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研究概况

与东北问题在战后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相比，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似乎并不充分。在中国大陆，由于191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长期被划入中国现代史的范畴，而关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因为资料缺乏等原因，并在评价上受到不断变动的政治环境的影响，基本上只能作为中共革命成功的宣传论证，而并不被作为纯学术研究对待，几乎没有相关研究论著的发表和出版，只有一些关于东北国共战争的回忆录，使读者依稀可见当年国共对垒的烽火硝烟。[1]直到1978年以后，学术研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国家政治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步入正轨，关于战后东北问题的研究也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其中最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战后东北争夺的决策及其实施。朱建华的《东北解放战争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是较早全面叙述中共在战后争夺东北历史的著作。其后，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地方党史编纂部门，在其陆续编纂的地方党史中，都或多或少论述了中共在战后争夺东北的历史。自1980年代起始，有关论文主要集中在研究战后中共经略东北的战略方面，计有《抗战胜利后我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姚旭，《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2期）、《略述解放战争初期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王宗荣，《中州学刊》1985年第5期）、《试论开辟东北根据地的发展阶段及其历史背景》（陈炎，《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关于建设东北根据地方针的认识》（丁晓春，《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解放战争初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历史特点》（杨国东，《辽宁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等。1992年在锦州召开了“全国解放战争与东北”学术讨论会，出版了论文结集《解放战争与东北》（邢安臣、白俊成主编，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收录的数十篇论文主要讨论了中共在战后争夺东北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地方历史。上述研究，虽然水准参差不齐，运用资料亦有限，但毕竟作为开拓者，推动了战后东北问题进入学界的研究领域。[2]

值得提出的是，也是自1980年代起始，与中共战后东北决策直接相关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的年谱和传记，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陆续出版（见书末参考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宝贵、难得一见的出自中央档案馆的中共高层决策档案文献资料，并对战后中共的东北决策有周详的叙述和独到的分析。

随着档案文献的不断公布，对于战后中共东北决策的研究也有相当的进展。金冲及的《较量：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比较全面地讨论了战后初期的中共东北决策，可谓1980年代以后相关研究的总结性和集大成之作。而在战后中共东北决策中，得到较多讨论的主题之一是四平战役，从1990年代起始，不少研究者在讨论四平战役军事意义的同时，还着重讨论了其蕴含的政治意义，如丁晓春的《四平保卫战的评价值得重新研究》（《龙江党史》1990年第1期）、胡哲峰的《关于四平保卫战的一些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9期）、《试论四平保卫战中的毛泽东和林彪》（《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毕健忠的《对四平保卫战的沉思》（《军事历史》1996年第3期）、刘喜发的《四平保卫战是解放战争时期时局发展的枢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等，着重讨论四平战役对中共的军事政治意义。邓野的《东北问题与四平决战》（《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和杨奎松的《1946年的国共四平之战及其幕后》（《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则着重从宏观层面讨论四平战役在战后国共争夺中的意义，尤其关注国共两党决策层的态度和作用。总而言之，四平战役对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重要性及其在国共两党战后政治态度的变化和两党关系的最终破裂中所起的突出作用，已得到学界的相当重视。[3]

在关于中共的战后东北决策及其实施的研究取得不少进展之后，1990年代的战后东北研究的视野开始扩大到东北问题牵涉的国际关系，尤其是中苏关系，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王真的《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刘喜发的《盟友与对手——抗战胜利前后的三国四方关系》（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李嘉谷的《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虽然都以抗战胜利前后的中苏关系为研究主题，但也都牵涉到与战后东北问题相关的中苏关系，论述大体平实。田保国的《民国时期中苏关系（1917—1949）》（济南，济南出版社，1999），比较全面地叙述了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关系到战后东北问题的内容较上述著作稍多。但这些论著的共同缺陷是，档案文献资料的运用不够丰富，研究视野尚有一定的局限，分析和结论因此也还有所欠缺。杨奎松的《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主要利用中共的档案文献资料，对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有相当详尽的研究，其中一章的内容牵涉到战后东北问题，讨论了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在战后东北争夺中的作用。

在研究论文方面，从1987年牛军发表《战后初期美苏国共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斗争》（《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起始，学界对抗战胜利前后的国共美苏关系、中苏条约、苏联出兵东北及其对国共争夺的影响，曾有比较活跃的讨论，主要论文有孙其明的《试评1945年中苏谈判和中苏条约》（《安徽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魏新生的《评1945年中苏条约》（《史学月刊》1989年第2期）、吴景平的《美国与1945年中苏会谈》（《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刘存宽的《雅尔塔协定与1945年中苏条约》（《史学集刊》1991年第1期）、沈志华的《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杨兆敏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近代中国东北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2期）、薛衔天的《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刘喜发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评析》（《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张宗海的《也谈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于耀洲的《苏联出兵东北对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影响》（《史学集刊》1996年第1期）、李跃新的《论苏联出兵东北对东北根据地建立的历史影响》（《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以及《抗战胜利前后的中苏关系特辑》（《中共党史研究增刊》1990年）等。通过学术讨论，学界的基本看法是，肯定苏联出兵对抗日战争胜利和中共争夺东北的积极意义，但都认为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大国强权外交的结果，是中国被迫签订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反映出大国强权外交的冷酷以及中国的弱势地位，从而与以往研究对中苏条约的单方面肯定有了明显的区别。但这些研究对于国民党在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应对以及战后与苏联的复杂关系还缺乏深入的分析讨论，运用资料亦不够丰富。

进入新世纪之后，关于战后东北问题的研究又有许多新的进展。薛衔天的《中苏关系史（194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全面讨论了战后中苏关系方方面面的问题，其中相当部分牵涉到战后东北问题。王永祥的《雅尔达密约与中苏日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3），讨论了与雅尔塔密约相关的诸多问题，也对战后东北问题有较多论述。孙其明的《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全面叙述了1917—1989年的中苏关系，一些章节的内容牵涉到战后东北问题。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基本上从1949年前的中共和1949年以后的中国角度，讨论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全过程，也有若干内容牵涉到战后东北问题。张振江的《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1944—1946）》（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纪亚光的《国共全面内战的缘起——抗战胜利之初美苏与国共和战关系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都是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讨论战后国共冲突包括东北问题。上述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能够利用新开放的档案文献资料研究相关历史问题，但在利用台湾藏国民党政权档案文献资料方面显有不足，也使得这些著作对国民党在战后东北争夺中的决策及其实施的研究仍有不少欠缺。

综上所述，经过30余年的研究历程，目前学界关于战后东北问题的研究，主要成就集中在厘清了中共于战后争夺东北的决策起源及其实施过程和成功经验，对苏联与战后东北问题的关系以及苏联与中共在东北问题上的合作有较多关注并有新的评价，对于中共档案资料的运用较为全面，并利用了俄罗斯开放的部分苏联档案资料。但对于战后东北问题的主角之一国民党方面的研究仍相对缺乏，论著甚少，已刊成果不过数篇论文，主要集中在国民党战后对东北的接收方面，如王国君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东北的接收》（《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谢国富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划东北为九省述评》（《民国档案》1990年第4期），王续添的《国民党派系矛盾及其在东北统治的覆亡》（《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2—3期），孙堂厚的《战后国共东北之争及其对两党关系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1期），张桂华的《国民政府“外交接收东北”与战后美苏关系》（《民国档案》1998年第2期），杜伟伟的《抗战胜利初期国共两党围绕东北问题的斗争策略之比较》（《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万振凡、万心的《熊式辉与国民党东北接收之败》（《江西师大学报》2011年第4期）等。

在台湾学界，对战后东北问题的研究成果很有限。台湾老一辈学者吴相湘著有《俄帝侵略东北史》、郭廷以著有《俄帝侵略中国简史》（均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但基本是在1950年代两岸对立气氛下、国民党在台湾提倡“反共抗俄”环境下的应景之作。不过，台湾《传记文学》刊登的一些回忆录，对研究战后东北问题则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宁恩承的《东北失败的总检讨》（《传记文学》第66卷第2—4期，1995）等。

台湾学者研究战后东北问题较有成绩者为陈立文，其撰写之《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台北，“国史馆”，1991），利用中国台湾和美国所藏档案文献资料，讨论了宋子文与战时外交的方方面面，其中宋子文与1945年的中苏条约谈判是其论述的重点之一。陈立文的又一著作《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台北，东北文献杂志社，2000），也是利用大陆和台湾的档案文献资料，探讨从“九一八”到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在东北的党务发展状况及其与战后东北接收的关系。陈立文的研究对探讨国民党与战后东北问题的关系颇有助益，但其研究中关于国民党高层的东北决策及其实施方面的讨论仍然相对欠缺。

欧美学者对战后东北问题的研究，在时间上早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最早开始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出版了10本左右的研究著作，如《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Robert C.North,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Stanford,1953），《苏联在远东的政策：1944—1951》（Max Beloff,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19441951，London,1956），《中国与苏俄》（Henry Wei,China and Soviet Russia,D.Van Nostrand Company Inc. New Jersey,1956），《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1931—1946》（Charles B.Mclane,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19311946，New York,1958），《中国与俄国：大棋局》（Edmund Clubb,China Russia,the“Great Game”，New York,1971），《满洲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主义与苏联利益》（Lee,Chong-sik,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Manchuria:Chinese Communism and Soviet Interest,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83），《雅尔塔协议对中国内政的影响：1945—1946》（Emily Yaung,The Impact of the Yalta Agreement on China's Domestic Politics,19451946，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Ann Arbor,Michigan,USA,1983）等。这些著作在研究主题方面，集中在讨论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及其对中共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其间包含着对“美国为什么失去中国”的追问，难免美式学术色彩，较少涉及国民党决策的讨论，而且资料运用主要源于美国方面的文献，比较有限。

1987年Steven Levine（梁思文）撰写的《胜利的铁砧——满洲的共产主义革命》（Anvil of Victory-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7），讨论了中共在战后东北发展的全过程及其得失所在，是外国学界研究中共与战后东北问题较有影响力的论著。其后，Odd Arne Westad（文安立）的《冷战与革命》（Cold War and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19441946，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3.中文本为陈之宏、陈兼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决定性的对抗：中国内战——1946—1950》（Decisive Encounters:The Chinese Civil War,1946195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2003），海茵茨希的《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李丹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利用新公布的中文和俄文档案文献资料，尤其是俄文档案文献资料，在国际冷战的背景下，讨论中国内战的起源和发展，中苏关系、中共与苏共关系的演进，国共美苏三国四方关系等多方面内容，其中不少牵涉到战后东北问题。Harold M.Tanner（谭纳德）的最新论著《满洲之战和中国命运：四平，1946》（The Battle For Manchuria And The Fate Of China:Siping,1946，Indiana University Press,Bloomington Indianapolis,2013），主要利用近年公布的中文档案文献，着重研究了四平之战的前前后后，尤其是中共方面的情况。但是，上述这些研究的重心仍集中在中共方面，对国民党决策的讨论有诸多不及之处，尤其是缺乏对国民党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的论述。

日本学者对战后东北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当时的中苏关系方面，唯成果亦有限，西村成雄和吉田丰子是其中论著较多者，西村曾在中国刊物发表过《雅尔塔密约对国民政府的冲击与接收东北》（《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中国民族主义与战后东北地区政治建构》（《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等论文，吉田的论文多收录在复旦大学召开的有关宋子文研究的讨论会论文集中。石井明的《中ソ关系史の研究（1945—1950）》（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讨论了战后初期的东北问题和中苏经济合作交涉的有关情况，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少有的讨论国民党与战后东北问题的著作，但其研究以专题个案讨论为主，缺乏全盘观照。

苏联及俄罗斯学者的有关研究，在1989年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之前，以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合著的《中苏关系（1945—1980）》（肖东川、谭实译，北京，三联书店，1982）为代表，但是受到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的影响，以政治宣教为主，学术性较为欠缺。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苏联学者的研究渐趋客观。苏联解体后，学术研究环境发生变化，最新研究以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为代表，利用新近解密的档案资料，讨论斯大林与中国的关系，其中对1945年底和1946年初蒋经国访苏的论述甚有价值。

综上所述，无论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于战后东北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中共的战后东北决策和中苏关系以及苏联与中共的关系方面，对中共档案文献资料的运用比较充分，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与成果，但对国民党战后东北决策及其实施的研究相对欠缺，对新近开放的有关档案文献资料的运用也还不足，这不能不影响研究者对战后东北问题的复杂性、对战后中国政局和国共关系走向以及国民党自身在争夺东北和执政中的成败得失的认识及分析，从而亟待加强对此问题之研究。

注释：

[1]关于中共革命功绩，多见之于革命回忆录系列，如《红旗飘飘》（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1962）和《星火燎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58—1963）。关于国民党在战后东北所为的回忆录，多见之于《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华书局，1960—1965）和各地方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因为政治环境的影响，这些回忆录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不可一概而论，有些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的历史，有些则不无夸张与虚构，未必完全合乎史实，利用时似须谨慎对待。

[2]关于中共与东北解放战争关系的研究综述，可见郭永学：《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综述》，载《中共党史研究》，1991（2）；刘信君：《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述评》，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3）。

[3]邓野过后在其论著《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中扩展了他对东北问题的研究，从国共政治争夺的大格局观察战后东北问题，认为东北诸般问题的纠结在于政治，国共两党起初都企望以有限的军事政治斗争实现全局性的政治意图，但是因为民国的政治逻辑使然，最终仍然只能以全面决裂的武力斗争而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