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社会分层的原则：功能抑或冲突

社会不平等所体现的阶级阶层结构在任何社会、任何历史阶段都有表现的同时，我们亦看到两个明显存在的社会事实：一是各阶级阶层可以在价值、态度以及行为各方面达成共识，和平共处，以形成社会整合的和谐秩序；二是阶级阶层间差异凸现、冲突不断，形成竞争和对抗的社会无序。两种事实所对应的社会学解释分别取功能范式和冲突范式，它们构成社会分层的两类原则，试图回答社会学的最基本问题：社会或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

功能主义理论往往把社会看作类似生物有机体的总体系统，社会是由主流价值和规范的总体一致性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秩序的；社会整体要正常运转和生存，就需要各子系统、子部门的配合及协同一致。冲突论者则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中的子部分及其过程，社会是在时刻面临利益冲突的情况下结合在一起而产生秩序的；社会被看作是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互动和竞争的场所。两种对立的理论范式构建起人们公认的社会分层原则，其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持功能主义立场的戴维斯（Kingsley Davis）和摩尔（Wilber E.Moore），持冲突论立场的图明（Melvin M.Tumin），以下我们分两节予以具体综述并作评论。

一、戴维斯和摩尔的功能论分层原则

帕森斯的奠基性观点

美国社会学功能论学派的领军人物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1940年发表的《社会阶层理论的分析研究》一文中提出，当分析社会系统及其行动者行动时，存在两个重要参考点：一是阶层在社会系统中扮演的功能性需求角色；二是阶层在社会系统的支配或控制中的地位。像沃纳学派一样，帕森斯在强调社会分层对工业及复杂社会具有功能性和必要性的同时，非常重视通过地位、荣誉来界定不平等。他认为，人们感知自己的社会等级“是依据作为共同体成员的道德标准做出的评价的”（Parsons，1964：70）。即人们根据其在社会中与主流价值契合的好坏来被他人评价并被划分为不同等级。评价等同于身份声望或地位的主观测量，如果评价会在人们日常中无意识地自然发生，这就意味着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地位、荣誉的不同等级。

帕森斯强调地位荣誉的分层，其理论的立足点在于他注重社会系统中人们共享的价值体系。共享的价值体系不仅构成评价等级的依据，而且对帕森斯来说，这个共同的价值体系还在制度功能上确保了最重要的角色由最有能力的人来承担，并获得最好的报酬。因而，帕森斯的功能论分层思想可以表述为四点：（1）个人在分层体系中的位置由他人根据社会道德评判来决定；（2）这些道德评判在共享价值体系中形成；（3）共同的价值体系又由社会主流的特定制度所决定；（4）这样，那些与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契合得最好的人可以获得较高地位及其经济回报（Kerbo，2003：124）。除此而外，帕森斯还曾试图将韦伯的阶级、社会地位和政党三个维度，整合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类别，以此表征不同个体以及结构处境的差异性分类，并认为阶层作为所有社会系统的核心元素，其本身是行动的结构化（Parsons，1940：125）；其中，社会阶层制度化是不平等合法化的根源（Parsons，1970/1996：194）。就帕森斯而言，阶层不仅具有功能性，也是所有社会系统及其系统运行所无法避免的。

戴维斯和摩尔的分层原则

根据帕森斯的较为抽象的理论思想，戴维斯和摩尔具体论述了功能论的分层原则。首先，他们强调阶层是社会体系必备的功能性要素，即强调了分层是社会所需要的，具有其“功能必要性”（Davis and Moore，1945：38）。当社会结构呈现不同的位置状况时，社会体系必须合理合法地将不同个体配置于不同的位置上，并激发个体去承担位置责任，扮演好他们各自的社会角色，从而实现位置功能。不同位置具备不同的社会功能，一旦报酬依功能差异而内生于不同的社会位置，由“配置”和“激发”引发的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结果，便自然出现制度化的差别待遇以及制度化的不平等，这就是社会分层。简言之，他们假定社会有机体要保持健康，就得满足其需求。“一旦最重要的位置或工作要由最训练有素的、最有能力的人来担当”被当作一种社会需求时，社会分层就被视为确保这种需求得到满足的一种机制。

其次，戴维斯和摩尔进一步分析了决定不同位置等级的两个关键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社会具有相对重要的功能位置。每一社会总存在某些位置在功能上比其他一些位置更重要一些，它们要求具有特定技能的人去担任。“社会不平等的阶层现象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一种难以觉察的手段，是因为社会总存在一些具有功能重要性的位置，让众望所归的少数人占据这些最重要的位置”（Davis and Moore，1945：261），以高薪区别于他人、限制他人获得平等的机会。第二个因素是重要位置人才的稀缺性。这些位置所需要的合格技术人才相当的稀缺，只有少数人具备训练有素的能够担负这些重要位置的天赋。而从天赋向技能的转化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努力甚至艰苦的牺牲。为促使人们接受训练、做出牺牲，社会需要倡导这样的价值观：个体努力想得到的未来位置具有不同于一般他人的丰厚报酬。这样，具备优秀能力的个体占据那些重要而优越的职位便成为天经地义的社会事实。社会角色的功能性差异以及合格优秀人才的稀缺性，在戴维斯和摩尔看来，正是造就分层制度化的两大必要的社会客观因素。

最后，戴维斯和摩尔认为，在稀缺性和渴望得到的资源中渗透着不同层次的权力和某些先决条件。它们是被制度化也被类型化了的东西，比如，一些权力和先决条件有助人们维持基本生计和舒适度，一些为满足娱乐消费，另一些则有助于自尊和自我发展。他们赞成帕森斯的观点，即相信人们享有不同的社会报酬是不同社会阶层获得有差别的社会声望或地位的结果。报酬、权力和先决条件构成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进而呈现社会不能或缺的也是具有积极功能的阶层景观。

比较和评论

相比帕森斯的抽象阐释来讲，显然戴维斯和摩尔针对工业社会的不平等原则的叙说更为简明、具体和实用。一些研究认为，戴维斯和摩尔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供给—需求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当有技能的劳动供给少又存在需求的时候，社会就需要为此劳动付出更高的报酬。而帕森斯尽管意识到社会存在某些位置需要付出高报酬，但帕森斯的推理是，这些能够位居高位置的人是由于其拥有被他人评价的良好声誉和地位，而声誉和地位来自他们与共同的价值体系的最好契合。所以，帕森斯重点强调的是人们共享的价值体系及其评价这类文化的主观方面；戴维斯和摩尔强调的是技能和资源的稀缺、位置的重要性等这类实际可操作化的客观维度。确实，在后续研究中我们看到了不少学者运用戴维斯和摩尔理论所做的实证研究（例如，Abrahamson，1973；Grandjean and Bean，1975；Verba and Orren，1985；Vannerman and Cannon，1987），却几乎没有人用经验研究去关注或支持帕森斯的社会分层理论，帕森斯自己也承认这一点（Parsons，1977）。不仅一些实证研究已经表明，不平等和社会分层应按照戴维斯和摩尔理论提出的方式运作（例如，Grandjean and Bean，1975；Alves and Rossi，1978；Verba and Orren，1985；Vannerman and Cannon，1987），而且民意调查也显示，与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相比，美国人更相信美国人已经达到了全民的机会平等，更倾向于认为美国的分层体系可以用功能理论加以解释（Ladd and Bowman，1998）。

相比戴维斯和摩尔的中层社会分层模型，帕森斯的分层思想如他既有的宏观层面高度理论化的作品一样具有综合而抽象的特征。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研究继承了涂尔干的功能传统以及社会分层的沃纳学派的理论传统。继承涂尔干的方面在于，他强调宏观社会系统有其自身需求，系统中的行动者为满足社会需求而不是他们个体的利益而工作。这里，行动者能够为社会需求而努力工作的动力，在帕森斯看来是出自共享的社会价值体系，这一点很类似涂尔干关注的道德整合和合作，却迥异于戴维斯和摩尔所说的工业社会中“重要”位置的有效配置。帕森斯同沃纳学派的相通点在于，他们都认为人们会将地位和声望作为首要追求目标，而不是高收入和财富。帕森斯把戴维斯和摩尔强调的财富和高收入界定为次要的回报。他这么做是因为他坚信人主要是寻求地位，为获得地位会努力去契合主流价值，在努力契合主流价值的过程中满足社会需求。

因而，尽管戴维斯和摩尔的分层原则中的一些观点有对帕森斯理论的继承，也尽管帕森斯分层思想同戴维斯—摩尔分层模型都属于功能主义范畴，但综上所述，他们在分析层面和具体的论证要素上确实存在诸多差异。同时，他们的理论观点曾分别受到各路学者的修正、挑战和批评，冲突论是其中最为激烈的抨击者。接下来我们转向持冲突论立场的图明对功能分层原则的批评。

二、图明对功能原则的批评

当持冲突论范式的图明以《分层的一些原则：一种批判分析》为题展开他对戴维斯和摩尔关于“分层的一些原则”的论辩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对功能原则的批评，接着，他对分层作为“一种社会安排而具有不可避免的社会正功能”的观点作反诘后，提出社会分层体系具有负功能的冲突论观点。

对戴维斯—摩尔模型的反诘

在回应戴维斯—摩尔模型中关于什么是社会最重要的职位之议题时，图明认为，取决于直觉判断的功能重要性的职位，常常受到有权人的干预，一些有权力的人可以影响哪些位置是最重要的（Tumin，1963）。同时，在时间上，位置的重要性或不可或缺性仅仅是个相对概念。比如，工程师比非技术工人对工厂来说在功能上更加重要，但是这不是在无限时间维度上都成立的，从长期看，某些非技术工人可能与工程师一样对工厂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再就是，他质疑多大程度上的不平等对社会是必要的。即使同意医生比清洁工更为重要，医生职位有高于清洁工职位的报酬，但是假如医生的收入是清洁工的50~100倍，我们能肯定医生工作的重要性是清洁工工作的50~100倍吗？

针对戴维斯和摩尔的稀缺性命题，即“任何社会里只有少数有天赋的人可能加以训练，以获得高位置所需要的技能”的说法，图明的第一反应是：根本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具有天赋的人，也没有人能够断定自己生来就比他人具有某方面天赋（Tumin，1953）。尤其在分层结构严明的社会，发掘成员天赋的机会较少。稳定的分层体系可以通过剥夺某些弱势群体成员的天赋才能和教育对社会产生负功能。只有当所有潜在有才能的人都平等地享有被发掘和训练的机会时，差别性报酬才能令人信服地被赋予正功能（Tumin，1953；Grusky，2001：4748）。

就戴维斯和摩尔提出的“这些训练的人为习得重要位置的技能，在训练期间必须付出牺牲”而言，图明明确表示，在所有命题中，“牺牲”这个概念最缺乏深思熟虑。他从被训练者的客观的差别性收入报酬、主观的心理和精神报酬等方面具体说明“牺牲”的概念缺乏社会事实的支持。除此而外，他强调任何职业的社会成员都没有人能不劳而获，人人都必须努力，才有机会争取最重要的社会角色抑或承担一般的社会角色。

而对“因为训练的牺牲，社会就必须给他们高于他者的回报”之说，图明质疑单一的经济激励的制度化。他认为社会对人的激励配置是多方位的，“工作乐趣”、“内在的工作满足”或“社会责任”等都可能促使个体去参加各种训练，激励他们的工作热情。

冲突论视角下的负功能命题

其实，图明对戴维斯—摩尔模型的要点作一一辩驳的极终目标是质疑社会分层的积极功能。他从社会分层或不平等后果的角度提出，制度化的社会分层和高度不平等对社会有时具有负功能。具体体现在：（1）由于社会提供给每个人的就业渠道、培训机会以及合适诱因等是不平等的，所以社会分层体系存在限制发挥个人才能的可能性，进而限制生产资源的可能扩展。（2）当社会报酬的不平等状态不可能被社会中拥有较少特权的成员接受时，各个阶级之间就可能有矛盾、敌意和冲突，引发犯罪和底层人的反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分层鼓励了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猜忌和不信任，不利于社会整合。（3）社会分层体系为精英提供了一种政治权力。这种权力不仅可以用来界定或干预位置功能重要性，也为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及其意识形态服务，对社会发展有鼓励保守主义的倾向。（4）社会成员的身份感依赖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位置不同，身份感受就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分层体系造成了不平等分配的身份感受。（5）这种不平等的身份感受也影响人们对社会的忠诚，引起社会不同部分的猜忌和不信任。（6）导致不平等的分配社会成员的参与动机。社会分层体系在导致不平等分配的成员身份感受的同时，也引发了全社会的不平等分配的社会忠诚以及参与动机，即每一个成员是参与还是消极对待社会，同样被阶层化了（Tumin，1953）。

从图明的论辩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到，一味将分层视为社会必需品的功能主义观点忽略了作为社会安排的不平等可能存在的短期和长期、潜在和显现的负面后果。图明在分析戴维斯—摩尔模型的缺陷的基础上，揭示出社会分层事实上是具有混合特征的——既具有功能上的重要性，也具有可识别的负功能。无论怎样，作为社会分层研究早期的重要文献，戴维斯—摩尔模型和图明的批判性研究，都为人们解读分层原则、理解分层研究的解释路径（功能与冲突路径）提供了便捷和最初的理论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