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傅斯年的学术成就
傅斯年长期担任学术行政工作，又没有大部头的学术著作问世，故使人很容易忽略他的学术成就。著名宋史学者邓广铭先生说：
这一评论旨在说明对傅斯年的学术成果不宜以多寡来衡估，而应以其在整个学科中所发挥的影响力来估价。诚如邓先生所说，即以傅斯年领导并大力推动的安阳殷墟发掘这一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和国际影响来说，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历史学、考古学中的地位。
傅斯年一生的学术成果主要完成于他回国后至抗战爆发这十年间。[102]刚好这十年间中研院史语所的工作报告存留完备，傅斯年这十年的研究工作亦有迹可寻。史语所建立之初，傅斯年除负责全所事务性工作外，曾计划编著《＜诗经＞新论》。[103]1929年“除综核全所事务外”，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和明清内阁档案整理，已成论文六篇：《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大东小东说》（集刊第二本第一分）、《论所谓五等爵》（《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姜原》（《集刊》第二本第一分）、《战国方术家言叙论》（上）（《集刊》第二本第二分）[104]、《新获卜辞写本后记》（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其研究势头可与同组的陈寅恪相埒。[105]原拟在《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发表《史之起源》一文，[106]后未见刊。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一项整理工作，至1929年9月20日以后，“关于移运、堆存、购置各事，次第就绪，始由研究员傅斯年、编辑员徐中舒、督同书记及工人二十一人，试行整理”[107]。1930年“为中国经典时代文籍的及历史的研究，间亦涉及明清史籍，曾撰《明成祖生母记疑》一文”[108]。1931年“为古代史及明清史之研究，除《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仍在撰述中外，成论文一篇：《明成祖生母记疑》（《集刊》第二本第三分）。此外又同研究员徐中舒、师范大学研究所研究员方壮猷共撰《东北史纲》一部，而由傅斯年编辑，已付印”[109]。其计划之下年度工作“除继续《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续论秦汉间文化之问题外，并拟从事于周汉文籍之分析及明初史事之整理”[110]。1932年“为古代史及明清史之研究，著有《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已将完成。又撰《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已于本年度出版”[111]。其下年度工作计划为“除续论秦汉间文化之问题外，并拟从事于周汉文籍之分析，及明初史事之整理”[112]。出版一项提到《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正在编录中。1933年工作报告中未提傅斯年的研究，仅在出版一项提到发表《周东封与殷遗民》（《集刊》第四本第三分），编录中者有《民族与古代中国史》。[113]1934年研究工作一项仍未提傅斯年，“整理工作”述及整理明清档案“自本年度起，由研究员陈寅恪、傅斯年、徐中舒重新组织一《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以陈寅恪为主席，审查史料之编定与刊行”[114]。1935年“除兼任所长总理全所事务外，仍继续为古代史之研究及古文籍之校订，成《谁是＜齐物论＞之作者？》论文一篇。又搜集历来关于性命之古训，约五六万言，已于本所讲论会中公开讨论，俟整理后即可发表”[115]。1936年工作报告未记，从这年出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明清史料》上可以看到，傅斯年发表了《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集刊》第六本第一分）、《说广陵之曲江》（《集刊》第六本第一分）、《谁是＜齐物论＞之作者？》（《集刊》第六本第四分）、《跋陈槃君＜春秋公矢鱼于棠说＞》（《集刊》第七本第二分）、《＜明清史料＞复刊志》（《明清史料》乙编第一种）。另据《性命古训辨证》一书的自序交代，“是年夏开始试写”，“至是年之尾大体乃具”。从上面所述可见，傅斯年这时期的治史范围主要是先秦史、明清史、东北史和哲学史。完成的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和《性命古训辨证》，原拟定出版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只发表了系列研究论文，而计划中编录的《＜诗经＞新论》一书并没有刊行。实际上，在傅斯年的计划中，还有几个项目，如《明书三十志》《赤符论》《民国北府纪》等，已有纲目，[116]因行政工作过忙，而未能动手进行。
傅斯年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专题上，一是上古史研究，这方面的力作即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系列研究论文，一是哲学史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本人非常重视这两部作品，1947年，中央研究院办理第一届院士选举，作为候选人之一，他提出的代表作即为《夷夏东西说》和《性命古训辨证》。他在简介中说：“一、《性命古训辨证》，此书虽若小题而牵连甚多。其上卷统计先秦西汉一切有关性命之字义，其结论见第十章。本章中提出一主要之问题，即汉字在上古可能随语法而异其音读也。以语言学之立点，解决哲学史之问题，是为本卷之特点，在中国尚为初创。其中泛论儒墨诸家之言性与天道，引起不少哲学史上之新问题，富于刺激性。其地理及进化的观点，自为不易之论。其下卷乃将宋学之位置重新估定。二、《夷夏东西说》，此文论远古中国东西文化之不同，极富新义。国内批评者如徐炳昶、王献唐诸氏，国外批评者如Owen Latimore，皆以为定论。”[117]有的学者在比较傅斯年这两项成果后得出结论说：“以傅先生之才华，治史学有余，治哲学则有所不宜。”[118]语中之意，则以为《性命古训辨证》不如《民族与古代中国史》这一组文章的价值。下面我们对傅斯年的学术成就分别加以述评：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系列研究。民国初年，民族史在上古史研究中“最有成绩”[119]。刘师培在《偃姓即嬴姓说》中证明熊盈偃嬴依为一姓的分化；王国维依据甲骨文和书面材料论证了殷以前的帝王宅京皆在东方，只有周独崛起于西土；徐中舒的《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一文说明“殷周非同种民族”[120]。傅斯年在他们的基础上，又将此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陈槃先生忆及傅斯年上古史的研究情况时说：
除了陈先生所提上述五篇之外，何兹全先生还提到了《论所谓五等爵》一篇，也应归入该书。[122]如从内容上看，他在同期写作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与此主题亦相关。这七篇作品构成一个系列，确是上古史研究的上乘之作。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对傅斯年的上古史研究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何兹全先生在谈到傅斯年未完成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的系列文章时也表示：“就这五篇已发表的篇章来看，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独到的见解，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就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之已完成的几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荣誉。”[124]
中国哲学研究。傅斯年对哲学研究素有浓厚兴趣。早在学生年代，就作有《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一文，表达了对哲学深切的理解，他以为：“哲学不是离开科学而存在的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总积。”“哲学也不是抽象的学问，他的性质也是具体的。”“哲学是一个大假定（Hypothesis）——一群假定的集合。”“历来的哲学家有两种趋向：一、以知识为前提；二、以人生为前提。”他比较倾向于后一类，“一切的科学都是应生物学上的自然要求而出；一切的知识都是满足人生的手段（Means）；一切的行为，都是发挥人生的动机。”[125]其对哲学的理解明显受到了胡适及其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与具有玄学意味的另一系哲学家张君劢等人产生了分野。他投书蔡元培先生《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列举了中西哲学之歧异：“中国人之研治哲学者，恒以历史为材料，西洋人则恒以自然科学为材料。考之哲学历史，凡自然科学作一大进步时，即哲学发一异彩之日。”[126]鉴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密切关系，他主张哲学应入理科。
归国后傅斯年系统研究先秦诸子思想，这方面他正式发表的论文只有《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另留有经人整理的书稿——《战国子家叙论》。这两文实构成一个系统，其主题是发挥他个人的一个看法：“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汉语实非哲学的语言”，“战国诸子亦非哲学家”。这是他早在留德时期就已酝酿的观点。[127]为此，他讨论了诸子与职业的关系，儒与诸子的关系，墨家反对儒家，《老子》一书的宗旨，齐秦两派政论，所谓“杂家”诸问题，其中提到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一文“其论甚公直，而或者不尽揣得其情”。“谓之不尽揣得其情者，盖诸子之出实有一个物质的凭藉，以为此物质的凭藉即是王官者误，若忽略此凭藉，亦不能贯澈也。”[128]由此不难看出，傅斯年写作此著的本意已欲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外，另寻一条探讨先秦思想史的路子，这一想法终在后来完成的《性命古训辨证》中得以实现。
《性命古训辨证》是从1936年夏“试写”，至1938年2月定稿交付出版。它在中国首开“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实例，全书分三卷，上卷“大体以先秦遗文中‘生’、‘性’、‘令’、‘命’诸字之统计为限，并分析其含义”；中卷“疏论晚周儒家之性命说”；下卷论“汉代性之二元说”和理学之地位。顾颉刚先生在总结专题的哲学史研究成果时，将《性命古训辨证》与郭沫若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并列，称两书“均用最新的方法，以甲骨文金文典籍为材料，而叙述先秦时代的中国哲学。二书取径全同，其成就可谓突过前人”[129]。陈荣捷先生在回顾清末民国这一段儒家的没落与价值重估过程时，又将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与胡适的《说儒》并列，称他俩的研究“显示了一种客观与建设性研究的趋势”，这种趋势中的一个重要发现便是“孔子真正宗教地位之发现”[130]。“胡适的理论完全来自大家所熟悉的文学之中，而傅的研究则是以新近发现的甲骨文为依据。他的《性命古训辨证》是公认当时那十年以来很杰出的汉学作品。”[131]“傅的诠释是相当可信的，因为他同时拥有文学的证据与历史的事实。他的结论大体上和胡适的结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孔子既非只是一个旧宗教的传袭者，亦非一个新宗教的创立者。”[132]胡适曾在台大版《傅孟真先生集》出版后，两度去信希望杨联陞写一书评，[133]杨联陞回复胡适，陈荣捷的《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Religion Trends in Modern China）“对傅孟真先生《性命古训辨证》大旨已有介绍”[134]。胡适可能后来看到了陈的上述评论，但意见颇有保留，他给杨联陞的信对此有所流露：
有了胡适这一段话，杨联陞的评论自然就更不好作了。
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傅斯年留下了两部未刊的讲义稿——《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和《＜诗经＞讲义稿》。
早在五四时期，傅斯年就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分期四期说：“一、上古。自商末至战国末叶。二、中古。自秦始皇统一至初唐之末。三、近古。自盛唐之始至明中叶。四、近代。自明宏嘉而后至今。”[136]此说实为针对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而发，刘当时在北大讲授“中古文学史”一课，其所谓“中古”大体是自“建安”至唐一段。[137]
傅斯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开设了“尚书”“古代文学史”“陶渊明诗”“心理学”等课程，[138]为此他动手写作《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现留存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稿本，原拟“起于殷周之际，下到西汉哀平王莽时。别有补讲若干篇，略述八代时新的方面，和唐代古今文学之转移关键”[139]。现在整理出来的稿子，比原来的“拟目”内容要少得多。据1930年8月30日傅斯年给胡适的信说：“这次回来大用功，完全不出门，下午睡觉，彻夜用功（读书，收材料），这样下去，文学史明年有了，《赤符论》后年也有了。”[140]傅斯年本是有意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后来他在北大兼课时，在国文系亦上过“中国古代文学史”一课，其内容与他在中山大学的“拟目及其说明”大致相同。即“（1）自殷周至汉末文籍之考订及分解；（2）同期中诗文各体之演进；（3）同期中文学与政治社会之相互影响；（4）同期中文学在后代之影响”[141]。对于傅斯年留下的这部未完成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胡适以为有其思想的价值：
胡适自己在《白话文学史》中也强调表现这种“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143]的见解，看来这是他俩那时的共识。
对于《诗经》的研究，傅斯年用力较早。早在1919年4月，他在《新潮》上就发表了《宋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辩＞》一篇书评。这篇文章首次从文学的角度考察《诗经》的价值，提出孔子删诗的标准“只靠着文学上的价值”，打破以往学者“都说他是孔子删定的《经》，其中‘有道在焉’，决不是玩物丧志的”习惯说法。《诗经》给人启示的“教训”是“真实”“朴素无饰”“体裁简当”和“音节的自然调和”。他推重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辩》两书，主要是其能“拿诗的本文讲诗的本文，不拿反背诗本文的诗序讲诗的本文”；“很能阙疑，不把不相干的事实牵合去”；“敢说明某某是淫奔诗”[144]。这都是颇具见地的看法，它是新文学史观在《诗经》这一领域的个案体现。
五四以后，儒学意识形态基本解构。作为经学的《诗经》理所当然也受到了冲击，代之而起的是从文学、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角度研究《诗经》。傅斯年所作的《＜诗经＞讲义稿》反映了时代的这一变化。他回顾了自西汉至明代的《诗》学发展史，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诗经》的新态度：“一、欣赏他的文学；二、拿他当一堆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去整理；三、拿他当一部极有价值的古代言语学材料书。”并以此态度对《诗》的三个部分（周颂、大小雅、国风）从时代、文辞、文体等方面作了细致的考察。傅斯年原打算写成一部《＜诗经＞新论》，惜未成定本。即使如此，现在留下的这部《＜诗经＞讲义稿》在五四以后的《诗经》学史上仍有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明清史研究。傅斯年在明清史研究方面曾有过相当的积累和准备，对推动明清史研究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近来已有学者给予论证。[145]
1928年9月，傅斯年就任史语所所长伊始，即提出要收买天津李盛铎所藏的明清档案。此前盛传李盛铎欲将此批档案卖给日本“满铁公司”，闻此消息，傅斯年于1928年9月11日立即给蔡元培先生去信，希望以中研院名义买下这批档案。此事得到蔡先生的支持，经马叔平先生与李接治，最后中研院以两万元购得。1929年5月史语所由广州迁至北平后，正式接收了这批档案，并将其存于历史博物馆午门西翼楼为堆存整理之所。此批档案的购得不仅抢救了祖国的历史遗产，而且为明清史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原始材料。1929年9月底，由傅斯年与徐中舒设计，招雇书记六人，工人十九人，共二十五人开始整理。1930年10月减至十一人，1932年年终又减至三人，最后只留一人负责保管。[146]在这一过程中，傅斯年是明清大内档案整理的主要领导者。
傅斯年介入明清史研究的另一项工作是擘划明清史料整理。1930年9月，史语所发刊《明清史料》，该刊之详名应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刊明清内阁大库残余档案”，此工作由傅斯年亲自主持并推动，具体工作则由李光涛等负责。傅斯年在《＜明清史料＞发刊例言》中对工作方法、工作范围做了详细说明。“此刊之史料，大致在明清之交。盖启祯以前之档案不存，雍乾以后之政事移至军机处也。”该刊第六条规定“明清两代公文程式，宜别编一书，影印成之，不以入此”。第七条说明“此刊题奏，书，启，揭帖，示，谕等名，皆各件固有者，编印时所表题目，仅在各件原名上加衔名，人名，凡与内容方面，概不涉及，以免冗繁”[147]。每本百页，每编十册。自乙编以后，编辑方针稍有调整，“初以为凡既刊入清代官书之文件宜不编入。然如此律之既久，亦觉其终不能实行，盖清代官书至多，为一疏一移而遍检之，所收获者不值劳费”。“本所所藏此项档案，以关于清‘三法司’者为最多。此本非狭义之史料，故甲编与乙编中皆未采入。然此项文件实法律史社会史之绝好资料，应付编印，以资流传。”[148]到1948年，《明清史料》已出甲乙丙丁四编，共四十册。史语所迁台后，又续出了戊、己、庚、辛、壬、癸六编，凡六十册。《明清史料》的出版对推动明清史的研究，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傅斯年推动的另一项明清史料整理工作是《明实录》的整理，据劳幹回忆：“历史语言研究所曾经有系统的整理《明实录》。《明实录》的整理是孟真先生首先注意到的，搜集了七种本子来校，并且经过故李晋华先生的用心整理，大致已经有头绪了，因为经费问题，尚未付印。”[149]此书1963年开始陆续出版，至1967年完竣。
在整理《明实录》的过程中，傅斯年“对于明史曾经下过很深的功力”，他发表了《明成祖生母记疑》一文，推论成祖生于碽妃，养于高后，此文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讨论，朱希祖发表了对傅文的不同意见，[150]吴晗、李晋华则基本附和傅斯年的观点。[151]为此，傅斯年又以《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一文作了回应。[152]李光涛有关明史的若干论文亦经他指导，“孟真先生对于明清史事，如明太祖的生平，明代后妃的教育与储嗣文化标准问题，孝钦皇后与清季变法问题都曾经很详细的对同人说过”[153]。在目前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档案”中，还存留一份傅斯年手书的《明书三十志》的目录，这是他约郑天挺合作的计划。[154]郑天挺先生晚年对此事亦有回忆，傅斯年主持北大文科研究所时，“对研究明史有兴趣”，1939年夏，“在一次闲谈中，傅说要纂辑《明编年》及《明通典》，我说想别撰《明会要》，而毛子水教授劝我编辑《续资治通鉴》续集。过了几天，傅又来找我，劝一起搞个东西，不叫《明通典》和《明会要》，而叫《明书》。遂共同拟二十四目。后来傅斯年又将二十四目增为三十目”[155]。原计划五年完成，后来因为战争紧迫，事务冗杂，傅斯年迁往重庆，计划搁浅。傅档中还留有一封吴晗给傅斯年的信，内中拟有他欲写的《朱元璋传》的目录，请傅指正。[156]傅斯年在明史方面的素养，得到行内人士的推重。
东北史研究。1932年10月傅斯年出版了《东北史纲》第一卷。此套书原计划由傅斯年（古代之东北）、方壮猷（隋至元末之东北）、徐中舒（明清之东北）、萧一山（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蒋廷黻（东北之外交）五人合作编写，其中仅第一卷（上古至隋以前）出书。[157]这部书的宗旨意在批驳日本学者矢野仁一所散布的“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论，以历史证明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之非法。故开首即明确“依国法及国际公法之意义”和“依民族自决之义”，“东北之为中国，其意义正如日月经天者尔！”“历史之谈，本不相干。然而即就历史以论，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辽东一带，永为中国之郡县；白山黑水，久为中国之藩封。永乐奠定东北，直括今俄领东海滨阿穆尔省。满洲本大明之臣仆，原在职贡之域，亦即属国之人。就此二三千年之历史看，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福建之为中国又无二致也。”[158]全书分五章：第一章“渤海岸及其联属内地上文化之黎明”，第二章“燕秦汉与东北”，第三章“两汉魏晋之东北郡县”，第四章“两汉魏晋之东北属部”，第五章“汉晋间东北之大事”。[159]此书出版后，曾引起了邵循正、缪凤林等人的评论，邵文相对持平，谓：“傅书重要结论颇多，有甚精审者，有材料未充者，间亦有可商者。”[160]而缪文语意刻薄，[161]称“傅君所著，虽仅寥寥数十页，其缺漏纰缪，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纪录也”[162]。缪文出此恶语，实为当时南（高）北（大）两大学派冲突、对立的又一例证。在缪文发表前夕，胡适曾有《评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一文问世，其中有“柳先生是一位不曾学过近代史学训练的人，所以他对于史料的估价，材料的整理，都不很谨严”数语，[163]这是胡适对《学衡》派数年来各种批评和围攻的唯一一次回击。缪凤林作为柳诒徵的学生，起身批评傅文，自然有为乃师报复之意；身兼《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的吴宓连篇累牍地刊登缪文，明显寓有声援之意。从历史的关系看，柳诒徵为鼓吹国粹主义的晚清名宿缪荃孙的学生，胡、傅与柳、缪之间的冲突实在是20年代以来以护旧著称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并入东南大学）与以求新扬名的北京大学两大营垒之间斗争的继续。然细读胡文，虽不乏义气用词，仍不失为一篇有足够分量的学术评论。而缪文恶语相讥，完全失去了学术的平和态度。尤其是在有关东北史这样一个有关国家、民族尊严，当时尚属敏感的问题上，如此发难，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不当之举。对缪文傅斯年初拟作回复，后终放弃未作答，实以沉默作为更有力的回应。刊登缪文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不久迅即停刊，其中原因应与它的办刊倾向招致各方面不满有关。[164]顾颉刚作《当代中国史学》时，提请人们注意“日人为了侵略我国东北，对于我国东北边疆史地的研究，近年来真是不遗余力”[165]，出版《东北史纲》自应视为一项紧迫的政治需要。而《东北史纲》作为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开山之作，[166]对唤起中国学者赶快进入这一领域不啻有警钟的作用。至于《东北史纲》一书的著作权，后来又有种种猜疑和误传，[167]其实民国二十一年度史语所工作报告早已载明为傅斯年所作。
《史记》研究。1919年1月傅斯年发表了书评《清梁玉绳著＜史记志疑＞》，对清代梁玉绳所著《史记志疑》，他的评断是“中国人之通病，在乎信所不当信，此书独能疑所不当疑”。受今文学派“怀疑”风气的影响，他还是以为“疑古”胜于“信古”，“若《史记志疑》者原非创造之才，独此过疑之精神，诚哉不可没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一书，不伪者亦伪之；然较之伪者亦不伪之，度量相越，不可以道里计其短长也”。因为“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所以他还是肯定“是书之长，在于敢于疑古，详于辩证。其短则浮词充盈，有甚无谓者。又见其细不见其大，能逐条疑之，不能括全体为言”[168]。对此书的优长与缺陷甚为明晰。文末他赞扬崔适的《＜史记＞探源》“视此进一等矣”，这篇书评明显留有今文学派影响的痕迹，这大概是傅斯年听完崔适一课后的心得。[169]
傅斯年后来所作《＜史记＞研究》对《史记》本身有进一步的探讨，他指出《史记》不是一部容易研究的书，其理由有三：一、司马迁作《史记》百三十篇，“本未必已写定本”，后经无数次转改，“现在竟成古籍中最紊乱者”。二、司马迁所据引各书，“无不成问题者”，“今只有互校互订，以长时间，略寻出若干端绪”。三、整理《史记》“需用若干专门知识”，“不仅辨章史事，考订章句而已”[170]。他以为司马迁“非古史学乃今史学家”[171]。《史记》之卓越处在于“整齐殊国纪年”，“作为八书”，“疑疑亦信”。[172]傅斯年的这些观点，为人们重新研究《史记》指明了新的路径。1948年史语所购到宋刊本《史记》，他据此本作《北宋刊南宋补刊十行本＜史记集解＞跋》；又因为中央图书馆所藏的《后汉书》与此相关，复作《＜后汉书＞残本跋》一文，对两种版本作了细致的考订。
傅斯年读书有“博而寡约”的倾向，其治学涉及面亦广。他涉猎的学科，文、史、哲均有；跨越的时段，以上古、秦汉、明清三段为强，尤其是在上古史研究领域，他在新材料的占有和学术素养方面的积累，均占有优势，其成果处于该领域的领先地位。惜因繁忙的行政工作和时局的动荡不定，傅斯年的学术研究工作时间受到极大的限制，拟定的学术计划常常只能暂时搁置。他的很多设想，未能形成最终成果，现有的著作，刊行的仅为其中一部分，许多尚是手稿、残稿、讲稿，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加上天不假年，壮年中折，他个人的学术研究成了一项未竟的遗业，提及这一点，李济沉痛地说，傅斯年的个人风格颇类似于法国启蒙运动的大师伏尔泰，两人“在反对愚昧一点，的确相像。最可惜的是伏尔台竟活到八十四岁，把他要写的都写完了，但孟真只活到五十四岁就死了。他满肚子的学问，满肚子的见解，正在成熟的时候，正在开始写的时候，忽然死去，真是最可伤心的事，不可补偿的损失”[173]。因学人生命的夭折而出现的顿挫，这样的现象曾经出现在王国维、徐志摩、刘半农、丁文江等人身上。当傅斯年猝逝时，台港学界震惊不已，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身在内地的陈寅恪亦赋诗悼傅，以傅青主、“海外王”喻之，[174]足见傅斯年在这位史坛大师心中的分量之重！[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