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环境自觉

其一 生存家园扫描

01 国策在经受热浪冲击

历史的丰碑已经铭记: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的南方谈话,中国经济建设迅速驶入快车道;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召开,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首脑的高度共识。10月,党的十四大奏出强音:加强环境保护成为20世纪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十大主要任务之一。

几乎与此同时,在湖南省株洲市政府支持下的株洲轮胎厂,在市中心人口稠密区强行上马年产30万套子午胎化工项目。半年多来,以株洲硬质合金厂职工为主的周围居民对上述项目的选址不当表示强烈不满。省市环保部门因为对项目审批把关不严,处境微妙。一时间,围绕此事的激烈争议成为株洲市50万市民注视的焦点,并且引起首都多家新闻单位的密切关注。

由于地方政府领导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理解上的偏颇,酿成了这起市民对市政府的信任危机。在计划经济观念盘踞人们脑海的当时,这个污染严重的化工项目报告书上盖了200多个图章,真可谓来之不易。在可能出现的环境破坏问题上,市政府的主要领导讲“上了再说”。

株洲市是我国南方的铁路枢纽,又有湘江从市中流过。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使这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小镇迅速崛起为市区人口达到50万的中等城市,被誉为“火车拖来的城市”。

株洲轮胎厂是湖南省唯一的专门生产汽车和拖拉机轮胎的厂家,也是株洲市的利税大户。但自从1990年以来,企业出现亏损。该厂生产的传统尼龙斜交胎面临被市场完全淘汰的危险。企业意识到产品更新换代的紧迫性,提出上马当今世界轮胎工业最高技术水平的子午胎的建议,得到了市政府负责同志的支持。项目报告书上的图章盖了200多个,年产30万套子午胎的项目总算争取下来。

问题接踵而至,工程选址位于市中心的离火车站仅仅2000米的环境敏感地区,是一片锅底窝风地带,处于居民、商业、文化和工业混合区域。除南面为新华路,其余三面为株洲硬质合金厂、钨钼材料厂的居民生活区和一所医院。地势低洼,不利于废气排放;主体工程与居民生活区之间的最近距离不到6米,实际上没有卫生防护距离;地处人口稠密区,可能引发无穷后患;面积狭小,今后难以有更多的空间发展。

如此选址,有关方面是有他们的考虑的。轮胎厂的负责同志表明他们有难处:厂里资金困难,这次冒着风险自筹资金3000多万元,并通过湖南省在香港办的三湘公司,引进了部分资金。到别的地方上这个项目,恐怕要花费3个亿以上。株洲市分管环保的副市长也谈到:轮胎厂是市属企业,搬迁不起,只能就地改造。

基于这个并不乐观的前提,湖南省环保局的专家们断然指出:长远而言,目前的选址是不太适宜的,即使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轮胎厂的上述做法无疑是一种以牺牲环境换取效益的短视行为。3万多名居民对子午胎工程由失望转而愤怒,甚至出现过激言行。

30万套子午胎项目在没有环保审批的前提下强行上马,脱缰而去。

1990年8月,湖南省环保局批准了株洲轮胎厂原先上报的10万套子午胎项目,但后来厂里提出上马30万套子午胎规模,没有得到省环保局的批准。为了慎重起见,省环保局于1992年1月特邀有关专家、教授组成评审小组,最后作出的结论是:按原有平面图布置兴建年产30万套子午胎工程是不太适宜的。

在30万套子午胎项目环评没有得到省环保局批准的情况下,株洲轮胎厂试图以10万套作为“掩体”,为造成30万套的“既成事实”而挑灯夜战。可是,“障眼法”并不能消除问题的隐患,群众的强烈不满立即引起上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1992年12月,湖南省政府一位副秘书长召集有关部门,就建设30万套子午胎项目引发的矛盾召开协调会。他在会上归纳大家的意见后指出:建设中首先应该考虑环保问题,现在是项目上得勉强,30万套要最后有省环保局的批复才行;株洲市再不要讲10万套了,是30万套就是30万套,不要掩盖今后的矛盾。1993年1月,株洲市政府办公室文件将“30万套子午胎”列为当年全市重点项目之一。轮胎厂目前的土建等都是按照30万套这一规模进行的。

4月16日,记者在工地上看到的是一片繁忙的建设场面,主体建筑拔地而起10余米。记者在现场尤其注意到,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许可证”牌子上的内容为“建设规模:30万套子午胎”,在两小时后被改动为“建设规模:10万套子午胎”。至此,株洲轮胎厂游戏法律、强行促成项目上马的真相欲盖弥彰。

就这样,由于株洲市政府支持下的轮胎厂的执意坚持,30万套子午胎工程在不适当的地点、时间强行上马时已半年。严峻的现实也注定了环保部门的尴尬处境。“如果市政府一定要搞的话,那就市政府负责。”省环保局一名负责同志的说法,反映出省市环保部门的某些“苦衷”。难怪,4月17日,记者来到省环保局采访时,7位正副局长全都“人走茶凉”,不见踪影。其他人员无一愿意说出局长们的去向。

“企业靠市场,环保靠政府”。各界人士不满大型污染项目在市中心环境脆弱区强行上马,地方政府能做到知过而改吗?

国家化工部橡胶司司长黎扬善曾经撰文指出,我国子午胎生产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能参与全球竞争的轮胎企业只有7-10家,它们的规模在100万套以上;大部分轮胎企业难以对付“复关”之后的激烈竞争。以此观照株洲轮胎厂尚未“投胎”的30万套子午胎工程的规模和前景,不能不叫人“汗不敢出”。日前,化工部计划司负责同志同样指出,30万套子午胎的规模和选址是没有发展前景的。

湖南省建委的一位同志,将轮胎厂的选址比作在长沙繁华的芙蓉路上建工厂一样。这一类比虽然浅显,却也不乏幽默。试问:株洲轮胎厂除了“见缝插针”“画地为牢”以外,真的是“这里没商量”了吗?在谈到子午胎选址引发的矛盾时,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就曾建议,子午胎项目搞到化工区好;这样就可以考虑上80万套,也有规模效益。

我们可以理解企业以产品的更新换代,来赢得成功的竞争的迫切心情,那么周围数万名居民渴望清新宁静环境的心情又该谁来理解呢?振兴地方经济是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然而,当同时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有些困难的时候,又怎么能简单地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效益呢?

“另起炉灶”不是意味着一次艰难的抉择吗?国家环境保护局牟广丰副司长设想,广州市对城市中心区污染企业实施“异地改造”模式,以关停并转或者拍卖地皮等手段来实现城市结构合理化,这一成功的思路是否也适合我国内地的城市?株洲市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对广州模式颇感兴趣,并且说株洲的环保工作要做到“天是蓝的,地是绿的,水是清的”。

有报道说,荷兰政府已经通过一项大规模的“回归大自然计划”,将良田重新变成森林、沼泽和湖泊,以挽救某些将要灭绝的珍稀动植物。然而,荷兰人不是一直为宏伟的围海造田工程而自豪吗?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作为一级政府的首脑,在观照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大坐标系时,只有时刻不忘社会效益和人民呼声这一坐标“原点”,才能做到科学决策,造福民众。

寓言“两小儿辩日”说,两小儿为早晨和中午的太阳哪个高的问题争吵不休,后来请教了圣人孔子。我们设想,在株洲硬质合金厂职工为主的周围居民,与株洲市政府支持下的轮胎厂围绕30万套子午胎项目争议相持不下的时候,双方是否可以学学“两小儿”的精神,先停止施工,给上级政府部门一个机会以明辨是非,妥善处理呢?否则无休止的争议和不可取的对抗,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却只能导致工程在法律的“红线”和民众的怨愤中疯长起来,真正酿成骑虎难下的灾难性结局。

不多的机会,尤其应该好好把握。

(本文综合了发表于《中国环境报》1993年5月25日头版头条通讯《国策在经受热浪冲击》。合作者系报社湖南站记者易进先生,本文署名“金剑”。)

02 执法者被非法拘禁之后

1992年8月29日,湖南省郴(州)蓝(山)公路上,一辆吉普车朝着蓝山县方向疾驶……突然“叭”的一声,车主鸣枪示警,前面的货车赶紧靠边。此刻,谁能想到被“请”上车的郴州地区环保局副局长谢鼎煌和副科长李松,因为正当的环保执法被人戴上手铐,失去了人身自由?

事隔9个月后,行业同仁和民众对违法者的愤怒日益高涨,而违法者却一直逍遥法外。

此案缘起于一起重大的污染隐患。

1992年8月28日上午,郴州地区环保局局长欧阳道接到举报电话:“中南地质勘探局303大队驻郴州办事处的招待所内,存放了大量砒灰……”招待所地处居民稠密区,距离郴州市自来水厂约150米。情况十分紧急。欧阳道决定由主管副局长谢鼎煌带队前往查处。

下午4时,地区、市环保局和市工商局联合成立的调查组来到招待所。办事处李主任说:“砒灰是蓝山县法院强制执行303大队汽修厂诉宜章县矿产品公司一案中,从宜章扣押后运来的,共计40包,存放了4天。”

危险的现场叫人不寒而栗。因为没有内包装,砒灰溢满了地面。存放处名曰仓库,里面却停放一台车,屋顶还是漏雨的。当时电闪雷鸣,下起了毛毛雨。仓库10米开外,就是一家餐厅。见此情景,调查组决定将砒灰转移到地区行署指定的专用仓库,并请办事处将这个决定告知303大队和蓝山县法院。砒灰转移后,调查组给办事处开具了收条。

接下去的故事是郴州地区环保局副局长身陷“鸿门宴”。

8月29日上午10时,蓝山县法院副庭长雷渊兵等5人来到郴州市环保局。环保局副科长李松陪同他们,来到存放砒灰的专用仓库。雷渊兵见货物便要查封,李松考虑到其他货物的进出,并说个人做不了主,没有同意。

中午,雷渊兵等3人登门请谢鼎煌吃饭。谢、李考虑到单位间的关系,赴了这次始料未及的“鸿门宴”。餐桌上,宾主谈及砒灰事宜,话不投机。餐后,雷渊兵请谢、李二人上他们的吉普车,说是送他们回家。可是,车一出招待所大门便直奔远离郴州市区的方向。

见状不妙,谢鼎煌问:“你到底往哪开?”

雷渊兵道:“跟我们到蓝山跑一趟。”

就这样,谢、李被当作犯人押到蓝山县法院,被迫在“审问记录”上签字。法院再填好拘留证,谢、李以“转移法院扣押物资,妨碍民事诉讼”之名,被分别关进了拘留所。

事后,我们赶赴湖南省蓝山县。当事人雷渊兵不太情愿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记者问:你们既然是依法办案,为什么要诱捕?雷渊兵说:我们是外地人,觉得在郴州市的机关大院内抓人有困难。记者问:谢鼎煌是地管干部,你们抓人给他的单位打了招呼吗?雷渊兵说:我们对这一点考虑不周。记者问:环保局也是在依法行政,你们为什么要抓人?雷渊兵回答:我是奉命行事。如果货物不在,或者有损坏,就必须带人。

在郴州,谢鼎煌和李松则向记者诉说了他们所受的种种屈辱。例如,在郴州到蓝山的长途行进中,他们连方便的权利都失去了。雷渊兵等人的解释是,在郴州境内下车,怕人被劫走。

在蓝山县法院某些人看来,经济法的效力要高于环保法。副庭长雷渊兵就当着谢鼎煌的面说过:你环保法算什么法?我的法是管你的法的法。在这种逻辑前提下,此案发展到环保局出钱赎人的荒唐结局。

8月30日上午,郴州地区环保局副局长缪存修一行迅速赶赴蓝山县。双方经过一天半的谈判,签署了下面的协议:被环保局转移的砒灰,由蓝山县法院授权环保局处理;环保局负责将宜章县矿产品公司所欠汽修厂的45000元及利息、滞纳金、执行费用等共计56160元人民币交付法院;法院不再追究对方的任何责任。

协议签订后,缪存修两次挂长途电话通知单位,送现金和单位公章到蓝山县来。31日晚,蓝山县法院收到了如数交来的现金和盖有公章的协议,才解除对郴州地区环保局谢、李二人的拘留。至此,谢、李二人失去人身自由长达56个小时。

此案是我国环保执法人员遭到非法拘禁的首例,涉及司法执法和行政执法的协调问题,因此在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9月3日,两名执法人员被非法拘禁的消息传到长沙。湖南省《环境保护报》的两名记者采写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拘禁事件》一文见报后,各界舆论哗然。湖南省岳阳市检察院的一同志认为:谢、李依法将剧毒物品转移到安全地方,不是隐藏起来,这与法律规定的转移法院扣押的财产有着本质区别。

当事人双方各持一端,针锋相对。环保局认为,谢、李的行为属于行政执法活动,法院滥用法律条文,诱捕环保部门干部性质恶劣,故要求追究违法单位和主要当事人的法律、行政责任,挽回谢、李和环保局的一切损失。

蓝山县法院蒋日锡副院长(后为县政法委书记)则指出:砒灰的运输、存放环节违反了环保法和国务院《危险化学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要吸取教训;环保局擅自转移法院扣押的砒灰,是违法的,法院拘留当事人是对的;事发原因是地方保护主义起作用(宜章县属于郴州地区,蓝山县属于零陵地区);双方协商已经将问题处理好了,望不要再节外生枝,若郴州方面想通过舆论挽回名誉,损害了我们的名誉,我们将上诉法院奉陪到底。

当事人雷渊兵认为:他秉承法院有关领导的旨意,是客气地请谢、李到蓝山县的,在带人方式上有考虑不周之处。湖南省《环境保护报》报道失实,有明显的欺骗性、挑拨性、煽动性以及攻击性,损害了办案人员及法院的名誉,故他保留对文章作者起诉的权利。

此案涉及跨地区的司法部门与行政执法部门,处理起来更加复杂。有关部门相继表示了极大的关注。郴州地区检察院受理了谢、李的投诉。零陵地区地委、法院的领导专程到达郴州市,与对方交换处理意见。湖南省检察院根据省人大的批示,接办了这个案件,两名检察官进行了一个月的侦查工作。

国家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张坤民在湖南省地市环保局局长会议上指出,此案在我国尚属首例,其性质恶劣,影响极坏,望慎重严肃处理。湖南省副省长周伯华在全省环保工作会议上指出,环保部门要严格执法,抓住典型案例,公开严肃处理,以树立环保执法的权威。副省长周时昌、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詹顺初及省环保局的领导关注此案。广大民众以及环保法律界的人们密切注意事态发展,期待着法律的公正判决。

(本文参考了中国环境报社1993年6月15日内参《环境情况》,标题《湖南发生一起非法拘禁环保执法人员案件》,报送中办、国办、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主送湖南省人大和省政法委。5月31日报社总编辑许正隆在文稿《法律,亮出你的重拳——湖南郴州“8·29”非法拘禁案纪实》上批示:稿件牵涉面大,小样送国家环保局主管局长审阅。本文合作者为中国环境报湖南记者站记者易进先生。该内参内容2000年1月在《我们家园的紧急报告》一书出版时公开。)

03 县委书记的环保情结

“靠山吃山”对江南山区县来说,眼下或许还用不着犯愁,现任湖南省宁远县县委书记周建达却说,山区经济要起飞,得张开一双利用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翅膀。

一、寓环境建设于开发中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毛泽东同志曾赋诗吟咏九疑山这座充满传奇色彩的湘南名山。1990年4月,湖南省政协主席刘正来到九疑山。低头忆,中华始祖舜帝南巡治洪荒的故事;抬头望,树木稀少。他顿生感慨:“现在是九疑山上白‘雾’飞了,帝子乘风下翠微,那‘翠微’在哪里?”这一富有艺术色彩的批评,使宁远县刚上任的周建达县长感到重任在身。

在全县“四套”班子负责人会上,周建达慷慨陈词:要以全方位开发和绿化九疑山为突破口,振兴宁远经济。就在当年,九疑山封山育林15000亩,宁九公路旁植树栽竹1万多株,退耕还林2000多亩,沿途各村推广节能灶。斑竹为舜妃寻夫挥泪所致,很有名气。小镇有了斑竹编织一条街,瑶汉同胞乐呵呵:“斑竹啊斑竹,你总算走出了山门。”周建达泥一身,水一身,一颗公仆心紧攥着九疑山的绿色。3年过去了,九疑山已是竹青树绿,“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名山唤来了众多的中外游人。

1992年,九疑山成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周建达已是宁远县委书记了,却不因担子重了轻了环保。为探寻保护区的环境功能,他带领行家里手在这片海拔l800米的原始次生林中穿行,考察了整整4天。每发现一株珍稀树种,他寻问记录;每遇见一只猕猴或者一条娃娃鱼,他嘱咐严加保护。

二、顺口溜不溜了

周建达在1989年11月调任宁远县长之前,是东安县常务副县长。一直到今天,东安的乡亲们依然记得这位环保工作过硬得法的实干领导。他自荐为县环委会主任,得知黄泥洞锑矿滥采乱挖现象严重,“要想富得快,都上片头寨”这一顺口溜颇为流行。他爬山2小时,赶到片头寨山头。只见松杉葱郁,地表坑洼,厂棚林立,四周不时传来隆隆炮声。周建达语重心长讲危害,“滥采乱挖,忽视安全,会造成人员死亡。一遇大雨,山洪暴发,会毁坏良田。乡亲们,咱利用矿产资源,又要保护好环境,不能人人都上片头寨啊。”这些亲切而警醒之语,字字句句落在大伙心坎上。

县政府发布通告后,片头寨的400个矿井被压缩到13个。县政府还在山上设立矿产资源留守处。冬天来了,周建达上山送棉大衣、保暖鞋;春节前,他安排人给大家送年货。留守处的同志说:“有县长惦记我们,身在山头心里热啊。”

三、待到山花烂漫时

宁远是湘南的山区大县,村民们靠山吃山,很少去想如何念活“山”字经,奔向致富路。作为一县之长的周建达,他的视野开阔得多。他说,必须给农、林业创造好的生态环境,消灭宜林荒山,建设生态农业村,促进资源利用的良性循环。

为了尽快消灭宜林荒山,全县在香花铺乡黎壁园村、大介乡腊树脚村办起了示范点。周建达带着锄头、被子、蚊帐,吃住在农家,劳动在山上。大家叫他“农民书记”。几年下来,宁远已成为消灭宜林荒山县。晓木塘乡罗家洞村坐落在群山之中,是县生态农业试点村。周建达要农林水及农机部门为试点工作大开“绿灯”。一年多来,罗家洞村出现了喜人的“三变”:村民变农药杀虫为生物防治,保护蛇类、青蛙,繁殖赤眼蜂,全村今年生物防治的250亩稻田增产粮食2.5万公斤。村民变化肥增产为绿肥保产,利用草籽等绿肥,全年减少化肥施用量100吨,从根本上消除了环境污染。全村变单纯引水灌禾为植树涵养水源,造林1700亩,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67%增加到86%,有400亩稻田旱涝保收。

花香蝶自来。罗家洞生态农业村像一朵盛开的红山茶,周围十里八村的农民慕名而来。现在全县的46个乡镇就有46个生态农业村。她们像烂漫的山花,沐浴春风细雨,尽情争奇斗艳。面对这一切,周建达书记舒心一笑:“咱们山村的经济要起飞,也靠环境保护啊。”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3年7月17日头版头条。合作者为本报通讯员乐黎明先生。原文标题《深情紧系这方土》)

04 英雄故乡悲剧重演

1993年,不断加重的农民负担成为基层工作的矛盾焦点。“减负”问题成为我党稳定农村的重大政治任务,比往日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就在这年,一场罕见的农业污染事故,发生在战斗英雄董存瑞的故乡——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起因是洋河发生严重的水污染,老百姓的庄稼和果林大面积死亡。

一群被领导称为“坏头头”的村干部到首都新闻单位上访。《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和《中国环境报》的记者们一同前往调查,却被市政府一位负责同志指责为“来自民间渠道,很不严肃”,新闻采访遭到拒绝。

接着,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也遭到“反弹”。当他们找到张家口市政府为群众讨说法的时候,没有人出面表态。记者问市长(副市长)哪去了?七名(副)秘书长呢?接待他们的同志说:你们没有约时间,市长们都很忙。记者章伟秋将摄像机镜头对准了市政府的大门,发出了如下的感叹:市长们开会很重要,可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也很重要。

战斗英雄董存瑞的故乡河北省怀来县,英雄的雕像高大而威严。假若英雄有灵,看到这满目苍凉的热土上,洋河水污染使得故乡的人民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而有关部门却迟迟没有一个像样的答复,他肯定会发出严重的抗议。

塞北仲春,五月里来春耕忙。农民们引洋河水浇灌农田。不久,他们发现水稻、小麦、蔬菜等农作物成片枯黄,烂根死亡。人们焦急万分。

农业专家初步断定是水污染所致,理由是:机井浇地的庄稼平安无事;溯河而上,宣化工业区上游水稻、小麦等农作物长势良好;受危害的农田稻麦枯死,玉米却茁壮成长。他们还怀疑污染物可能是宣化农药厂生产的一种玉米化学除草剂——“阿特拉津”。人们回忆,1988年当地发现同样症状的农作物受害事件,但是面积不大。由于技术手段的局限,原因也就没有查明。1992年春夏之际,再次发生了农田大面积受害事件,农业经济损失高达2000余万元。省市有关方面多次派员下来调查,但是案子还是没有一个结果,1993年的污水又浩浩荡荡地杀了过来。

7月初,张家口市农业局、环保局向市政府打的紧急报告称:5月份以来,我市所属怀来县、涿鹿县、下花园区农田受害总面积达5.3万亩,预计粮食减产2118万公斤,蔬菜减产576余万公斤,经济损失达1184余万元。

在田头,一些农民和乡村干部告诉我们,仅怀来县受害的5乡1镇,1992年就有上万亩土地绝收。省民政部门给怀来县拨了救灾款,每亩地大概只能摊上13元。即使正常年景,每亩地的成本也要150元左右。很多农民是借钱买口粮度日。这次又是大规模的污染悲剧重演,又有5000亩土地绝收,10000多亩土地的庄稼收成无几。

损失惨重啊。五尺男儿在田间地头号啕大哭……

5万多农民要找政府评理。人们纷纷掏出仅有的一点积蓄,甚至卖鸡蛋凑路费,推着村干部们上路,叮嘱这回找不到一个“说法”就别回来。1992年,农民们先后到县、地市、省和北京上访20多次。最早在首都传媒做出反应的是《中国青年报》,记者王安在《经济周刊》发表《上访》一文,形象说明了老百姓表达意见的艰难。

1993年这次水污染事故后,《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和《中国环境报》的记者是被当作救兵搬来的。

我们了解到,各级政府领导正在寻找事故的答案。据说,河北省上届和本届政府主要领导对污染事故均作出过批示。省市农业、环保部门的局长们也曾带队赶赴现场作过调查。张家口市政府的有关人员说:问题卡在鉴定污染物的技术难度很大。首先,“阿特拉津”是个“洋名”,这种农药产品在我国目前尚无污染致害标准;其次,危害程度的实验证明比较复杂,河北省缺乏这方面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做不了实验,派专人送样品到北京找农业、环保科研权威机构做,还要托人找关系才能排上队;再次,此类实验有周期性、重现性特征,要等两三个月后才能得出可靠数据,河北省拿到实验报告后,又先后在不同范围内多次组织技术研讨,以求慎重。

河北省环保局受省政府的委托,邀请本省农业、环保、土壤、气象和水利等方面的专家,召开了“怀来、涿鹿、下花园水稻受害专家论证会”。会上,专家们再次一一排除气象、种子、病虫害等方面致害的可能性,得出结论是:农作物致害的主要污染物为化学除草剂“阿特拉津”。会后,省环保局依据专家论证的结论,向省政府提出对污染事故的处理意见,报请省政府批准执行。

我们逆流而上,试图寻找污染的根源。

在宣化农药厂,副厂长周小军带记者参观并介绍了1988年以来该厂重点投资建造的环保设施及运行情况,以及配合张家口市环保局调查事故、改变生产时间,经济上作出了牺牲的情况。他说,科学如果确证主要污染源在该厂,他们将加倍治理污染。

塞外长城。英雄的土地养育出朴实而勤劳的人民。他们仅仅要求政府迅速查明原因,以绝后患,给予适当的补助,帮助他们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

处理污染事故为什么拖了这么长的时间?就是为求“科学”二字;否则,搞错了污染源,不但不能对症下药,还会给工农业生产造成新的损失。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当地政府办事效率、强化环境管理以及某些官僚主义行为等方面的原因。

1994年2月3日下午,怀来县8名村干部代表5乡1镇的6万名乡亲,将一面“伸张正义,为民呼吁”的锦旗赠给中国环境报社,感谢报社派记者赴当地报道污染事实、为受害者呼吁的做法。他们说,经过各大报社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后,问题的解决有了进展。张家口市政府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拨款200万元弥补农民遭受的损失。农民代表表示,他们看重的不是经济赔偿,而是要保护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水。后来听说,张家口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到中央电视台表示歉意,还说无理拒绝新闻监督的行为是毫无道理的。

发生在英雄故乡的水污染案件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答案。假若英灵有知,也算得到了一些安慰。

(本文综合了《中国环境报》1993年8月12日头版头条通讯《洋河污染事件说明了什么》。合作者为群工部副主任丁品先生。报社1994年6月推荐这篇通讯入围“中国新闻奖”评选。2000年1月本文收入《我们家园的紧急报告》一书中,同时吸收了“新闻特写”《六万农民的心愿》部分内容。)

05 总理为本报创刊十周年题词

本报讯 元月3日,是《中国环境报》创刊1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为报庆题词:“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丙乾,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全国人大环委会主任委员曲格平等也分别题词祝贺。王丙乾的题词是:“发挥舆论宣传优势,提高全民族环境意识”。宋健的题词是:“发挥新闻舆论优势,提高全民族环境意识,功在千秋。”曲格平的题词是:“百报争雄,独树一帜。”

作为国务院环委会机关报的《中国环境报》,致力于宣传我国环保工作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报道防治环境污染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经验,揭露各种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反映广大公众保护环境的意见要求,成为环境保护战线上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对推动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经过10年努力,《中国环境报》已成为一张独具特色、读者广泛、影响较大的专业报,并于1985年和1987年,分别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银质奖和“全球500佳”称号。

《中国环境报》的发展,得到了各级环保部门的大力支持。目前,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5个记者站。近几年来,发行量一直保持在40万份以上。

元月3日上午,本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庆祝创刊10周年座谈会,宋健、曲格平、解振华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中宣部副部长龚心瀚发来了贺信。首都新闻单位的领导、国家环保局在京直属单位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到会祝贺。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4年1月4日头版头条消息。合作者为记者部王国宁先生。)

06 黄土情未了

高见邦雄,一个曾就读于东京大学的日本人。他放弃了本来可以得到的优厚工作和生活条件,成为日本绿化地球协会的主要发起者。

不惑之年了,却一头扎进我国黄土高原的贫困山区,与他栽下的树木,也与经他帮助成长起来的小“树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日本的大报《读卖新闻》《经济新闻》对他的事迹作过报道。而在他挚爱的中国热土上,他的名字是陌生的。他不是新闻人物,他的事迹却感人至深。

4年来,他在中国山西省贫困的黄土地上种下了120万株树木,绿化500公顷土地,培育各类苗木140万株,为缺林、贫困地区的绿化义务捐款达100万元人民币。

高见邦雄先生今年45岁,热衷于全球环境保护和中国的绿化事业,6次来到黄土高原,一住就是一两个月。

1991年1月,在这最寒冷的季节里,他第一次踏上黄土高原,这是他向往已久的古文明发源地。但是他的所见却是作为日本人所想象不到的沟壑纵横的山,黄土的黄褐色驱走了生命的绿色。百姓土窑中烧炕的煤气呛得他几乎窒息,纯朴的老乡们在恶劣的环境中顽强地生活着。他说:“我看到了老百姓生活的艰苦,感到难受,我相信,当年日本侵华军在山西一带推行‘三光政策’时,老百姓的苦难肯定会比现在重几十倍。现在光说‘中日友好’远远不够了,我们应该面向21世纪,为人类文明的延续,为了治理环境,和中国人民一道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

高见先生留下了,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种树。

他是个普通人,生活并不富裕。他为种树放弃了工作,生活来源完全依靠支持他事业的爱妻。然而,他在第一次协作中就无偿投入10万元人民币的绿化资金。为了省钱,他不住宾馆,与老乡们同吃、同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点蜡烛,吃方便面,苦斗两个月。他说:“在日本喝一杯咖啡耗费300日元,在当地(指中国山西省浑源县等绿化现场)可以买300株树苗。为什么不多贡献一点力量呢?”

有一次,他从山西返回日本时,路过北京,身上除了交通费外,已无力解决食宿问题,又无接待单位,只好在一个“练气功”的公共场所求助于中国标准化所的张铭续先生。二人素不相识,张为其精神所感动,给他食宿帮助,高见先生得以顺利返回日本。每次回到北京,他头一件事便是打电话给他的中国朋友们说:“这次来,我还想住你家。”3月16日,记者在北京重庆宾馆采访他后,他对朋友们说:“这回是有记者采访,不得不住宾馆的。”

高见先生不懂中文,这并不妨碍他与老乡们的交流。他说:“我每次到老乡家,‘嘿’一声进屋,少了客套话。老乡们知道我是日本人,随便议论,我看到了他们真实的生活。”

高见先生得知,在少数地方一些老乡们的年均收入仅有80元,有些儿童在5岁成了劳力,小学失学率过半。他当初那种出点钱、出点力搞绿化的设想受到冲击,意识到光植树木不培育“树人”不行,只是绿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去年秋天,他又有了新想法:为当地小学办经济果林园。由当地政府划出一块地皮,他出资引种一些果树苗,办养鸡场。大一点的孩子们以勤工俭学的方式例如挖树坑,参与果园建设,解决一部分学费来源,果园和养鸡场产生效益后,又为学校提供一定的经费。他认为要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注意三方面的问题,即循环性、多样性和社会性,这样环境才能步入良性循环。他风趣地说:“钱这东西是耐不住寂寞的,它老想向发达地区跑,这样就造成了富的地方更富,穷的地方更穷,我的愿望就是帮助穷困的人。”

他在日本发起的地球绿化网络的成员已达400多名,参与捐款的人有国会议员、一般职员、宗教界人士、家庭主妇和学生等。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个人生活十分清苦,每年还要捐10余万日元给中国人民的绿化事业,并说,要是再早几年,自己也要到山西来种树。

北京的三月,春回雁归。高见先生第七次踏上他所熟悉的黄土地,回到他的土窑里。这次他带来了日本民间捐款800万日元,要在山西浑源县西留乡修建伙伴们来植树时要居住的4间窑洞,准备为4所小学修建有助于“希望工程”的果园。

这里的共青团绿化行动很有成效,每年栽的树木染绿了全县总面积的1.5%。高见先生说:“我们所做的只是为他们助助威。”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4年3月19日第1版。)

07 电力工业欲筑环保科技风景线

本报讯(记者 胡若隐)电力给人们提供清净明亮甚至夜市的辉煌,可作为我国电力主要来源的火电厂有相当数量入围“全国3000家重点工业污染企业名单”。电力工业必须借助环保科技的巨大力量,挽回不该流失的经济效益,才能拓展“第二瓶颈”的通道,塑造现代文明企业的新形象。这是5月10日至12日在京召开的电力工业部第一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各电网、电力设计院和省(直辖市)电力局的专家们形成的共识。

煤电占我国电力构成的80%,火电厂必须实施全过程控制污染物排放。电力工业实施发展大机组战略,加快现有中低机组“以大代小”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改造,提高用优质煤作动力的比例。这将有利于提高能源利用率,使大量吃黑炭、吐明亮的火电厂找到塑造自身形象的办法。近10年间,我国火电装机容量增加了184%,而烟尘排放量只增加了22%,每万千瓦的排污量下降了53.7%。电厂灰渣得到综合利用,脱硫设施开始起步。电力部决定组建脱硫公司,将行业内部的设计、科研、制造等单位组织起来,发挥集团优势。目前,电力部批准成立的龙源电力环保技术开发公司正常运作。

电力部要求,在环境问题压力大、经济发达的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电力密集区,新建项目先走一步,做得好一些。鉴于不少省份的原状灰逐渐走俏,海南省电力局提出对自行装运粉煤灰者,收取适当费用、促进治污合力生成的建议。脱硫设备国产化是电力工业之急务,而火电厂的脱硫设施和运行费用较高,有官员和专家建议实施相应的经济政策,在电价方面找到出路。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4年5月17日第1版报眼。)

08 宋健率团赴淮现场办公淮河污染困扰多年今望还清

本报讯(记者李世东胡若隐)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委会主任宋健于5月20日率全国环境保护执法检查团抵达河南省郑州市,开始对淮河流域进行环保执法检查,将于26日在安徽召开现场会,研究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措施。

20日上午,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常务副省长范钦臣、副省长张洪华向检查团汇报了河南省环保执法情况以及淮河流域综合治理方案。李长春说:“河南是淮河的发源地,也是污染的源头,我们要本着对沿岸一亿五千万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快污染治理步伐。”

淮河流经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省,其中,河南境内流域面积占整个流域面积的近1/3,涉及10个地、市。流域内工农业总产值占全省的52.7%。

80年代以来,随着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淮河各主要支流受到严重污染,水质急剧恶化。去年,“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曾对淮河上游主要支流黑河的污染状况进行了系列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各级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河南省委、省政府将淮河流域的治理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提出了2000年水质控制目标和污染物削减方案,“八五”期间,每年新增废、污水处理能力2.1亿吨,“九五”期间,每年将新增废、污水处理能力3.6亿吨,并将利用国际贷款,在郑州、平顶山、漯河等市建设污水处理厂。实现上述目标,需总投资15.6亿元。

宋健同志在河南执法检查现场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淮河孕育了一亿五千万中华儿女和两千年的文明史。而今,淮河的污染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块心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现在该是解决淮河污染问题的时候了。我们没有理由让污水在淮河一泻千里,而应该以高度的责任感,将沿岸人民从恶劣的水环境中解脱出来。治理淮河的污染,要运用法律的手段,逐步健全和完善法律体系,增强立法强度;要以科技发展的长远目光,逐步淘汰那些污染重、生产效益差的工业项目与工艺,加大清洁生产的比重。参加这次执法检查现场会的有关部委,要对淮河流域的污染治理提供技术及经济政策方面的支持,力争在2000年前,使淮河水重新清澈起来。”

这次执法检查现场会主要是听取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省人民政府、水利部淮河委员会关于淮河流域水污染和防治工作情况的汇报;检查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研究进一步治理淮河流域水污染的对策和方案。20日下午,检查团开始进行实地考察。

参加这次执法检查现场会的有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振怀、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以及经贸委、农业部、化工部、建设部等11个部委和单位的有关领导。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4年5月21日头版头条。)

09 宋健进行治淮战前总动员共同参与齐心协力 早日重现碧水丰姿

本报讯(记者李方华胡若隐)5月24日至26日,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在安徽省蚌埠市召开淮河流域环保执法检查现场会。这次会议是向淮河流域水污染宣战的一次动员,开创了解决跨省河流污染问题的先河。国务院有关部委和豫皖苏鲁4省负责同志及有关代表聚集一起,共同商定治理淮河水污染的方针政策,制定目标和措施,决心团结治淮。

会议制定了到20世纪末,力争使淮河河水变清、重现碧水丰姿的目标。会议要求各省已制订的“八五”污染防治计划必须按期完成;“九五”实现淮河流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河水变清,流域所有企业排放的污水必须达标排放。按水体环境功能要求,制订污染物削减计划,1996年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基本控制,到20世纪末大幅度削减,实现淮河水变清。

为实现这一目标,会议制定了治理淮河水污染的有效措施。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加强环境法制建设,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积极进行污染治理,大力推行清洁生产,禁止新上污染严重的企业。要健全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1994年年底草拟完成淮河流域污染防治法或条例。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对污染严重、效益差又难以治理的污染企业坚决关停,1994年年底前关停196个污染企业;对所有污染严重的企业进行限期治理,做到达标排放;到20世纪末,流域内所有市县必须因地制宜建设污水处理设施,重点城市要建污水处理厂。

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委会主任宋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全文另发)。他要求各级政府、各部门和各企业单位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到淮河流域水污染的严重性和治理污染的紧迫性,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企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关系,把治理污染摆到重要议事日程,真抓实干,抓出成效。

宋健深情地说,人民是我们的上帝。治理好淮河水污染,恢复其本来面目,这是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是关系到一亿五千万人民生产、生活和健康的大事。我们要团结奋斗,去争取胜利,我们使淮河水变清、造福人民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4年5月28日头版头条。)

10 新闻特写:万吨高炉静悄悄

一个多月前,安徽省马鞍山钢铁公司的人们乐了,他们的2500立方米的大高炉顺利而安全地炼出第一炉铁水。这座年产生铁175万吨的新高炉相当于马钢原9座高炉的总容积,标志着马钢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马钢人能不乐吗?

可是没过几天,马钢人又懵了。原因是住在大高炉附近的居民和熟悉一般高炉生产的局外人,见新高炉自从报纸、电视台报道投产消息后既不冒烟,也不冒气,白天黑夜无动静,左邻右舍慌慌张张问道:“新高炉是不是出故障了?”

新高炉停产的谣言不胫而走,传到了省会合肥。有的说高炉坏了,有的说高炉试产就失败了……马钢人能不懵吗?

谣言果真厉害。数天之后,谣言传到了外国人的耳里。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供货厂家闻讯急了,立即致电马钢,询问新高炉到底怎么了。当他们得知新高炉生产正常,之所以不冒烟、不冒气又无生产噪声是各种辅助设备配套、工艺先进的结果时,如释重负地连称道:“这是中国人的OK。”

夜晚,记者登上新高炉,获得的是一种全新的感觉:在这里,除了喷涌的火花、通红的铁水和明亮的灯火,你根本感觉不到新高炉在夜以继日地运转着。

马钢是全国十大钢铁公司之一,也是唯一入围“全国环保先进企业”的大型钢铁公司。马钢公司在组建股份制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按照环境高标准,投资30亿元引进和采用了10多项国内外先进工艺和技术装备,1993年从卢森堡引进了二号水淬渣设备。仅与新高炉配套的绿化工程就投资1700万元。这就确保了很高的现代化水平和清洁生产的实现。

自从新高炉炼出第一炉铁水以来,马钢人,继而省内、全国乃至世界上关心马钢新高炉命运的人们,都经历了一场忧喜交替的感情变化。

马钢人懵而不急。虽然这起社会谣传由误解而逐渐生成,马钢人却为误解的原因感到意犹未尽。因为,人们多年来习惯于把烟囱林立视为钢厂最显著的“景观”,而今天的马钢人改变了炼钢高炉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4年6月11日第1版“新闻特写”,合作记者柳玉云。)

11 总理要求尽早变清淮河水淮阴万民愁眉久锁今放晴

本报讯(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高杰胡若隐)国务院总理李鹏要求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要加快,要早让淮河水变清,目标放在本届政府任期内。8月22日上午,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解振华在江苏省江阴市深入调查淮河下游污染事故现场情况后,向河南、安徽、江苏三省负责同志传达了李鹏总理指示的上述目标。这一指示是8月11日国务委员宋健向李鹏总理汇报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时,李鹏总理指示的部分重要内容。

李鹏要求,到1997年年底,所有的企业都要达标排放,治理不好的企业要依法坚决关停并转,包括大企业。要完善环保法制,逐步加强环保执法力度。修订有关环保法规时,要增加有关处罚条款,要抓大案要案。对于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要公开惩处。宋健同志在淮河流域环保执法检查现场会上的讲话精神,要传达到有关各省,必要时会议纪要可以发到有关企业。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要赶快充实和加强。今后对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每年要抓一次,关停并转一批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

李鹏指出,环境问题很重要,要抓出几个样板来,治理淮河污染应是一个样板。只要认真去抓就能解决问题。关停并转一批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也是“九五”期间结构调整的需要。解决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问题,对地方经济甚至对全国经济可能会有影响,但这是应该做的。要抓紧制订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日趋严重的淮河流域水污染近年来呈现出频率快、危害大、范围广等特点,关涉鲁、豫、皖、苏四省的水污染防治需要四省齐心协力,走好“一盘棋”。今年7月中旬以来,淮河下游发生史无前例的特大污染事故,原因是河南、安徽两省淮河干支流上开闸泄污,造成淮河下游水体被严重污染。反常的久旱不雨自然条件加重了污染程度。

污染造成的危害极为严重。安徽省淮南、怀远、蚌埠及江苏省淮阴市盱眙县城相继出现饮水困难,仅淮阴市洪泽、盱眙洪泽湖及沿淮地区死鱼1200多万公斤,死蟹1.3万公斤,直接经济损失过亿元,盱眙县城就有10多万人饮水告急。此次水污染还给淮阴市的工农业生产及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危害。

淮河下游特大水污染立即引起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李鹏、邹家华、宋健、陈俊生等国务院高层领导对淮阴市人民政府的紧急报告作出批示。8月20日,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和水利部副部长严克强一行受国务院委托,到达遭水污染损失特别严重的淮阴市,作现场调查,并转达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受害群众的慰问。

解振华和严克强深入调查了受损特别严重的洪泽县老子山镇龟山村的详细情况。这个150户人家共702人的村庄地处淮河岸滨细长的山丘之上,生计全靠淮河赐予他们的捕捞和渔业养殖。该村村民舍得血本共计货款20多万元发展网箱养鱼,眼看勤劳致富之路被特大水污染化为乌有,村民王开珍、潘正喜、张献富等纷纷诉说自己的痛心,表示相信有党和政府对全面治理淮河水污染的坚定决心,淮河流域流传的顺口溜“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的后面一定会加上一句“九十年代清水又回来”。

“淮河变清的时候,就是淮阴市千万人民放心致富的时候。”年轻的村民徐宝贵一边向记者述说,一边编织着明年养虾用的“地笼”,并向记者提个要求,代请告诉中央领导一句话——老子山人民明年还会干起来。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4年8月23日头版头条消息,合作者为报社江苏站记者高杰。)

12 解振华称“周口现象”有典型意义落实治淮精神得力 周口莲花越开越艳

本报讯(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胡若隐)尽早变清淮河水有可能吗?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8月24日在详细了解河南省周口地区落实国务委员宋健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现场办公会精神措施得力的情况后指出,全流域都这么做,尽早变清淮河水大有希望。各级政府拿出治淮专项资金,是这一希望变成现实的物质保证。周口地区表现出来的喜人现象,对激活河南省乃至全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这盘棋具有典型意义。

解振华概括了“周口现象”的本质内涵。它体现了一级政府落实现场办公会精神雷厉风行的工作风格;强烈环境意识的警醒和深入人心;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感情,充足的劲头和强有力的措施,确保取得治淮明显成效;在环保执法、机构建设等方面表现出富有效率。

河南省副省长张洪华强调,在治理淮河水污染问题上,决不能因为河南方面的工作不到位而影响“尽早变清淮河水”整个战略目标的实现。

“尽早变清淮河水”的号召,使周口地区的领导同志明确根治淮河水污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群众重温“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愿望则让地方干部倍加感奋。5月25日,国务委员宋健离开周口的第二天,周口地区召开“四大班子”会议,地委书记王明义、行署专员王延明痛陈淮河水污染动摇沿淮群众生存基础的严峻现实,强调周口地区在环保工作上要力戒以往“一般人讲,讲一般话”现象。全会决定实施严格的“一票否决制”:环保不过关,别想上项目;环保不及格,别想过考核。地县乡推行三级环境目标责任制,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内容。重大环保问题党政一把手要亲自过问,协调解决。环境意识真正在各级领导心中警醒并逐步深入人心。

周口地区辖8县2市,地县市环保机构在现场办公会后均升格为政府一级局。此前,地区仅设环保办公室,仅郸城县设一级局机构。周口地区重新对污染源进行摸底,109个污染源被下令限期治理或关停并转迁,其最后期限是1997年。地区味精厂等6个重点污染源必须用2-3年时间完成限期治理任务。莲花味精厂职工告诉记者,集团总经理、周口地委委员李怀清暗访沈丘群众惨遭污水祸害情况后,10余日彻夜难眠。李怀清告诉记者,莲花味精厂今年环保投入为2100万元,高浓度废水治理已获技术突破,现有一半污水经处理后可以用于农灌。到今年10月12日,味精厂可以实现污水不入淮的目标。莲花集团所有企业明年达到污水不入淮,否则自行关门。

现场办公会以来,周口地区的环保执法由于“老大”出面不再难。两个月前,背着“合资企业”牌子的商水县华裕皮革厂,拒不执行“三同时”,屡教不改。行署领导出面下达限期治理、补办手续及罚款3万元的处罚通知,并在全区环保执法检查会上公开曝光。皮革厂找到曾在商水当过县委书记的朱轴峰副专员,却被当头敲了一棍:“处罚皮革厂是我同意的,依法办事是唯一出路。”结果,皮革厂在久拖不治的情况下,被地区法院强制执行处罚决定。群众说“环保法在周口长大了”,因为这种执法力度在现场办公会以前是没有过的。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4年8月25日头版头条。)

13 新闻特写:治淮众生相

一些民谚在流传和演变。“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五十里涡河,五十里网箱”,这些声音逝去久远。“渔夫难过五月关”“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官清之日,河清之时”“变清淮河水”,这不是千百万淮河儿女最真实的声音吗?

直到8月底,淮河下游一些地方仍然饮水困难。黑色7月,一场2亿立方的污水团先后席卷安徽省淮南市、蚌埠市,窜至江苏省洪泽湖、盱眙县等淮河主干,酿成特大污染事故。所到之处鱼死虾亡,资源环境遭受摧残;工农业生产直接经济损失2亿多元,江苏省淮阴市受损为最。

淮阴市洪泽县老子山镇洪明村潘正喜家1500平方米网箱,一天就死鱼4000公斤,损失3万余元。渔民董绍崔与其4个儿子建的16个网箱,2.4万公斤鱼全部死亡,损失近20万元。全家场面惨淡,白发人劝黑发人“想开些”。靠捕鱼和养殖维持生计的龟山村民今年借贷的数十万元血本化为乌有,5户人家门上落锁,外出谋生。

特大污染事故是河南省槐店闸、安徽省蚌埠闸等淮河干支流开闸泄污所致。近一个月来,仅盱眙县城10多万人“近淮楼台不得水”,发生饮用水困难。听到县长王士高“今年已三次发生水污染,我们何以向百姓交待?”的痛陈,河南省副省长张洪华、安徽省副省长王秀智神情严肃,表示对江苏人民道歉,要将他们在江苏的见闻带回去,让全省上上下下都明白“淮河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时候”。

蚌埠市副市长孙自庆曾在严重污染水团袭来时发布电视讲话,这一“特殊节目”伴有低沉的音乐,成为当时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只有饮用淮河水已经致病者没能观看。直到蚌埠闸开启,污水团过境,人们才透过气来。安徽省水利厅负责同志解释“安徽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时,并不推卸开启蚌埠闸泄污存在一定“本位主义”因素。

根治淮河水污染必须消除“本位主义”思想作祟,豫、皖、苏、鲁四省必须协调动作,首先在各个污染源的治理上狠下功夫。河南省周口味精厂是一个污染淮河水体的大户,治理废水的成败关系到整个企业的存亡。该厂今年的环保投入为2100万元。治理高浓度废水已经获得技术上的突破。在污水处理现场,该厂技术员李运生告诉记者,他们现在已具备处理全厂一半高浓度废水的能力,处理之后的水体可以用于农业灌溉。为了赢得别人的信任,他端着装有处理之后废水的烧杯,喝了一大口。记者跟他“实践”了一回,发现这水虽然清澈,喝到嘴边则顿感怪味难受。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4年9月1日第1版“新闻特写”,合作者为江苏站记者高杰。这次淮河之行将我们的名字联系到一起。陈桂棣先生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提到了我们对淮河水污染的采访。后来我在北大做田野调查时来到江苏,仁兄高杰陪同我和师弟孙朝阳(现任张家口副市长)一天之内驱车北到连云港赣榆县、南到苏州吴江市,可见他平时做记者时的敬业勤勉。作为报社驻地方记者,仁兄来稿数量多、分量足,受到各个版面编辑喜爱,许多见报后被权威媒体转载。他靠自己的“烂笔头”和汗水、才智赢得环境保护界的殊荣“地球奖”,并由徐州调到省环保局宣教中心,继续他的文字活儿。后来许久没有他的消息,有人说他退休了。又后来,同事终于如实相告,仁兄突然去世了。在我心中,他永远活着。总有这样的草根,在地平面下背着太阳而成长,朝着下面的方向,深层地计算着生命的高度。)

14 宋健接受记者专访 强调治淮措施果断

记者:宋主任,最近国务院召开研究部署淮河水污染防治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治淮的目标,该目标是怎样确定的?

宋健:今年5月份召开的治淮现场会,提出了让淮河水2000年变清的目标,但与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淮河水早日变清的迫切愿望相比,步子显得有些慢。因此,经过反复考虑,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应让淮河水早日变清。具体的目标是:淮河的污染防治工作到1997年年底要取得突破性进展,让淮河水初步变清;到2000年让淮河重现碧水丰姿。

记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哪些具体措施呢?

宋健:对那些污染严重、治理无望、效益又差的企业,要坚决关闭,今明两年要关闭一批这样的企业,各地现在正在拟定关闭企业的名单;其他企业到1997年年底要做到达标排放;各地决不能再上污染严重的行业和项目;沿淮市、县要修建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与此同时,要加强法制建设,各地要加强执法,对违法排污的行为决不能姑息。《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现在在抓紧起草,可望年底出台,将为淮河的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护。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逐步使淮河流域的经济活动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

记者:国务院领导指出,治理淮河水污染应当作为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典型,这一典型的意义是什么?

宋健:治理淮河水污染是沿淮人民期盼的大事,治淮还可以为我国跨流域治理提供典型经验。现实的紧迫性注定治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淮河水污染主要涉及豫皖苏鲁四省,流域内人口众多,都是农业大省,乡镇企业发达。淮河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为我国的流域治理提供经验。

记者:据我们了解,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希望中央财政拿钱给他们治理污染。有人建议中央财政设立治淮专项资金,国务院是否准备做这方面的工作?您对此有何看法?

宋健:政府拿钱治理淮河污染不是必需的条件,必须按淮河污染治理的原则完成淮河的污染治理工作。但考虑到一部分污染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政府会在企业转产和技改方面提供帮助。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和企业的技术改造应列入计划,以保证得到贷款。到1997年年底仍做不到污染物达标排放的企业,必须依法坚决关停并转。企业不能躺在国家身上伸手要钱,那样的后果只能是“死路一条”。

记者:关停并转污染企业会给当地政府和企业职工带来一定压力。一些排污大户如果经济效益好,污染治理不过关,到时是否关闭它们?

宋健:过去,一些地方和部门由于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环境保护,使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走入了歧途,这是造成今天淮河污染如此严重的主要原因。因此,引导企业的健康发展是各级政府的责任。这些排污严重的企业在各省占的经济比重并不大,关闭它们不会造成太大问题。关停并转一批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也是“九五”期间结构调整的需要。

记者:依法治理淮河污染这一重要措施将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宋健: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已经得到充实和加强。今后对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要常抓不懈,关停并转一批排污企业。要完善环保法制建设,加强环保执法力度。修订有关环保法规时,要增加有关刑事处罚条款,要抓大案要案。对于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要公开惩处。

记者:当您得知今年7月中旬淮河中下游发生特大水污染事故时,您的第一感觉是怎样的?

宋健:看到我们的人民受到如此严重的危害,我的心情很沉痛。作为主管环保工作的负责同志,我没有把工作做好,一直下不了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这次污染再一次敲响了警钟,我们再也不能让类似的情况发生了。这种牺牲环境资源的短期行为必须得到制止,少数人害多数人的现象必须结束。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4年9月20日头版头条。作者和摄影部记者高光德先生此前在中南海采访了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原文标题《宋健日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 治理淮河必须加强法制》。)

15 百强县扬中注目生态兴市

本报讯(记者胡若隐)10月6日下午,江苏省扬中县的艄公们为“丢了饭碗”而高兴。一座主要由农民集资1.5亿元修建、1172米长的扬中长江大桥正式通车,使扬中这一长江岛县的27万人民免受轮渡之苦,南渡长江变成“胜似闲庭信步”的美事。撤县设市后的扬中人民又迈上了建设生态市的新征程。

扬中人民创造了经济奇迹。199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11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000元,成为我国第一批“小康县”,列“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第27位。近几年来,扬中先后被评为全国农村改水、电气化、能源综合建设及平原绿化等先进县。

扬中人希望成为“花园城市”的市民。先行实施的环岛绿色工程、管道集中供气工程已正式奠基,工业污染源集中控制、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农业工程也将陆续实施。

生态建设关扬中之安危。1991年7月14日,长江水位高出扬中海拔高度3米多,惊涛骇浪高歌“大江东去”,身在港澳的扬中籍同胞致电扬中县长,建议家乡人赶快撤离小岛。此时,扬中群众生活井然有序,圩内水稻葱绿茁壮,各大影剧院正在放映电影《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场场座无虚席。

是“环岛绿色工程”护卫着这个江中宝岛。站在环岛江堤上,观江浪而人不惊。总长120公里的迎江大堤垸宽5米,坝脚30米,拱卫着扬中鳞次栉比的农家“将军楼”。现在,迎江大堤内外绿树成荫,滩边垂柳成片,是游人小憩难得的好地方。

今年元月22日,扬中组团与国家环保局联合举办了“生态县建设汇报会”。这项每年投资过亿元的环保工程被国家环保局主要领导称为“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重大举措”,并有望在全国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百强县”中,树立一个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典型。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4年10月13日头版头条。)

16 我国着手摸清环保产业家底

本报讯(记者胡若隐)10月27日,全国环境保护产业基本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在京召开第一次会议。国家环保局局长、调查领导小组组长解振华到会指出,环境技术作为实施保护环境这一基本国策的“硬件”,在环境形势非常严峻的今天,进行环保产业情况的调查工作十分紧迫。摸清家底,加强引导,利于打破地区和行业垄断,促进技术设备公平竞争的环保产业市场体系的尽快形成。

解振华详细阐述了我国目前严峻的环境形势。他说,环境现状注定了我国发展环保产业的紧迫性,也带来了很好的机遇。环保产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但从总体上说仍处于发展初期,基础还比较薄弱,与国内需求不相适应。发展环保产业是实现20世纪末环境保护目标的有效对策之一。要增加环保产业的技术含金量,确保环保设施的投入有好的产出。发挥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技术优势,调整产业结构,也是企业增强活力的一种机遇。

此次调查活动由国家环保局、国家计委、经贸委、科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调查工作由国家环保局组织实施。调查的对象是在我国境内从事环保产业技术开发、科研教学、产品生产、经营销售、环境工程设计、施工安装、信息咨询、资源综合利用及自然生态保护的企事业单位。调查结果将于明年下半年出版公布。

国家环保局副局长、调查领导小组执行组长叶汝求主持会议。科技标准司司长尹改通报了调查筹备情况,并就调查方案和要求作了说明。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4年10月29日第1版报眼。)

17 三峡工程昨日正式启动

本报宜昌三斗坪12月14日电(特派记者胡若隐)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经过长达40年的论证,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批准,又进行了近两年的施工准备,现在已经具备了开工的条件。今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为三峡工程开工仪式剪彩,并作了题为《功在当代利千秋》的重要讲话。

三峡工程是一项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巨大综合效益的工程。长江洪水一直是我国的心腹之患。长江中下游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发达地区,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严重洪水,给江汉平原、洞庭湖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沿江重要城市、工矿企业、交通干线带来极大的损失,给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定带来全局性的不利影响。三峡工程是解决长江中下游洪水威胁的诸多措施中的一项关键性工程,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

三峡水利枢纽是全国乃至世界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它将为华中、华东、四川等地区提供大量的电力,并促进全国电网的形成,对长江沿岸的经济繁荣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不建三峡工程,国家必须再建5个年产1000万吨的煤炭基地和运煤铁路线,以确保上述地区的火力发电。然而,火力发电将会排放大量硫化物,加剧我国酸雨重灾区的危害程度。

三峡工程建成后,高峡出平湖,将极大地改善长江的航运条件,充分发挥黄金水道的作用。经过认真筹划,三峡的名胜古迹会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而且可以形成新的景观。三峡工程及其坝区将会成为现代气魄与民族风格兼备的气势磅礴、青山绿水、环境优美的风景旅游区。三峡的环境保护和旅游事业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峡工程建设将得到顺利推进。1997年实现大江截流,2003年首批机组发电,2009年工程将全部竣工。一个宏伟壮丽的三峡工程将巍然屹立在中国的大地上,一代领袖“截断巫山云雨”的宏伟构想将成为中国人民的世纪强音。

李鹏总理在为工程揭幕之后,还视察了三峡建设工地。

(本文为“特派记者”采写的三峡工程开工消息,刊登于1994年12月15日《中国环境报》头版头条,消息原标题《重彩绘三峡浓墨写千秋 三峡工程昨日正式启动》,在此标题作了简化。)

18 新闻特写:三峡工程:走向新世纪的丰碑

1994年12月14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长江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大会上宣布,当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在三峡大坝坝址——湖北省宜昌市长江之滨的三斗坪举行。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主持了开工典礼,有关部门负责人及三峡工程的建设者们参加了开工典礼。

李鹏总理在大会上发表了《功在当代利千秋》的重要讲话。他说,中央决定三峡工程正式开工,这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国人民关注的一件大事。三峡水利枢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三峡工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我们一定要把它建成世界第一流的工程。三峡工程的建设资金是有充分保证的。李鹏说,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广大建设者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任何困难都难不倒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必将顺利进行。

10时44分,李鹏总理宣布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天空中尚有淡淡的白雾没有散去,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下是少先队员们绽开的笑脸,国旗前边是整齐的乐队,数响礼炮在对面山上连起。“建设三峡,开发长江”的大标语清晰可见。300米外的施工现场上,推土机在高低不平处作业,吊车的“手臂”在旋转,工程车在对面山路上川流不息。工人们在翻动着工地上的泥土。有人说,科学家的事业是寂寞的。而此刻,工程建设者们的事业同样寄托在对祖国建设事业的贡献之中,而这种奉献是那样默无声息,在平凡中结出伟大。

借这胜过节日的兴奋时刻,敬礼——为三峡工程的建设者们。10时48分,李鹏总理为长江三峡工程奠基揭幕。他一边向大家挥手致意,一边向围聚过来的工程建设者们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到处是黄白色的盔帽在晃动,表达了建设者的一片挚情。

1997年要实现大江截流,2003年首批机组发电,2009年工程将全部竣工。到那时,这项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巨大综合效益的工程将成为世界之最。只有17年时间,要筹集上千亿元的资金,装机容量达到1820万千瓦,防洪库容为221亿方。这些数字说明,我们的任务是多么艰巨,这一建设项目又是多么壮观而伟大。但日渐走向繁荣富强的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建设好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

“截断巫山云雨”。三峡工程功在当代利千秋。

(本文为作者以《中国环境报》特派记者身份采写的新闻特写,见该报1994年12月17日头版头条。)

19 新闻特写:“菜篮子”里看环保——跟随总理走四川

“菜篮子”工程的好坏关系到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12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四川省视察工作,听汇报,串农户,奔田头,一路风尘,却始终惦记着关系国计民生的“菜篮子”工程。其间,我们可以形象地发现,“菜篮子”与环境保护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成都,李鹏总理高兴地得知,成都市狠抓“菜篮子”基地建设,市民平均每天可吃上1斤蔬菜。接着便问道:“群众冬天吃些什么菜?”市委黄书记如数家珍地报上萝卜、白菜、莴笋等一串蔬菜的名字。总理问:“莴笋多少钱一斤?”“8角8分。”总理:“啊,这么贵?”对方很快反应过来:“是每公斤的价钱。”总理这才点了点头。

来到成都市武侯区永安养殖公司,总理向永安村党支部书记陈古锡仔细询问了这家农村股份合作企业的情况。目前该公司年出栏生猪6万头,每天要屠宰二三百头。当总理得知每天单给四川联合大学就要运去40头时,面带微笑地说道:“我们的同学生活很艰苦,正在长身体,应该吃到质量有保证的鲜肉。”总理还参观了猪圈的卫生设施和附近鱼塘,称永安公司走了一条生态农业发展路子,是一个现代化的养殖公司。

路上,李鹏总理还问本报记者:“你看,这里的污染治理怎么样?”记者高兴地回答说:“这里的废物基本上资源化了,生态链接比较到位。”原来,猪的可利用的残物有些引入了鱼塘,每年产鱼1万公斤。塘泥又派上给菜地追肥的用场。环境保护科学上说的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在这里展示出魅力。

李鹏总理赞赏永安村党支部在做好“菜篮子”文章中,党员带头集资为群众办实事的做法,他说:“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就该这样,吃亏在前,带领大家找路子,奔小康。否则,天天去向群众伸手要点什么,还谈什么战斗堡垒和模范先锋作用?”

李鹏总理参观了和平村成片的钢架大棚蔬菜基地,面积30亩。他肯定地指出,大棚蔬菜基地有着品种多、效益好及其兴建中的科学性,而这种高效益与生态农业相关。在地头细心耕作的农民停下手中的活儿,用粘有泥巴的双手发出浑厚的掌声,迎接总理的到来。有人说:“地头见到总理比电视里的更亲切。”

蔬菜种植和家禽饲养专业户黄体抗夫妇把总理接到家里,把一家四口年收入4万多元的好消息告诉总理。坐在黄家客厅的沙发上,总理听说他家每天要卖100斤鸡蛋、销售人手吃紧的情况后,给坐在身边的黄体抗算了一笔账:“据你讲,批发价比市场价只低1毛钱。我看和一些销售单位建立合同联系就好喽。”黄体抗笑着说:“我正在寻找这方面的买主。”

在德阳市考察期间,李鹏对该市生猪业发达、销售势头看好表示满意。他要求德阳市在养猪业深加工方面做好文章。当他了解到猪肉已涨到每斤6元而大白菜每斤才卖8分钱时,对该市领导说:“肉菜价格太不成比例了,会伤害菜农的积极性和切身利益,这种消费结构需要调控和引导。”同时,李鹏总理对企业的清洁与文明生产提出了要求,指出提高人的素质在这方面尤显重要。

针对四川省近年来屡受干旱之害,“菜篮子”工程受到严重威胁,李鹏强调指出,整治河道,加大农业投入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件大事,必须抓实抓好。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4年12月27日第1版“新闻特写”。)

20 总理现场强调治理洞庭湖

本报讯(特派记者胡若隐)国务院总理李鹏12月15日上午离开长江江轮,从湖北公安县驱车前往湖南,天色黄昏时到达湖南汉寿县蒋家嘴镇,在那里详细询问并视察洞庭湖生态环境及湖区农业生产情况。他说,湖区有1000万人民、1000万亩土地,并生产出占全省40%的粮食,洞庭湖的治理是必要的,中央是关心的。他说,我国粮食产量在20世纪末要达到增产1000亿斤,必须依靠科学种田,水利是命脉,良种是关键。

由于多种原因,洞庭湖已由宋代诗人范仲淹笔下的“八百里洞庭”(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新中国成立初期缩小到4360平方公里,目前只有2653平方公里。而且湖区生态环境不佳,水患威胁极大。

李鹏总理在湘考察期间,多次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全党全国要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各地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要地位,一定要把农业搞上去。他引用古谚“湖广熟,天下足”,指出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粮棉油猪对国家贡献很大,在今年遭遇特大自然灾害情况下,粮食生产仍达到540亿斤,比去年增产15亿斤,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棉花和油料都创历史最好水平;粮食生产要再上一个新台阶,一靠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我国粮食产量在20世纪末要达到增产1000亿斤,主要靠科学种田。水利是命脉,良种是关键,再加上科学施肥、土壤改良、防治病虫害和加强田间管理。

李鹏高兴地得知湖南农科院在“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方面取得基本成功。他肯定湖南农科院和湖南农业大学从事的改进粮食品种工作的突破有重大意义,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袁隆平同志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结束对湖南工作考察的17日上午,李鹏总理在长沙市龙王港段湘江防洪筑堤工地上,穿着雨鞋,握起铁镐,和省军区某部官兵一起劳动。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4年12月20日头版报眼。)

21 台州大兴土木风 农民害怕做市民

本报讯 中国农民历来都想跳出农门,浙江省台州市的农民现在却害怕做城里人了。原因在于地以稀为贵,没地农民出路难。

台州地区于去年8月被批准撤地设市,辖椒江、黄岩、路桥3个县级区,市政府驻地为椒江区。此后至今,台州市有关方面正在酝酿中心城市规划,并准备今年6月底出台。根据规划,台州市人口将由现在的26.9万人增加到85万人,控制区面积达488平方公里。到2010年,将共有耕地9.96万亩被城市占用,仅城市广场就占去耕地二百至三百亩。记者发现,有关部门近期已围圈耕地1400亩,首批新建住宅楼40万平方米,市政府办公楼5万平方米,大兴土木之风日烈。被征地用户虽可得每亩6万元的眼前利益,但此举对三区人均耕地仅3分的农业状况是一个致命打击,失去土地的农民难谋出路。

台州市领导将土地有偿出让作为兴建新的中等城市的主要资金渠道。去年9月,椒江永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更是捷足先登,购得土地150亩,并且在《台州日报》上发布消息。其广告词说:此地叫做“名人山庄”,新迁的台州市行政区作为“掌握台州地区行政决策之核心”就在它的对面,此地绝对坐拥地价三级跳的地利。

台州市辖三区环境污染严重,化工区异味熏人,路桥区“破烂王”用焚烧法处理废旧电器,无人过问。去年12月19日至25日,临海市到黄岩的主要公路上,因路面积水严重堵车,32公里路程耗时28小时。大批海鲜坏死,乘客内急不便,怨声载道,外商闻讯而退。

台州市机关大院要从原地区所辖的临海市搬迁到椒江区,预计耗资12亿元。椒江、黄岩和路桥三区人民盼望市领导将钱用在刀刃上,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西部扶贫开发力度,不要耗费巨资,广占良田,大兴土木。原黄岩市160名人大代表签名呼吁台州地委撤销撤区移地设市的决定,明确反对机关大院大搬家。很多市区领导表示,耗费巨资大铺摊子严重脱离台州市辖三区的实际情况,主要领导很有必要慎重定夺台州市中心城市规划。

(本文为作者以“吴瑛”为笔名发表的《中国环境报》1995年1月26日第1版消息,当日早晨7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选播了这条消息。)

22 新闻特写:滕头村民谱新曲

浙江省宁波市滕头村的村民们对环境保护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六五”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村民们一封朴实无华的信传到国家环保局主要领导的手上。是啊,滕头村作为“全球500佳”早就尝到了环保的甜头,他们以这种形式表达出得益于环保、热爱环保的真诚心声。

滕头村民忘不了,1993年6月4日,滕头村通过努力获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誉。联合国副秘书长伊丽莎白·多德斯维尔女士来到村里,赞不绝口地说:我到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却很少见到像滕头村这样美丽、整洁的村庄。6月5日,滕头村党委书记代表全体村民在人民大会堂领取了“全球500佳”奖章和奖状。滕头村的名声走出了国门,这是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机缘。

然而,知情者都知道,滕头村民是通过自己的艰苦创业,才奏响生态农业的乐章的。较之三年前,滕头村的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社会总产值翻了三番,1994年人均收入达到5026元,现有集体资产达1.3亿元。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滕头村党委一批远见卓识者很有关系。

滕头村载誉归来后,在“田成方,屋成行,洁清河水绕村庄;橘子渠,葡萄河,绿树成荫花果香”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一优两高”农业、生态立体农业和创汇农业,1994年,种田人平均收入超9000元。今年起又重新调整种粮格局,所有粮田全部实行集体化、专业化、基地化经营。滕头村的工业取得发展,组建了宁波滕头集团公司,多种行业协调发展。沼气站产气率名列全省第一,完全能满足全村村民的燃料需要。滕头村富裕了,富裕的村民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的幼儿园、学校,还正在兴建3万平方米的农民公园。从“农民公园”这个名字,我们可以看出村民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之深。

越来越多的异乡朋友来到滕头,感叹生态农业给村民带来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高度文明之光照耀下的村落,仿佛在向来访的客人作一次无声的证明——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农业的必由之路。“生态农业的成果是滕头村民的骄傲,中国的光荣。”来访的客人留下这样的感叹,然后走了。而对滕头村来说,创造新的生活是永无止境的。最近,村党委书记傅嘉良从北京参加全国劳模表彰会回来,又在构思新的未来:村里成立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聘请环保局调研员当顾问,以便更好地保护环境,让环境意识深入滕头村民的心中。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6年6月6日第1版“新闻特写”。)

23 说首钢,话申奥

精明的北京人发现,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在离开自己首都中心仅仅17公里的地方,兴建本国最大规模的钢铁公司。

1994年,首钢总公司以823万吨的年钢产量使鞍钢退居第二,健步登上中国钢铁家族的第一把交椅。这一奇迹性变化并没有给北京人带来多大的兴奋,相反,由于首钢生产规模的扩大,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加重了首都群众的心病。

1995年7月13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市区人大代表,视察了首钢总公司贯彻落实《环境保护法》、治理环境污染的情况。人大代表们认为:“由于首钢总公司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污染排放总量继续增加,石景山区的环境污染状况日趋恶化。”深表忧虑的代表们建议:石景山区不要再上污染扰民的新项目;首钢的发展应当符合党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精神,认真按照《环境保护法》办事;首钢要加快治理环境污染的步伐,使石景山区人民不闻异味,常见蓝天。

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环保局的监测资料表明,该区大气中尘污染在全市各区首屈一指,如果首钢现有生产规模继续扩大,该区环境质量继续恶化的趋势无法得到遏制。

1994年,石景山区大气环境质量较往年又有下降。其中,大气总悬浮颗粒物是世界卫生组织年均值指导高值的5.9倍,降尘超过北京市清洁对照区的1.8倍,是城市近郊区的1.6倍,二氧化硫超过国家标准0.6倍。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为62.7分贝,超过国家二类地区标准。环境污染对群众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危害。1990年,该区肺癌死亡人数比1987年上升了121.5%。

1994年,北钢(首钢钢铁主产区)石景山区部分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为:二氧化碳30663吨,烟(粉)尘15994吨,一氧化碳114830吨,氟化物370吨,氮氧化物49301吨。

首钢公司(石景山区部分)1993年总耗煤量364.4万吨,占全市工业企业总耗煤量的23%。工业用水总量占全市的23.47%。石景山区人们自然把首钢看作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责任者。

仅在1993年,首钢因排放污油缴纳超标排污费53万元,因为拖缴排污费受到法院强制执行处理,因为第三炼铁厂违反环保审批制度被罚款20万元。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首钢严重的环境污染使得石景山区30万人民深受其害,并且给市区600万人民带来危害。一位美国记者在北京旅游,敏感地发现市区的降尘有很多是从西北的天空中飘过来的。从天安门广场西行,他发现石景山区的主要污染源在首钢。石景山区环保局局长、市人大代表高德贵婉言谢绝了他索要该地区环境监测数据的请求。

家丑不可外扬,但身临其境的石景山人却不得不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环境污染之苦。大量首钢职工出于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健康的直觉,对首钢污染现状报以尖锐的谴责,这确实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情。

养马场居民郑仲山老人对记者说:“我们现在被首钢的生产区包围了,日子真是没法过。刚刚下过雨,你才能幸运地看见树的绿色。平时,我们面对面讲话都听不清。今天是星期六,生产炼钢辅助原料的白灰窑没有全部开工,所以你能听见我说话的声音。我家有九间屋子,住房算是宽裕。可是,为了不影响我那念小学二年级的孙子的学习,我儿子带着一家三口,躲到别的地方去了。”由于粉尘和噪声污染严重,老人将屋子的木制格子窗换成了全封闭的固定的玻璃窗。

在北钢小西门,值班门卫说:我在这里上班是最受罪的了。那边刮来热电厂的污染,这边刮来首钢的粉尘,真是两面夹击啊。对首钢就得重罚,罚少了它不心疼。

在铸造村,上百名居民向记者讲述了深受首钢污染之苦。这里是首钢的部分职工宿舍区,平房顶上落满了粉尘。两年来,这里的天空中几乎每天都有黑色或者红色的“烟龙”飞舞,无风时节则在居民区一带盘旋。在最严重的时候,一路之隔看不清是谁,过往司机改道行车。

类似养马场、铸造村的还有北辛安、白庙和水屯等地区,群众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

群众的呼声引起了北京市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但是万民齐呼并不能减缓首钢污染加剧的步伐。这个先天布局本来就不合理的大型钢铁企业进行环境综合整治的力度,赶不上扩大再生产带来的污染加剧速度,问题的焦点也就集中到首钢的发展规模上面。

多年来,北京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对首钢的环境污染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1994年10月,北京市专门成立石景山区环境污染治理领导小组,督促首钢、石电厂、水泥厂加快环境污染治理步伐。1995年,首钢治理污染的项目为20个。8个月过去了,项目才完成4个。其他项目尚处于“进行状态”。治理污染的进度赶不上新增污染的加速度。因此,当地处西客站附近的特钢南区接到当年“9月停炉”的决定,首钢要将它搬到石景山区的时候,人们对首钢“不会增加污染”的承诺表示怀疑。

首钢的发展曾经为中国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骨骼,1995年2月又提出了新的目标:“实现1000万吨是最大的政治。”按照首钢“九五”计划,仅转炉钢产量就要达到950万吨,大气中二氧化硫、烟尘、一氧化碳等污染物的排放量将增加25%左右。规划可谓宏伟,实施却很艰难。准备新建的2160热轧厂房距离居民楼仅68米,并且以铁路运输为主。设备噪声高达100多分贝。到那时,邻近群众何以安身?

党中央、国务院在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指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国务院重申:“北京不要再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不能再发展那些耗能多、用水多、占地多、运输量大、污染扰民的工业,市内现有的此类企业不得就地扩建,要加速环境整治和用地整治……严格控制在市区特别是水源上游、城市上风向发展有污染的工业。对市区内现有的污染扰民项目,要逐步进行产业调整或逐步外迁。”

地处北京市区上风向,地下水、地表水上游的石景山区,确实不应发展占地多、运输量大、污染扰民的重工业了。首钢要在繁华的古城、八角村8万多人的居住区边缘上马新的工程,显然违背了北京市城市总体布局原则。若要避免10年后讨论“首钢搬迁还是首都搬迁”的问题,当务之急是正视首钢今天如何发展的严峻现实,并且作出科学决策。

1993年3月6日,尽管如北京奥申委主席在欢迎以贡纳尔·埃里克松为团长的国际奥委会考察团抵京的致词中所说“人们对奥林匹克运动向往之情,对团长和各位先生、女士的欢迎之情,快要到38℃了”,中国人与2000年奥运会还是无缘。

当时的国人很少想到,有那么多委员在公开表决还没有到来之前,已经被他国的“申奥银弹”击倒了。呼吸得并不舒畅的北京人认为除了政治原因不利之外,也同意在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环境中比赛,确实不利于运动员水平的发挥。

1998年11月25日,北京市市长贾庆林正式向中国奥委会主席伍绍祖递交了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申请书。中国奥委会主席在接受申请后说,北京申办了2000年奥运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两票之差没有成功。1999年1月5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将焦点对准了北京的大气污染,提出“还首都北京蓝天”。

寻找原因时,羞答答地找到了政治方面,说白了是中国政府对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采取了强硬政策,在国际上得罪了西方国家不少人,也就丢了不少票。当时,中国方面对北京与悉尼在环境质量方面的差距却缺乏自知之明。北京奥申委新闻发言人给记者们提供的《奥申报告》中说,目前北京市的环境质量正在改善,据7年的监测结果,8至9月份是北京大气质量最好时期,各类气态污染物的含量水平都在中国国家标准限值和发达国家同类标准限值以内,饮用水质也保持了良好质量。未来的北京在环境状况方面是令人乐观的。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人们对野生动物的态度大相径庭。中国有着对野生动物实行“囚笼”政策的历史。北京有16万到20万人在养着80万到100万只鸟。据统计,每捕捉20只野生鸟才能到达养鸟者手中1只活鸟。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电视报告片中,有一位长寿老人提着鸟笼悠闲散步,而悉尼报告片中却是一只小动物在大自然中悠闲嬉戏。

澳大利亚对所有野生动物都实行严格的保护政策,法律严明,执法极严。在我们到过的菲利普岛,每晚七点半是观看南极海企鹅上岸的时间。面对寒冷的海风,海边站满了来自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的人。人们耐心而好奇地等待着,为的是观看企鹅列队上岸。由于澳大利亚实行严格保护企鹅的法律,不准任何人用闪光灯对夜间上岸的企鹅拍照和摄像。不久,在海滨柔和的灯光下,但见一队队大小企鹅,准时地从遥远的南极海,缓缓回到菲利普岛的树丛中休息。第二天早上,再去海洋里觅食。它们昼出夜归,甚有规律。由于企鹅不多见,对初到墨尔本的人来说是在观看奇迹。

列举以下简单数字和结论,就能发现北京作为申办奥运会的城市在环境方面的欠账:造成北京严重的大气污染的原因是,煤的大量燃烧,其次是油的燃烧。北京一年要烧掉3000万吨原煤,上百万吨的燃料油。100多万辆汽车烧掉100多万吨的汽油、柴油。

1992年,牛津布朗韦尔出版社出版的“全球特大城市空气污染程度”表明,北京为全世界污染严重的首都城市之一。

1995年,北京出现“氧吧”,即一种专门供人吸氧、以解除身心郁闷的特殊场所。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北京、沈阳、西安、上海、广州5座城市中,大气中悬浮颗粒物日均浓度分别在200-500微克/立方米内,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3-9倍,被列入世界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名册之中。北京因此成为世界上环境质量最糟糕的首都之一。

1997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能源理事会亚太地区论坛会上,公布了全世界十大污染严重的首都城市,北京排在第三。

医学专家们认为,1998年北京市爆发的两次大规模流感,很可能与北京市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有密切关系。人们欣慰地看到,中央领导决心全力支持北京市治理环境污染尤其是大气污染。无铅汽油上市,破旧车辆报废,燃料条件改善,这些实实在在的措施正在削减污染物排放量。不说申奥成功与否,单说为了首都人过日子,一切改善环境质量的措施早该实施。如任由首钢粗泛扩张,污染依旧,北京人将没有生存出路。

(本文综合了《中国环境报》1995年7月27日头版头条通讯《首钢,首都环境的难题》,后入选《我们家园的紧急报告》一书公开出版。)

24 子孙之路不能断

1995年1月26日,《中国环境报》一版在不太起眼的位置刊登了一篇消息,标题是《台州大兴土木风,农民不愿做市民》。没想到,当天早晨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发,从而引发了国家有关部门对浙江省台州市资源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消息的主要意思是这样的:

中国农民历来都想跳出农门,浙江省台州市的农民现在却不愿做城里人了。原因在于地以稀为贵,没地的农民出路难。台州地区1994年8月被批准撤地设市,辖椒江、黄岩和路桥3个县级区,市政府驻地为椒江区。接着,台州市有关方面积极酝酿中心城市规划,并准备1995年出台。根据该规划,台州市人口将由36.9万人增加到85万人,控制区面积488平方公里。到2010年,将共有耕地9.96万亩被城市占用,仅仅城市广场就要占去耕地两三百亩。记者了解到,有关部门近期已经圈去耕地1400亩,首批新建住宅楼40万平方米;市政府办公楼5万平方米,大兴土木之风日烈。被征用土地的农户虽然每亩可得6万元的眼前利益,但是,此举对当地人均耕地3分的农业状况是致命打击,没地的农民出路难。

台州市领导将土地有偿出让作为兴建新的中等城市的主要资金渠道。1994年9月,椒江永鸿房地产开发公司更是捷足先登,购得土地150亩,并且在《台州日报》上炒作。其广告词说:此地叫做“名人山庄”,新迁的台州市行政区作为“掌握台州地区行政决策之核心,权贵者的第一舞台”就在它的对面,此地绝对坐拥地价三级跳的地利。

与此同时,一份由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市区人大代表90人联名提交的报告,陈述台州撤地设市后异地建市过程中资源环境被严重破坏的事实,表达了社会各界对异地建市的关注。国务院高层领导得知此事后表示关切,并且指示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耕地要受到严格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浙江省有关方面调查组前往台州调查处理此事。记者再次赴台州采访此事,对该市地改市过程中不顾资源环境条件、行大铺摊子之实进行了深入调查。

台州撤地设市后,在中心城市规划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加紧异地建市步伐,由此造成了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1994年8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台州地区,设立地级台州市。台州中心城市规划领导小组拟定1994-2010年《台州中心城市总体规划初步大纲》,要把台州建设成浙江省中部沿海科工贸发达的现代化港口城市。在台州撤地设市过程中,市委、市政府将从原来地区行署所在地临海市(原地区所辖的县级市)迁到椒江,下设黄岩(原地区所辖县级市)、椒江和路桥等3个区,其中心市区在3个区之间的良田上重建。1994年2月底,台州行政中心搬迁的首项工程——枫南住宅小区破土动工,工程总投资1.7亿元,占地330亩。拟建中的中心城市广场规划面积为200-300亩。据统计,台州市从1995年异地建市后,建设用地共计27113亩,其中占用耕地18947亩。按照台州市未获批准却擅自动工的规划,中心城市可能占用耕地10万亩,仅市委、市政府搬迁后将在农田上兴建的台州中心区面积就达4平方公里,计良田6000亩,建筑面积429万平方米,计划投资107亿元。耗费如此巨资,大兴土木之风何其盛。大面积的土地、良田被毁,实在可惜。

台州市的环境保护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大气、水污染严重,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原黄岩市一带淡水资源非常缺乏,农田灌溉仅仅靠库容5.3亿立方米的长潭水库,年最大供水量为3亿立方米,而修建的引水工程将引走1.5亿立方米用于中心城市。农业用水不足已经成为定局。黄岩河道时有断流,河水黑臭,养殖的鱼鸭大量死亡。黄岩一带的水价一提再提,工业用水价格为每吨1.7元,城镇居民生活用水每吨0.9元。如此之高的水价,全国少见。黄岩一带的环境容量将难以承担这个中心城市带来的环境压力。

台州市准备耗费巨额资金、占用大量良田搞异地建市的做法,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不满。

在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全国《农业法》大检查中,全国人大常委、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振怀率队赴浙江检查后提交的报告指出,目前许多地方为创政绩,不从实际出发,以牺牲耕地为代价,盲目搞城市改造和扩建。台州市打算把椒江、黄岩和路桥三地连成一大片,变成大城市,不少同志担心,这又要掀起继“开发区”之后的第二次占地高潮了。他们讲,这么做是在卖祖宗的家当,砸子孙的饭碗。

1995年3月,由北京大学张友仁教授等经济学家组成的黄岩经济考察组在实地考察后认为,台州地区在撤地设市过程中采取的异地建市、重组区内行政区划的做法,对当地经济将产生许多不利影响。其主要问题,一是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浪费严重;二是严重束缚了作为台州地区工业中心与经济发展“龙头”的原黄岩市的经济发展。

国家土地管理局刘文甲副局长针对这件事说,台州建设大城市的设想,确实代表了当前比较普遍的一种倾向。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了。在城市化的口号下,目前出现了追求城镇数量过多、规模过大、用地指标过高、发展速度过快的情况。台州市占用大量良田的城市规划未经批准是不能动工的。几十年来,各地城市“摊大饼”式的外延发展造成“城市病”日趋加重,城郊优质菜田、农田被毁,城市外围环境破坏,城市蔬菜和副食供应紧张,近郊农业不能稳定发展,已经给了人们深刻的教训。希望台州市不要将本来分散的椒江、黄岩、路桥、临海人为地连成一片,形成一张“大饼”。

台州市一些领导以滚动开发土地为名,以城市建设名义和行政手段压价征用大量农田,用来炒房地产,已经引起农民的严重不满。千百年来,以栽培闻名全国的“黄岩蜜橘”为生计的农民心急如焚,扼腕痛叹:地之不存,橘将焉附!

联合国确定的人均耕地数量的警戒线(也称危险点)是0.795亩。浙江省人均耕地已经降到0.56亩,人均种粮土地只有0.44亩,从一个粮食基本自给略有盈余的省份变成了仅次于广东的粮食调入大省。台州市人均耕地已经不足3分,远远突破危险点。1995年4月至1996年1月,台州市调进粮食1.08亿公斤。黄岩原来是一个有名的农业大县,夺得过全国第一个粮食亩产跨纲要的殊荣,并于1990年跻身全国百强县市之列,而眼下的粮食却不能自给。根本原因在于,耕地锐减和水资源的紧缺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目前,台州市每年财政可支配的财力除去行使政府职能的支出外,仅仅剩下2亿元人民币左右。要在15年内实施耗资上百亿元的异地建市工程很不现实。这个脱离实际的异地建市方案和中心城市规划没有征得本级人大的批准,自然受到临海、黄岩等地人大代表的广泛抵制。

一个城市的形成,是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结果。台州地区位于宁波与温州之间,境内多山,没有较大平原和盆地,灵江的腹地也不大,海门港的条件不好,因此,在历史上没有形成较大的城市。临海市历史上一直是台州府的所在地,是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现在已经规划了中等城市的框架。有关专家认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台州市的行政中心仍然以设在临海市为宜,异地建立大城市的决策并不英明。

浙江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2224元,居全国第三位;农村第二、三产业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88%。按照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做法,浙江省早已应该大力实行工业向农业反哺了。

我们认为,各行各业支援农业,首先要做到不与农业争地争水。台州市已经不算贫穷了,应该给儿孙们留下一些较好的生存条件,应该尽可能地为儿孙们多留一份土地和环境资源。只有这样做,才算真正实施了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才算在实际中做到了江泽民总书记所说的“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本文综合了《中国环境报》1996年3月23日同名通讯,副标题为“台州易地建市资源环境破坏严重”。)

25 决战淮河

淮河是中国最多灾多难的河流之一。当她在河南的桐柏山中款款地漫步时,她是那样的温顺、秀丽,清澈见底,但她终于走向了辽阔的平原。她注定是一条属于平原的河流。

如果回到几亿年前,我们就会发现现在被称为中原的地方,还是一片茫茫的大海。构成中国现在版图的两大陆块——扬子古陆和华北地台,正是在这里缝合和对接。沧海桑田的变化,造就了中国的大平原,也造就了淮河。

一、重要地理分界线

淮河从她形成时起,就注定要成为中国南北的分界线和交汇带——她既有北方大河的粗犷与狂放,又有南方河网的散漫与温柔。

在淮河流经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座古城,和深埋在厚厚黄土下的古代遗址,这是历史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不仅仅是黄河,淮河无疑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1994年5月,当我们随国务院环委会淮河环境保护现场执法检查的代表从北京来到河南后,才知道淮河和黄河是如此的不可分离。黄河自从出晋陕大峡谷、进入中原以后就完全成了一条地上河。中原地区没有一条河流再“高攀”注入黄河。可以说,从黄河高高的大堤下开始,直到长江边上,几乎所有的河流最后都汇入了淮河。

正是在淮河哺育的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当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后,我们的民族从滔滔的洪水中走来,从无数的神话和传说中走来,他们与无情的洪水搏斗,在他们的身后,升起了东方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传说中的第一位女神女娲,在这里“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积芦灰以止淫水”,她以坚忍的精神从灾难中站立起来。淮河平原上的河南西华县境内的女娲城,尚有女娲补天的遗址。

在古称陈州的淮阳县,完好地保存着始祖伏羲氏巍峨的陵墓和雄伟的殿堂,有伏羲氏分阴阳、占祸福、画八卦的画卦台。我们民族先民中的这位英雄和领袖,他“上究天象,下察地理,中观万物”,还是为了掌握与适应当时生存环境的变化,“作八卦,结网罟,教民渔猎”。看来,当时这片土地上河湖纵横,森林密布,自然生态还保持着一种原始状态。

4000多年前,夏王朝就在河南的郑州地区建都;3500年前,这里是商王朝的中心,在郑州市区还有商代都城的遗址,矗立的商鼎成为郑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

在我国五千年悠长的历史里,有整整两千年这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淮河毕竟是一条平原河流。

平原,造就了她的性格和特征:支流众多,而河流的落差不大。由于处于南北过渡带,降水又相对比较集中。在历史上,黄河一次又一次决口,夺淮南下,给淮河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淮河也因此成了我们民族的心腹之患。

一定要根治淮河,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件大事。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淮河流域,建起了一座座水库,一座座水闸。在淮河的下游,也开凿了一条条河渠,使汇集洪泽湖的淮河水能通畅地奔向大海。

防洪历来是淮河沉重的话题。

1985年3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在水利部长的陪同下视察淮河。洪涝灾害刚过,自然把防洪的话题留给了在场的各位领导和专家。一场争论开始了。淮委会的人强调,宿鸭湖对下游防洪起决定性作用,主张优先加固宿鸭湖水库。而当地的专员则据理力争,主张优先建设板桥水库,因为它占了宿鸭湖洪峰流量一半以上。

李鹏同志站在宿鸭湖坝上,眺望茫茫不见对岸的湖水,波涛滚滚,犹如大海。他不无感慨地说:匈牙利人引以为自豪的巴顿湖也不过如此。中国还太穷了,这里目前还不可能建设成旅游胜地。

可见,淮河的污染问题在当时还不突出。

淮河反映出越来越严重的污染,是在80年代的后期。

在河南,淮河流域的17条主要支流上,省环保系统共布设了44个水质监断面。1992年的监测结果表明,其中23个断面水质超过国家标准五类的允许值,占监测断面总数的52.7%。即有一半以上河段的河水丧失了任何利用价值。

淮河的干流在安徽境内长420公里,穿越阜阳、六安、淮南、蚌埠、滁州5个地市。据1985-1993年水质监测,淮河干流淮南、蚌埠段水质平均不符合地面水五类水质要求,即低于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下限。这里每年冬春季节,水质都处于警戒状态,水污染事故日趋频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淮河无论干流还是支流,水质污染有增无减,日益加剧。

二、金水河名不符实

淮河的严重污染开始于何时,其源头又在哪里?

河南郑州市有一条美丽的河流叫金水河。

垂杨、绿柳与清流,曾给这座中原的名城带来了无限的春意与生机。它带给人们的不仅有舟楫之便,还有渔歌之乐。现在人们百思不解的是,这条如丝线似的河流居然还能发洪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是因为“防洪”,在金水河的上游修建了两座水库,从此,金水河的源头完全被切断了。

金水河成了一条没有源头活水的河流。

而金水河流经的郑州市却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着、膨胀着。它从解放初期仅有十几万人口的中原小城,发展成为有570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其中市区人口115万。中国长城铝业公司、中原制药厂、郑州烟厂、郑州第二砂轮厂等一大批企业建立起来了。金水河自然成了郑州市的一条主要排污沟。

郑州城市的生产和生活用水,主要取自于黄河。

以黄河和嵩山为主的众多人文自然景观,成了郑州市的骄傲。

虽然郑州位于黄河之滨,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郑州还是位于淮河流域。金水河之水最后还是进入了淮河的支流贾鲁河,并在河南南部周口地区汇入了淮河的支流沙颍河。经多次监测,贾鲁河入沙颍河断面处的高锰酸钾等指数年平均超出地面水五类标准1.9倍。污水一泻千里,令人触目惊心。

应当看到,郑州近年来在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上做了不少工作。如对严重污染的金水河就进行了“根治”。沿河的工厂和居民生活污水,不再排入河道。现在河水已经变清,金水河两岸重新成了风景秀丽的地方,成了郑州游人一个流连忘返的好去处。郑州的绿化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半城绿树半城楼”,使之有了中原“绿城”之称。市内主要街道两边树木成行,街心花园、花圃和绿草如茵的草坪随处可见。

可美丽的郑州竟没有一座污水处理厂!

所有污水都通过地下的渠道排入熊耳河、东风渠后进入贾鲁河,最后还是注入了淮河!

不仅仅是郑州。

古城开封、平顶山、驻马店、许昌、周口、漯河、徐州、淮南、蚌埠、阜阳,到了20世纪90年代,都没有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未经处理便直接排入了淮河。

上游与下游,支流与干流,省与省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围绕淮河的污染产生了数不清的矛盾与纠纷。

在这块沃野千里、资源丰富的土地上,很早就流传着“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民谣。由于淮河的污染日趋严重,河流近在咫尺,可河水不能灌溉饮用,河里鱼虾绝迹。仅颍河、涡河,从1988年至今已发生水污染死鱼事故200多起,渔业累计损失超过亿元。

——安徽涡阳县素有“五十里涡河,五十里网箱”之称,曾作为全省的渔业先进典型。但在1992年5月,因上游突然排放废水,鱼类遭到灭顶之灾,2500网箱鱼死亡殆尽,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渔民们痛不欲生。

——濉溪县包河、浍河,自1978年起,受上游污水危害,致使20万人、11万头牲畜饮水无着,河水也不能养殖和灌溉,每年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

——阜阳市是皖西北的重镇,虽然濒临水量较大的颍河,但因污染而不能使用,不得不依赖地下水作为城市的水源。超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达80多米,因此又带来地面下沉。地面沉降速度每年高达86毫米,累计下沉940毫米,影响面积达360平方公里。由于地面沉降,这对京九大动脉的建设、颍河防洪安全和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1978年8月至翌年4月,淮河地区久旱少雨,蚌埠闸连续关闭247天。因为枯水季节,淮河中大部分是浓度极高的污水,如果开闸放水,污水大量下泄,就会直接危害下游江苏的广大地区,引起洪泽湖水质的恶化。这时,闸上闸下形成60多公里长的黑水河,蚊虫滋生,淮南、蚌埠自来水发臭。成千上万的市民被迫用防空洞的水或临时掘井。对水质要求高的制药、食品等企业不得不停产,一些饭店旅社也因缺水而停业。蚌埠是津浦铁路上的大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很多,可途经蚌埠的列车也不得不停止上水。这次造成的经济损失达7000万元。

——1989年2月,上游造纸厂污水库突然塌坝,大量高浓度污水经颍河入淮,造成淮南市90公里长的河面上黑浪翻滚,臭气冲天。淮河沿岸200万人无清洁饮用水。很多群众饮用受污染的水后,发生呕吐、腹泻,医院一时应接不暇,人心浮动,工业用水告急,电厂运行受阻。

——1992年2月,因淮河水质严重污染,淮南电厂缺水,三台机组停运,影响华东电网供电,一些工厂因此停产或限产,造成了一亿元的经济损失。

……

江苏地处淮河的下游,这个省受客水的污染也最重。但这又是相对的。

如淮河的主要支流奎河,发源于江苏省的徐州市,流经安徽的宿县,绕了个弯后进入江苏的泗洪。但近年来,这条河流每天接纳徐州市的25万吨污水,早已成了一条黑臭的没有生机的河流,即使是数百米之外,行人仍感到奇臭难闻,鱼虾绝迹,不能灌溉。据监测,1993年奎河溶解氧为零,色度超过7.4倍,化学耗氧量超标40倍,氨氮超标16.3倍。

在这条河流两岸几公里的范围内,地下水都遭到了严重污染,其间绝大多数浅水水质都不符合饮用水标准。在奎河沿岸的一些村子里,癌症等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有的乡村近年体检竟没有合格的兵源。河水对人体的危害触目惊心!

沿着淮河,从上游到下游,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越走心情越沉重。

淮河严重的污染,他早几年已有所知。每年,一封封告急的电报,从淮河中下游的城市农村不断打到北京,打给国务院。但当他来到淮河的边上时,还是一再被淮河滚滚的黑浪震惊了。他作为一个科学家,更作为一位主管环保的我们国家的高层领导,顶着烈日,一再深入淮河重污染的现场,亲自察看“灾情”。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淮河流域的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

在河南省,淮河流域的西部是国家规划中的能源、重化工基地的主要组成部分,东南部则是重要商品粮基地和农副产品加工基地。由于大批乡镇企业和一些工艺落后小企业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给淮河流域的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许昌、漯河、周口、界首……一座又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

造纸、味精、酿酒、制革……一家又一家污染严重的企业。

淮河流域地处我国南北和东西的组合部,在经济和产业的发展上也兼有这两者的特点,既有资源开发型,又有加工型——而即使是加工型一般说来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也不多。如豫西的一个县里,有二百多个小煤窑,一百多家小造纸厂,正是反映了这一特色。

三、存此立照在黑河

1993年开展的“中华环保世纪行”中,中央电视台对淮河支流黑河的严重状况进行了曝光,引起了河南乃至全国的惊动。当地一位造纸厂厂长的话反映了这种矛盾与困惑的心态:对发展当地经济来说,我是一个功臣,而造成的污染对人民群众来说,我又是一个罪人。

这话在相当程度上,或者说在一定发展阶段是正确的。

因为发展是一个前提。没有经济的发展,如果连温饱都没有解决,就谈不上环境问题,谈不上治理污染。但是,这也是相对的,如果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环境问题又会严重地制约经济的发展。那时,一些企业家头上“功臣”的光环就会全部消失,而余下的,只是“罪人”。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黑河。

黑河的两岸,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田间的小路坑坑洼洼,车队开过,扬起了滚滚的黄尘。

这是一座残破的水泥桥。站在水泥桥上,可以望见黑河水从远方蜿蜒而来。这本应该是一条乡村秀美的小河,河中有鱼儿欢跃,有嬉戏的孩子;河边有绿草青青,有农舍炊烟……但展现在眼前的却是一条已经死去的毫无生气的河流。黑乎乎的酱状的液体在可怕地缓缓流动着,液体上浮着一片片白沫,散发出一阵阵恶臭。河边接近流动液体的地方,青草全都枯死了。

可黑河依旧。

同行的河南省副省长告诉宋健,黑河污染在电视上曝光后,对河南省震动很大。治理黑河污染的方案已经开始制订,一些排污大户的污水处理工程已经动工。但也有一些困难,如资金不足等。我们有决心让黑河变清。否则我们没法向河南人民,也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宋健提议,我们一起在黑河边上照个相吧,当地的领导同志都来。这叫做存此立照。就要拿这污染的河流作背景,过几年我们再到这里来看看,也站在现在这个地方,再照一张相,看看河水变清了没有。

宋健和河南省的副省长,当地的市长、市委书记在黑河的桥上站成一排,我们拍下了这难忘的一刻。

黑河,是“淮河之役”的又一个重要突破口。

国务院环委会淮河环保执法检查团经过周口地区时,下榻在周口味精厂的莲花宾馆。周口味精厂的产品为莲花牌,因此宾馆的建筑也别具特色,成莲花的花瓣形。

周口味精厂不在周口市,而在项城,这里古为项子国,汉初置项县,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县之一。这个豫东大县有一百多万人口。有8000多名职工、跻身于世界同行业四强之一的周口味精厂,在项城市区中占有“半壁江山”。现代化厂房与现代化楼房给这个古老的县城增添了时代色彩。项城市的领导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没有周口味精厂等大型企业,项城就不可能撤县建市。目前,这家企业与日本味之素株式会社联合投资2.5亿元进行扩建,扩建工程完工后年产量可达10万吨,居世界同行业第二位。

宾馆里,流金溢彩。我们为有这样一个大型的现代化企业而自豪。

在这古老而又现代的土地上徘徊、沉思,从汉代的南顿故城废墟到今天的新城,从周兴嗣所作的《千字文》想到了电视上经常出现的广告“莲花味精,滴滴香浓”。这里是东汉著名的学者应邵、“建安七子”应玚的故乡,可谓人杰地灵。可是水,正是土地的血脉,那时淮河的支流沙颍河一定水量丰富,既给人舟楫之便,又有灌溉之利。古今名人一定得益于淮水的精灵之气。

而奔流了千万年的沙颍河,如今却是一河脏水、臭水。鱼类绝迹、帆影杳然。

面对被严重污染了的淮河,面对散发出恶臭的淮河,我们还会有滴滴香浓的感觉吗?

淮河,已盛不下很多的愁!

四、淮滨人家最是愁

最愁的是淮河边上人家。

宋健一行来到了淮河边上的一个村子里。

为了迎接北京来的领导,村子里的道路经过了打扫,干干净净的。路面上还洒了水。但这些仍掩盖不住小村的贫穷和落后样。当我们穿过村舍间的土路,浩荡而宽阔的大河便赫然出现了。河面足足有一百多米宽。

一个小村和一条大河,千百年的悲欢。

我的眼前一再幻现出欢欢跃动的图景。宋健同志走上堤坝,又下到河边。他伫立在滩地上,迎着寒风。眼前这条河是一条正在死去的河。这是历史的浓缩和凝结?

宋健同志的声音变得激越起来:老百姓说得好,有清官才有水清。我们共产党人不做清官谁做清官?!我们一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淮河水变清。他问同行的当地领导,你们都是父母官,你们说能不能做到?

他从河中掬起受污染的水来,询问这水质的各项指标。这水是不能饮用和灌溉了,现在村子里的老百姓饮水问题怎么办?要打深井,解决他们的饮水问题。这事情要像救灾一样尽快解决。他走进一户农家,又一户农家,了解他们生活和生产的情况。

这个村子里的人,祖祖辈辈都在淮河边上生活。过去有不少人靠捕鱼为生。

宋健问:“你们最后捕到鱼是什么时候?”

一位老人说:“大概是1990年、1991年吧!现在鱼虾绝迹了。过去这村子还是个水陆码头呢,现在河上一条船都没有了。”

他是最后一个“渔佬儿”?

沿河的人家都在院子里打了井,可是井里打上来的水仍然是发黑发臭的,没法喝。一个老人说,喝了这井里的水,身上就起疙瘩,还闹肚子,有的皮肤还烂了,吃什么药都不行。小孙女放学后到我们这儿来,连一口水都不敢喝。有时,我们买点饮料放着给她喝,有时她渴了就跑回家去喝水。老人说着,眼角闪动着泪花。他来到院子,打上一桶水来。他说:你看这水,都臭成这样子了,还有水里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有毒的东西,还能喝吗?

河南省的一位领导说,过去我不管环保,没想到淮河成了这个样子了。如果一味地上规模,不讲社会效益,不顾环境保护,这无异于“谋财害命”!

沈丘,是河南与安徽接壤处的一个大县。县城就建在沙颍河的边上。一进县城,到处就弥漫着臭气。这城有一个大闸。当年是为防洪而修建的。现在成了纳污闸。

这个县承担了周口、许昌、漯河等中原许多城市、大大小小企业排污的压力——安徽省不要你高浓度的污水,因为这些污水一旦下泄,对下游的城市来说将是一场大灾难。河南省只好把高浓度的污水关在境内,等到雨季淮河发洪水时再打开闸门,这时淮河水量骤增,可以使污水得到部分稀释,这样下游尚能承受。

可是,有时闸内的污水实在太多,水位太高,只好开闸排污。这时往往就引起了省与省之间的矛盾与纠纷。下游就告上游的状。当地的同志告诉我们,4月份开过一次闸,河两岸恶臭冲天,沿河的工厂被迫停产。医院里,患呼吸道疾病的人骤增。

就是在这个县,万名群众签名,要求根治淮河污染。

我们从界首进入安徽。

我们来到了泉河边上。泉河是颍河的支流。河边的景色十分秀美。青山如黛,倒映水中。泉河过去是阜阳市的饮用水源,水质以甘甜如泉而著称。泉河及支流每天接纳上游河南李坟闸以上城镇排放的9万吨废水后,从临泉进入阜阳,再注入颍河。现在,在颍河、泉河、涡河这三条河流中污染最重。河水常年呈棕黑色,并有异味。不仅仅是河南上游的城镇,当地的城镇同样把污水排入这条河流之中,其中临泉县每天向泉河排放废水总量为2.35万吨。

治理淮河污染,必须上游与下游一起动手,互相配合。因为我们只有一条淮河。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五、淮河历史蚌埠弯

淮河将在蚌埠转折。

1994年5月24日,来自河南、江苏、安徽、山东四省的领导来到了蚌埠,共商治理淮河污染的大计。

淮河是皖北的交通枢纽和工业重镇。

远在新石器时代,蚌埠就是淮河流域最早的居民“淮夷氏”活动的中心。蚌埠古乃采珠之地,因盛产河蚌而得名。现在淡水珍珠的养殖中心已南移到浙江和苏南,淮河已经不产珍珠了。

淮河在蚌埠转弯。

淮河的历史也在蚌埠转弯。

站在古城怀远的望淮楼上,夹江对峙的涂山和荆山历历在目。

这是淮河下游的最后两座山。这儿是古代涂山国的所在地。4100多年前,夏部落的治水英雄大禹,经过这里时,借助与涂山氏女的联姻,劈开涂山与荆山导淮,镇支祁,斩防风,并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好传说。至今这里尚有启母石、禹会村、防风冢等遗迹。登高纵目,淮河与涡河交汇处的三角洲上,水绕山环,在淮河北岸的荆山上,大禹雕像高高矗立。

现在,治理淮河污染的历史使命,又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河南、安徽、山东、江苏都提出了治理淮河污染的方案,—些重点污染源要限期治理。一批污染大而经济效益差的企业要关停并转。在这次现场上确定的第一批关停企业达200家。

淮河流域的经济正开始起飞。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又相对比较脆弱,同时又承受着1.5亿人口生活、生存与发展的巨大的压力,其中还有不少是老区和贫困地区。

淮河流域,正是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缩影。

1995年,国务院环委会在江苏连云港市召开第二次淮河污染治理现场执法检查现场办公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1996年6月30日前,关闭淮河流域所有年产5000吨以下小造纸厂的化学制浆设施。关闭这些小造纸厂,将影响淮河流域的工业产值约1%,而削减污染总量10%~12%。

国务委员宋健认为,这个决定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淮河污染治理的本身,还在于它体现了中央的决心,中央的政令能不能在淮河流域做到令行禁止。

现在,淮河流域999家小造纸厂已经全部如期关闭。

但是,问题也不尽如人意。记者在江苏徐州的一些地方的采访中发现,有的小造纸厂采用几家联合的办法,组建所谓的“企业集团”,使年产量超过5000吨。有的还用虚报产量、多挖几个制浆池的欺骗办法,想方设法继续生产。

下一步,对淮河污染治理的执法力度将进一步抽紧。年产一万吨以下的小造纸厂也将列入关闭计划。

到1998年1月1日零点,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正是淮河流域工业企业必须实行达标排放的法定开始时间。为了全面检验1997年达标排放的结果,国家环保局和中央电视台开展了“零点行动”。国家环保局在北京设立了总指挥中心,局长解振华坐镇指挥,一批专家、监测人员和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单位派出60多名记者分赴沿淮四省,现场监测和采访。“零点行动”成功地营造了全社会关注、全民关心、全流域动员的浓厚舆论环境,使治淮第一战役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六、地方保护须破除

在我们的面前,还有很多困难。地方保护主义就是很大的阻力。

1994年7月,淮河流域再次发生全流域性的水污染,下游洪泽湖一片悲歌,直接经济损失就达2亿元。记者随同国务院淮河水污染事件处理小组前往调查,了解到主要污染水源来自河南。河南这年久旱无雨,省里主管农业的领导听说上游要下雨,就下令开启淮河大闸,让污水下泻,腾出容量储存干净水,用于农业灌溉。结果是老天报应,上游地区也没有什么大雨。当河南省有关部门的同志拿出省领导的开闸放水调度令时,水利部的领导叫他们赶快收起来。原因很简单,我国长期以来都是多头治水,水利部管水量,环保局管水质。这次恶性事件,全是调度不当造成,板子该打在谁的屁股上不说自明。

就在采访这次特大水污染事件归来不久,宋健同志在中南海办公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记者问:“当您得知今年7月中旬淮河中下游发生特大水污染事故时,您的第一感觉是怎样的?”宋健说:看到我们的人民受到如此严重的危害,我的心情很沉痛。作为主管环保工作的负责同志,我没有把工作做好,一直下不了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这次污染再一次敲响了警钟,我们再也不能让类似的情况发生了。这种牺牲环境资源的短期行为必须得到制止,少数人害多数人的现象必须结束。

记者还发表了一篇展示《治淮众生相》的文章,客观介绍了相关省份对治淮的态度,称河南方面对下游地区诚恳地表示了歉意,“安徽省水利厅的同志解释‘安徽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时,并不推卸开启蚌埠闸泄污存在一定‘本位主义’因素”。接着,安徽方面有人往报社传话称,《中国环境报》如不道歉,明年的报纸一份不订。总编辑急不可待找记者谈话,记者一再坚持内容上没有失实,不必退让。在地方保护主义面前,新闻监督是如此困难。

治淮是艰难的,而这场战役正在继续,直到彻底胜利。这是一项空前浩大的工程。淮河之役的成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命运。

新世纪的文明和曙光,终将在淮河上升起。

作者补记:

本文内容曾收录到报告文学集《我们家园的紧急报告》中,并于2000年1月由时事出版社出版。每次整理自己为环境保护事业呐喊的艰难而有意义的岁月,情不自禁想起好朋友、好兄长、好老师新华社高级记者朱幼棣,他的为人率真和文章驾驭能力令我钦佩。基于我们共同的环保情结,他提议我们联名出版环境报告文学集《我们家园的紧急报告》。他的文章在书中分量厚重,却要出版社把我的名字署在前面。我说这不公道,也不客观,你影响大,贡献多,又是兄长。他说,看来你没有信心,我们的书没有写好。

朱幼棣,1950年生于浙江黄岩,2015年6月3日溘然长逝。生前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是报道中国第一次南极科学考察建站的首席记者,后来长时间专跑中央常委活动新闻专线,其作《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温州大爆发》《大国医改》《后望书》《怅望山河》等畅销后影响甚大。转任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领导后,他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国家治理的对策。其书法专著《书风法雨》见解独到,并曾为我作书一幅,内容是南宋辛弃疾词《破阵子》。财经作家吴晓波称赞他,爱好及学识之广博,宛如文艺复兴年代的“大百科全书”学派,堪称国内顶尖级历史地理学者。

先生曾动议调我去新华社,后来未果。他说,看来我官不够大。我们都做记者时,经常见面,探讨业务窍门。吃饭聚会,都不喝酒。他喝茶,但不太讲究。在我见过的活人中,他的文笔首屈一指。我们误入官场后,见面少。前年他才知道我病了,晚上坚持来我家附近茶室看望,阜外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张海涛教授陪同他来。那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主要是互相嘱咐保重,至于他的穿着我也记不得。我不知道见了这次,他就会死。彼此心是相通的。感情太到位,疏忽也自然。我居然找不出一张有他也有我的照片合影。

26 居民消费水平稳步提高 豪华楼堂馆舍仍需严控

本报讯(记者胡若隐)关系群众利益的“安居工程”发展很快,而对一些高档豪华宾馆、饭店、娱乐设施等要采取控制措施。日前,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回答有关今年上半年房地产的记者提问时作上述表示。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邵宗明通报了我国国民经济上半年运行势头良好的简要情况。宏观调控取得新成效,农业有所升温,投资结构进一步改善,资金着重向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以及国家支柱产业倾斜,重点建设得到加强。物价涨幅已呈现由高到低的积极变化。

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1968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1.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8%;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未扣除生产费用)758元,实际增长1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新增403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90亿元。市场销售稳中见旺,居民消费水平稳步提高。经济运行中好的方面继续得到保持和发展。

国民经济主要统计数字表明,在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上半年房地产投资为583.4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6.2%。权威人士在分析这个比例时指出,关系到普通群众“居者有其屋”的安居大事要加快发展,而对高档豪华宾馆、饭店、娱乐设施等方面的房地产开发要采取控制措施。因为后者会分散大量资金,削弱重点项目建设力量。搞“泡沫经济”,不利于投资结构进一步改善。此外,高档房地产非常人有能力过问,其开发给土地、环境资源带来巨大压力,也由此被认为脱离国情。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5年7月22日第1版报眼。)

27 湘大学生欢欣鼓舞迎“七一”

本报讯 历时两个月、有两万多人次参加的湘潭大学第二届学生文化艺术节,于6月18日晚在欢送九一届毕业生的文艺会演中降下帷幕。

本届艺术节适应校园内近年来出现的学马列原著的热潮和广大同学认识党、了解党的渴望,以知识竞赛、演讲、邮展和书画比赛等形式,寓教于乐,成效显著。学生会主席李瑞颜说:“持之以恒学马列,坚定不移跟党走,是我们献给党的最好礼物。”另外,还举办了卡拉OK(民族歌曲)大奖赛、校园歌手大赛、吉他演奏会、摄影艺术展、声乐讲座等,生动活泼,深受师生员工好评。

(本文为作者和同班好友樊胜利在湖南省《湘潭日报》实习期间采写的一则消息,见于该报1991年6月21日。全文245字,算是最早的“豆腐块”。我那时不知道自己毕业后将从事新闻工作,但在大学期间担任学生通讯社主编的历练为自己作了专业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