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怎么办

从研究当代史的角度看，1948年的价值显然是不能忽略的。这年元旦，发生了两件不寻常的事情。当日上午，蒋介石率文武百官拜谒中山陵墓，并在《对全国国民广播词》中宣称：“我们当前剿匪的军事就是救民与害民的战争”，是“自由对奴役的战争，光明对黑暗的战争”。^[1]就在同一天，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中共中央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作者用预言家的口吻宣告了国民党历史的“终结”：“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2]笔者无意把这两件事嫁接到一起，虽然作者都称对方为“匪”，都在宣布对手命运的终结，但它们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历史叙事。作为历史研究者，不必过于探究其中的内容，但他们必须意识到，就是这时代皱褶中发出的一点非常微妙的信息，将会迎来影响未来几十年中国社会面貌的深刻巨变。这是历史的一次转轨。

这些旧材料令我想到，1948年，大概是国民党在大陆时期最不得人心的一年。战乱不止，特权横行，贪污遍地，物价飞涨，自由知识分子前所未有地发出了愤怒指责，表现出唾弃政府的动向。储安平在刊于《观察》杂志的《中国的政局》中指出：“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有对南京政权有好感的。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3]为腐败和专制所激怒的学生运动，已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1947年10月29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害，校长竺可桢在现场“睹此惨状，立即晕了过去，注射强心针后，始能起来，立即严词质询”；1948年1月29日，同济、交通、圣约翰、大夏等大学徒手请愿的学生，在上海美其路遭到镇压；当年6月9日，北大、清华、燕京、南开、中法学生为援助上海学运，发起总罢课；与此同时，昆明三万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美大游行；8月19日，南京各大报纸开始披露首都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传讯和拘捕的“匪谍分子名单”，而学生竟占去了163名之多。各种迹象表明，这个社会已经失控。^[4]……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把文学史纳入政治史的框架里来观察，都无法在研究作家历史心态时对上述社会事件置之不理。这次历史转轨确实加快了人们对去留的抉择，而作家的去留虽是历史的些微痕迹，但也是极应该注意的一部分。对此，我将在以下的文字中有所叙述。但是，我不想将历史转轨作为作家后来文学转向的唯一逻辑和立论基础，因为他们只是众多作家中的少数人。我只想将那段故事重现在读者面前，在1948、1949纪年性的参照中，领略历史沧桑，借此打开作家被封存多年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