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说，关于大禹存在的真实性及其巍巍之德、赫赫之功，在历代典籍中迄无异议的话；那么，对于他是如何得天下的，亦即继位的途径与方式，则各异其辞。大别之，有三类：

禅让说。相信舜之于禹同尧之于舜一样，都是通过禅让，亦即由各部落首领推举并经过考核，认为可以胜任才正式就位的。

攘夺说。认为在实现所谓“禅让”之前，曾经历过剧烈的权力争斗。禹之所以能继承帝位，是“臣逼君”的结果。“禅”、“擅”同音，“让”、“攘”通借。“禅让”其名，而“擅攘”其实。

虚构说。认为史无其事，只是一种虚言、传说。全然否定禅让的存在。

细检古代文献，发现其中关于禅让的记载，从《尚书》到《史记》至少在十五种以上。而且，近年出土的文献《郭店楚墓竹简》也进一步予以证实。可见，禅让之事，为晚周人的共识。因此，虚构一说当可排除。问题在于，先秦诸子对于“禅让”一事何以如此大张旗鼓地宣扬？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设问与深思。

以公元前2062年大禹辞世，而东周始于公元前770年来计算，对于先秦诸子来说，舜禹禅让故事当是一千三百年以前的往事了。当历史成其为历史，它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永远消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在选择、整理史料亦即文本化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深度的主观性介入。我们发现，关于“禅让”一事的叙述，先秦诸子的主观性因素，同样十分明显，表现为自行取舍，各执一词。

其实，今天看来，当时禅让的“庐山真面”，不过是以和平方式完成权力的交接而已。舜禹禅让，反映的原是部落联盟之民主选举制度。其中的“禅”字，最初也许是有关礼仪的术语，或者本指任期届满后的一种权力交接仪式。这种“禅让”，既不同于世袭制的“家天下”，也不同于“汤武革命”的“打天下”，是一种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权力和平过渡的理想化制度。

然而，在儒、墨、道、法、杂家、纵横家那里，却弄得云笼雾罩，烟雨迷蒙，各自以其思想本体为依据去推演其内容。儒家主张“仁政”，所以，他们解读禅让的本质在于实施“仁政”，将尧舜禹禅让描述成儒家“仁政”的典范。墨家以“尚贤”为宗旨，主张贤人执政，不仅是三公，就是天子，也可选天下贤者而立之。墨子出生于下层社会，其思想集中体现平民的要求，奉行节俭，提倡生产，特别强调大禹的亲身参加水利、农事劳动、为天下先这些方面。概言之，孔孟侧重于“尚德”，墨子侧重于“传贤”。

而最有趣的是法家韩非的看法。他一面从崇尚暴力、着眼权谋出发，认为禅让实乃篡夺，是“逼上弑君”，为“反君臣之义”，指斥倡言禅让为“非愚即诬”的行为；一面却又说，当时皇帝这个宝座，除了受苦、挨累，找不到什么油水。

他认为，尧称王天下的时候，茅屋顶盖不加修剪，栎木屋椽不加砍賙；吃粗米饭食和野菜豆叶的菜羹；冬日穿兽皮，夏天着麻衣，即使是看门人的衣服和给养，也不会比这还差。禹称王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耒、絃等农具，做干活的带头人，以致大腿上没有完好的肌肤，小腿上磨光了汗毛，即使是奴隶的劳作，也不会比这更苦了。由此说来，古时辞让皇帝之位的人，他是抛弃了看门人的境遇而脱离了奴隶的劳苦了。现在的县令，一旦本人死了，子孙世代还能乘他的车子，因此被人们看重。人们之所以轻易地辞去古时的帝位，而贪恋现在的县令，道理在于实际利益厚薄不同也。

剖析得实在是透彻无比，只是，同他前面的“攘夺说”却大相径庭，互相矛盾——既然帝位无利可图，那还为什么要攘夺呢？

不管怎么说吧，大禹无疑算得上一位“风范大国民”，一位德配天地、功标青史的真命天子；当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仅此一见的名副其实的“苦工皇帝”。就此，我忽然联想到那年在绍兴禹庙所看见的大禹塑像。像高六米，法相庄严，身着华衮、手捧玉圭，头戴冕旒，一副标准的龙凤之姿。尽管听说是根据著名学者章太炎的考证而设计的，我还是不免心生疑窦。想来，也许像孔老夫子在论述大禹时所说的，“恶衣服而致美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恤”，就是说，禹王平常劳动穿粗糙的衣服，上朝、祭祀则着华美的衣冠，因为他毕竟是君临天下的帝王。据太炎先生考证而设计的塑像，当是取其朝会时的装束。

但我觉得，雕塑人物的衣冠形貌，总应反映其本质特征。如果能以劳工者的形象示人，肯定会更加拉近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平添一种亲切感。而且，既然是“卑宫室”，大禹生前的住所就会像帝尧一样，“茅茨土阶”，绝不可能像后代的秦始皇那样，征集万千民伕为其兴修宫殿、营造陵寝。至于现在的禹庙、禹陵如此之巍峨、华赡，无非是后世人民用以寄托崇仰之情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