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从三访“江村”说起[3]

一

“江村”是我起的名称，是一个学名，代表一种类型的农村，因为是江苏的农村，故称为“江村”。实际地方是在我的家乡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现在是庙港公社的两个大队，1936年我曾在那儿做了一次调查，后来写成了《江村经济》一书。

那时，我为什么要到开弦弓村去做社会调查呢？

1935年我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清华大学有个规定，凡是研究院毕业成绩较好的学生可以出国留学。我的老师对我说，你到外国去读书，要有自己的研究资料，出国前要搞个调查。我先是到广西大瑶山少数民族地区去调查。在瑶山，我走错了路，跌落在捉老虎的陷坑里，受了伤。1936年回到家乡养伤并看望我的姊姊费达生。

那时，我们吴江农村的主要副业是养蚕。我姊姊14岁就进了设在苏州浒墅关的女子蚕业学校——相当于今天的中专，校长是郑辟疆先生。郑先生认为，技术学校只有真正把现代科技知识同社会生产事业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把一批学生送到日本去学习现代养蚕制丝技能。我姊姊16岁去日本学习，18岁回国，在蚕校成立了一个推广部，把学来的知识传授给农民。当时蚕病流行，一下子就死很多；再加上日本等国发展了现代缫丝技术，他们用先进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现代化工业同我国落后的传统工业竞争，我们自然竞争不过，因此我国农村的蚕丝事业受到很大威胁。

从20年代开始到30年代，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有增无已，我国农村加速破产。蚕业学校的学生，包括我姊姊在内，为了帮助农民改进养蚕技术，在蚕校推广部的指导下，到农村去一家一家地教农民如何养蚕。他们改良品种，推广科学养蚕知识。养蚕技术问题虽然解决了，商人在收购蚕茧时又一再压价，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茧子被商人剥削去了。我姊姊她们不服这口气，就同农民一起搞制丝，成立了一个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并由学校提供机器，开了一个农民合作丝厂。在这个厂的影响和带动下，太湖地区传统的蚕丝工业逐步提高到当时的国际水平，蚕丝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这个厂成立的第二年（1935年），我在广西调查受伤，治愈后，回到家乡休养。姊姊介绍我住到开弦弓村。我一住下来，就觉得科学知识下乡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感到要挽救当时我国农村经济的危机，就必须技术下乡，使科技与农村副业生产相结合。于是我就开始在开弦弓村进行社会调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地方父老兄弟姊妹们的热情协助下，收集了不少有关这个农村社会的基本资料。

1936年我由上海搭轮船去英国留学，海上的时间近一个月。就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把收集来的资料加以整理，写成一份调查报告的初稿。带着这篇文稿进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以后进一步整理，写成了《江村经济》一书。1938年由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反映了30年代中期我国江南农村的基本面貌。那时，欧美有不少人研究中国，叫“汉学”，但大都是靠“四书”“五经”等为资料，用乾嘉时期的考据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的古代著作，而没有一本是从实际出发，比较全面、科学、系统地介绍中国人民生活面貌的书。因此，我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认为它是研究所有发展中国家各种社会形态的榜样，从而把人类学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以前，人类学只调查研究不发达的地区，而从我的这本书开始，走上了一条本地人调查研究本地情况，本民族人调查研究本民族情况的广阔的道路，而且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一个有高度文明的中国社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侵占吴江。“江村”合作丝厂，机器拆掉，生产停止，农民又回到一个更悲惨的境地。

解放后，我的工作转到了少数民族方面。1957年新西兰文化代表团的一位人类学家，在访问我国时，指名要访问“江村”，想看一看我在30年代调查过的那个村子发生了什么变化。他的愿望，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许诺下得以实现。访问后，他写了一本调查专刊出版。后来，我想，我自己也应当再去调查一次。我这个想法，得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支持。我同四五个年轻人一起重访“江村”，做了一次更全面的调查。调查结束，回到北京，我就写了《重访江村》一文。本想写成三篇，连续在《新观察》上发表，但是当第二篇刊出之后，“反右”运动开始，第三篇就无法问世了。

在《重访江村》这篇报告中，我根据二访“江村”收集的资料，以及解放前在云南搞过的几次内地农村调查的情况，提出了在人多地少的地区，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副业的意见。可是，这一看法，与当时强调以粮为纲的政策不合。当然，我国人口不断发展，粮食生产必须抓紧，但为了单一的发展粮食生产而把副业挤掉，不能不说是片面的。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地区不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副业，“下有苏杭”就连不上“上有天堂”这句话。这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二

若干年来，我们很少对我国翻身后的农民生活进行科学的调查，即使曾经做过某些调查，往往是调查一完，任务就完了，丢了。比如土改时期的调查材料，现在保留下来的还有多少呢？因为缺少科学的调查研究资料，制定政策、措施往往带有相当大的主观随意性。这样的苦头，我们是吃过不少的。

这次我到苏州去，病了，住医院。一进医院，护士就抽血、量温度、化验大小便，一切数据、情况“调查”好，医生才进行研究，然后对症下药，使我很快病愈。这说明，医生治病首先要靠调查研究。那么，我们搞现代化，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对我们的国情，对我们的社会各方面，不是更需要搞好调查研究吗？

解放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但也发生了一些失误。失误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之一就是缺乏可靠的科学资料作依据。对客观情况的了解不完全或不真实，决策当然就要出问题。所以，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做好对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这也就是毛主席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调查研究，就需要社会科学。社会的变化发展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我们要建设科学的社会主义，就要研究、掌握、运用它的内在规律。否则，就只能在一个必然王国里折腾，不可能进入自由王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都很强调这一点。六中全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强调了三个“大大加强”。首先要求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要建设科学的社会主义，我们就要懂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式的马列主义，更不是林彪的语录式的“马列主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调查研究，写出了《资本论》，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灭亡的规律，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就落到了我们身上。至少在中国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发生、发展，将来如何进入共产主义，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是责无旁贷的。我们要真正地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他这一点。人类历史上不能只有一个马克思。这次《决议》的精神，就是要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

其次，要大大加强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胡耀邦同志多次讲：我们对中国的历史不是知道得太多，而是太少了；对中国的现状，我们知道得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对我国的历史、国情、现状不了解，我们的决策，我们的工作怎么会不失误呢？

第三，要大大加强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开始重视了，如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相继恢复。而社会学却由于停了近三十年，恢复起来就比较困难些。过去在大学里念过社会学的同志，现在一般都已50岁以上了。老一代社会学者，都是70岁左右的人了。一片白发，老态龙钟，而且有很多人早已改行，所以人才太缺了。由于我们的基础这样薄弱，所以需要积极地培养新生一代，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加强社会学的研究，我们成立了社会学研究会，团结一切愿为社会学研究做贡献的同志，通过交流、讨论、研究，发展我们的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们还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专门从事推动新中国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

三

那么，究竟如何建立新中国的社会学呢？是不是把外国的一套拿过来就用呢？社会学不像数学，一个公式中国人外国人谁算出来都是一样。社会学不同，每个名词、概念，中外都不尽相同，它们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外不同。比如说，“家”这个词，中国的“家”同外国的“家”，就很不相同。我们中国人的“一家人”意思可复杂啦，外国人对此就不容易明白。这是因为构成这个“家”的历史、生活条件各有自己特点的缘故。而且有些名词、概念，甚至一时无法找到对称的文字予以翻译。比如“民主”“科学”等名词，我们传统词汇里本来是没有的，在五四运动时，翻译名词还不统一，所以有人把“民主”（democracy）叫“德先生”，把“科学”（science）叫“赛先生”。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都有不同的应用在实际生活中的概念，我们必须予以分析、研究，结合我们的社会情况来具体运用。我们不能把外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搬过来用，不能脱离我国国情把外国的东西生搬硬套。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就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要发展社会学，也要走自己的路，搞中国式的人民的社会学。我们的社会学要面向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研究如何使我们的国家一步一步地达到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标。

现在各国的社会学，确与30年代、40年代不同了。过去一讲到社会学，就是英美的，苏联的，而现在在西方，特别是第二世界国家，出现了社会科学本国化的趋势。我在澳大利亚访问，询问他们大学里面教社会学用什么教材时，他们立刻送我一本书，题目叫《澳大利亚的社会——社会学入门》。里面首先讲的是澳大利亚社会，然后从澳大利亚的国情出发再讲到一般性的理论。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教，他们回答说：教社会学总得从学生能实际看得到的事物出发，学生才容易接受。先认识个别，才能从个别到一般，一般是从个别来的，而且社会学一定要为本国服务，否则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比如说：黑人问题在美国很严重，而在澳大利亚就不存在，如果在澳大利亚的人去研究黑人问题，对澳大利亚能有多少用处呢？我说这个道理很对。我们也正在这样做。所以，我们的社会学一定要本国化。我们现在重建社会学的时候，一定要防止走老路。我们的立足点，一定要站在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五十几个民族、10亿人口的中国国土上。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包括吸收、学习外国对我们适用的先进方法，好好地认识我们的国家、民族、社会。

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在自己的国土上，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调查、研究、认识社会，建立我国人民自己的社会学，较资本主义社会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调查与被调查，研究与被研究，认识与被认识者之间，有着共同的一致的利益，这共同的利益是建筑在全民基础上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总要遇到一个不可逾越的私人利益的界线，调查到一定程度，往往就深入不下去了。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界线是可以突破的，也必然要突破的。这一次我们一行到“江村”访问，干部、农民竭诚欢迎，有问必答，生怕讲不清楚，主动提供情况。他们说：“我们是自己人，无话不谈。”对于社会调查来说，调查者与被调查者是否是“自己人”，大有区别，只有调查者的利益与被调查者的利益一致起来，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大多数被调查者的利益，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才能获得真实的数据资料。所以我们新中国的社会学，也就是“人民的社会学”。人民的社会学一定会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我们的人民社会学是人民自己对自己的自觉认识，是要使我们的社会生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就是我们社会学的目标。

我们身边有很多事情，在人同人之间的关系中，盲目性很大。我们的社会学，就是为了改变这些盲目性。比如，我们都要结婚、生孩子。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过去我们就有很大的盲目性，生多生少不过问，不懂得人口问题里面有个调节规律，更不懂得违反了这个规律就要付出代价。所以，人口问题，也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要在人口问题上，研究如何走上自觉，走向自由王国，做人类自己的主人。

这次三访“江村”，我再一次感到，人类要走向自觉，走向自由王国，就必须大大加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而社会学在社会科学里占有重要的位置。

四

我三次访问“江村”，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第一次访问是1936年，我的家乡正在帝国主义打击之下，经济衰退，农民在想办法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挽救。我把他们的努力，把知识分子送科技下乡与农村副业生产相结合的情况，写了《江村经济》这本书。第二次访问是1957年，我的家乡正处于农业上去了，副业却受到种种人为的限制。我根据农民迫切要求发展副业和副业生产是农村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写了《重访江村》。前些日子的第三次访问，正在农、副业生产都已有了较大发展的时刻。农业亩产粮食已超过1000斤，桑园亩产茧子100斤。现在“江村”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存在着新的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进一步富裕起来、如何工业化、如何缩小城乡差别等问题。

中国是10亿人民的国家，要实现工业现代化，不能走资本主义的旧路，把大批工人集中到北京、上海、苏州等大中城市去。除了发展大工业之外，我们在宏观经济指导下，还需要根据农村的优势，扬长避短就地发展小型工业。这样既可以为农村劳动力开拓就业机会，又可以逐步消灭城乡差别。我认为发展乡村工业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目前已成为农民的迫切要求。因为像太湖地区在历史上曾有“天堂”之称的农村经济，要想进一步发展，已不可能再单纯在粮食、蚕茧上提高单产方面取得较突出的效果了。就是说，现在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广大农民的要求，已不是像我二访“江村”时那样开发副业了，而是如何发展工业了。

农村发展工业，当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能源缺乏、电力不足等等，都是大问题。怎样解决呢？要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规划。这就需要文化，需要人才。但是问题又来了：由于“四人帮”的危害，我们的农村干部普遍文化不高，多数是小学程度。在“江村”这个有550户的江南鱼米之乡，竟没有一个大学生！我们在搞现代化，现代化的基础是科技，科技要有知识，而我们的农村，几乎与现代知识脱离了。农民从早上起床到晚上上床，他们几乎用不上文字。他们对我说老实话：“念了中学回来还不如不念！”为什么？用不上嘛！与生产脱节嘛！这话对于我们办教育的人是一个有力的批评。为什么我们教给学生的知识用不到生产实际上去呢？是很值得深思的。20年代，像我姊姊那样的女孩子，学的科技知识可以下乡，而现在为什么不行呢？另一方面，我们知识分子也应反躬自问，我们眼睛里有没有农民呢？我在解放前就写过知识分子下乡的文章。我说过去就有点像是土质被冲洗，农村出身的优秀的知识分子都被冲走了，离乡入城了。我们江苏向全国输送知识分子的比例之大是有名的，可是有多少知识分子在本乡本土服务呢？

发展农村工业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大家应当下去听听农民的要求。我们既需要几个几十个杨振宁，更需要一千一万个郑辟疆。我们知识分子的眼睛应该向下面看，要面向实际，面向人民大众。这是我这次三访“江村”感触很深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农民收入大大增加了之后，钱怎么用法也成了问题，这次访问，我们调查到一年平均超过2000元收入的人家不少。他们日常生活费用一年不到1000元。怎样使农民手里的货币回笼是个大问题。我们好好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我在没有下乡访问之前，曾听到很多说法。什么农民有了钱，就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啦，结婚要凑足多少条腿啦等等。这次我参观了一对新婚夫妇的新房，对我启发很大。我觉得上述议论不很全面。当然，婚丧喜庆，不顾客观条件，一味追求排场，铺张浪费是不对的。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把正当的消费当成浪费。比如拿结婚来说：男女双方如果有条件，盖间新房，买套较新式的家具，添置一些电器设备，是完全合理的。我就在参观新房时看到在隔间的上一代住的卧室。这间卧室里的设备，我很熟悉，和我小时候所见的祖母所住的卧室相似。同样的床，同样的柜，而我祖母是在太平天国时当新娘的。这说明了我们农村里农民的日常生活的物质基础已经有多久没有更新了。现在生活富裕了一些，难道他们不应该为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进行一些更新吗？我们发现新婚夫妇的家庭设备，大都是男女双方共同凑起来的。女方带来的东西上都拴条红丝绳，哪些是女方的贡献，哪些是男方的贡献，清清楚楚。男女双方共同更新自己新的一代的生活资料，又有什么不好呢？

再如造房子问题。一对新婚夫妇没有一间“新房”怎么行呢？过去确有许多“旷夫怨女”结不了婚是因为没有房子。现在农民吃饱穿暖之后，手上还有千把块钱，他们很自然地想添造房屋，好让儿女成家。在“江村”去年一年，有250户人家的几个生产队就建造了50间新房，约花掉5万元。这样一来，农村的面貌就改观了，农民的生活改善了，货币也回笼了，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呀！但是农民自己盖房子可难啦！力量分散，求亲戚靠朋友买这买那，不容易哩！我们能不能集体规划一下，在什么地方盖，在什么时候盖，哪家先盖，哪家后盖，材料怎么供应，劳力怎么组织，统一规划，统筹安排，不就大大方便农民了吗？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调查了解农民的需要，适应农民的合理要求，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新农村，改变农村的面貌；同时也就把农民手里的货币换回来了。总之，如何指导农民正确地花钱，也是当前农村的一个大问题。

这次我到“江村”，看到农村在欣欣向荣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需要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去解决的问题。我们说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不要空谈，要落到实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面，我们要用真正的事实显示出社会主义是能解决人类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的最好的制度。要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就需要了解国情，需要进行调查研究。

我现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这个所的几位领导同志都和我一起去访问“江村”。我们看到农村里的父老兄弟怎样热情地渴望我们能帮助他们进行社会调查，解决前进道路中的各种问题。所以决定就在“江村”建立一个社会调查基地，和当地干部及群众一起进行长期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希望，通过共同努力，使社会科学的知识能同广大农民的具体生活密切结合，一方面使我们的科学知识能为人民群众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逐步建立起新中国的社会学这门学科。

1981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