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社会学——对《中国青年报》读者的回答

创建新中国社会学的两年里，我们收到了各地许许多多来信，热情支持和关怀这门学科的重建。去年11月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从事社会学五十年》一文后，来信更多了。工厂、农村、部队、学校的青年朋友表示要立志从事社会学的学习和工作，并要求我们给予帮助和指导。看到社会学的事业后继有人，作为老一辈的社会学者是十分欣慰的。我曾说：“我们这些老人向前看，看到的是下一代，看到的是那个通过新陈代谢而得以绵续常存的社会。”“为了我几十年来的信念，为了子孙的好处，我也得勉为其难，多少得出把力，把下一代的社会学者培养出来。”回答一些问题，做点宣传工作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但往往因工作繁忙，时间有限，力不从心。为了回答青年朋友们的问题，一一复信实在没有时间，我只能把来信中的一些问题综合起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答复。

这里不能多说关于社会学内容的话，老实说有些问题一时还不可能讲清楚。我们要建立的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中国的社会学。这个学科的创建绝不是哪几个人能凭空想出来的，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它的建立要比其他学科更为困难，需要我们几代人为之艰苦奋斗，对很多问题才能得到答案。我现在所能做的无非是些鼓动的工作，呼吁一下。希望青年同志们重视这门学科。

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需要社会学

我们说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那么究竟怎样理解“现代化”呢？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很好地研究，提出一些意见供大家参考。

我们要现代化就得引进一些新的先进技术，不引进不行。我们用老办法生产，产量少，成本高，生产力太低了，赶不上人家。因此必须改变一下我们以前的办法，以便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最近二十年，从生产技术上讲，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电子时期。这个变化给当前世界的各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在这二十年里西方国家实际上发生了一次技术革命，而我们却经过了一场浩劫，结果我们和西方国家在科技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了。我们在技术上落后于世界水平，那是必须承认的事实。承认了落后有好处，我们才可以有决心赶上去。怎么赶上呢？首先要把先进技术掌握起来。由于这些先进技术是在英、美和欧洲一些国家产生的，这就发生了引进的需要。那么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是不是“西化”“洋化”呢？可以是，也可以不是。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落后的也不只是中国，第三世界都处在一个落后状态。现在有些第三世界国家很有钱，像科威特、利比亚，它们是靠出卖石油发了财。许多国家用先进科技在它们的地方开发石油，不是为了发展当地的经济，不是为了当地人民的利益，其实是变相的掠夺资源。如果是这样，这种现代化就是“西化”和“洋化”了。

我们中国人过去也受过这种“西化”和“洋化”的苦，现在站起来了，再也不走这条路了。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和那些“西化”“洋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是自主的现代化。我们要什么就引进什么，是根据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实际需要有计划地引进。引进来的科技要我们中国人自己掌握，要为我们中国人民服务，提高我们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现代化就不是“西化”和“洋化”。

我们说中国式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洋化”，那是因为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用自己的人，来掌握世界上一切新的科学知识，发展自己的生产技术。现代技术发展很快，一年半载就变了。我们不能只跟在人家的后面模仿，必须通过掌握先进科学知识赶上去。日本的不少产品就超过了美国。日本制造的小型汽车省油，他们在能源危机、汽油涨价的浪潮中，打进了美国市场，引起了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危机。现在技术发展这样快，就应该有远见，有创造。这种现代化才是自己的现代化，而不是“西化”“洋化”。

把外国技术引进中国，在中国生根变成自己的东西，发挥出提高国民经济的作用，这不是件简单的事。很多人把这件事看得太简单，以为把外国的机器买了进来，就得了。他们不知道就是买到了机器，要机器能正常运转，生产价值，也有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社会的条件。因此引进一项技术，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引得进引不进，怎么引进来？买来了机器要能用，用了要产生经济价值。第二，引进了一项技术之后，会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什么变化？

不久前钱伟长教授到许多地方讲过“系统工程”。“系统”这个概念也适用于社会学。“系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东西存在，它是与其他东西相关联的。相互关联的东西形成一个结构，形成一个“系统”。在事物与事物之间，甲变了，乙也要变。一个事物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存在于系统中的。

社会也是个“系统”。外国的技术引了进来，进入我们这个“系统”，我们原有的“系统”对于引进来的东西会不会产生排斥？引进来的东西能不能站住？能不能在“系统”中发挥作用？会不会改变这个“系统”？这些都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应当考虑的问题。

以农业机械化为例，我们听到过不少关于农业机械化的报告，农业机械化的程度总是用拖拉机有多少台来表明，可是这些拖拉机在农村里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却很少加以说明的。实际上许多地方拖拉机在农田上干活的少，而在公路上跑的多。前年我到四川成都去参观，看到平原上一丛丛碧绿的翠竹，竹林里两三户人家，自成村落。我不胜欣赏这种还带着杜甫草堂的遗风。但是再一想，这样分散的农村格局怎样引得进大型拖拉机呢？后来注意到在成都平原确是很少见到拖拉机，所见到的拖拉机也大多是在公路上拉着拖斗运货。外国朋友对我说，搞运输还是买两部卡车便宜，也适用，用拖拉机这么笨重的东西搞运输太不值得。这种情形其实不能说是农业机械化。所以讲机械化不能只讲有多少台拖拉机，要看拖拉机在农业机械化中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

上面所说的情形指出了在农村引进拖拉机，必须先具备许多社会条件，不考虑这些条件，盲目地把一台拖拉机抬进农村里，有些地方就只能搁在那里，根本使用不上。所以有人说，“铁牛不如黄牛，黄牛耕不了田，可以宰了吃肉，铁牛使不动，啥用也没有。”我不是批评在农业现代化中使用拖拉机，我的意思是说，把拖拉机引进农村，不是件简单的事，先得创造使用拖拉机的社会条件。

再说插秧机。我们在好多年前已经有了插秧机，但是在广大稻田里还主要是用人工来插秧，插秧机用得很少。可是日本却在我们插秧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普遍使用了。要说中国人不如日本人，我不相信。原因是在日本农村里劳动力少，有了插秧机大家乐于使用，容易推广和改进。我们的农村里劳动力充斥，按劳动算工分，插秧机就不容易插进来。

这些事说明了我们在实现现代化中，一定要研究中国社会的特点。我们要把中国社会在现代化中改造成什么样子，要达到什么目标，要解决些什么问题，这些都应当心中有数。如果心中无数，盲目地追求数字，在报告上看起来很显眼，浪费人民的钱却不少。

外国朋友称赞我们中国人民那么刻苦，那么听话，那么俭朴。可是我们国家浪费之大，实在惊人。日本是缺少资源，我们不是资源少，而是资源没有用到刀口上去。我们不是贫乏，而是穷困。为什么？心中无数。凭常识、凭道听途说办事。办事只凭“好心”不行。所以我们要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摸一摸。

总之，我们要实现的是符合于我国社会特点的，有创造性的，由自己做主的和自己来搞的，以提高人民生活为目的的现代化。要做好这个艰巨的事业，必须科学地去认识我们中国的社会，并不断地用科学态度来对待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就是社会学的任务。可见社会学对现代化是很有用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必须把社会学搞起来。

社会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

社会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我们不能望文生义地从名称上来讲。一门学科的内容，是这门学科的历史所决定的。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不是中国最先有的，最早提出这个名称的一般说是法国的孔德。

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并不是最早成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最关心的是市场，做买卖，所以经济学出世得比较早，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主要是当时所谓的贫困问题。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结果。英国很早就有对贫困的研究，法国也是这样，在这个现实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了当时的社会哲学产生了社会学。所以社会学的产生是出于当时西方社会的需要。

孔德把对整个社会的研究统称作社会学，因此社会学的领域很大，但是当时实际上还没有成为一门科学，而是从哲学里分出来的一部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各时期按当时社会的需要，对社会现象的某些方面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分别产生了专门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法律学、教育学等等。原本是社会学的领域就是这样一块块地分出去了。剩下来还没有专门学科去研究的领域才由社会学保留。所以要为社会学下个定义并不容易。学科专门化的趋势还在继续。比如人口问题的研究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现在有了专门的人口学了。宗教问题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到独立出去的程度，各国的大学里还没有用“宗教学”这个名字来开课，但也不能说它不会出现。

到了我们这一代，社会学里又发生一种新的趋势，就是它重新又伸手到已分出去的各专门的学科的领域里去了。它发现这些专门学科里，如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里还有许多园地没有进行研究，而且在各门社会科学之间还有很广阔的“三不管”地带，它于是又拾起来归入了自己的范围。比如传统的政治学大多限于政府的权力和机构的研究，而社会上控制人们行为的权力却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权力怎样发生作用、又怎样相互联系等等，成了当前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于是产生了“政治社会学”。传统的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上的商品流通、供求关系、物价起落等等，而社会上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变动，满足这些需要的物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很多活动并不在市场上进行的，于是又产生了“经济社会学”。就是这样，社会学穿插到了每一门社会科学里去了。这一类的“社会学”多至几十种。

现在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同志们正在探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加强思想工作，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问题。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学被引进了企业管理的研究领域，逐步重视研究“人的因素”。所谓研究“人的因素”，就是研究人的各种精神和物质的需要、动机、目标和行为的关系，研究人和人、人和群体的关系，目的是从精神上、物质上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新中国在几十年里，在政治思想工作上是有丰富经验的，但在某些方面还没有总结出许多客观规律来。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们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我们要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中国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社会特点，这些特点又怎样表现在工人们的心理素质和社会行为上，主动地创造适合我们文化的传统和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管理方法。这就是企业社会学。

体育也有它的社会学。去年我去承德旅游，遇见一位体委的同志，他就要我去讲体育活动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关系。我又参加过一个医疗工作者组成的心理卫生讲习班，他们觉得医生的眼里不能只见病不见人，要医治病人就得了解病人的社会情况。这就是医疗社会学。总之，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可以从社会学的观点去进行研究。所以社会学的领域正在不断扩展中。

社会学与社会调查

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的关系可以说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社会学的理论靠社会调查才能和实际结合起来。如果我们只在课堂上讲社会学理论，甚至搬些在外国书本里看到的东西讲，不论这些理论怎样有道理，也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联系中国实际来讲社会学，而联系中国实际，只有搞社会调查。我们的社会学也得像自然科学一样有个实验室，就是有个地方可以有系统地接触社会生活，这就是我们正在想建立的“社会调查基地”。

社会调查基地，或是社会学实验室，此刻说来还是个正在设法实现的计划。近年来常有人要我去演讲，但是所讲的话里，很缺乏具体事实的内容。一碰到要举例的时候，我只能讲讲我自己日常看到的事，我的女儿怎样，我的外孙怎样，或是这几年我到各地参观访问的所见所闻。我提不出正确的数据，只能凭一些事例来立论，这是不很科学的，但是我又有什么其他办法呢？我们还没有很多科学的社会调查，过去解放区有些很好的社会调查，现在已很难看到。我们能利用的可靠的数据很少。这也就说明了我们科学的社会知识是十分贫乏的。

要搞社会调查，也不那么容易。我们固然生活在社会里，但是要向别人寻根问底，即使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也是不会太受欢迎的。而且我们要了解任何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必须先明白他在他所处的社会结构里的地位，所以做社会调查得有一套基本工作。对某一个生活集体，我们叫它作“社区”，先得把它的基本情况搞清楚。例如：这个社区有多少人口？他们的年龄、性别、职业又是怎样？他们分成多少户？各户住些什么人？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们的收入有多少？生活水平怎样……更重要的是要熟悉这个社区里的人，和他们交朋友，拜老师，取得他们的信任和合作，要使他们愿意参预社会调查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在各地城市里、农村里，建立起一些能把基本情况调查清楚了的调查基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学生随时都能到基地里去访问和观察，这不就等于是学习自然科学时上实验室做实验么？

我们这种设想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有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我们的社会调查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前提的。我们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才去进行社会调查，所以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只要我们能虚心向被调查者学习，我们是能够得到他们的合作的。通过这种关系得到的资料就可以有较高的真实性。这些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做不到的事。我们如果善于发挥我们社会主义的这种优越性，这门学科不仅能赶上其他国家，而且可以超过他们。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在全国各地的工厂、机关、街道、生产队等等不同社区建立了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这样的社会调查基地，这些基地的情况又搞得很清楚，而且经常有人在基地进行观察，我们在任何时候要知道各地人民对某一个问题有什么反应时，很快就可以掌握住社会的动态。比如，年终的发奖金、评薪评级等等，是影响面很广的措施，对社会各方面引起的后果，传说很多，但至今没有实事求是的总结。如果我们有若干调查基地，就可以比较快地把这些情况正确反映出来，对领导上制定和贯彻政策可以大有帮助。现在西方国家有所谓“民意测验”，他们只掌握几千个选样，还能比较快地反映几亿人的一般的思想动态，作为政治和商业活动的参考数据。我们如果能更科学地掌握几十、几百个调查基地，必然能得到更正确和更深入的资料。

社会问题和社会学

上面我已经讲过，社会学可以给各级政府和机关提供有用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反映出当前的社会动态、社会思潮、社会问题。各级政府和机关日常要处理这些问题，很需要这种资料，因为它们不全面了解这些问题的性质和情况就难于进行工作。

在当前的新形势之下，我们确是有许多新问题。我们这代的人单凭自己的经验和常识办事往往会碰到许多困难。有些事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就不大能懂得了。以老年人问题来说吧。外国人常常羡慕中国的老年人，他们说在外国子女长大了就各奔前程，像小鸟一样飞走了，做父母的辛苦了一场，到头来独守空巢，而中国人老来还是可以依靠儿女。我对这种说法总是点头称是。因为我就是个具体的例子。前几年因为我老伴身体不好，申请把女儿调回来工作，理直气壮地要求女儿和女婿来照顾我们。这在外国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我们中国社会上是不是也正在发生老年人的照顾问题了呢？我过去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也没有对这个问题做过调查，不敢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情况起了变化是不容否认的。能像我一样把女儿女婿一家调回来照顾我老年生活的人并不多。而许多即使有儿女在一个城市里的也并不能住在一起。住所拥挤是一个原因，婆媳的关系似乎也越来越成了两代人能不能同住在一起的决定因素了。我有一个同事的老伴，自从我的同事过世之后，就宁可一个人住，不愿住到儿子家里去。至于两代人不住在一个地方的情形当然更为普遍了。近来我还看到过一些农村中发生虐待公婆和父母的材料，又听说这种情形并不是个别的。所以看来老年人问题在我们中国已开始严重起来了。妇联和民政部门免不了要关心这个问题，用老皇历来办事就行不通了。

再说说当前青年人的婚姻问题。看来和我们这一代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当然我并没有调查过，还是凭道听途说来讲的。前一两年，我的女儿老是忙着替朋友们的女儿找对象，她说这是受朋友之托。我总是不很理解，找对象要托人做媒，而且做父母的要去为儿女张罗。这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么？我的上一代也是这样的，到了我这一代确是有了改变，至少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中，很少愿意让父母来过问自己的婚姻了。现在怎么又回了头，甚至央求父母来替自己找对象了呢？我所说的这种情况是否普遍，我不敢肯定。如果这是事实而且相当普遍的话，那就很值得我们分析研究了。有人说这是一种偶然发生在北京的特殊情况，那是因为我所接触到的那个社会阶层里，过去这几年里有许多上山下乡的青年回来了，而他们中间女多于男。在这部分青年中出现男女比例的不平衡，因而引起了女的不容易找到对象的现象。如果有几个调查基地，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就不难核实了。现在我们还没有把调查基地搞起来，也只能姑妄听之了。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在的青年人对婚姻这件“终身大事”的看法似乎和我这一代人不同了。在相声里，我们常听到对带有买卖婚姻性质的礼金的讽刺，社会上流行着“几大件”又有什么多少个轮子、多少条腿子的说法。在农村里这种讲价还价的场面听说更热闹，甚至包括请多少桌客、杀多少头猪的约定。这些其实反映着一套值得我们深思的社会问题。

据我知道关于青少年犯罪问题、婚姻问题等有关单位已经在进行调查，而且得到被调查者的积极合作。我们相信只有发动群众团体和有关的行政机关积极开展结合实际的社会调查研究，才能在中国真正重建社会学这门学科，为我们广大人民服务。

学了社会学能做什么事

社会学在当代较发达的国家里，不论它们实行哪种社会制度，如美、德、苏、南等，都是很发达的，它们的高等院校几乎都有社会学系，就是在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也开设这门科学。选修社会学课程的学生人数较选修任何其他社会科学课程的为多。进社会学系受专业训练的学生人数亦较进任何其他学系的为多。70年代初期，美国各大学社会系毕业生已有22万人，得博士学位的有5000多人。

社会学在这些国家这样普及并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因为社会学所提供有关社会的知识，实际上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常识。作为一个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国家的公民，有必要能自觉地适应不断变动的现代社会环境。他们不能像在安土重迁的乡土社会里生活的人那样，依靠传统的礼俗来维持其集体生活。他们必须对其社会的人口、家庭、社团、城乡等方面的基本结构及变动趋势具备足够的基础知识：如什么是家庭，什么是婚姻，都得懂一点。他们应当能科学地讲一讲婚姻制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在那个社会中起什么作用；家庭是什么意思，怎样变化的；什么叫职业，什么叫服务行业，一个社会里的各种职业是怎样分化的，各种职业之间又怎样合成一个互相关联的结构等等。没有这些知识，他怎能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生活呢？也就更谈不上发展自己管理自己的民主生活了。现代化的社会已经由“民可使由之”的社会变成为“民必使知之”的社会。社会学担负着提供这些基础知识的任务，因此受到重视，大中学校多有社会学课程。各大学需要培养大批社会学教师，以满足普及社会学知识的需要。

现代社会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问题已经不像旧社会那样基本上可以依赖家庭和亲属组织去解决了。由社会提供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险越来越多，统称为社会福利事业。这些事业都需要有社会学训练的专业人员经营管理。现代企业里也存在着大量的所谓“人的因素”，影响着职工的工作态度和效率，现代企业管理工作正在吸收有社会学训练的人员。这种趋势已扩及政府各部门，特别是民政部门的工作。培养社会工作干部已成为当前这些国家社会学系的重要任务。

现代社会正在逐渐摆脱“必然王国”的状态，力求按人们的愿望安排他们的社会生活。他们要在日新月异的高速变动的社会里掌握自己的命运，那就要有计划地创立新制度、建设新事业。一切新的创制必然会牵涉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必须在事先调查清楚已存在的社会条件，对可能出现的社会效果做出正确的预测，在按计划进行时必须时刻掌握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发展；事后还要追踪社会影响，检验成效。这些正是社会学者的工作。在现代社会里，靠良心，凭经验办事是远远不够的了。所以在这些国家里凡是有一定规模的兴建项目，不论是私人的或是国家的，都需要有社会学专业知识的人参预设计、执行和检验工作。这为社会学者开辟了广阔的服务机会。

近几十年来，现代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社会各方面的结合越来越密切，任何社会上的重大问题都不能靠传统的专门性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等单独去进行研究的了。当前的趋势是发展所谓边缘学科和综合性的研究中心。原来就以社会整体及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常成为发展边缘学科的基础和研究中心的骨干。社会学者是这种综合性的科研队伍的重要部分。

这些现代国家社会学的情况应当为我们的前景提供参考。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亟须掌握反映社会各方面实际的科学知识。重视社会调查一直是我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但是必须承认在调查方法上是不够先进的，积累的资料也是十分贫乏的。社会学中断近三十年的损失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越来越明显了。社会学目前实在还是我国学术的缺门，我们还得从头创建新中国的社会学。

我们建议，高等院校应当从培训师资入手，积极地、稳步地尽快设立社会学系。它的培养目标是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以及运用社会学的实际社会工作者。当前应着重培养重建社会学所需的高等院校的教师和研究机关的研究人员。然后是培养政府民政部门、社会福利机关、企业管理部门的社会工作人员，参预国家建设项目的设计、执行、检验的社会学专业人员，以及为各级政府的政策研究部门提供有关社会情况的资料及解决问题的参考意见的社会学研究人员。最后是培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科学地研究中国及世界各国历史上的和当前的社会以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工作者。

社会学要些什么基本功

立志学习和研究社会学的青年同志们，要注意打好基础。所谓基础，实际上就是文化水平。没有广泛的各门学科的基本知识，任何专业都是搞不深搞不透的。我在这里不去多说了，只想强调几点，引起大家的重视。首先要认真学好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学好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现在有些人对此不很重视，甚至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那么有用了。这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应当好好回顾一下，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毛主席的伟大功绩也在于此。中国革命成功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同样要靠马克思主义，这是不容怀疑的。重建我国的社会学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

其次是学习语文，特别要注意提高写作能力。这些年对外语的学习还是比较重视的，但目的性是否明确，值得提醒一下。我国社会学研究中断多年，这一阶段中国外社会学发展较快，对现代各国社会学的成就，必须进行认真的学习了解，进行比较研究，吸取其中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当然最终的目的还是要研究中国社会，建立我国自己的社会学，作为一个工具，外语确是必不可少的。

我还想提到学习数学，这是非常基本的东西，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在学校里数学还是学得可以的。什么微积分，高等代数，我都学过。可是由于长期没有用，现在都忘了。这是因为我生活在一个不讲数字的社会里面。现在要搞现代化，就要心中有数。社会科学没有数字是搞不上去的，至少也要学会微积分和高等代数。有了这个基础，学起统计学来就方便了。

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时，先学体质人类学。我的老师从不给我现成的公式，只出个题目，要我自己去计算。比如，他要我计算出两个人在体质上的差距，用一个数字表达出来。这两个人鼻型、头型、眼型、体高等等有几十个指数都不同，不能把这些数字加起来求出一个差数。怎样办呢？我自己通过思考和实践搞出了一个数学公式，给老师看，这时他才把别人的公式给我去比较，问我哪个好些。考试的题目也是很别致，他给我一大串体质测量的数字，这个人眼睛有多大、鼻子有多宽、身体有多高、手臂有多长等等。然后要我判断，这些数字中有没有错误。也就是说这样的眼睛能不能配得上那样的鼻子，这样的体高和这样的臂长成不成比例等等。如果找到了错误，还要我说出这些错误是怎样造成的。有些是测量测错的，有些是记录记错的。如果是测量错的，还要说明在怎样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错误。这个考试方法和现在的是大不相同了。如果自己没有测量人体的经验，技术不纯熟，理论不清楚，这些考题是答不上来的。写文章也要多推敲，我记得这位老师曾把我抓到他家里去，要我把我写的一篇文章，一句一句分析给他听，一个字也不能含糊。一直搞到半夜还不让我回宿舍。现在人家看我的文章，觉得还通顺，要知道这是经过一番苦功的呀。

我在英国留学期间，我的老师从来不指定我去读什么书，参考书要自己去找。当然英国的学习条件很好，图书馆里你可以自由从书架上取书来看。

以我的水平来说，要看的书全在架上，可以一天到晚泡在里面。这才叫念书。做学问不能靠老师，要靠自己。老师不过给你一点启发、一点指导、一点批评，没有人可以抱着你过关的。我们那时搞调查，也不是老师叫搞的，而是自己主动搞的。当然，老师是奖励、支持我们这样搞的。刚开始时，不知道怎样调查，慢慢就有办法了。现在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但也有不好之处，我看学生的依赖性似乎增加了。念不好书，好像是老师的不是似的。这就挫伤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我讲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想推卸教师的责任，无非是希望青年同志们根据自己的条件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很多同志很焦急，盼望我们早一些把社会学搞起来，我们同样很焦急。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停顿，这门学科不是短期可以恢复过来的。过去学社会学的人年老了，荒疏了，而且陈旧了。三十年里和外国接触极少，对国外的情况很不了解。在新形势和新问题面前，社会学不是个恢复问题，而是个重新建立的问题，这个认识十分重要。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加速培养新的一代社会学者，这不是在林阴道上散步，而是一个艰巨的历程。我们必须知难而进。希望我们的青年朋友们，为了尽快建立新中国的社会学与我们共同努力奋斗。

1981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