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与朱子的新儒学
一
淳熙己酉（1189）春，朱子作《中庸章句序》，开宗明义曰：“《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26]
这是“道统”作为一个专用名词的第一次出现。
那么，什么是道统呢？朱子以为，道统就是自“上古圣神”以来所一脉相承的文化和精神传统。他认为，道统为上古圣神所创立，但是由尧、舜形诸文字。他认为，道统的传承系统是这样的：
上古圣神（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成汤、文、武之君，皋陶、伊、傅、周、召之臣——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二程子……
我们仔细品味《中庸章句序》，不难看出朱子的文化与精神关怀之所在。首先，他关注传承，也就是说，道统不能断，所谓“继往圣，开来学”。其次，他特别警惕异端之学对道统的侵蚀与阻断。在朱子看来，异端之学在子思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但是由于孟子能“推明是书”，而使道统得以相续。但是，孟子之后，道统就中断了。在朱子的传承体系中，从孟子到二程，中断时间达千年之久，而道统失传的主要原因恰恰是：“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27]
这一判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朱子在论说中往往老、佛并举，但是，真正引起他忧虑的主要是佛。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经过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后变成了禅宗，从此，佛教在中国生根而得以广泛传播。佛教由于历代帝王的支持，传播之快，信徒之众，远远地超过了儒学。杜牧的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这种“盛况”的真实写照。佛教，是外来文化，佛教文化的大举入侵，首先和主要冲击的，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的本土文化。尤其是大量的知识分子信佛、佞佛，以佛教的教义来曲解儒学的经典，使中国的本土文化面临中断的危险。所以从唐代起，就不断有人对这种危险提出了警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韩愈。他先后写了《论佛骨表》《原道》《原性》《原毁》等文章大力辟佛。但是，韩愈的努力，并不能阻止佛教的大行其道，到了宋代反而愈演愈烈。宋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信佛，苏东坡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朱子本人从少年时代起就学佛，“泛滥于释、老者，亦既有年”，直到进士及第，见了李桐以后才“顿悟异端之非”。（李方子《紫阳年谱》）当然，宋代的知识分子中也有文化主体意识非常清晰的学者，他们以继绝学为己任，他们的杰出代表就是周（敦颐）、程（程颢、程颐）、张（载），他们创立的道学为儒学的全面复兴开辟了道路。但是，无论是韩愈，还是周、程、张子，他们都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承担起儒学全面复兴与道统继绝开来的重任。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朱子。
道统的中断，除了异质文化的入侵使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使传统的价值观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所谓“斯文湮塞，人心蠹坏”。[28]
宋代，一直以“积贫积弱”的形象被人们所诟病。但事实上，宋代的经济与文化高度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南宋人林升《题临安邸》诗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就是国破家亡时代的南宋首都。这首诗非常形象地为我们描述了南宋时代歌舞升平的景象和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与享受。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逐，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价值观。淳熙八年（1181），陆九渊访问白鹿洞书院，朱子邀请他发表演讲。陆九渊以《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发论，慷慨激昂，痛击时弊，时值二月，天气微冷，但听讲者却汗出挥扇。朱子评论说：“某请他说书，他却说这义利分明，是说得好。如云：‘今人只读书便是为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初生稍有知识，此心便恁亹亹地去了；干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圣贤日以益远，其不深可痛惜！”[29]这一记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陆九渊、朱文公的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追名逐利已经成为知识阶层和政治官场的一种普遍的现象。人心蠹坏到如此程度，“斯文”当然就扫地了，还谈什么道统呢！
其实，今天我们看道统，不能仅仅停留在朱子的那个时代。我们不能狭隘地看道统，朱子所谓的道统，实际上就是自伏羲、神农、黄帝、孔子、孟子以来形成的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传统。道统的直接对立面，是异质文化，是异质文化的入侵和对本土文化的阻断。所以，捍卫道统就是捍卫本土文化，就是捍卫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捍卫我们的精神家园，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子提出“道统”这个概念，既具有作为伟大哲人社会担当的现实意义，更具有作为伟大思想家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未来的深切关怀。他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笔丰厚的和开放性的理论与思想遗产。只要地球上还有中国人，道统就永远是一个不能消失的话题。
道统的式微，并非自宋代始。道统从兴盛到衰败，除了以上所述的两个原因外，还有它自身的原因。
黄榦说：“盖千有余年之间，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以煨烬残缺，离析穿凿，而微言几绝矣。”[30]
所谓“离析穿凿”，是唐以后儒学的最大弊病。离析，就是经典的烦琐化、复杂化、学究化。穿凿，就是解释经典的牵强、附会和泥古不化。
儒学自东汉取得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以后，孔孟之徒就开始了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和发挥。但是东汉以后，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战争频仍，南北暌违，儒学经典的传授各守师法，门派林立，尤其是长期的南北割据使南北两地的经学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和变异。李世民统一全国以后，以他政治家的雄才大略看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混乱对国家长治久安的危害，贞观十四年，他“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疏，谓之‘正义’，令学者习之”。[31]孔颖达受命，编《五经正义》，首先对“五经”的传播与授受系统作了一次全国性的调查，请看他的调查结论：师说多门、章句繁杂、乖戾诡说、虚玄浮诞、穿凿孔穴、差忒颠踬、错乱妄说。这就是唐以前儒家经典的真实面貌。孔颖达受命修《五经正义》，使儒学经典归于一统，其功居伟。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一部《五经正义》，后来扩大到《十三经注疏》，同样走上了烦琐与复杂、穿凿与附会的不归之路。儒家的经典被学究化，远离生活，远离民众。
更为严重的是，《十三经注疏》被化为国家的意志以后，儒家经典定于一尊，被固化，被封闭，被教条，从而失去了活的生命力。但是，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被固化了的儒家经典却不能与时俱进地对时代做出回应，它成了书斋中的摆设和经师们的玩物。它的式微，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
朱子承担起改造儒学，重建儒学，承续道统的历史使命，他建构了“新儒学”。
朱子是如何改造儒学、重建儒学的呢？
第一，朱子对儒学的经典作了一番重新整合，整合的目的是简化和经典化。他大刀阔斧地删繁就简，抽出最核心最基本的文本予以重新诠释，使之经典化、系统化，从而构建了一套全新的儒学体系和理论框架。这一工程的杰作就是《四书》学体系的形成。
《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朱子新儒学的核心文献。其中的《大学》《中庸》，都是从《礼记》中抽出。朱子对这四部书以注释的方式予以重新诠释，他的诠释，不做学究式的烦琐考证和引经据典，而以简洁、通俗和准确为务。经他的改造，这四部经典变成了可读、可研究、可深可浅、可开可合的，进入理学殿堂的基本读本。
第二，构建自觉的理学体系。
宋以前的原始儒学，其核心议题是：修、齐、治、平。他们的视野还没有拓及宇宙和人性的本源问题。朱子为儒学补上了这一缺失。他构建了心性论以揭示人性之本源；他构建太极论，以揭示宇宙之本源。同时，他还构建了理气论、认识论、修养论、人性论，以及社会哲学、教育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等。
第三，在构建其理论框架的同时，他建立了自己的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为建设和完善新的思维方式提供了语料和平台。
在这里，我不想用西方哲学或现行中国哲学通常使用的语汇如本体论、宇宙论、唯心论、唯物论、物质、精神等来定义和标签朱子的理学体系，因为，已如上文所论，朱子的理论自有其严密和科学的话语系统，他用自己的语汇构成了概念、名词、术语，足以供使用者和研究者进行推理、演绎、阐发和研究，甚至批评，它是一个完善的系统，借用西方的语汇并不能完全和准确地表达朱子思想的内涵。
此外，从全球化的角度看问题，朱子的理学体系和话语系统还为我们提供了打破西方学术研究话语霸权的活的语言和语料资源，这有利于中国学术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也有利于中国学术以平等的地位与西方对话。
第四，建立完整和系统的儒学礼仪（形式）。
原始儒学自有其完整的礼仪，如祭天、祭地、祭祖、祭圣贤，又如庙堂有庙堂之礼，学校有学校之礼，家庭有家庭之礼等等。相对于儒学的经典而言，这是一种形式。它与儒学的内容（经典）相表里。但是，一方面由于原始儒学的仪式太繁复不便于执行；另一方面，随着儒学的式微，它被遗忘和丢弃。所以到了朱子的时代，儒学的礼仪已经支离破碎，有的失传，有的被曲解，有的被佛教和道教的仪式所取代。朱子重整礼学，全面修订儒家的礼学著作，同时参酌旧制制定全新的礼制。
朱子如此重视“礼”，自有他的深意。
朱子把礼看作是有形之天理，是天理的表现形式，是行为的规矩和处事的凭据。他把礼看作是对理的践履。如果理是知，那么，礼就是行。同时，他还强调了礼对人的约束作用。他认为，人只有“动必以礼”，才能“不背于道”。
朱子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使内容与形式互为表里，这使他构建的理学体系成为一个严整和周密的系统，同时也使理学的理论起到了反哺社会、维护和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
三
我们从四个方面对朱子改造和创建新儒学作了阐述。这四方面主要讨论的是朱子在儒学文本及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和发展。
当然，朱子的贡献远不止这四个方面。笔者所关注的另一个话题则是在内容之外——朱子在改造和重构新儒学过程中的方法论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被笔者所关注，除了因为它很少被人注意之外，还因为，它对我们今天复兴国学，重振祖国的传统文化有着积极和现实的借鉴意义。朱子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成功经验。
集大成，是朱子学方法论中的一个最显著特点。他的学术，集宋代理学前辈邵、周、张、程之大成，也集同时代理学家如吕祖谦、蔡沈，乃至不同学派如陈亮、陆氏兄弟之大成。
除了集理学之大成外，朱子还能集不同学术门类之大成。朱子是一位大学问家，经史子集无不精研，天文地理无不通晓。这种集大成之功力给了他贯通和融会的极大能力，这种能力使他能超然而驾驭群经。也是这种功力使他有可能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门类和分支整合成一个新的系统——新儒学。
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吸取了佛教与道教的精华为我所用，收到了化腐朽为神奇之效。
朱子早年信佛，受教于李桐以后始得顿悟前非。他从佛教中解脱出来以后，一方面对之保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则撷取其精华，加以改造，融入自己的理学体系。朱子对佛教的吸纳和改造取得的一个最重要成果是：造就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思辨。
理学的思辨思维与中国古代的名家、墨辩家及玄学有某种联系，但是它的直接的思想和方法资源则是佛学。佛教哲学的思辨方式对玄学的影响很大，但是真正直接、主动地将它嫁接到哲学思维方式和理论建构中来的还是理学，朱子是这一嫁接的大师。朱子之前的理学，如周、程、张子，他们的思维方式基本还是一种知性的思维，例如，关于无极、太极的理论，从周敦颐的“自无极而太极”，到朱子的“无极而太极”，明显地表现出思维模式不同。再如，从二程的“理气论”，到朱子的“理气论”，前者表现出的是高度的直觉和感性，而后者则显示出高度抽象的推理与辩证。又如，关于“万物一理”和“理一分殊”的辩论，则充满着思辨的色彩和方法论上的智慧。
朱子学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成与提升是非常重要的。理学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除了它的价值观、它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它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训练，它造就了聪明的中国人。
朱子在再造儒学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必须时时面对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如何对待传统。
朱子是如何对待传统的呢？
他的做法是：继承传统而不拘泥于传统。
对待传统，朱子怀着一种敬畏的热爱，他高度认同传统的价值，并以承传传统为己任。他的新儒学建立在恪守传统的基础上，而不割断传统，抛弃传统。传统是朱子思想的主要资料库。我们来看朱子思想的展开，它所依傍的主要是传统的儒家经典文献，而他展开思想的主要方式则主要是“述而不作”。“述”，实质上就是借用传统的思想与理论资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四书集注》是如此，《近思录》是如此，《西铭解》《通书注》也是如此，《资治通鉴纲目》《诗集传》《楚辞集注》依然如此。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讲话，他是在传统铺就的大道上继续前进。他是传统的延伸，而不是另起炉灶。这证明，他的方法论与他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这是“道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但是继承传统并不是拘泥于传统。传统在朱子那里是活的、发展的和开放的。诚如上文所述，朱子思想的展开是以传统的经典文献为依归的，但是，这种展开并不是重复传统，复制传统，而是用新的理念、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对传统的经典作出全新的与时俱进的诠释。以《大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为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子引程子曰：“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32]这里“亲民”变成了“新民”。这是一种全新的诠释，而把“亲”释作“新”，正是新儒学希望革故鼎新，以新的理学思想改造儒学和改造民众的抱负所在。朱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决不纠缠于对过去思想资料的评判和争论，而是高屋建瓴地用新方法、新观念对传统和经典作重新解释。当然，这种新解是以对文本的全面理解和把握为基础的，是言之有理和有说服力的。这要以博学和通达为背景，如果没有朱子那样的大学问，是无论如何达不到这种境界的。
经过朱子的改造，儒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说的儒学，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而是经过朱子改造过了的“新儒学”，或者叫作“朱子学”。
余论
朱子一生七十年，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他的著作是有形的，他的精神是无形的。台湾有一位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可以诠释朱熹，也可以批评朱熹，但是我们不能绕过朱熹。”这是一句非常精辟的关于朱子历史地位的评论。朱子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和深刻的，从价值观到人文精神，从思维方式到生活方式，无不打着他的思想、方法和他所规范的各种教条和理念的烙印。虽然从上一个世纪的初叶开始朱子即受到了来自不同学派、思潮和政治势力的批判、攻击，甚至是诬蔑和谩骂，在“文革”中更是被“迫害”得“体无完肤”。但是他的精神不死，他的思想和学说无法被消灭。相反，经过这么多年炼狱般的煎熬以后，朱子和朱子学变得更具有活力，显示出更为强劲的生命力。尤其是高科技和信息革命带给这个星球急速的经济发展和迅猛的全球化进程以后，物质对精神的冲击，技术对人文精神的覆盖，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西方文明踏着全球化的步伐而形成的思想、文化、政治形态和话语等霸权而带来的人类社会的冲突、战争、动乱，使人们不能不思考“为什么”和“怎么办”。在寻找“突围”之路的时候，人们重新眷顾了已经沉寂了多时的朱子学，人们发现，朱子的思想和学术是一个宝库，它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可以被我们用来化解人类今天的困惑，也可以作为一种基本的元素拿来整合或发酵出新的思想源。
其实，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朱子当年有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我们面临着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
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西方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挟持着全球化和强大的经济力量席卷着全世界，它对我们这个一向封闭的国家的渗透，不仅可以用“席卷”这个词，更可以用“润物无声”来形容。好莱坞、肯德基、麦当劳、因特网、托福、迪斯科、超女、NBA、F1、MBA、CEO……可说我们的生活已经被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所包围。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有人安之若素无动于衷，有人惶恐不安手足无措，也有人暴跳如雷歇斯底里。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看朱子，面对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的佛教，他的态度并不是一味地排斥，而是有选择地吸纳。但是这种吸纳是以坚持文化的主体精神为前提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特别强调“道统”。朱子的文化主体意识非常自觉，他以捍卫本土文化、捍卫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为己任。他一再强调二程兄弟在传道中的杰出贡献和重要地位，并以自己能作为他们的继承者而自豪：“吾少读程氏书，则已知先生之道学德行实继孔孟不传之统，顾学之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33]在《大学章句序》里他又说：“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34]正是如朱子这样一批具有强烈而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中华文化的传统才得以薪火相传，才不致中断。中国人才知道自己的“根”之所在。也正是这种文化的主体精神，才能使中华文明在不断的一波又一波的异质文化的冲击下始终保持了独立而辉煌的存在。也才能保证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有可能与其他的文明平等对话。
不排斥外来文化，但是必须坚守住自己的本土文化。这是朱子给我们的一个教训。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第二个问题：如何对待传统？
毫无疑问，坚守本土文化，就是坚守传统。但是如何才能守住我们的传统呢？朱子改造和重建儒学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不能抛弃传统、割断传统。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思想与精神之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丢了，这个民族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朱子在承续传统的过程中，一方面高举“道统”的大旗，揭示出道统与延续民族生命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注意以传统的、本土的思想与精神的资源库，作为自己研究、发展与建构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样，传统就自然地得到了延续和继承。
第二，改造传统、再构传统，使传统与时俱进。
但是传统又不能墨守成规，不能泥古不化。要使传统保持活力，使它的生命力始终不枯竭，就必须不断地为它注入新鲜的血液，使它能不断地更新，与时俱进。这就是朱子“新民”之说的深意所在。
朱子对传统的改造和再构是非常成功的，他使用得最多的一个方法就是对传统经典的重新诠释。这一经验，对我们今天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具有很现实的启示意义。对待传统文化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批判地继承——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这种思维模式，首先立足于批判，它的前提是：传统不是一个好东西，对传统要保持怀疑和警惕，要保持距离。这种思维模式，造成了人们对传统的心理抗拒和排斥，使传统失去了亲和力，使人们失去了对传统的敬畏感。很难想象，在这样的心理控制下还有什么继承的可能。这里必须要讨论一下“糟粕”与“精华”的问题。我们承认，传统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问题是你如何把它们区分开来，要知道，这是一个思想问题、精神问题，正确与错误，是与非，糟粕与精华是杂糅在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不能如物理切割一样可以把它们切割清楚。高明的做法是如朱子所为：不去纠缠于是非曲折，而是以我为主，对传统作重新解释，赋予它新的内容和生命。试问忠、孝，究竟是糟粕还是精华？愚忠、忠于封建帝王，当然是糟粕，但是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祖国，为什么不是精华？孝，以二十四孝的方法来尽孝道，也许是糟粕，但是尊敬父母、赡养老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为什么不是精华？这里的关键是看你如何来解释：你给它一个精华的诠释，它就是精华；你给它一个糟粕的解释，它就是糟粕。这是朱子的方法论，这一方法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他成功地利用这个法宝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法宝，在意识形态上适用不适用中国的实际呢？当然适用！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什么是中国的实际呢？就是承传了千百年的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才能变成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也许可以佐证我的观点：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过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消化，变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从此，它在中国畅行无阻，生根发芽，最终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当下，神州大地出现了一场来自草根阶层的、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国学复兴热。尽管这场风潮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发起和参与这一运动的人目的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诉求——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复兴传统，停止对传统的抹黑与糟蹋，则是共同的。中国的文化传统，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来自左或右的破坏，已经到了命悬一线的岌岌可危的境地。现在，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党中央建立和谐社会的决策的提出，复兴中华文化的时机已经来临。但是，传统文化的复兴并不是仅仅通过读经就可以完成的。读经是需要的，它是我们必须补上的一课。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有赖于对它作出与时俱进的全新的诠释，有赖于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对它作出科学的再构和改造。我们的时代需要新新儒学。就此而言，我们的时代呼唤一大批既精通马克思主义，又有很深的传统文化造诣的当代“朱子”。
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27届年会上的主题报告
（2006年10月21日江西上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