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结构经济学（典藏版）
- 林毅夫
- 20221字
- 2024-11-03 01:50:02
评论与回应1
自从发展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寻找经济发展的唯一核心所在。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产业发展、制度效率、社会资本以及许多其他因素都曾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对应于每一个因素，都或明或暗地涉及政府的作用。
如果我对林毅夫的观点的理解是对的，那么他希望表达的思想是：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NSE）认为传统思想忽略了由市场决定的比较优势，以及经济增长要求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都有“软件”和“硬件”（无形和有形）基础设施的改善。这样的升级和改善需要协调，并且内化于由企业交易成本和投资收益带来的外部性。因此，除了一个有效的市场机制，政府也应该在推动结构转变中起到积极作用（第10页）。
他似乎还认为，经济增长几乎完全取决于产业的增长，而且经济增长的核心挑战是不断的产业“升级”或者说不断地沿增加值链向上移动。他认为，“自由放任思想……忽略了连续的、根本性的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过程的重要性，而这一过程恰恰是区别现代经济增长和前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之处。”（第11页）
问题是，这种转变和升级是否必须在发展过程的早期进行。在许多国家，非熟练劳动力进入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的产出会扩张一段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越来越多的工人熟悉了现代生产技术，对这类产品的出口也相应增加。只有到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后期，在农村劳动力被大量吸收之后，产业升级才成为工业增长的主要内容。这种升级的大部分发生在现有企业，是这些企业对真实工资上升、资本成本下降的反应，也是它们在国际市场上学习的结果。
但是，在大多数国家，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时农村劳动力才会被吸收。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似乎将增长等同于工业扩张，而忽略了农村地区劳动力（和土地）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农业研发投入不足以及农村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投入不足已经成为它们发展战略的主要劣势。虽然在减少对农业的歧视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似乎支持工业和城市偏向，而这个偏向本身在许多国家就是非常大的扭曲。
我同意应该由市场来决定比较优势，而且政府有责任保证一个合理的激励体系，并且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基础设施和林毅夫所说的“软件”基础设施）。
但是这个观点没有任何新意。能够称为“新”的部分是如下断言：协调和基础设施升级应该以某种方式与一些特定产业相联系。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在选择基础设施项目时应该采用成本—收益分析，如果“外部性”与“协调”是重要的，那么它们是对特定产业重要还是对整个工业经济重要？如果是前者，那么那些产业如何确定，在成本—收益分析中又如何估计外部性？或者这些产业会被确定吗？如果认为基础设施是与特定产业相关的，那么也无法搞清楚是什么基础设施。就像讨论幼稚产业的存在性一样，相信它（可能）存在是一回事，确定哪些产业是幼稚产业又是另一回事。即使这些产业存在而且能够被甄别，又会出现如下问题：政府该提供怎样的激励以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这些激励会是企业专有的吗？是以关税的形式么？或是对企业或产业的补助呢？每一种形式都存在巨大的问题。）如果这个显得更“传统”，那么什么是新的呢？如果基础设施是产业专用的（或者产业群专用的），同样的问题仍然需要解决。
关于林毅夫是如何考虑的，很多地方都有线索：“当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其潜在比较优势也会发生变化，哪些新产业符合这一新的比较优势呢？这就出现了信息不足的问题。要想成功进行产业升级，就要求有一些先驱企业去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先驱企业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它们的经验教训都会带来有价值的信息外部性。因此，除了在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中发挥积极作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与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还需要对先驱企业产生的信息外部性进行补偿。”（第18页）
这样，幼稚产业的问题就又出现了。如何预测这些信息外部性呢？Baldwin（1969）指出，除甄别这些外部性之外，这个观点还存在很多困难。而且生产和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商品的企业通常都了解国际市场中的机会，并在积累了经验之后选择进行升级。这种学习过程对韩国、中国台湾和其他地区的企业来说似乎不是一个大问题。
关于林毅夫设想的另一个线索是他倡导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协调。他说道：“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集体行动，至少需要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者与工业企业二者之间协调行动。这样，就把政府拉了进来，政府要么自己进行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要么就需要积极协调各方的行动。”（第18页）这将如何实施我们还不清楚。林毅夫坚持认为，只要基础设施同比较优势未来的演化方向是一致的，它就应该随着经济增长而升级。但是他并未深究未来演化方向的甄别方法。把单个企业或产业卷入基础设施投资决策又似乎赋予了它们过大的影响力。
尽管我们承认所有事情不能一蹴而就，但是在进行大型投资时只关注特定领域却忽略其他领域的战略非常值得怀疑。为什么在分配稀缺资本时，使得一些活动具有很好的基础设施而其他的却基础设施不足？这个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在没有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这看上去似乎是一种扭曲。另外，我们还要问一问：为什么软件基础设施，例如“商业环境”（由商业准则、税收和补贴结构、相关规定等构成），不能适用于整个经济体？而且，哪些领域或产业应该受到特别优惠？林毅夫没有就选择这些领域或产业的标准展开讨论。而硬件基础设施到底有哪些不包括道路和港口且是产业特定的，对此也没有进行讨论。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如下命题的基础上：公共部门的决策者知道多快的“升级”速度是合适的，也知道外部性的程度有多大。这带来了很多问题。首先，即使我们能够知道哪些活动具有比较优势，这样的优势通常是这样形成的：小企业进入，它们中的一些取得成功并逐渐发展壮大。任何升级战略都将不可避免地偏爱大型名企，因此将遇到与以前进口替代战略同样遇到的问题，而按照林毅夫的看法，进口替代战略是失败的。在产业中挑选优胜者非常困难；这种挑选不能是针对特定企业的，否则就会出现腐败和任人唯亲这一类老问题。同时，要支持的“产业”作为一个内部无差别的实体也很难认定：纺织业是一个产业么？合成纤维是一个产业么？尼龙是一个产业么？当然，这样的细分还能够继续下去。随着资本和劳动技能逐渐积累，如何决定把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建在哪里呢？又如何决定哪些企业将有资格进入这些园区呢？
林毅夫的另一条论点与扭曲的作用有关。他似乎认为，原先采用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扭曲了产业结构，从而影响了后续政策的制定。具体地，他说道：“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攀登产业阶梯的时候，往往面临旧结构经济学进口替代战略所留下的诸多扭曲。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建议贸易自由化应该采用渐进法。在转型中，对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可以提供某种临时保护；同时，对那些在过去被严格管制和抑制但却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应该放开准入。”（第26页）
那么，对这些产业应该给予多少保护，保护持续多长时间，如何选择需要保护的产业等，林毅夫同样没有说明。而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想象，要求力度更大、时间更持久的保护的政治压力会有多大。大家都知道，保护一些产业就意味着不保护其他产业，所以改革的收效必然会被削弱。更麻烦的是，对自由化改革的主要挑战之一是使人们相信这些政策的改变都是不可逆的。林毅夫的解决方法将使创造可信度的难度加大。而更缓慢的转型意味着时间更长，而在这段时间内增长是缓慢的，反对自由化的政治压力也将逐步积聚。
总的来说，很多人会支持林毅夫分析中的大部分内容，但其分析有两个方面不足以令人信服。一个是由政府主导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甄别，另一个是产业专用的基础设施的提供。林毅夫希望大家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证明产业（或产业群）外部性的存在；如何事先甄别和测度这种外部性；何种政府支持将提高潜在福利和增长前景，而不像进口替代政策那样带来寻租机会。
在这些问题未被回答之时，新结构经济学恐怕会被作为政府支持特定产业甚至特定企业的许可证，其作用方式可能并不比进口替代策略更有助于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7（3）：295-305.
林毅夫希望让结构主义经济学重回历史舞台，我十分支持他的想法。他希望将结构主义的思想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思维结合起来，我同样支持这一想法。我已经支持他两次了，我暂时保留我的第三次支持，这样我就能对他写的一部分内容持保留意见。
结构主义最中心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在本质上与发达国家不同。它们不只是富裕国家的缩小版本。要理解低发展水平的困难，就必须理解就业结构和生产结构是如何决定的，特别是传统和现代生产活动下社会边际劳动产出之间的巨大差距，还必须理解如何克服结构转变的障碍。
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人们对激励如何做出反应。如果我们想要对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提出建议，那么我们就需要理解人们面对的激励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老师会教书，并把有用的知识和技巧传授给学生；为什么企业家会在新的经济活动中投资；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忘了政府部门的工作者也必须有激励去做经济意义上“正确”的事情。）
把这两套思想结合起来，就能够产生一套新的发展经济学，它既不摒弃当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又能够适当考虑到发展中经济的特定情况。这样的发展经济学才是政府进行经济干预合适的依据。它既不假设政府全知，又不假设政府完全利他。它能够正确看待市场的力量和效果。但它也不会毫无保留地认为发展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只要政府不加干预，发展本身就能自动进行。
因此，正如林毅夫正确指出的，政府在促进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过程中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列举了政府的许多值得期待的功能，例如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协调企业间和产业间的投资、信息外部性的内部化、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等。这类政策在发达的经济体中可能是不必要的或者多余的，但是对于急需发展的贫穷国家来说则是必需的。
为了区分传统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和他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林毅夫指出了二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传统的结构主义学派倡导的政策与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不一致。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第20页）。林毅夫认为，政府的政策应该“服从”比较优势，而不是“抵制”它。
这里就是我要与林毅夫讨论的地方。林毅夫似乎希望同时支持和反对比较优势，我不明白这如何进行。如果你像林毅夫一样相信外部性和协调问题需要得到解决，那么你就必须承认这些问题妨碍了企业合理地进行投资，你就必须承认市场给企业家发送了错误的信号——在这里投资，而不是那里，这时根据市场价格反映的比较优势来配置资源，对社会来说就是次优的。只有当市场价格能够真实反映比较优势的时候，比较优势才对企业有实际意义。
所以当林毅夫建议政府介入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且向政府推荐上面列举的政策——协调投资、培育新产业等——的时候，他也同时建议政府抵制市场价格反映的比较优势。在这一方面，在传统学派和新学派之间并没有太多分歧。
林毅夫不希望政府采用“传统意义上的”进口替代战略去培育那些“背离国家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但是培育那些背离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就是日本和韩国在转型时期做过的事情吗？不就是中国一直在成功进行的吗？根据我的计算，中国出口的产品是一个比它富裕3-6倍的国家应该生产的。如果中国凭借其巨大的农村劳动力剩余，专门化生产它的比较优势决定的产品，那么它会像现在这样出口高级产品吗？
在这种条件下，有些人区分了静态和动态的比较优势，但我不认为这个区分是适当的。市场失灵在市场价格和社会边际价值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并且扭曲了用以显示比较优势的相对价格。这些扭曲是反映在跨期相对价格上，还是反映在现在的相对价格上，这些都不重要。林毅夫推荐的那些政府政策旨在抵消这样的市场扭曲，它们的预期效果是诱使企业做出背离比较优势的选择。
我觉得我与林毅夫的分歧主要是在方法论上——甚至可能只是用语上，也许实际上并不重要。可能林毅夫心中所想的，是现在的产业政策需要比旧结构主义者推荐的温和一点。它们必须更尊重市场和激励；必须充分注意到政府失灵的影响；还必须特别考虑市场失灵，而不是去特别考虑私人部门那些模糊的缺点。我同意以上所有观点。
但是存在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它与我们刚刚得出的政策含义相关。原则上来说，用于应对市场失灵的政策应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如果问题是一种信息溢出，那么政府最优的方法就是补贴信息产生过程。如果问题是缺乏协调，那么政府最优的方法就是撮合各方，协调投资。事实上，我们不是总能准确地甄别出市场失灵，也不是总能找到有直接针对性的解决方式。现实情况是，结构主义——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新学派——要求的那类政策必须在一个次优的环境中实施。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一切就不再是那样直接有效了。
可想而知，这就是林毅夫所建议的渐进法，比如渐进地进行贸易自由化。对于一些难以事先准确甄别，或者不能用庇古最优干预手段适当应对的市场失灵来说，这样一种方法至多是一种次优的补救方式。但是这与旧结构主义方法有多大不同呢？大部分结构主义者不也认为政府保护是一种权宜之计，在具有了必要的工业能力之后就该摒弃吗？
我再次重申，我与林毅夫的分歧是次要的，相比我们在大部分观点上的一致，这些分歧不值得一提。我们的争论有点像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内部争论——革命是需要加强阶级斗争呢，还是可以跳过阶级斗争呢——而他们的观点与外部世界大不相同。
作为一个同行者，我被林毅夫所尝试做的事情深深地鼓舞着。现在是应该恢复他理论中的那些常识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地位的时候了。
12年前，当我还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我提出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挑战是从此前几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学习。这几十年中，一部分国家（大多数在亚洲，一小部分在其他地区）实现了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到的巨大成功；然而其他许多国家却在缓慢增长，甚至停滞或倒退——这与传统经济学模型的收敛预测是不一致的。那些成功的国家实行了与华盛顿共识大不相同的政策，虽然有些部分是相同的。华盛顿共识中所建议的政策并未带来高增长、稳定或者贫困的减少。我离开世界银行后不久，采取华盛顿共识政策建议的阿根廷出现了危机，这加重了人们对华盛顿共识的疑惑。
全球金融危机也使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质疑。发展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都被认为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成功地向市场导向型政策框架（即所谓的“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转型？这场讨论不是关于目标本身，而是关于实现目标的路径。其中有些人支持“休克疗法”，其他人则认为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方式更加合理。全球金融危机向这个模式提出了质疑，即使是发达国家也需要重新审视。
在这篇短文中，我希望指出的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增长和稳定的长期经验，以及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优势和局限性的更深层次的理论理解，对研究发展的“新结构方法”提供了支持。这种方法在某些方面与林毅夫的观点类似，而在其他方面则有很大不同。这种方法认为，市场的局限性比林毅夫认为的更严重——即使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本身都既不稳定也不有效。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反复发生金融危机的现代资本主义时期，是大萧条之后世界主要国家实行强力金融管制的短暂时期。有趣的是，那段时期也是经济快速增长和增长的成果被广泛共享的时期。
但是政府不仅有一个限制性的功能，它也能够起到建设性的和推动性的作用。政府可以鼓励企业家精神，提供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保证教育机会和金融渠道，支持技术和创新。
我的思路的不同之处不仅体现在对无约束市场的效率和稳定的看法上，还体现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方面。自从索洛半个多世纪前的论文（Solow，1957）发表以来，人们已经知道人均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的革新。1
“知识的增加是增长的主要源泉”这一说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似乎更加具有说服力。《世界发展报告（1998-1999）》中强调，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只是资源的差距，还有知识的不同。我们对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受到哪些限制理解得很好，但对国家间知识差距缩短的速度受到哪些限制就不那么了解了。
但是，从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观点中所得出的发展战略与从新古典模型中所得出的发展战略有很大差异。前者注重吸收、消化并最终生产知识，而后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增加资本和资源的有效分配。既然经济体的部门结构取决于资源禀赋，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体的部门结构会有一个自然的进化。市场有效地分配资源，使得经济结构随着（内生的）资源禀赋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观点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不妨碍市场机制的运行。
传统的市场失灵理论通过提出一系列的市场缺陷来驳斥上面的观点。例如，资本市场的缺陷意味着新的企业往往很难融资，而这些新企业的融资是部门调整的要求。个人没有足够的资金供自己教育使用。经济中普遍地存在外部性——不仅是环境外部性，而且还有那些与系统风险相关的外部性，这次经济危机里就表现得甚为明显。过去20年的研究探讨了像资本市场缺陷这样的市场失灵造成的结果，并将这些缺陷归咎于不完美和不对称的信息，并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在一些国家的一些时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好的金融管制（比如印度的金融管制）能够保护一个国家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破坏。
但是学习型社会的观点——我和Greenwald称之为“婴儿经济”——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Greenwald and Stiglitz，2006）。知识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商品。知识积累与外部性有内在的联系——知识溢出的存在。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公共品。如果知识的积累、吸收、消化、生产和传递对发展非常重要的话，那么就无法保证市场本身能够走向成功。而事实上，的确有人认为市场做不到这一点。
林毅夫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和这种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对政府指导经济发展的方式提供了建议，强调政府调控经济时应该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式。问题是比较优势的某些最重要的元素是内生的。瑞士制表业的比较优势与它的地理位置就没有关系。
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强调商品交易是要素移动的替代品。这个理论提出之后，资本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才以现在的方式流动。在资本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对于除农业之外的产业，就不再需要用自然资源禀赋来解释生产和专业化的模式了。2简而言之，国家无须受限于传统的资源禀赋决定的发展方式。更重要的是知识和企业管理的“禀赋”。政策应该关注促进和改造这些禀赋的因素。
即使一国政府希望避免提出这些问题，它们也难以避免。因为政府的作为和不作为都会给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在基础设施、技术和教育的投资方面，这显然是正确的；事实上对于金融、贸易、知识产权和竞争方面的政策来说，这也是成立的。
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中心问题是甄别有必要学习的部门，这些部门学习的收益未被企业自己全部得到，因此在学习方面投资不足。在其他文章中，Greenwald和我提出，这意味着应该对工业部门予以鼓励，因为工业部门一般具有较大的溢出效应。以上观点能够解释亚洲国家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成功。如果韩国让市场自己运行，那么它就不会走上成功发展之路了。静态的生产效率要求韩国生产大米；如果韩国真这样做的话，那么它今天可能成为最高效的大米生产国之一，但是它仍然会是一个穷国。正如Arrow（1962）指出的，人们可以在工作中学习（并且通过学习来学会如何学习[Stiglitz，1987]）。
以上论述凸显了与强调短期效率的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之处。在静态和动态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在对专利法的讨论方面有很多应用。
对于这些产业政策来说3，主要的关注点是实施问题，发展中国家真的有能力做到么？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予以考虑。一个国家的成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重要作用。政府不仅需要约束和创造市场，还要推出这些产业政策；不论是东亚国家还是发达工业化国家，不论是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还是现在，都是如此。政府的关键任务在于采取各种政策并拿出实际行动（来创造一些制度，比如有效的公民服务），以提高公共部门的工作质量。成功发展的国家都是这样做的。那些有意或无意削弱国家的政策是不太可能这样做的。
经济政策必须反映国家实施这些政策的能力。对出口产业有利的汇率政策获得支持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具有普遍效力：政府不需要挑选需要支持的特定“战略性”产业。这里同样存在权衡取舍：如果选择具有最大外部性的部门作为扶持对象，则效率可能会更高。
还有很多其他具有普遍效力的政策，比如发展导向型的知识产权政策，以及鼓励技术转移、促进地方企业管理水平提升、有助于学习型和创新型社会建设的投融资政策等（Hausmann and Rodrik，2003；Stiglitz，2004；Emran and Stiglitz，2009；Hoff，2010）。一些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政策可能带来负效果。
政府干预从来不会是完美的，也未必具有改善经济绩效的效果。4问题不是在不完美的政府和完美的市场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不完美的政府和不完美的市场之间做出选择，二者应该成为互相检验的工具。它们应被看作是互补性的，我们需要在二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这种平衡不应仅仅是给一个分配一些任务，给另一个分配另外一些任务，还应设计一些制度使二者有效地互动起来。
我讨论的虽然是发展经济学，但这个话题和更宽泛的社会转型主题是分不开的（Stiglitz，1998），正如Hirschman（1958，1982）在他的文章中强调的。种族和阶层作为社会构件（social constructs），有效地抑制了世界许多地区大量人口的人类发展。关于这些社会构件如何形成、如何改变的研究就成为发展研究的核心（Hoff and Stiglitz，2010）。在这篇文章中，我对建设学习型社会予以强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那些改变部门构成的政策。但是成功的根本还是在于教育系统，以及它如何引导人们对变化和学习技能的态度。其他政策（例如法律系统、以性别为基础的微信用系统、肯定性行动计划等）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在结束之前，我希望再提出两点评论。第一条是关于增长和减贫的关系。增长可能是持续性减贫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是所有的发展政策都是对穷人有利的，有些是对穷人不利的。至少在一些国家，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政策造成了更大的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的结果之一是更严重的贫困。5为了应对危机而实行的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使得经济下滑加剧，导致了更高的失业和更多的贫困。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政策可能对穷人有利，也可能对穷人不利，但是最成功的政策必然是具有普遍效力的，能够改变所有人的学习能力，从而对穷人是有利的。
第二条与经济发展更广义的目标（即一国公民福利的可持续提高）和我们用以评价成功的标准有关。6我们用以评价成功的标准一般没有包含在这里倡导的学习政策所导致的一国财富的增加。这种财富的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被实现和认可。
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对于经济学家，包括发展经济学家来说，应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因为它显著地显示了主流范式的缺点。这种范式对发展经济学曾有过巨大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已经因它未能解决问题而逐渐减弱。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其他可行的分析框架——有许多新思想为一些国家的巨大成功和另外一些国家的悲惨失败提供了新的解释。出于这一点理解，我们也许能够创造出新的政策框架，从而为经济增长的新时代奠定基础——这种增长应该是可持续的，并且能够提高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大部分人们的福利。
注释
参考文献
回应：发展思维3.0：未来的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减少贫困，缩小它们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但是，根据它的建议来制定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在发表于2011年第26卷第2期《世界银行研究观察》的一篇题为“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的文章中（这篇文章在本书中重印），我综合了半个世纪以来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各种发展思路，并且对发展经济学的未来做出了展望。在这期刊物上，安妮·克鲁格、丹尼·罗德里克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我对此感到非常荣幸和幸运，因为他们是这个领域最受尊敬的专家和最杰出的思想者，他们中的两位碰巧还是我的前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我的主要观点是，把发展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子学科而发起的早期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市场失灵，倡导旧结构主义的、国家主导的发展政策。这些政策未能合理地考虑比较优势，也未能创造有竞争力的产业。而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启发的第二波发展思潮，关注的是政府失灵，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型的政策，然而这种政策也失败了，未能在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增长，也未能实现减贫。
回顾工业革命以来所有成功经济体的发展史，我提出了一个一般的分析框架，作为第三波发展思潮的一部分。这个分析框架着重考虑由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改变驱动的结构变化。这套框架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一部分，将有助于国家在结构转型中起到积极作用。它也要求政策制定者在围绕市场功能设计和发展战略实施方面更加专业一些。
不出所料，安妮·克鲁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丹尼·罗德里克和我都认可重新掀起发展战略讨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是在目前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但同时我们在经济史和经济理论带来的经验和教训上也有着微妙却又重要的分歧。
我与安妮·克鲁格最大的分歧在于对如下问题的回答：根本性的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我认为这二者是增长机理的核心，对增长机理至关重要）是否必须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进行？她认为，“只有到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后期，在农村劳动力被大量吸收之后，产业升级才成为工业增长的主要内容。这种升级的大部分发生在现有企业，是这些企业对真实工资上升、资本成本下降的反应，也是它们在国际市场上学习的结果”（第35-36页）。我对经济发展的看法有些许不同：非熟练的农业劳动力向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就是结构变迁的一种形式，而这种结构变迁是不会自发进行的。我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采取积极行动以管理劳动力需求：政府确实需要促进现有的和新兴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沿着新结构经济学所指出的路线增长。没有这样的行动，许多农村外出移民将会失业，就像非洲、拉丁美洲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一样。在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政府也需要提供基本的教育和培训，以促使农村外出移民适应新的工作环境，满足工业部门的要求。另外，那些成功赶超的国家可以在它们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枯竭之前很久就开始进行产业升级。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2009年，中国有39.1%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工作，这一问题在当时的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一些经济学家怀疑中国是否已经达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即用尽了它的剩余劳动力。但是，中国产业迅速和持续的升级仍在继续，典型表现是向美国出口的高质量、多品种的产品。类似的情况发生在1980年的韩国，当时韩国有34%的劳动力处于农业部门。但是，韩国当时不仅已经进入了消费电子产业，还进入了造船业、汽车制造业、存储芯片等行业。
我完全同意安妮关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工业化进程必须同时进行（第36页）的观点。但是，要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政府就必须积极地引入农业新科技，提供扩展服务，提高灌溉水平，扩大市场渠道。政府还需要创造条件促进农业多样化，以生产出更多具有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
安妮同意“应该由市场来决定比较优势，而且政府有责任保证一个合理的激励体系，并且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第36页）。但是她明确反对以促进特定产业的发展为目标的政府干预，并且问道：“为什么在分配稀缺资本时，使得一些活动具有很好的基础设施而其他的却基础设施不足？”（第37页）
事实上，对发展中国家制定成功的发展战略来说，甄别新产业和优先利用政府资源来发展这些产业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础设施的改善往往是产业专用的。看看非洲国家最近一些成功的案例，你就会知道甄别产业的必要性：毛里求斯的纺织产业，莱索托的服装产业，布基纳法索的棉花产业，埃塞俄比亚的鲜切花业，马里的芒果产业和卢旺达的猩猩旅游业。它们都需要政府提供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把埃塞俄比亚的鲜切花运往欧洲拍卖地点需要在机场和正常航班上有冷藏设备，而毛里求斯的纺织品出口需要港口设施的改善，二者需要的基础设施显然不同。类似地，莱索托服装产业所需的基础设施，与马里的芒果生产和出口，或者卢旺达用以吸引猩猩观光者所需的基础设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财政资源和实施能力的限制，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设立优先级，以决定哪些基础设施应予优先改善，以及公共设施的最优位置应设在哪里，这样才能取得成功。邓小平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就解释了这种实用智慧，他同意允许一些地区和人们先富起来，最终使所有中国人能实现共同富裕。这些地区和产业的增长能够提高财政收入，从而使得政府以后有更多的资源来为国内的其他地区改善基础设施。
还有其他原因使得有必要甄别新的部门或商业链并为基础设施投资设立优先级。要在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中具有竞争力，一个新的产业不仅需要符合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尽可能地降低生产要素成本，还需要尽可能地降低与交易相关的成本。为什么呢？假设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很好，产业升级和多样化自发地发生，如果没有政府协调，则企业可能会进入很多与国家比较优势一致的产业。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多数产业不能形成足够大的产业集群，因此不能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在许多产业失败之后，可能会最终出现少数产业集群。但这样的试错过程会非常漫长和昂贵。它减少了单个企业的预期回报，也削弱了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激励，减缓了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必须甄别和选择那些与国家比较优势一致的新产业，使用政府的有限资源为精心选定的少数产业改善基础设施，为先驱产业提供合适的激励，并且协调这些产业中各个私营企业的相关投资行为，以便快速地建立产业集群。政府是否这样做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能够几十年保持8%甚至更高的增长，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则不能。
我同意安妮的观点，即成本—收益分析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它应该被用来评估每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潜在价值（第36页）。这样的分析为评估其他竞争方案的有效性提供了依据，并且有助于做出更好的公共投资决策。它迫使政策制定者提供定量的数据来支持定性的观点，因此对于提高社会福利来说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技术。但是它本质上是微观的。如果没有甄别那些有潜力的产业、这些产业的所在地和所需的基础设施，那么政策制定者就会面临过多可行的项目，它们都需要严谨的成本—收益分析。而且，对于每一个公共投资项目，会有很多无形的成本和收益，其价值很难评估。众所周知，这种分析的结果对贴现率非常敏感，用于决定未来收益和成本的信息也受限于当前的知识。
在她关于幼稚产业的讨论中，安妮发现那些生产和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企业通常能够从国际市场波动所提供的机会中学到经验。她说道：“这种学习过程对韩国、中国台湾和其他地区的企业来说似乎不是一个大问题。”（第37页）如果学习是企业商业活动的副产品，那么它自然不是一个问题；但如果它不是随着商业活动而自发产生的过程，那么企业可能就不会有投资于学习的激励。一个低收入的国家应该在许多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这些国家可能还在进口此类商品。国内的每一个企业家应该都能获得这样的产品信息。但是，在哪里购买制造这些产品的设备和中间投入品，如何经营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对于低收入国家的大多数企业家来说，与这些问题相关的信息和知识的获取成本就相对较高了。此外，即使获取这些信息和知识不成问题，相关基础设施投资的协调、为投资和运营进行融资、进口发展新产业的设备所需的外汇，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可能依然是大问题。
安妮对所有产业专用型政府干预的怀疑，源于过去政府在选择优势产业方面的普遍失败。这种怀疑在主流经济学界和华盛顿的发展研究机构中广泛存在。那些失败主要源于许多政府错误地尝试发展背离国家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它们的投资和生存取决于政府的保护、大量的补贴和政府通过垄断租金、高关税、定额限制和信用补贴等方式进行的直接的资源配置。这些措施导致的巨额租金造成了许多扭曲，很容易成为政治活动的猎物。所有这些都会造成治理问题。新结构经济学认为，随着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其比较优势也是改变的，就会出现符合变化了的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当政府促进这些新产业的发展时，上述问题产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安妮也担心，甄别这样的新产业“将不可避免地偏爱大型名企，因此将遇到与以前进口替代战略同样遇到的问题”（第37页）。她的担心对于旧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是对的，因为那些受到优待的产业背离了所在国家（地区）的比较优势。这样的产业过于资本密集，只有一部分富裕的、政治关系好的企业才能进入这些产业。然而，如果这些被甄别的新产业与国家（地区）的比较优势一致，那么无论它们是否是资本密集型的，都会有许多新企业有能力进入并且同大企业进行竞争。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汽车产业，70年代毛里求斯的纺织产业和中国台湾的电子产业，80年代孟加拉国的服装产业和智利的三文鱼养殖业都是典型的例子。
新结构经济学建议的政府为先驱企业提供的激励仅限于补偿这些企业产生的外部性，而非像旧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那样去支持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因此，对先驱产业几年内免税，以及给它们优先获得外汇（如果外汇对相关国家的企业是紧约束的话）和信贷的机会就足够了。
最后，安妮对政府保护的范围、深度、期限的不确定性提出了质疑，并且指出在从严重扭曲的经济向良好运行的市场经济转型时，政府若采用双轨方式，会存在政治掠夺和寻租的风险。她认为，“对自由化改革的主要挑战之一是使人们相信这些政策的改变都是不可逆的。林毅夫的解决方法将使创造可信度的难度加大。而更缓慢的转型意味着时间更长，而在这段时间内增长是缓慢的，反对自由化的政治压力也将逐步积聚”（第38页）。可信度的观点被用来支持东欧和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转型中实行的休克疗法。但是，即使那些企业被私有化了，转型经济体的政府常常被迫以其他变相的、不那么有效的形式提供保护和补贴，以阻止大量的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这样一来，很多转型经济体都落入了“有休克无疗效”的尴尬境地。他们的发展沿着一个“L形”的增长路径（GDP急剧下跌后长期缓慢增长），而不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所预期的“J形”复苏路径。相比之下，中国、越南、老挝、斯洛文尼亚、乌兹别克斯坦等成就斐然的国家通过采用一种更实际的双轨制方法转变了它们原本扭曲的经济结构。它们逐渐降低了政府对优先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补贴，同时允许原先受到抑制的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自由进入与国家比较优势一致的部门。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任何已经存在严重扭曲和经济增长表现不佳的发展中国家，自由化改革过程中重获信心和信任的最好方法就是在转型过程中实现稳定和动态的高速增长。
丹尼·罗德里克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我文章的评论表明，他们与我的分歧主要是侧重点和风格的不同，而非本质上的差别。我同意丹尼的观点，我们的分歧“主要是在方法论上——甚至可能只是用语上，也许实际上并不重要”（第40页）。然而，有一些分歧还是值得着重说明的。
除提供管制的传统理由之外，约瑟夫还认为，政府在“鼓励企业家精神，提供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保证教育机会和金融渠道，支持技术和创新”（第42页）方面具有催化作用。他强烈挑战了人们对无约束市场的效率和稳定性的信念，并强调技术进步才是人均收入提高的关键条件。所以，他支持创建“学习型社会”（第43页）的公共行动。
在学习的重要性上我同意约瑟夫的观点。但是，学习的机制和内容可能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说是不同的。仍处于发展早期的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必要的物质和人力资本，因而不能直接跨入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对它们来说，更有效的学习和发展道路是利用后发优势，根据随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比较优势，朝着新产业进行升级和多样化。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产业和技术升级最终将为这些国家提供机会，使它们进入和掌握处于全球前沿上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通过内部创新产生新知识的需求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知识差距（距离全球科技/工业前沿的距离）的缩小而增加。因此，学习和对人力资本的提升需要同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否则，单单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来创建学习型社会，可能不符合新的、有活力的部门（这些部门与反映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一致）的需要。这时，受教育的青年人将找不到合适的就业机会，导致稀缺人力资本和教育资源的浪费，还很可能会像北非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造成社会形势的紧张。
约瑟夫指出“比较优势的某些最重要的元素是内生的”，并且说“瑞士制表业的比较优势与它的地理位置就没有关系”（第43页）。事实上制表业在16世纪时还是一个新兴产业。瑞士的金匠们在1541年开始制造手表并且在1601年形成了第一个制表业协会。1根据Maddi-son（2010）的估计，瑞士1600年的人均年收入是750国际元（以1990年为基年），是同年英国人均年收入的77%。因此，瑞士是当时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之一。为了获得持续的收入增长，它必须进行产业升级，以发展一些高附加值的新产业。
虽然如约瑟夫所说，瑞士制表业的比较优势与它的地理位置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地理因素可能是使瑞士成为16世纪以来制表业领头羊的重要原因。手表通常很小、轻便、附加值高，而且具有持续技术进步的潜力。这样一个产业对于瑞士这样的内陆国家来说非常合适。这也许解释了如下事实：自16世纪以来，瑞士通过持续创新维持了技术领先地位，保住了制表业，而放弃了服装、纺织、制鞋等早期兴盛的产业。
约瑟夫认为，全球化背景下完全的资本流动将使得各国摆脱资源禀赋决定的发展模式。我认为他可能有一点过于乐观了。根据他的推断，“在资本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对于除农业之外的产业，就不再需要用自然资源禀赋来解释生产和专业化的模式了”（第43页）。但是，短期的资本流动太不确定了，这样的资本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长期生产性投资的可靠来源。20世纪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就观察到了这一点。相比之下，外商直接投资就显得更为可靠，这是因为它们是由逐利的动机驱动的。这些资本大多都流向与接受国比较优势一致的贸易品部门或者生产活动，将其作为出口基地，或者进入该国的国内市场——除了它们偶尔会被诸如公用设施或电信之类的大型非贸易部门的私有化情形所驱动。出于他对资本流动性的乐观态度，约瑟夫强调了知识禀赋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知识禀赋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们的确是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进行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驱动力。然而，正如上文所讨论的，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新知识取决于与国家比较优势一致的新产业的知识需求。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一个企业家如果投资于背离国家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他就不会取得成功。
约瑟夫认为，在鼓励贸易品产业进行升级方面，低估汇率是一种具有普遍效力的政策（第44页）。这个问题有一点微妙：它可以帮助出口，也会使得设备的进口更加昂贵，这恰恰是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一个障碍（因为企业需要外国的新资本设备来升级或者多样化以进入新产业）。因此这样的政策可能会帮助已有产业的出口，但是无助于长期增长。如果以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为参照的话，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似乎的确采用了真实汇率贬值的政策。但是，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这些国家一般是在从具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二元经济向一个具有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现代经济趋近。在某些阶段这个定理并不适用：在剩余劳动力被用光之前，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工资率不会增长，而工资的这种变动是该定理中真实汇率升值的必要条件。那么此时看上去像是低估了的汇率事实上可能正是均衡汇率。
丹尼与我的分歧似乎与他提出的假设相关。他的假设是：协调和外部性问题只在市场给企业家发送了错误信号的情况下才会存在。他因此认为我可能“同时支持和反对比较优势”（第40页）。这一点需要澄清一下：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如果一个产业和国家的比较优势一致的话，那么生产的要素成本会比不一致时要低。但是为使该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与交易相关的成本也需要尽可能地降到最低。然而，单个企业无法内部化交易相关成本的减少，这样的减少来自基础设施、物流、融资、劳动力的教育等。如果政府不去协调和扶持以降低这些成本，并为先驱产业产生的外部性提供补偿，那么这些产业将只会一直是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许多低收入国家在多数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一般都具有比较优势，但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在这些产业中具有竞争力，这正是因为政府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对于丹尼的反对应该这样解释：一个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与“实际”比较优势（或者，用迈克尔·波特的说法，竞争优势）是不一样的，前者决定生产的要素成本，而后者还要求降低与交易有关的成本。因此，我虽然建议政府应该介入经济过程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但这一建议不应被误解为抵制一个经济体中的市场价格所表明的“自然的”或“不可去除”的比较优势，而应被看作一种打开商业竞争力的黑匣子的方式，这种方式将一个经济的潜力转化为现实，为国内企业走向市场成功创造条件。
丹尼和我之所以就政府作用的理解产生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日本、韩国和中国等成功国家的经验有不同的理解。他将日本和韩国的成功赶超看作背离国家的比较优势的证据（第40页）。当日本在明治时代（1868-1912）早期开始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时，它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林、渔业的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70%以上，对国家产出的贡献在60%以上。从明治年间、大正年间（1912-1926）到战前的昭和年间（1926-1936），日本出口最多的是生丝、茶叶和海产品。这些商品的主要出口地是美国。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随着日本港口的开放，对这些初级商品的需求迅速增长，国内的生产者从中获利不菲。尤其是蚕丝，给农村地区带来了财富，还带来了日本急需的外汇。而从江户时代（1603-1867）就已开始的采矿业，先是被政府征用，后来出售给了私人部门，成为日本的主要产业之一。这些产业的成功使得日本的人均收入从1870年的737美元增至1890年的1012美元，涨幅达到40%，并在1929年大萧条开始之前达到了2026美元（Maddison，2010）。2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成功促进了日本的资本积累，并改变了日本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日本历史学家大野健一说道：“明治时期的工业化是一次‘轻’工业革命，它使得日本从进口转向国内生产再进而转向出口。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棉花生产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钢铁、造船、化学工业，以及电器制造等产业都还在婴儿期，日本全国依旧处于模仿西方的学习过程中……到明治晚期，私人部门的造船、铁路车辆和机器制造业已经开始缓慢出现。”3日本的工业化走的是一条雁阵形道路，循序渐进地从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转向更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Akamatsu，1962）。
韩国也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产业升级，并且把战略调整为进入那些与自己潜在比较优势一致的产业。20世纪60年代韩国发展并出口的是服装、胶合板、假发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当资本逐渐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因为经济发展而改变时，韩国便向汽车等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升级。但是在升级初期，国内的生产主要集中在进口部件的装配，这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同时也是与当时韩国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类似地，电子业起初主要生产家用电器，如电视、洗衣机、电冰箱等，之后才转向存储芯片的生产，这是信息产业中技术最简单的区段。韩国的技术提升是迅速的，其提升的速度同潜在比较优势变化的速度是一致的。这种变化也反映了有力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迅速积累，而增长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该国的主要产业部门时刻与该国现有的比较优势保持一致。
丹尼还观察到，中国成功地背离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其出口的产品是一个比中国富裕3-6倍的国家才应该出口的产品。但他忽略了中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是加工品这一事实。中国仅在劳动密集的装配环节和配件生产上提供了附加值。实证研究（Wang and Wei，2010）表明，中国出口的产品与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一致的。
对于我所说的渐进型贸易自由化和旧结构主义政策的区别，丹尼也表示了质疑。旧结构主义倡导政府保护和补贴，以建立背离比较优势的新产业；而我倡导的两轨法、渐进式贸易自由化政策则建议转型国家的政府给老产业提供临时保护或补贴，这些老产业是在错误的旧结构主义战略下建立的，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符合实际的两轨法有助于转型经济体避免不必要且代价高昂的经济和社会紊乱，最终走向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和资源分配体系，正如我在对安妮的回应中解释的那样。
总而言之，安妮似乎对我的理论框架的实用性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源于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探究：如何甄别哪些新产业与国家潜在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如何协调先行者的行为并对它们提供合适的激励？约瑟夫和丹尼倡导影响面较大的干预政策（比如低估真实汇率以支持贸易部门），但却不支持部门专用性政策。他们的观点也是与“如何甄别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在我和Célestin Monga合作的题为“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一文中，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此文发表在《发展政策评论》（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上，并收录在本书中。基于经济分析和历史经验，我们提出了这个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该框架建议，政策制定者在具有类似要素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约为本国两倍的高速发展国家中，寻找和甄别那些具有活力的贸易品产业。如果国内本部门已经存在私营企业，那么政策制定者需要找出它们并且消除那些影响它们进行技术升级或影响新企业进入的障碍。如果还没有这样的企业，那么政策制定者应该尽量从所模仿的国家中吸引直接投资，或者制定和实施各种规划以扶持新企业的建立。政府还应该对私营企业开发新的、有竞争力的产品的活动予以关注，并且支持成功的私人部门在新产业中创新规模的扩大。在那些商业环境不好的国家，特别经济区或工业园可以促进企业进入、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产业集群的形成。最后，政府还可以通过有限期的税收优惠、参与投资项目融资、提供土地和外汇等方式帮助新产业中的先驱企业。
我感谢安妮、约瑟夫和丹尼，以及其他许多为我的文章提出评论和建设性批评意见的人们。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分歧，但是一个共识似乎正在出现；那就是需要根据前两次主要的经济发展思潮（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留下的经验教训，形成一个正确认识并界定政府和市场作用的新综合体系。在通往第三波发展思潮（它也许可以被称为“发展思维3.0”）的道路上，显然会存在健康有益的学术分歧。正如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注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