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了碑廊,我们又循着蜿蜒的石径继续往上攀登。经过几度曲折,来到一处叫做中亭的地方。这里恰在山腰正中,丛林掩映中现出一颗高大的石笋,旁边伸出两条岔路,分别通向左右上方的东台与西台。我们稍事喘息,便顺着路标的指引,向着东面的严子陵钓台奔去。

站在百丈高崖之上,眺望滚滚江流,遥想子陵当年僻处江隅,过着耕樵渔钓的近乎原始的生活,该历尽多少艰辛,付出何等代价呀!过去看到一些描写隐士生活的诗文,往往是北窗高卧,长松箕踞,或者寒林跨蹇,踏雪寻梅,都是逍遥自在得很;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词中所描写的,就更是充满了逸趣幽思,诗情画意。实际上,这种诗化了的隐逸生活,只有少数人可能享得,大多数隐士是沾不上边的,起码严子陵不具备这个条件。

古代的隐逸之士为了逃避世俗的纷扰,总要寄身于远离市廛的江湖草野,或者栖隐在山林岩穴之中,过着一种主动摒弃社会文明的原始化、贫困化的物质生活,自然难免饥寒冻馁之苦。做过彭泽令的陶渊明,尚且时时苦吟“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饥来驱我往,不知竟何之”,更何论其他呢!

看来,隐士并不是好当的,也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困难还不是物质条件的匮乏与贫贱的折磨,而是精神层面上的痛苦,所谓“隐身容易隐心难”。隐士幽居与烈妇守节有些相似,与其说要过物质上的难关,毋宁说,主要还是战胜心灵上的熬煎。就是说,找一个远离尘嚣、摆脱纷扰的林泉幽境,把身子安顿下来,比较容易做到;可是,要真正使心神宁寂,波澜不兴,却须破除许多障碍,经过一番痛苦的磨炼功夫。

士者,仕也。“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摆在中国古代士人面前的,不是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开放的多元价值取向,而是一条人生的单行线,万马千军都要通过登朝入仕这条独木桥。任何一个隐逸的士人,自幼接受的也都是儒学的教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目标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人生“三不朽”抱负,从小就在头脑里扎下了深深的根子。他们总是以社会精英自居,抱着经邦济世、尊主泽民的理想,具有极其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愿望。

而要实现这些宏伟的抱负,就必须凭借权势,正如汉代学者刘向说的,“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说苑》)。他说,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为什么?就因为一者有权位,一者没有权位。对于封建时代的士子来说,如何才能取得权位呢?唯有沿着立朝入仕的阶梯一步步地爬上去。而避官归隐,却是与此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的。

古代士人的隐心,分自觉与被动两途。有些人是在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剧烈打击或深痛刺激之后,仕途阻塞,折向了山林。开始还做不到心如止水,经过一番痛苦的颠扑,“磨损胸中万古刀”,逐步收心敛性,战胜自我,实现对传统的人格范式的超越。也有一些人以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为旨归,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不“危身弃生以殉物”的价值观,成为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他们自觉地向老庄和释家寻绎解脱之道,以取代那些孔门圣教,在阐发“自然无为”的道家哲理中体悟到人生的真谛,领略着人生的乐趣,并获致精神的慰藉。甚而如同禅门衲子一般,卸掉人生的责任感,进入政治冷漠、存在冷漠的境界,不仅对社会政治不动心、不介入;而且对身外的一切都不闻不问,使冷漠成为一种生存状态。

隐心,就要使灵魂有个安顿的处所,进而使心理能量得到转移。隐逸之士往往通过亲近大自然,获得一种与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脱,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陶醉感和脱掉人生责任的安宁感、轻松感。他们往往把山川景物作为遗落世事、忘怀人伦的契机,或者向田夫野老觅求人情温暖,向浩荡江河叩问人生至理,在文学艺术中颐养情志,在著述生涯中寄托理想,用来化解现实生活中的苦恼和功利考虑,从无利害冲突、超是非得失的审美愉悦中,得到心理上的慰藉和生命价值的补偿。

隐心,还须战胜富贵的诱惑,陶渊明就有过“贫富常交战”的切身感受。父祖辈望子成龙的期待目光;妻儿、戚友们殷殷劝进的无止无休的聒噪;朝廷、郡县的使者之车的不时光顾;同学少年飞黄腾达、志得意满的显耀,都必然带来强烈的诱惑与浮躁。隐逸之士只有坚守其特殊的价值取向和人格追求,仰仗着这种精神支柱的支撑,才能从身心两方面来战胜强烈的诱惑。

这里就接触到问题的核心了,“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李白诗),那样透彻、决绝,义无反顾地避官遁世,究竟出于何种考虑?

坐在钓台高处,披襟当风,登临远目,我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同所有的真正隐士一样,严光是要以痛苦的磨砺为代价来换取一己之高洁。为的是获得一种超然世外的心理宁贴,“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仲长统语)。

一个人在其生命与人格进入成熟期后,都会有面对人生的自我设计。在那“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各种社会力量互相搏斗、人际关系异常复杂的封建时代,人生总是难以安顿的。从他呱呱坠地、步入滚滚红尘伊始,便被命定地抛向了随时制约他的外部世界,周旋于各种社会角色之间,即使耗尽毕生精力,也难以适应自如。

严光受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思想和老庄哲学的影响,面对风波险恶的世路和污浊、腐朽的官场,设想通过避官遁世、归隐山林,挣脱这个锦绣牢笼,给自己营造一个心理上的避风港,进而寻回自我的本根,实现其人格的自我完善。应该说,这并不是什么过高的期求,但对一个封建时代的士人来说,却须以终生的安贫处贱为代价。

当然,严光的毅然决然高飞远引,还有全身远祸的考虑,所谓“贤者避世,明哲保身”。西汉初年屠戮功臣的血影刀光,彰彰犹在眼目。正像后来的诗人所咏叹的:“遂令后代登坛者,第一思量怕立功!”光武帝在历代帝王中虽为少见的未杀功臣者,但他的废黜发妻郭后和太子疆,难免时人的腹诽心谤,后代的诗人就更不客气了。明初的学者方孝孺写过这样一首诗,算是窥见了严子陵的深心:“敬贤当远色,治国须齐家。如何废郭后,宠此阴丽华?糟糠之妻尚如此,贫贱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见几,独向桐江钓烟水。”从内容上可以判定,这首诗是批评光武帝的,诗人却偏偏标为“题严子陵”,也透露了个中消息。

其实,杀戮功臣这类举措和封建制度相关,原不宜以君王的个人品质、性格做简单的诠释。封建君主要维护其万世一系的“家天下”,就必然要对那些可能造成威胁的佐命立功之臣和封疆大吏严加防范,因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君臣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它的性质与利害关系决定了最后必然导致冲突的爆发。而且,封建君主的独裁专制也容不得臣子的人格独立与个性自由。严光要摆脱王权的羁縻,把握一己的命运,维护其人格独立,就唯有逃开伴君如虎的官场之一途。

严光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果然,在他死后四年,就发生了伏波将军马援蒙冤遭迁的事件。马援戎马终生,功高盖世,北征朔漠,南渡江海,“受尽蛮烟与瘴雨,不知溪上有闲云”(袁宏道诗),立志为国家战死疆场,马革裹尸。最后,竟因从交趾载回一车薏苡粒,被诬陷为私运明珠、文犀,在“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的情况下,光武帝勃然震怒,削官收印,严加治罪。

劳苦功高如马伏波者,尚遭遇如此惨痛下场,等而下之的就更被君王玩于股掌之上,操纵其生杀予夺之权了。严光尽管隐身渔钓,对于朝中故人的情况想必也有所知闻:侯霸只是因为举荐了一个为光武帝所不喜欢的人,险些招致杀身之祸。而他的继任者韩歆,因为直言亟谏,触怒了光武帝,最后,被逼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