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及致谢

这本书的写作源自我一段时间以来关注的三个独立的领域，即：知识社会学、现代性社会理论以及从启蒙运动时期到全球化时代有关大学理念的争论。本书的目的即在于把这些差别非常大的论题整合在一起，以此为基础对21世纪大学的身份认同（identity）进行再思考。我曾经尝试着将大学视为现代性的关键机构，同时也是知识、文化和社会交汇的场所。我认为现代大学本质上是科学知识与文化知识的生产者和改革者。绝对不能认为大学仅仅包括科学或者文化，因为它是一种对社会上各种知识起协调或联系作用的机构——尤其是使学术知识与文化中原有的、清晰的认知结构相融合的重要机构。这种对大学非常谨慎的“带普遍性的”（universalistic）观点意味着大学最重要的职责与其自身的交往能力和公民身份有关。尤其在今天，它需要承担表述技术公民身份与文化公民身份这样一种职责。因此我想说明，大学的特性既不取决于技术策略或管理策略，也不取决于纯粹的学术追求：在“知识社会”中，知识不能被简单地“利用”或被看做仅仅是知识本身，因为它已经融入了处于社会深层的认知联合体、概念结构以及权力与利益的认知结构中。除了做一个被动的参与者，无助地被拖进市场，大学还可以起到引领改革的作用。这样，与其谈论（抱怨）大学的消亡是后现代背景下知识变得支离破碎导致的结果，或者是民族国家逐渐消亡的结果，或者是引入市场价值观的结果，还不如说是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理论的方法促使大学形成新的特性，即根据自身的能力来扩展以反映社会广泛的需求，并以此来巩固大学在知识社会中的公民身份。

本书是以本人1998年参加《社会认识论》（1998年，第12卷）关于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基地问题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为基础而写作的。书中所包含的现代性理论出自我的《变革世界中的社会理论》（政治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本书以及我在“重组知识/转换机构：知道、知识与21世纪的大学”大会上的发言（1999年9月17—19日在美国马萨诸塞—阿姆赫斯特大学举办，后来发表在《组织》2001年第8卷第21期上）。

很多人阅读了本书的初稿。我对他们精细入微的、有益的意见深表感谢。感谢开放大学出版社的约翰·斯克尔顿，是他建议我写这本书的。同时还要感谢开放大学出版社商请的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议以及文字编辑有价值的更正工作。本书的不足之处与他们的建议无关，书中提出的观点也不代表他们的思想。

杰勒德·德兰迪
200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