我认为，是社会氛围在先还是政治在先这个问题就好比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的关系，难以分辨。反正21世纪的自民党也已经不是过去的自民党了。田中角荣、竹下登等政客所属的“周四俱乐部”系统也渐渐地失去势力，而替代他们抬头的则是继承佐藤荣作亲美路线的清和会[1]系统。尤其是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清和会系统的首相在外交上紧紧地依靠美国，打出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就好像要推动日本进入新冷战时代一样。而在经济方面，他们推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扩大了贫富差距，但他们的鹰派言论、靖国神社参拜秀等也成功地为那些“失败者”释放了“怨气”。所以在我看来，现在的日本政治就建立在这种危险的平衡上。

此外，目前还存有另一个危险的平衡，那就是安倍晋三这个人的两面性。在经济上，他还做着春秋大梦，想让日本重返20世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都知道，那个时代的发展是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实现的，所以安倍现在一门心思地想通过TPP协定和新自由主义改革来靠近美国。然而在政治上，安倍却否定美国建立的战后格局，准备修改《日本国宪法》，也不愿意承认日本在二战时期所犯下的罪行。也就是说，从经济方面来看，他好像是“亲美保守”，但在政治方面，似乎又隐藏着“反美保守”的面孔。不过，想到这一点我们似乎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奥巴马会对“亲美”的安倍如此冷淡了。

最后，至于你问我这两个危险的平衡将会持续多久，我觉得这就要看现在的新“右翼”愿意跟自民党政权穿一条裤子走多久了。

田岛英一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系教授。专业是中国社会研究，尤其是社会思潮、社会团体等领域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上海》《协动体主义》《被戏弄的民族主义》等。

安倍会把纠结带入未来吗？

徐静波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北京参加APEC首脑峰会之前，派了自己最亲近的高级助手、日本国安局长谷内正太郎赴北京，直接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进行会谈。

2014年11月7日下午，中日两国外交部在约定的时间里，同时发表了四项原则共识，为实现两国领导人的会见铺平了道路。日本媒体评论说，这是2014年安倍作出的最大的外交让步。但是，在涉及两国与东亚和平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安倍如果依然坚持错误立场，把纠结带入未来，那么中日两国又将经历怎样的考验呢？

安倍外交的“入套”与“解套”

美国《时代》杂志日本版在2014年的最后一期中对安倍过去一年的政绩进行了打分，结果最高分是“外交”，得了8分。而“经济·内政”才得6分。

杂志认为，安倍上台两年间，旋风般地访问了50个国家。虽然访问的最后一个国家才是中国，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次的访问，至少为改善两国关系迈出了第一步。

日本舆论认为，“钓鱼岛之争”让安倍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增加军费和增强自卫队装备的机会。因此，他上台后，凭借鼓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战争论”，轻而易举地实现了过去11年以来的首次防卫预算正增长。同时，日本还购买鱼鹰运输机和美式水陆战车，用标准的美式装备着手组建一支准海军陆战队，以作为钓鱼岛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手之后的“夺岛部队”。

其实，在安倍去北京见习近平之前，他已经搞定了这一切。因此，在“坐稳江山”的背景下，安倍开始寻求外交的“解套”。而由他亲自审定认可的这四项原则，可以说是他“解套”的最大砝码，因为在这四项原则中，他已经变相地承认了中国政府对于钓鱼岛的主权主张，同时也委婉地表明了自己不会再去参拜靖国神社的立场。这两个承诺，让中国政府有条件地给了他一个台阶，安倍也因此可以踏进北京人民大会堂见到习近平。

中日对立，也波及了日本经济。在2014年，日本对华投资大幅下降了44%，看似是中国吃亏，但是，搬迁到东南亚的日本企业发现当地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开始与中国持平。劳民伤财式的搬迁，已经让不少日本企业后悔。

“父子兵”能否升格为“兄弟连”

安倍的外公叫岸信介。1960年，岸信介在担任首相期间，不顾大学生和工人团体的流血抗议，与美国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请求美国负责日本的国家安全。而日本则以提供美军基地建设用地和一年3000多亿日元的基地维护费向美国缴纳“保护费”。岸信介在日记中写道：

我知道学生们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如何激烈，但是日本要从美国的占领之下独立出来，只有签署两国的安保条约，才能寻求国家关系的平等，摆脱被占领国的不名誉的现实。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生效之后，岸信介就被迫辞职。52年过后，岸信介的这位外孙第二次当选为日本首相。安倍在家里看了好几遍的一本书就是《岸信介证言录》。在这本书中，岸信介详细回忆了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前因后果。安倍心里想得最多的是，接下来如何完成外公的遗愿：实现日美平等关系。

为了实现岸信介的这一遗愿，安倍在上台后，极力推进日美安全保障合作，并在2014年7月以内阁决定的形式通过了“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决定。

10月，日美两国拟定了一份制定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中间报告。中间报告提出，日美将在从“平时”“灰色地带事态”到“战时”的任何阶段展开无缝合作。这些合作措施包括海洋安全保障、情报搜集、预警侦察、训练演习、设施和区域利用及防护、后方支援、装备防护、防空和导弹防御、临检等确保经济制裁效果的活动，以及太空网络安全合作等。

这份报告删除了现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有关“周边事态”的提法，强调为反映日美同盟的“全球性质”，日美将扩大军事合作范围，强化军事合作力度，促进与地区盟国、伙伴国的三国间或多国间安保和防卫合作。

假如中间报告中提出的目标得以实现，那么，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将从岸信介时代的“父子兵”升格为安倍时代的“兄弟连”。日美平等关系的梦想也许就能实现。

但是，安倍很快发现，自从习近平与奥巴马在北京会谈10个小时之后，奥巴马对安倍的态度就发生了大变。一个月之后，华盛顿就传出消息，称美国政府不同意日本期望的自卫队与美军一起走向全球的意见，规定日美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范围只能在日本的周边。2015年的元旦前，美国又向日本提出了推迟决定日美新防卫指针的要求。

以上信息，让安倍担心，中美两国开始联手管控日本。美国只需要日本掏钱买美式军火，而不会帮日本守护钓鱼岛。

最大的难题是经济

在2014年末，安倍突然作出了一个决定：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直接导致安倍决定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的原因，是消费税在2015年10月从8%提高到10%的计划无法实现。无法实现的原因是，2014年4月将消费税从5%提高到8%之后，整个消费市场陷入一片低迷的凄景。国内外舆论因此怀疑安倍经济学已经走到了尽头。

“不是我的错！”安倍如此说。或许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聪明的人，绝不会拿错误的政策愚弄百姓，安倍决定解散众议院，再次问信国民：我到底有没有错？

结果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估：安倍自己担任主席的自民党单独获得绝对过半数的290议席，加上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安倍政权在众议院的议席已经达到325席，超过了三分之二议席所需的317议席。

安倍为什么会取得此次大选的胜利？

最大的原因还在于他实施的安倍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让日本经济产生了复苏迹象。明显的标志有三个：股价涨了一倍以上，所有跨国大企业都实现了盈利，日本的就业人口实现了月增10万人的目标。

虽然消费市场因为增税而低迷，劳动者的收入连续17个月出现实质性减少，日元贬值导致物价上涨，但是，2014年冬季的奖金，大企业平均增加了10%以上。而且日本大企业俱乐部——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也已向安倍保证：2015年春天绝对再加工资。这些现象，让那些对日本前景和安倍政权感到不满的人开始相信安倍的顽固：说不定，这小子还真行。

在2014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安倍宣布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最新计划，他要在2015年4月之前，抛出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包括发钱，给日本经济打鸡血。同时，在元旦过后，立即着手制定2014年度补充预算案和2015年度预算案，扩大国债的发行量来扩充预算，增加公共建设投资。

安倍其实脑子很清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他如此警告自己的手下：

看似我们获得了大胜，但是如果不马上拿出成绩，一夜之间我们就可能失去民众的支持。

如果安倍经济改革获得成功，在2015年9月的自民党党首选举中，安倍就有可能获得连任，他还能当4年的首相。那么在彻底坐稳江山之后，安倍最想做什么？我们不得不担心：修宪。因为日本国会法规定，超过三分之二议员赞同的话，可以修改宪法。安倍政党已经具备了修宪的法理基础。

我们无法阻止安倍修宪，但是在历史问题上，日本不与中韩彻底和解的话，日本将永远难以获得邻国的信赖。同时，安倍修宪如果彻底放弃“专守防卫”基本原则的话，那么，他也会把这个岛国推向战争。

徐静波

祖籍浙江舟山。曾是我国台湾女作家三毛的大陆著作代理人。1992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海大学大学院文学专业。2000年担任亚洲通讯社社长，并创办中文网站“日本新闻网”。2001年创办日文报纸《中国经济新闻》。著有《2023年的中国》《静说日本》等书。

安倍“组合拳”能否拯救日本？

陈言

2014年圣诞，东京街头到处是欢快的歌声，大大小小的霓虹灯装饰了大多数商业街，节日气氛十分浓烈。尽管没有人把这种热烈的气氛和新内阁的成立联系起来，但安倍心情特别好。12月24日起，新一届众议院开始运行。这是安倍第三次组建内阁了。这个内阁已经有了充分的政治经验，党内无劲敌，议会内找不到可以和自民党辩论的政党，舆论经过对《朝日新闻》等自由派媒体的彻底打击，已经基本上统一在了安倍身边。相信自己能做得更好，安倍非常有信心。但事实真的如安倍所说的那么乐观吗？安倍经济学能在多大程度上提振日本的经济呢？

就业率上升，工资下滑

过节了，街上的喧嚣，热烈的气氛，好像人人都会动一下心，走进灯火辉煌的商店，购买一份送给家人的礼物。但东京和往年比，气氛尽管依旧热烈，购物的人却似乎比往年要少，消费者把钱包捂得紧紧的。

“安倍经济学已经让100万人获得了工作，大家的工资也得以提升。”在12月的选举战中，自民党强调的是自己的经济政策给日本带来的实惠。100万个工作机会，在人口只有中国十分之一的日本，是个很大的数字。日本人口扩大10倍的话，这个数字应该能变成1000万个工作机会。在经济很不景气、工厂不断外迁、设备投资很少的国家，创立100万个工作机会并不容易。

但太多的日本人并未感觉到这100万个工作机会的实惠。原因是本来正式雇用员工的企业，在过去几年里将正式职工解雇，这两年开始雇用临时工。临时工的工资比正式工要低很多。“过去16个月，日本职工的实际工资出现了连续下滑现象，这是安倍经济学带给民众最直接的后果。”志位委员长使用厚生劳动省统计的数据，解释了为何人们有了工作却没有实现工资提升这个问题。

过去两年里，安倍在经济上的举措实在乏善可陈。股票价格上去了，但不见企业投资，日元汇率下滑了，带来的是物价的上升，民众感受不到安倍经济学的实惠。

《保密法》、集体自卫权改变日本社会

日本的最大变化，是在2013年有了《保密法》，2014年内阁的一纸决定让日本有了集体自卫权。

不要以为《保密法》和普通百姓无关。如果你的工作是生产军工产品中的某个部件，在和朋友喝酒的时候，不经意间说出自己从事的工作，这便是泄密，是可以抓人的。再比如，一个记者向官员或者政治家询问最近国内审议的法律内容，这属于教唆他人泄密。媒体只能从官方那里拿到对外发表的文件，报道这些文件才是媒体的作用，任何主动采访，都可以和教唆泄密联系起来。

即便拥有了集体自卫权，日本立即派兵出国作战，特别是和邻国为领土等打一场仗的可能性也并不大。在媒体工作了将近四十年的山田厚史认为，日本天天都在报道“伊斯兰国”的恐怖活动，美国总是用飞机、导弹去打压“伊斯兰国”，效果有限。“今后对‘伊斯兰国’进行地面战斗已经是个时间问题，日本有了集体自卫权，是否参战，这将考验安倍。”山田说。

在日本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奇葩的现象。一方面是民众十分希望走出失落的二十年，特别寄希望于安倍经济学取得成功，但结果是平均股价在安倍内阁过去的两年里从10000点上升到了18000点，股市形势大好，让买股票的人获益，但大多数没有买股票的人，与股市变化并无关联。以前阻碍日本企业在国内投资的日元汇率过高问题，在过去的两年里，从1美元兑换76日元，下滑到了2014年12月底的1美元兑换120日元，汇率缩水幅度很大。但民众的实际工资未增加，消费上不去。没有消费就不可能有企业投资。消费投资不能推动日本经济前行，剩下的只有出口了。但工厂早已转移到了国外，现在日元贬值了，能出口的商品并不多。从贸易数据看，过去两年没有出现日本产品出口明显增加的现象。

2015年以后，在经济上安倍同样举步维艰。他也只能在修宪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色了。

失去了尚方宝剑的安倍

2014年12月的大选，民主党、大家党等党首在选举中落选，可见在野党失去了民意。其他几个小党，高喊“慰安妇是个假命题”“取消给外国人的特权”等等，更是没有民意支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当选。

自民党和安倍晋三在本届议会中已经基本上没有劲敌，不仅议员数量上占有了绝对优势，在口号上、民众的支持上，其他在野党也基本上无法与自民党竞争。

这反而让安倍困惑了起来。在没有需要时常防备的在野党以后，安倍自民党内部便开始争斗起来，其争斗的激烈程度，与在野党向执政党进攻时相比一点不差。

让党能够团结对外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机制是，如果有不少人不听话，执政党党首同时兼任首相，他可以解散议会，让议员失去资格，并在大选时得不到政党的支持。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在选举中取胜的。听党的话，其实是听党首（首相）的话。现在安倍已经解散过一次议会了，虽然首相解散议会的次数并不受法律限制，但通常解散过议会的首相，仅能够使用一次这个权力，并未出现过无数次解散议会的先例。

今后4年，首相不可能解散议会，议员要给选区争取一些好处，彼此的争论就会激烈起来。过去党首说了一句话，就只好听党首的话了，现在不是，议员可以使出浑身解数去争夺，党内意见的统一在今后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只有外交军事问题，不存在太多的国内利益者之间的争夺，安倍可以放心地去做。

尽管在选举期间安倍几乎没有谈过修宪，但2015年以后，修宪会成为安倍政治中最重要的话题。日本宪法规定，为了不再发动战争，日本将放弃军队，不承认交战权。安倍修宪主要是修改这方面的内容，让日本自卫队成为名副其实的军队，不仅能保卫日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出国作战，维护世界和平，安倍称之为“积极的和平主义”。

日本在过去的70年里，并未在国外参加过战斗，当然也没有在交战中牺牲士兵的前例。现在日本有了出国作战的权力，于是美国发动的任何战争，日本都去协同作战，让士兵不仅流汗，还要流血，对于这些日本选民在心理上准备并不充足，一旦发生士兵战死的情况，日本媒体便可能呼吁报复，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但民众不一定愿意参军打仗。

党内在争夺利益时发生的内部抗争，民众对安倍修宪的不理解，让2015年以后的安倍内阁难以像过去两年那样获得民众的支持。能够支持安倍的政治家已经越来越少，希望和安倍划清界限，在下次内阁中发挥作用的老资格议员多了起来。拿不出新的政策，经济上难有起色，修宪并不能给日本带来实际利益，安倍内阁将一天天地衰落下去。

“唯有此路。”安倍在大选的时候常用这句话来说日本经济只能走安倍经济学之路，但实际上，安倍这套“组合拳”能带来的提振作用还是相当有限的，民众虽然有所获，但也有所损失。短时间的辉煌之后，安倍还需要继续摸索可持续发展之道。否则，日本在短暂的复苏之后，又将迎来长时间的衰退。

陈言

自由撰稿人。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1989年开始在东京大学学习新闻，1998年到位于日本西京（山口县）的一所大学工作。走遍东南西北后，2003年重新回到北京，成为一个记录中日关系的记者。

靖国问题的另类视线

姜建强

在日本最为典型的一个人文景观就是神社。据统计，日本全国共有85000多座神社，数量超过全家便利店和罗森便利店的总和。大小不一、神主不一的神社，葱茏、肃穆、静谧是其共同特征。前来参拜的日本人，权当神社为歇脚地和闲聊地。虽然他们都会在神灵前自然地双手合十，闭上眼睛，感谢自然，感谢时间，感谢空间，感谢神的保佑，但神社没有门槛，也不问信仰，只为人们在精神上提供一种亲近感。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的神社并不是宗教场所，也不是信仰的集散地，而仅仅是一所为神所保佑的、最为安全的心灵游乐地。

坐落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下的靖国神社，也是日本8万多座神社中的一个。与其他神社一样，进去拜一下，鞠个躬，稍事休憩，也就是游乐一下而已。每当周末天气晴和，或适逢赏樱时节，靖国神社总是游人如织，约会的青年男女与出游的家庭，年纪大的与年纪小的，他们喧闹着，嬉笑着，全然将慰灵忘得一干二净。所以靖国神社对一般日本人来说并不神秘，并不特殊，也并不具有其他的意味。

但问题的负重在于，前身为日本明治时代“东京招魂社”的靖国神社，与历次大战的历史密不可分。神社中供奉的246万多名战死者中九成左右是在二战期间阵亡的。而神社的祭祀对象也包括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2000多名乙、丙级战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和现首相安倍晋三的参拜，又使得神社成了“靖国问题”。这就像有些日本人所说的，置身其中，则又让人体会到靖国神社与一般神社不同——靖国不是我们从小熟悉的神社空间。

从悲痛到喜悦的母亲们

那么，“靖国问题”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呢？

早在2005年，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就出版了《靖国问题》一书。作者在书中提到1936年6月号《主妇之友》杂志刊登的一篇题为《为国献独子光荣母亲热泪座谈会》的报道。这篇报道详细记录了那些从日本北陆地区来到靖国神社出席合祀祭典的战死者的母亲当时的心态。

斋藤：我哥总一个劲儿地说，要是动员来的话，这条命就献给天子了。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这回他总算如愿了，光荣战死了。

森川：那天晚上白色的御羽车开进靖国神社时，我心里那个激动呀，激动得不得了。本来一个没用的孩子，这么着派上了用场。真是太好了。

…………

斋藤：我叩拜天子的时候，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往下流。能参拜靖国神社，能叩拜天子，我还有啥可求的呢？今天就是死，也能心满意足地笑着去死。

高井：儿子在阴间也会高兴的，死得这么风光。要是让人看见咱们在哭，那可对不起天子哦。都是为了国家，这么想着，就来精神啦。

一般而言，死去了儿子的母亲应该悲伤才是，但这里何以能生出喜悦之情呢？这里的秘密在于，靖国神社所设定的“情感意义”，将日本人的生死观作了强硬的置换。原来，所谓的靖国信仰将战死的恐怖、血腥和残酷，巧妙地置换成一种“光荣战死”的意义，从而从大义名分上剥夺了遗属作为普通人对亲人之死抱有的悲伤之情。而这种“光荣战死”的意义，只有在靖国神社才能得到彰显。也就是说，只有在靖国，战死者才有机会成为国家祭祀的神灵。而怎样才能入祀靖国神社呢？只有一个条件：只要你为国家、为天皇战死即可。至于生前是个怎样的人，则一切不必追究。这种靖国意识形态生硬地将“哀悼共同体”切换成“喜悦共同体”，将悲痛的人之常情切换成超乎常情的喜悦。在其中被激活的是这么一种扭曲的战场心态：死即是荣耀，活着反而是一种耻辱。

让死者得到彰显，让生者（包括死者的父母和妻子）感到光荣。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靖国“情感炼金术”。

“与死者共生”的文化论

在日本，为参拜靖国神社作合法性辩护水准最高的是谁？是日本文坛“自杀四杰”之一的江藤淳（1932—1999）。他的一个著名的生死文化论就是：生者与死者的共生。他在《面向同时代的视线》一书中写道：日本人在眺望风景的时候（生者的视线），同时能感觉到一种交错着的不能看见的视线，即死者们的视线。这是日本人宗教心情和对风景敏感的感受性表里相一致的表现，同时也是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格表现。这种与死者的共生，其实不矛盾。因为如果不与死者共生的话，我们生的感觉也就不复存在。这种感觉存在于日本文化的根源里。这也是从《万叶》到今天日本历史演进过程中凝聚的个人和民族的全部记忆，是生者与死者的共生感。

针对这种看似精湛的文化论，高桥哲哉在书中尖锐地指出：与战死者之间的共生感为什么必须以参拜靖国神社的方式才能获得？二者之间联系的必然性何在？如果不参拜靖国神社，就不能在盂兰盆节、在新年的“初诣”时怀念死者吗？实际上江藤淳在援引川路柳虹的诗《魂兮归来》时对此也有暗示。虽然诗中死去的士兵的魂灵被称为“英灵”，但是它所要归去的却是“故里”：

魂归何处

何罪之有

安息吧，静静地安息吧

在生你养你的故乡的怀抱里

在这没有杀戮的宁静的大自然里

这表明江藤淳自然有他的逻辑和文化上的死结。因为对士兵的祭奠和追悼可以采取各种方式，而之所以采取参拜靖国神社的方式，显然是国家政治意志的结果，超越了江藤淳所说的“文化论”的范畴。

当然，问题还在于，如果说是为了与战死者心神感应的话，那么为什么靖国神社不祭奠“敌”方的战死者呢？在日本的中世纪和近世，受佛教“怨亲平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祭奠敌我双方阵亡者的习惯。如北条时宗在文永—弘安之役后修建圆觉寺，岛津义弘在庆长之役后在高野山的内殿建造“敌我双方供养碑”，都是为了祭奠敌我两国的战死者。不仅如此，靖国神社不予祭奠的“敌”方死者，不只限于外国人，即使是“本国的死者”，如果属于“敌”方的话，也决不会予以祭奠。如西乡隆盛虽是明治维新的开国功臣，但是由于发动西南战争，与明治政府对战，因此不能供奉；白虎队虽然被日本人奉为神灵，但由于是与明治政权对抗的力量，也不能供奉。明治时代大将乃木希典在二战前被多数日本人奉为“军神”，明治天皇殡葬之日，他和妻子双双自杀殉死，虽是“忠君壮烈”，但由于不是死于战争，也不能供奉在靖国神社。此外，东京大空袭和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也不能进靖国神社。这样看来，靖国神社的“祭神”不单纯是祭祀“战争中的死者”，而是在国家意志的作用下祭祀被挑选出来的特殊的战死者。

这样来看的话，靖国神社怎样也脱不掉“国家意志”这件袈裟。这正如日本著名学者梅原猛在《招致理性复仇的靖国参拜》一文中指出的，靖国神社所代表的国家神道不仅“废佛毁释”，还对传统宗教进行了一次屠杀。

“暧昧的微笑”与“靖国问题”

日本人将二战称为“那场战争”。如今，“那场战争”已经过去70年。但“靖国问题”依旧高悬在人类理智的门框上，远远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连如何解决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思路与清晰的框架。这就表明，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日本人，还远未脱离“慰灵与彰显”那种战时意识的二元模式，还不知把自己的灵魂安置于何处为好。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前夜爆发的戊辰战争中，长州藩和会津藩之间发生过激烈的交战。战争致使两地关系长期恶化，事隔100多年，现在的山口县萩市与福岛县会津若松市仍然没有达成和解。对于那场战争，受害一方的记忆仍以现在时的形态存续发酵。可见战争对人的撕裂是如何巨大。与自己国家的人都还没有和解，日本能与作为受害者的亚洲他国和解吗？

新渡户稻造在其名著《武士道》中说：

日本人在遇到最严峻的考验时，经常会有做出笑颜的倾向。笑容或许就是悲哀或愤怒的平衡锤。

文学家芥川龙之介在其小说《手巾》中就描写了一位妇女在面对其儿子的死时，竟然很平静地露出了暧昧的微笑。这一令世人觉得相当残酷、毫无人性可言的“暧昧的微笑”，实际上就是“靖国问题”的图片特写。

姜建强

出生于上海。出国前曾在大学任教。20世纪90年代留学日本。曾任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致力于日本哲学和文化的研究。现为东京《中华新闻》主编。著有《山樱花与岛国魂——日本人情绪省思》《另类日本史》《另类日本文化史》《另类日本天皇史》等。

“历史和解”能否促成？

高洪

2014年12月，安倍领导下的执政自民党与友党公明党再度赢得压倒性的胜利，拿到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安倍赢得选举的根本原因是：“时代发生了变化，而日本国民在自民党与安倍之外却无执政党和政治领导人可选。”

一方面，随着二战结束70年的到来和日本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相对于中国的快速下降，一种国家焦虑从社会政治精英层蔓延到广大国民之中；而另一方面，在国民的政治记忆中，日本从2006年到2012年的7年中，政权在新老保守政党之间反复易手，政府则是一年一届地轮替，仿佛验证出安倍晋三是唯一有能力带领日本走出困境的政治家。今天的自民党在日本战后政治历史上空前强大，安倍的党首地位在自民党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地稳固。所以他本人也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把安倍经济学这朵看似漂亮却无法结果的“谎花儿”抛给公众，终于赢得了这场被舆论讥讽为“由安倍发动的、为了安倍的、安倍的大选”。

安倍再度胜选后，在2015年会加强哪方面的政策措施？我觉得，2015年日本内政上的首要问题仍旧是解决难题。从政治上讲，安倍解散国会的名目是所谓“安倍经济学解散”，并且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对国民呼吁支持自民党，支持安倍经济学，还反复鼓吹：“唯有此路！”2014年12月27日，安倍内阁批准3.5万亿日元（约合291.7亿美元）的额外经济刺激方案。安倍强调，将把恢复经济作为最优先课题来进行今后的政权运营。安倍在2015年元旦发表新年感言称：

由于获得了信任这一巨大的力量，今年，我将更加大刀阔斧地加快各类改革的步伐，并希望这新的一年成为奠定日本未来方向的“坚定改革之年”……要尽快落实经济对策，坚决执行增长战略。今年的首要任务，让景气恢复的温暖春风吹遍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这些举动似乎表明，安倍将以经济作为政治首选课题，因为他所有的政治抱负都有赖于日本的经济增长，所以必须通过挽救安倍经济学拯救日本。然而，这种设计是以安倍放弃以邻为壑的外交政策，加强与中韩两国的经济合作为前提的。

然而，安倍在2015年的内政外交方面存在一种悖论：一面表达自己为提振经济愿意与邻为善的愿望，另一面却继续采取以邻为壑的做法。安倍甚至不再讳言“安倍经济学”只是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在2014年12月24日晚的记者会上，安倍明确表示，“修改宪法是我本人的夙愿，也是自民党成立以来的一个重要目标”，并强调，“有了强大的经济，才能展开强有力的外交，而外交又与安全保障表里一体”。日本自1992年陷入政府财政危机以来，可以说每况愈下。时至今日，政府债务已经高达1010万亿日元。对于安倍内阁此轮经济刺激计划，分析人士普遍也不看好。日经中文网的分析指出，如何同时实现摆脱通货紧缩、消除贫富差距和财政重建的任务，将是安倍经济学的巨大课题。人们只能冷眼观察安倍下一步的做法的重心究竟是放在经济上还是放在政治上。

安倍胜选后，美国国务院马上就发表声明表示祝贺。但有观点认为，事实上奥巴马仍对安倍政权取观望态度。据日本NHK报道，安倍晋三在赢得选举胜利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主动与安倍首相通电话15分钟，向安倍带领执联盟胜选表示祝贺，确认将继续维持“牢固的美日同盟关系”的意向，并就埃博拉疫情的防治、TPP协定的达成、《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等事宜达成一致。从表面上看，美国方面此举似乎在加强与安倍新政权的关系，但明眼人都看得出，奥巴马无非是为了稳住美国在东亚的阵脚，例行公事地拉了拉可能长期执政的小伙伴的手而已。目前，美俄关系紧张使奥巴马难有更多的精力和力量顾及亚太战略平衡，而此时的日本在配合美国东亚政策的同时不断地打自己的小算盘，也已经引起美国社会的普遍警觉。一个时期以来，安倍极力摆脱战后体制的努力，使美国舆论界出现了警惕日本“战前化”的声音。美国更担心胜选的安倍会不会利用政治强势，再度引发中日紧张局势，把美国拉进可能发生的东亚危机当中。所以，有舆论认为美国实际上是对安倍新政权进行观望，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2015年中国举办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这一时间节点是否是改善中日关系的有利时机？世界期待着亚洲大国间“历史的和解”，但和解的前提是正确看待历史事实，是正确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性质，否则用历史虚无主义，甚至企图用歪曲篡改历史的手法把不光彩的一页翻过去，都是做不到的。

（本文由高洪口述，蒋斐滢整理）

高洪

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代所长、研究员，兼任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专业下的日本政治及中日关系。

被“闭锁感”包围着的日本青年

俞天任

这十几年来经常来往于中日两国之间的人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整体氛围对比非常强烈，首先就反映在青年的表情上。第一次来中国的日本人往往会为中国青年脸上的明朗表情所震撼，同时头一次到日本的中国人也会对日本青年脸上的黯淡表情感到不解。

中国青年脸上的表情非常生动，富有活力，笑起来极富感染力，尽管有时候会指责他们说话嗓门太大了一些，以至于打扰了他人。而日本青年一般来讲比较讲究礼仪，感情一般不外露，即便对于陌生人也会报以习惯性的微笑，但还是让人觉得整个氛围比较黯淡，没有活力。

实际上，日本青年缺乏活力是当然的。从整体氛围来说，本来就讲究论资排辈的日本社会对青年很不友好，再加上这些年来一直不景气的经济给青年带来了很沉重的负担，这些思维方法、体制以及经济上的负担，最后化作了精神上的负担，在脸上反映了出来，因而日本青年笼罩在一种黯淡的氛围之中。

日本人把这种气氛叫做“闭锁感”，也就是一种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的感觉。

1974年日本的人口构成中30岁以下人口占50%，从那时开始这个比例就在逐年减低，到了2013年底这个比例成了27.9%。而如果在30岁以下的人口中再按照五年为界划分几段的话，就会知道越往下人口所占的比例就越小，这意味着将来青年在日本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会更加少，社会老龄化的程度会进一步提高。

社会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也就意味着要求青年承担的部分会更大，因为赡养由于年龄原因而不再能从事社会生产的老年人是青年的责任。赡养老人和抚养小孩不同，老人虽然个人消费很低，但医疗费用以及看护要求是随着年龄增长而持续增长的，除去死亡之外，老人不可能像孩子那样逐渐自立，而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使得平均寿命成了一条线性增长、几乎看不到顶点的曲线。

这样，社会就被迫采取推迟养老金发放年龄的方法来变相延长退休年龄，使得老年人尽可能地自己养活自己，但这种使本来应该退休的那部分人口继续劳动的做法，造成了就业市场的混乱，减少了本来应该让青年人接管的劳动岗位，这样就使得青年人的失业率上升。比如，日本社会的平均失业率在3.5%左右，而青年人的失业率却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根据日本内阁府的统计，2013年底，15~19岁年龄层的人口的失业率为6.4%，20~24岁的失业率为7.0%，25~29岁的失业率为6.2%，都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青年人的失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相比起他们的长辈来说，现在的日本青年人更加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是其失业率高的原因之一。现在的青年人都是社会的老龄化进程开始之后出生的，本来在幼年时期的玩伴就少，再加上电子游戏和计算机的影响，使得现在的青年人不喜欢群聚而更喜欢独处。即使就职之后也容易因为种种不顺心的事情而轻易地辞职，而且日本社会中极为拮据的家庭毕竟不多，所以青年在失业时一般都能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援，久而久之很容易形成“啃老”的局面。但是啃老毕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啃老族极易陷入一种自我封闭的病态境地，严重的甚至连寝室都不出，饭菜由父母放到门口。据统计，这种人在日本有100万之多。

日本现在的政府负债是1200万亿日元，平均下来每个日本国民几乎要负担1000万日元，即使按照已经大大贬值的日元汇率来计算，还是相当于每人负债约50万元人民币，这绝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这笔钱只能由未来的世代来负担。

摆在日本青年人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他们怎么明朗的起来呢？更要命的是，政府也好，各政党的纲领也好，没有一个向青年人倾斜的，这是由日本青年人的政治参与度极低引起的。

日本人的政治参与度很低，而日本青年人的政治参与度就更加低了。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运动失败之后，日本的青年人对政治就失去了兴趣，反映在选举上就是投票率很低，而且年纪越轻投票率越低，这就使得青年人无法形成一个政治上的压力群体，这样政策不向青年人倾斜也就是必然的了。

被这种“闭锁感”完全包围的日本青年人会不会向过激主义的方向走呢？日本人走向过激几乎是一个可以解释为民族性的倾向，这几次的众议院选举的大起大落都说明了这种民族性，不能说日本的青年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转向。事实上，最近有几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一是日共党员小林多喜二在1929年写的小说《蟹公船》从2008年左右开始重新畅销，光2008年就销售了40万册，而同时日共的党员也有大幅度增加，在最近的几次众议院选举中日共都有进步。另一件是2013年东京都知事选举中，参选的极端国粹主义者田母神俊雄在没有得到任何政党支持的条件下依然得到了61万票，得票率达到了12.55%，名列第四。投票支持被大多数主流媒体批判的田母神俊雄的大多数是青年人。还有一件就是2014年10月日本警方侦破的北海道青年企图偷渡至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的未遂案件。

根据一些统计，现在日本社会上的最右翼人群的构成中占大多数的居然是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这个统计给出的信息是很可怕的：将来的日本青年一代有可能会变得过激起来，因为有过激派思想的母亲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孩子。

当然，到现在为止这些事件都还只是一些值得注意的迹象，并没有发展为一种“青年人的行为模式”。事实上，受到东京青年人一时热捧的田母神俊雄以及他的“次世代党”的朋友们，在2014年底的第47届众议院选举中几乎全军覆灭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日本青年人很难摆脱现在包围着他们的“闭锁感”也是事实。

俞天任

旅日学者，笔名“冰冷雨天”，自称“老冰”。著有《冰眼看日本》《有一类战犯叫参谋》《浩瀚的大洋是赌场》《谁在统治着日本》等作品。

注释：

[1]清和会：自民党内派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