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傅斯年一生的志业及其理想——《傅斯年全集》序言
在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傅斯年是一个极具个性而又充满矛盾的奇特结合体。他长期在北大学习、工作，对北大师生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被视为自由派大本营北大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又承接传统的正统观念，与南京国民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因此在1949年这个关键性的转折年代，与胡适、钱穆一起被毛泽东点名为反动政府“只能控制”的几个代表。[1]他力主以西方的现代化为样板，反对所谓“国粹”，反对读经，主张废除“国医”，成为“五四”以后在文化领域最激进的现代化路线的推动者。他又最具民族主义思想，坚定抵御日寇侵略，毫不含糊地抗议苏俄沙文主义政策，维护国家利益，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最有力的代表之一。他是纯然学术的真正维护者，一生致力于发展科学的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亦政亦学，不畏权门豪族，言谈举止中充满“知识的傲慢”，有一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气概，时人有“傅大炮”之誉。他事必躬亲，治事威严，为人行政有德国人那种一丝不苟的彻底性精神，是现代学术机构管理的科学典范。他又致力于铲除社会不平等，体恤下层百姓的民情，为此谋求民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这些看似矛盾、趋于两极的选择奇妙地集于傅斯年一身，酝酿一种极致化的表现，使他常常出人意料地产生一些爆炸性的言行。“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这是他的才气和风格的一幅贴切肖像。
傅斯年只活了55岁（1896-1950年）。比起他的三位北大师友刘半农（1891-1934年）、丁文江（1887-1936年）、钱玄同（1887-1938年）来说，岁数要长；而与后逝的胡适（1891-1962年）、陈寅恪（1890-1968年）、李济（1896-1979年）、顾颉刚（1893-1980年）、赵元任（1892-1982年）诸友相比，他又走得过早。他曾是这一学术精英群体聚合的纽带性人物。他跌宕多姿的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学术准备期（1896-1926年），从他入小学，上中学，进大学预科、本科，直到赴欧留学，这是他的学生时代。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开始崭露头角，在留学时代他形成了自己治史的学术志趣。（二）学术成熟期（1927-1937年），这一阶段他先后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并创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的学术著作大都完成于这一阶段。他自称：“吾这职业，非官非学，无半月以上可以连续为我自由之时间。”[2]说明了他奔波于学术与行政之间的匆忙。（三）行政工作期（1937-1950年），这一阶段他除继续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一职外，另还担任过中研院总干事、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北大代理校长和台大校长等教育、学术行政职务，并以社会名流的身份担任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立法院委员等政职，他的重心明显转向以学术、教育的行政工作为主，甚至卷入一些重要政治活动。[3]早在“五四”时期，蔡元培先生即题赠“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4]，寄望于他做一番开天辟地的事业。傅斯年留学归国后，他的留德同学陈寅恪亦赋诗“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5]，鼓励他主持复兴中国人文学术的大业。为不辜负师友的期盼，他一生奔走劳碌，因此而过早地耗尽了自己天才般的能量。
傅斯年的一生刚好跨越了20世纪上半段，这正是中国一个极其混乱而又充满变革性的年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俗语，远不足以我们形容这个时期的历史变数之速，由此而导致评判傅斯年的两极对立，甚至多极差异，也不足为怪。时人以“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来说明对傅斯年所牵涉的是非关系和人事纠纷难以评判。但我们不能忘记，作为学术界、教育界的一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傅斯年在他曾经生活、学习、工作过的地方，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以至于我们无法轻视他作为历史的存在。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作为民国时期北大派的代表之一，傅斯年那狂狷独立的行世风格、尽忠报国的民族情怀，已深深地熔铸于北大人的历史传统之中。中央研究院曾是中国的最高学术机构，作为中研院第一大所——史语所的创建者和初期领导者，傅斯年那威仪严苛的“老虎”作风、严格把关的治所戒规，已成为史语所学派的一种象征。历史上的人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生前享有高位和名誉，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发挥影响，但其事功和业绩可能是平平而已，这种人死后的影响力自然是迅速萎缩；还有一种人是生前并未享高位，也不拥有重权，但以其个人的卓越成就和特有的感召力，在生前死后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傅斯年属于后者。胡适说：“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6]在一个看不到多少希望的历史时期，一个人有一个闪光的亮点就足以使人难忘，何况傅斯年一生有接连不断的大手笔表现。当我们仔细探求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化艰难行进的线索，就不难发现傅斯年在这一过程中的不凡表现。
这是50年前胡适对傅斯年的一段评语。作为傅斯年的老师兼好友的胡适生性并不好走极端，知人论事，在此一口气用了十四个“最”字来表彰傅斯年，足见其对傅的人格和才性的推许。[8]在傅斯年逝世后的半个世纪中，海内外有关傅斯年的追思、纪念性的文字持续不断，但这些追忆不约而同地都是为胡适的这段评语补充注脚。[9]
研究和评判历史人物是历史学中的一个传统项目。但这一项目并不因为历史悠久，而为我们能驾轻就熟地掌握。恰恰相反，由于历史长河的延伸，累积于历史人物的人为因素越来越多，使得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判越来越容易依赖于主观的能动性。一般来说，时间的间隔对历史的认识更具科学的价值。这是因为时间的距离感可以产生两个效果：一是可以排除当事人的各种是非关系，不因个人的恩怨而产生对认识对象的随意褒贬；二是随着历史的延伸，人们所依存的社会环境超越了历史的存在，因而对历史的认识天然地站在更高的起点上。然这两种可能的实现也有一个必需的前提，这就是对历史资料的充分掌握。没有历史资料，历史研究将成为无源之水。缺乏历史资料，将导致我们对历史认识产生许多盲点。今天我们来讨论傅斯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应已具备了许多前人不曾具备的学术的、社会的、史料的诸种条件，因此我们应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超越前人的认识水平，以我们现今所具有的历史涵养和认识能力，对其做出合乎时代高度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