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国民党接收东北的迟缓及其窒碍

1945年8月14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获得完全胜利，战后接收工作开始进入实施阶段。8月31日，国民党六届中常会第9次会议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69次常会通过《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决定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处理东北各省收复事宜”，“综理一切”，并“得就近指挥监督东北各省区内行政机关”（1946年9月22日，东北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行营下设政治与经济两委员会，“分别办理行营区域内政治、经济事务”（行营下设直属机构有秘书厅及参谋、军务、交通、总务、经理、军法、人事、航警处）；另设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办理行营区域内交涉事宜”；同时决定东北行政区划改为九省，分别为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9月19日，立法院通过东北改划省区案。[1]此纲要当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在讨论行营机构设置及其职权时，“对于政治、经济两委员会之职权反对甚烈，咸谓此种组织形似割据两端之间，只闻反对与说明两方之言论，竟无赞成者，结果其职权只限于在东北政治、经济之收复事宜，分省区域及名称交立法院复审”[2]。

9月1日，国民政府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9月4日，任命熊兼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莫德惠、朱霁青、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冯庸为委员（1946年1月22日增补张作相、王树翰、那木济勒色楞为委员）。这些人虽为原东北知名人士或东北军将领，国民党希望以此安抚东北人心，但他们并无实际的权力，反而使东北地方人士对国民党的战后东北人事安排颇为不满。[3]行营下设民政、土地、财政、宣传、司法行政、社会、卫生、总务处及人事室（1946年1月8日行政院通过）；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振鹭、齐世英、王家桢、马毅为专任委员（10月9日任命），粮食、农林、经济、交通部次长及四联总处代表为兼任委员，下设交通、工矿、金融、商务、农村、田粮、水利、财务、会计、总务处，人事及合作事业管理室，调查设计及经济法规审核委员会；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何柱国为参谋长（后因何双目失明，改任董英斌），徐箴、高惜冰、刘翰东、郑道儒、关吉玉、吴瀚涛、韩俊杰、彭济群、吴焕章为东北九省主席，沈怡为大连市市长，杨绰庵为哈尔滨市市长（后任命赵君迈为长春市市长，董文琦为沈阳市市长），组成东北接收的政治班底。

10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陆军第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关麟徵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负责军事进军接收事宜。其后，因在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免职调离昆明的处置中，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对龙云极不满，为了敷衍龙云的面子，蒋介石在10月13日约杜聿明和关麟徵谈话，决定将两人的职务对调，因为“龙虽自多罪恶，而中央人员不能不有纪纲也”[4]。蒋对杜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是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我表面上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实际上是调升你到东北去当保安司令长官。”[5]16日，杜聿明以“对于昆明防守部队，管束不严，防务处理颇多失当”，被予以免职处分[6]，关麟徵调任云南警备总司令。次日，杜聿明被任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统领东北军事。[7]

9月1日，东北行营筹备处在重庆开始办公，初期任务主要是遴选接收与行营工作人员，准备接收计划。行政院同期制定的《接收东北行政机构要点》提出：东北省市政府组织暂不变更，省市厅局长暂不发表，省市附属机构暂不添设。[8]表明国民党当时的心态还在暂维现状，等待接收。此时，熊式辉与宋子文、陈诚、陈立夫、王世杰等国民党大员就接收东北的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党务问题不断交换意见，但似乎既未涉及苏联和中共对东北接收可能的态度，也未见外交当局对接收中的外交交涉有何指示。熊式辉虽对接收东北踌躇满志，但也自承，对东北接收“平素固不曾考虑及此，因之于事须从头研究，于人须重新物色”，然其关注重点在人不在事，其与各方所密集讨论者，多为人事问题，而对接收具体方策却未见有多少关注。其因盖在于中苏条约签订后，国民党上下对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均持乐观态度，认为顺理成章之事，而对具体接收方案则未下功夫，完全寄希望于苏联的协助。熊式辉曾得意地对杜聿明说：“根据中苏条约的签订，中国可以很快地收复东北，东北沦陷区将比华北、华中、华南收复得更早。”[9]奉召自美回国参加东北接收的张嘉璈，向外交当局探询中苏条约签订后，有无与苏联讨论具体接收程序时，“乃知仅对于苏方撤兵及我军接防问题有交换文件，而对于我军如何进入东北，行政人员如何接收政权，及经济事业如何移交，不无协定，良以我政府认为我军队到达东北，一切可迎刃而解”。张嘉璈在重庆盘桓近月，除了参加两次行营政、经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外，“从未闻外交当局对于苏联如何交还政权，如何交还占领之经济事业有何指示，大致我外交当局及熊主任认为苏方撤兵绝无问题”[10]。张嘉璈对东北行营自上而下于接收既无充分准备却又盲目乐观颇为感慨，于此或亦埋下了过后接收不顺之伏笔。

抗战胜利后，对于有关战后安排的种种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决策，根据国民党的领袖独裁体制，都得会聚于蒋介石，由其作出最终决定。因此，蒋亦可谓日理万机，难得消闲，但作为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又确实较其部属的考虑更多更周全。实际上，在日本投降以后，蒋已经不断接到密报，苏联在东北的动向可能不利于国民党。据熟知日本情形、此时正负责战后对日处理的王芃生在9月中旬的情报，“苏方有制造事件，延缓退兵之企图”[11]。与此同时，9月10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电告国民党方面：中共军队已进入东北。[12]从而为国民党接收东北又添变数，且为国民党所最担心者。还在战争结束前，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就认为，如果不能解决中共问题，则“日苏决裂后，我纵欲进兵华北或东北，将因共军之阻挠而不能遂行战略。倘共军或苏军先入东北，前途之危机正是不少”[13]。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认为，苏联如“与华北之共党勾结，纵不明加占领，其隐忧亦至为显然”[14]。而战后中共进军东北的举措，正印证了他们的担忧。此时，在蒋身边负责情报工作的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判断中共将“转移兵力于华北，乘势进入东北，造成新割据局面”，建议迅速派兵去东北，同时力控华北，抑制中共北上企图。[15]美国方面也向国民党建议：如果此时共产党控制张家口、承德、山海关一线，并利用苏联掩护控制东北，则英美将来在和平会议上对国共问题不能不采取折衷办法；如果中共此时没有实行此着，即中共问题不难解决。[16]这些情报和建议都引起蒋的重视。尤其是8月30日中共部队占领山海关，事实上扼住进入东北之门户，被蒋介石认为“俄已破坏其盟约，决心掩护共匪侵扰中国……是其必欲以我为敌，应有准备之决心，东三省与新疆驻军之配备与运输，不能不从速筹划，以防万一”，开始考虑“收复东北之部队及运输方法”[17]。9月9日，蒋介石“与魏德迈商讨对东北运输部队及美国武器接济办法”。10日，自记“此时应以全力接收东北与各省市军政为第一要务也”[18]。9月11日与13日，蒋致电在华盛顿的宋子文，要他速向美方商洽运送军队去东北事，否则，如“让共党占领东北，此为最险之事也”；“今后接收东北必多纠葛，或因此无法接收，亦未可知也”[19]。但因调派军队需要时间，而此时远在西南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还在陆续北上途中，蒋则更关心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东南沿海地区的接收，对于东北接收，他还是寄希望于苏联的协助。

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14周年之际，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说，称：“由于盟邦苏联的军事援助之下，实现了《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而我们东北同胞亦由此得到了解放，重返了祖国。最近将来，我们的行政人员及我国的军队就要来到东北，与我们隔绝了十四年之久的亲爱同胞握手言欢。”蒋表示今后建设东北的方针是：“第一，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力量，以奠定建设的基础。第二，我们也要获得盟邦的援助，以完成建设的全功。”蒋特别表示：“至于希望盟邦协助的方面，包括经济上的援助和技术上的协力而言。尤其是对我盟邦苏联业已订立了三十年友好同盟条约，此后中苏两国唇齿相依，守望相助，东北同胞，首先蒙受利益，我东北同胞必须重视这个友谊，真诚相处，以增进两国的邦交，实现我们国父共同奋斗的遗教，完成我们建设的大业。”[20]蒋在此番谈话中，对苏联态度友好，称赞有加，可见其对苏联的期待。9月19日，蒋介石召见熊式辉，“指示东北接收要领与对俄开诚政策”。熊向蒋建议，行政接收可不必等军队到达，行政接收人员赴东北事可即与苏大使商洽，得蒋首肯。[21]但在事实上，国民党过往基本未有统治东北的经验，所谓人生地不熟，对东北现地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苏联又无若何协助接收的具体表示，没有军队同行的行政接收，确实难以进行。故在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对于东北的接收，除了在重庆搭建班底，从事准备工作之外，未有多少实质性举措，也没有派出先遣人员前往东北，了解情况，并据以制定政策。直到9月22日，东北行营才召开第一次会报和政经两会联席会议。凡此种种，都对其后国民党的接收带来不少隐患，也可谓国民党接收的失利其来有自。

10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通告中国政府，苏军已开始自东北撤离，预计在中苏条约规定的三个月撤兵期限内，于11月底撤完，请中国接收人员在10日后到长春与苏军当局接洽。同日，中国外交部通知苏方，中国军队将于10日自九龙由美国舰船运往大连登陆，办理接收。不料苏联于5日向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询问中国军队此次登陆目的何在，接着在6日正式答复称：“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苏联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22]苏联此举诚出国民党意外，尤其是蒋介石，因苏联此举无异断绝国民党军队从海上登陆接收东北的最佳通路，不由不使蒋恼怒异常，认定苏联“违反同盟协定，侵我主权，不顾公理，盖已昭然若揭”。但蒋也考虑到，苏联“此或为美军近日在秦皇岛、天津登陆之故，使之疑忌嫉妒而有此举”。在未与苏联交涉前，还抱有一定期望，认为“俄态好喜怒无常，风雨不定，惟视其一时利害与形势而变，余并不以此介意，仍照预定方针，忍气吞声，据理进行，料彼在此时不敢强横到底，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也”[23]。苏联拒绝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或许原因多多，并且牵涉到美苏国共三国四方之间的复杂关系，但其关键原因，是苏联始终将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因国民党在美国帮助下接收东北，担心将由此而导致美国插足东北，威胁其自身利益，故不能不“疑忌嫉妒”。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因美军在中国登陆，苏联产生了怀疑和忧虑”，“怀疑美国企图利用驻华美军，使中国屈从自己的权威，并像利用日本那样，利用中国以达反苏目的”，从而对国民党表示出不友好态度。[24]无论如何，苏联拒绝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是明显的信号，预示东北接收未必如国民党前所预期的那般顺利，但格于种种现实的考虑，仍未引起国民党足够的重视。

根据蒋介石的决策，10月9日，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表示“中国政府对条约所规定之义务，必完全履行”，但中国派兵到东北登陆，“决不能认为系违反中苏条约”[25]。同日，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率部分先遣人员飞抵长春，对行营接收事宜预为布置。

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及东北宣慰使莫德惠一行飞抵长春。在日本正式投降近两个月之后，国民党接收大员总算踏上了东北土地。蒋经国对东北的最初印象是：“苏军暗中确有支持共党之行动”；“苏军士兵纪律不好”；东北民众“爱国之热情，实高过于关内”[26]。但是，就在国民党接收大员首次来到东北之时，中共在东北的最高指挥机构——东北局已经在沈阳工作了近一个月。与此同时，国民党在东北尚无一兵一卒，而中共在东北已有了好几万部队。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熊式辉等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安全警备工作，最初是由苏方指派人员担任，他们多为跟随苏军进入东北的原抗联人员，本归属中共，此时也已和中共接上关系，实际上是在苏军管辖名义下的中共人员。所以，张嘉璈感觉到长春后“不易自由行动”，“如同身在异国”，认为这是“中央有关各部尤其外交部对于此类接收失地之大政尚缺乏经验，不能于事前缜密准备”的结果。[27]总之，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姗姗来迟，与中共争夺东北的迅捷有效恰成鲜明对比，一叶知秋，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前途由此可知。[28]

东北行营接收大员到达长春后，当务之急是与苏方交涉军队登陆事宜，以便开始实质性接收。10月13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等与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首次会见。马氏表示，苏军已遵约开始撤退，希望中国照约接收，但对熊等提出的部队登陆、协助运输、恢复交通、行政接收等关键性问题，马氏均未作出使国民党满意的答复，而推之以“无权”或须“请示”。对于国民党最关心的部队登陆和运输问题，马氏明确表示，部队登陆请国民党军自便，而运输问题，因苏军正在撤离，需要占用铁路，并且东北数地发生鼠疫，需要封锁，故不能相助。换句话说，就是对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爱莫能助。反之，马氏却提出东北反苏组织问题，要求国民党“注意并设法阻止，否则苏方将采取严厉处置”[29]。对与东北苏军最高统帅的初次会见，熊式辉的结论是，“殊未得完满结果”；张嘉璈和蒋经国的印象是，苏联“不愿我方有大批军队入东北”，“彼方不愿我军海运登陆”，“苏军撤退以前，吾方在政军方面不容有丝毫自由行动”[30]。不过，蒋经国在致其父函中，仍对东北接收“甚为乐观”，被蒋介石视为“青年人之精神也”，但蒋介石似乎已经意识到，国民党不能指望苏联的帮助，军事准备势在必然。在接获东北方面的报告后，蒋介石已经在考虑“东北部队不在大连登陆，由我自动更改计划，决由铁路陆运”[31]的预案。

由于中共部队对国民党军队沿铁路线北上的阻击行动，加以“关内铁道修复非一个月内所能完成”，而中共军队又已占领山海关，使国民党军对东北的接收只能依靠海运，但苏联方面对国民党军海运登陆、接收东北采取如此不合作态度，确实完全出乎国民党的意料，而且其事先没有相应的准备，措手不及，极为被动，只好改变原定接收计划，“以交涉我军登陆及出关二事，作为中心工作”[32]。但此时此刻，又可表现出国民党当初在中苏条约谈判中的疏失。在中苏条约谈判结束前，国民党的关注焦点全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以及苏联是否明确承担东北交还中国及不支持中共的义务（但也不过是声明而已），而对苏军出兵东北后的种种具体问题，又只纠缠于旅顺军港和大连商港的地位问题（实际也未达成令国民党满意的结果），而并未过多涉及接收程序及苏方协助等具体问题。蒋介石曾经指示蒋经国，谈判“应注意者，甲、态度亲切，情且隆重；乙、大事不苛，据理解答；丙、小事浑厚，不必斤斤较量”[33]。或许这些具体问题在蒋介石的眼中都是“小事”，因此，蒋经国认为，“关于东三省人员运输问题，待条约订定后，始可交涉，想无问题”[34]。对于与苏联这样极其注重国家利益的谈判对手打交道，蒋介石决策的思维方式似乎还保留了某些中国旧式帝国传统的“浑厚”之风。但是，等到与苏联方面具体交涉东北接收问题时，所依据的只能是中苏条约及其附件，但这些文件中的相关条款规定都比较模糊，并无对接收程序和苏方协助方式的具体规定。虽然附件之《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的条文规定，国民政府可在已收复领土内，“设立行政机构”，“树立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但如何“设立”和“树立”却全无规定。与此同时，该项协定又规定，“有关作战一切事务之最高权力与责任”，“属于苏联军总司令”，且应“保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联军总司令之积极合作，并依据苏联军总司令之需要及愿望，特予地方当局指示，俾得有此效果”[35]。根据这样的条文规定，东北苏军总司令实际是东北的太上皇，国民党在东北的一切行动必须得到苏联的同意方可进行，这就使国民党自始即处在与苏方交涉的不利地位。东北苏军副参谋长伯夫诺夫斯基在与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会谈时称，中国军队如在大连登陆，即系违反中苏协定规定大连为自由港的精神，苏联将认为是严重问题。董彦平则反驳说，大连问题有关中国主权，中国军队自有在大连登陆之权利。[36]但经过外交部和东北行营与苏方的多次交涉，苏联对拒绝国民党军在大连登陆的立场毫无松动。

为了解决大连登陆的难题，蒋经国随后向蒋介石提出，大连登陆应坚持原意，向苏联交涉。[37]在蒋经国及熊式辉和张嘉璈的建议下，10月18日和23日，蒋介石两次会见苏联大使彼得洛夫，“谈到条约根据，大连为我国领土，主权属我，为条约所保障。如果我军不能在大连登陆，反为破坏条约”[38]。但苏方不为所动。在18日的会见中，蒋介石嘱苏联大使“转电史大林，对我大连登陆与借给我运舰两事望其从速同意。彼允即转报也”。23日，彼得洛夫在见蒋时，“明告史大林以大连为一商埠，如我军在大连登陆，无异破坏同盟条约”。蒋虽坚持中国军队在大连登陆不违反中苏条约，但对苏联的态度又很无奈，只好表示，“今日不愿以条约与法律与尔争执，我今特将条约与法律问题不谈，而仅与史大林以个人关系及同盟互助精神要求史仍与我军在大连登陆也，请其再电史从速作覆也”[39]。但苏方仍置之不理。其实，蒋介石也知道，此时再提大连登陆方案很难有什么成果，因此，一方面“电令敬之（何应钦）等筹备东北接防部队处理要领与修复东北铁路，决心接防各军皆由天津登陆出关也，以今后我出关部队不需要在大连入港海运，故此次决自动不在该处登陆，免与俄国争执也”，一方面“再四考虑俄国执此相争，不宜予以坚持，乃藉此转圜，自动提议，在未与俄国商谈妥洽以前，我可暂不在大连登陆，而改在营口、葫芦岛登陆”[40]。在蒋改变对大连登陆的态度后，他对苏联的态度似仍抱希望。10月29日，杜聿明到东北与苏军接洽登陆事，行前向蒋请示：“假如共军确已先入东北，苏军又不承担掩护国军接收的任务，下一步怎么办？”蒋只强调“根据条约规定，他们一定要对中国负掩护接收之责”，并未明示与苏联决裂。[41]他还针对苏联所提“反苏活动”事，指示熊式辉，“苏方顾虑两国合作之事与人，吾人应特别注意，竭力避免”，以免“为革命建国之累”[42]。在苏方对东北国民党党部人员活动提出抗议后，蒋介石又令熊式辉：“东北所有党部人员一律归该主任负责指挥监督，如有不守纪律，违反政策，及有反苏言行之人员，应作反动分子取缔，勒令解回中央，此时各地党部应一律停止活动可也。”[43]希望以此示好于苏方，得到其对国民党接收的协助。

但是，苏联并未因国民党方面示好而改变对国民党接收的冷淡态度。相反，自10月下旬起，“苏方态度，显有急激之变化”。行营人员外出行动受阻，苏军当局任命中共人员出任长春市市长和警察局局长，并因对国民党党部系统所办媒体对苏联报道“偏差”的不满，而在25日搜查长春国民党地方党部，并一度切断行营电话。[44]26日，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的政治顾问伯夫洛夫斯基（蒋经国日记中记为巴佛洛夫斯基）会见蒋经国，据蒋经国记：“彼代表马林斯基正式向我方说明，谓自我行营人员来长春后，各地多发生反俄行动，并声明不准我行营人员出外视察。巴某语意，似指所谓反俄行动，间接与行营有关；而其语气与态度，则完全带有恐吓性与警告性，确实使人难受。余思自行营驻长以来，各地不会有反俄行动，且知行营为适应当前需要，屡经宣告，必须切实奉行与俄保持友好之国策。而巴某今竟制造此种空气，必须执行其既定策略，以阻碍我政府之接收东北也。俄方本无特权制止我行营人员出外视察，但为免除不必要之纠纷，拟暂时不提此事，以谋重大事项之解决。”27日，蒋经国“对巴某声明，拟作郑重之反声明。上午，细心研究余之声明内容，并先写成俄文稿以免有误。下午，约巴会面，而俄方联络官，则谓不知巴在何处，余深受刺激，但为国家而忍气，固所宜也”。28日，蒋经国总算得与巴氏晤面，“除再度表明行营态度外，并希望两方合作，防止一切反苏行动。巴某态度之骄，架子之大，实在难受。此将益增国人对俄之痛恨，而余亦更能体认忍辱负重之深义矣”[45]。巴氏在与蒋经国的谈话中，提出行营应对反苏活动负责，甚而称“行营既为收复事而设，可否取消”[46]。事后，蒋经国总结东北行营自到长春后与苏联方面交涉的经过，归纳如下：

一、俄方反对我军在大连登陆，并已正式提出声明。

二、俄方虽允许我军在葫芦岛、营口登陆，但既不愿对葫芦岛登陆国军负安全之责，又忽称营口发现共军，意亦在于不负安全责任。

三、俄方本允修理北宁路，以便我军运输，后又谓自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因有共军而情况不明，彼不愿作任何处置。

四、俄方本允修理沈阳至古北口之铁路，并设法使其通车，后又谓该地发生匪患，不能负铁路运输安全之责。

五、行营要求编组地方部队，业被俄方拒绝。

六、俄方本已允诺，除大连外，行营视察员可赴各地视察，后又藉口地方不安，撤销允诺。即我方往热河购军用皮衣者，俄方亦不准通行。

七、俄方本谓电报邮政，我方可派员接收整理，后复遭拒绝。

八、我方请俄方在营口、锦州等地准备火车，以作运兵之用，亦遭拒绝。

九、我方要求空运部队能在俄军撤退一星期前降落，俄方只允在四天之前；即此有无变化，尚待注意。

十、俄方对我行政人员分赴各地接事，表面允可，实际上则不协助交通工具。

十一、我方向俄方借用汽车、轮船、飞机，皆遭拒绝。

十二、因飞机之飞行手续未清，俄方已向我方抗议二次。

十三、俄方谓各地反俄言论，皆在行营到后发生，提出无理警告；后复谓行营对中国国民党反俄言行，应负责任。[47]蒋经国的上述总结，条分缕析、细致入微地说明了国民党接收东北所遇之困境，而所有这些困境的关键点，就在于苏联的不合作态度。尽管蒋经国为此自责，“吾人未能竭尽能力之处，定亦有之。似此一无所成，余将何以对领袖，将何以对国民之期望乎？”然而，苏联的不合作决定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这是蒋经国无论如何“竭尽能力”也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

11月5日，马林诺夫斯基在数次推诿避而不见之后会见熊式辉。事前，熊式辉与张嘉璈、蒋经国讨论会谈方案，熊“因得共军在长春活动之情报，兼以受其他刺激，决意与俄方会谈，抱有必要时可以破裂之态度”；张“认为局势如再恶化，则行营可向中央提出撤退之建议”；蒋“认为情况虽属紧张，尚非破裂时候，吾人决不可轻易放弃东北；最后决定以营口可否登陆为会谈中心”。在双方会谈中，马氏“正式通知营口已为十八集团军占领，俄方不能负我军登陆该处之安全责任。此外复谈及空运行政问题，但皆未允与我方以应得之方便”。马氏复表示，苏军已“由南向北撤退，至撤退后之地方情形，苏方概不负责，亦不干涉”；“至于十八集团军与中央军之纠纷，乃内政问题，不便干涉”。熊式辉向马氏表示：行营到东北后，“毫未展开工作”，军队不能登陆，“行政方面，不能着手编练团队，不能接收铁路邮电金融等机关，不能派员赴各地视察，致一切接收准备皆无从进行。以上事实，不符合《中苏友好条约》之精神，诚为遗憾，万一接收部队不能按时到达，而影响整个东北之接收，此责任应由贵方负之”。“俄方当即提出抗议，几成僵局。”蒋经国“从中转弯，缓和空气，因外交会谈，要态度方而正，语气圆而和也。会谈达三小时之久，最感困难者，即对方开始承认，旋复否认，确难解决问题。但苏俄真面目本来如此，故亦不足为奇”[48]。熊式辉自到东北后，与马氏会谈数次而一无所得，有美国研究者评论说：苏联对国民党军队登陆一事的阻挠，“为中共军队深入满洲并从苏军遗下的库存中得到日本武器提供了时间”，“这几个星期至关重要，它在控制满洲的较量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49]。

注释：

[1]参见《国民政府公报》，1945年9月4日；《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工作报告》，见熊式辉档；谢国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划东北为九省述评》，载《民国档案》，1990（4）。1946年6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东北各省行政区划，计为9省、2行政院院辖市（沈阳、大连）、154县、23市、21旗、2局，共计县级单位200个，后热河划归东北管辖，增加20县、16旗。

[2]《蒋梦麟致宋子文》，1945年8月31日，见宋子文档，Box48。

[3]出身东北的国民党将领王铁汉认为，“中央对东北之重要性既不了解，对地方实际情形也不清楚。高级行政人员安排既不妥善，亦不为地方所欢迎，因此形成事权不统一，精神意志、作法亦不统一”（沈云龙：《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101页，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5）。

[4]《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13日。

[5]杜聿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见《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6]参见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至十二月份），283页，台北，“国史馆”，1988。

[7]杜聿明过后指挥进军东北的全为美械装备的中央军精锐部队，而对东北的伪满军，国民党因与东北素无瓜葛且人脉不熟，对利用伪满军力量并不热心，陈诚坚主不用伪满军，事后颇遭物议。国民党在东北利用伪满军较有成效者，是任伪满“铁石部队”即冀东讨伐军的姜鹏飞为第27军军长，令其接收长春、哈尔滨等地，但并未起到很大作用。

[8]参见《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工作报告》，见熊式辉档。

[9]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2页。

[10]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前言，见Chang Kia-ngao Papers（以下简称“张嘉璈档”），Box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USA。

[11]《王芃生呈蒋介石情报》，1945年9月16日，见《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接收东北与对苏交涉）》上（一）第一册，85页，藏台北“国史馆”。

[12]参见《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1卷，29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

[13]《王世杰日记》第4册，91页，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1。

[14]《王子壮日记》第10册，122页。

[15]参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545页。据傅作义部35军阵中日记所记，新32师“讯悉奸军秘件，其整个策略为，（甲）总目的地东四省……”（《三十五军阵中日记》，1945年9月，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号廿五—6312）其时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尚未最后确定，此一判断可能是从中共部队的实际行动中所得。

[16]参见《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8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抄件。

[17]《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8日。

[18]《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9日、10日。

[19]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832、834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20]《大公报》（重庆），19450919，2版。

[21]参见《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19日；《熊式辉日记》，1945年9月19日。

[22]《傅秉常大使致外交部告苏联反对我军在大连登陆电》，1945年10月7日，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19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23]《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6日。

[24]参见列多夫斯基：《马歇尔使华与苏中美关系》，见《中共党史资料》第73辑，197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25]《外交部长王世杰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关于中国政府派兵由大连登陆至东北谈话纪要》，1945年10月9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21页。

[26]《蒋经国致蒋介石函》，1945年10月12日，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849页。

[27]参见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前言。

[28]在国民党接收大员到东北前，东北各地的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复出活动，并在长春成立了东北党务专员联合办事处，进行宣传、训练、调查、文教及地方治安维持等工作，但其组织结构比较松散，也没有得到国民党中央的有力指导，并不为熊式辉等所重视，而苏军进驻后，对他们的活动亦“渐采取干涉之态度”。（参见《山高水长——罗大愚先生纪念集》，813~814、829页）总体而言，格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国民党原先在东北的地下工作人员对于国民党的东北接收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29]《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到长春后与苏方代表谈话经过之情形》，1945年10月12日（原文如此，应为13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21~122页。

[30]《熊式辉日记》，1945年10月13日；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0月13日；《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呈蒋委员长告今日会谈最可注意事项函》，1945年10月13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22~123页。

[31]《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15日。

[32]《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告与苏方交涉国军登陆与出关之经过电》，1945年10月31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34页。

[33]《蒋介石日记》，1945年6月27日。

[34]《蒋经国致周宏涛电》，1945年8月11日，见《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文电·专案·俄帝阴谋部分编案纪要初稿及参考资料·雅尔达密约与中苏协定》，第629号，藏台北“国史馆”。

[35]《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1339页，北京，三联书店，1962。该项协定的第5条规定：“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并经由其军事及民政机关，给予苏联军总司令一切协助及支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1339页）有研究者注意到，协定文本中的“管理公务”在协定俄文本中为“民事管理”。按中文文本，“管理公务”包括军事权力，但按俄文文本则不包括。这种俄文表述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目的的，而中方却未曾察觉，这一点现在仍不得而知。但显然，苏联军队利用了这种不清楚的法律形势，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取得那里的政权。（参见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李丹琳等译，14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36]参见《董彦平与伯夫诺夫斯基谈话纪要》，见张嘉璈档，Box.26。

[37]参见《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接收东北与对苏交涉）》上（一）第一册，123页。

[38]“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印：《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132页，台北，1966。

[39]《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18日、23日。

[40]《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20日、25日。国民党还曾提过安东（今丹东）登陆的方案，但苏方以安东属另一战区管辖而未同意。

[41]参见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5~6页。

[42]《蒋介石致熊式辉、张嘉璈函》，1945年10月16日，见张嘉璈档，Box26。

[43]《蒋介石致蒋经国转熊式辉电》，1945年10月27日，傅秉常家属藏（傅秉常为当时的中国驻苏联大使）。因为东北行营及各省负责人基本没有吸纳国民党党务系统人员及其在东北的地下工作者，“党内同志不满空气甚嚣尘上，盖有兔死狗烹之叹也。熊式辉主持东北行营，声明不欲同志参加，为东北情势特殊，苏联军队未撤之际，以安定环境为务”（《王子壮日记》第10册，295页），故国民党党务系统对熊颇为不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东北特派员齐世英及东北各地国民党党部人员屡有反苏宣传与举动，不排除以此向熊示威之举。（参见张潜华：《政学系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如意算盘》，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185页）苏方向东北行营提出抗议后，熊式辉曾召见东北党务人员，面告奉中央命令，东北党务暂停止活动。当即有人质疑谓：我们奉派潜伏东北工作，与敌斗争多年，出生入死，今东北各地党工同志，多已公开露面，同地方接触，协助地方接收，如忽令停止活动，不但无法对地方人士解释，又何以向死难同志交代，更因而给共党可乘之机。熊式辉不为所动，要求各党部负责人留行营办公。各党部不得已，将党部名牌取下，但工作照常进行，人员再转入地下待命。（参见《山高水长——罗大愚先生纪念集》，263页）

[44]参见《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告苏方态度急激变化电》，1945年10月26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26~127页。

[45]蒋经国：《五百零四小时》，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97~98页。

[46]《熊式辉日记》，1945年10月28日。

[47]参见蒋经国：《五百零四小时》，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02~103页。

[48]《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告共军占据营口葫芦岛苏方藉口内政问题不予干涉电》，《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报告五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详情函》，1945年11月5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38、141~142、103~104页。

[49]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388，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ew Jersey,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