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皇城与濠上，相去不远，却划开了瑰伟与平凡、荣华与萧索、有为与无为、威加海内与潇洒出尘的界限，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蕴与情趣。

遥想洪武当年，金碧辉煌的皇陵、帝都，该是何等壮观、何等气派。与之相较，庄子的濠上荒台，冢边蔓草，却显得寂寞清寒，荒凉破败，而且恍兮忽兮，似有若无。但是，就其思想价值的深邃和美学意蕴的丰厚来说，二者也许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尽管当地朋友一再说，两千多年过去了，时移事异，陵谷变迁，有关庄子的遗迹怕是什么也没有了，看了难免失望，可是，我却仍然寄情濠上。

我觉得，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它的生命力是恒久的。庄子的思想，也包括“濠濮间想”之类的意绪，属于隐形文化，它与物质文明不同。它的魅力恰恰在于能够超越物象形迹，不受时空限隔。比如庄、惠濠梁观鱼的论辩中所提出的问题，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实际上却涉及到认识方法、逻辑思维、艺术哲学、审美观念等多方面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把两位大哲学家的情怀、观念和性格特征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庄子是战国时人，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75年，卒于公元前295年，属于上寿。要论他的才智，在当时弄个一官半职，混些功名利禄，可说是易如反掌的。无奈他脾气过于古怪，始终奉行他的“不为有国者所羁”的清虚无为的立身哲学，也看不惯官场的钻营奔兢、尔虞我诈的污浊风气，因而穷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

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对当时黑暗的现实保持清醒的认识，才敢于呼号，敢于揭露，无所畏惧。因而，他的生活也是自由闲适、无住无待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濠梁观鱼，正是他的这种闲适生活的真实写照。

要之，“濠濮间想”，有赖于那种悠然忘我的恬淡情怀和幽静、孤寂的心境。这种情怀和心境，不要说雄心勃勃、机关算尽的朱元璋不可能拥有，就连敏于事功、多术善辩，整天奔走于扰攘红尘中的惠施，也如隔重城，无从体认。

惠施是庄子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他的最大的论敌。论才学，庄、惠可说是旗鼓相当，两个人有些思想也比较相近；但就个性、气质与价值取向来说，却是大相径庭的。因此，他们走到一处，就要争辩不已，抬起杠来没完。一部《庄子》，记下了许多直接或间接批驳惠子的话。但是，由于他们是“对事不对人”的，因而，并未妨碍彼此成为真诚的朋友。惠子病逝，庄子前往送葬，凄然叹息说：“先生这一死，我再也没有可以配合的对手了，再也没有能够对话的人了！”他感到无限的悲凉，孤寂。

当然，他们的分歧与矛盾还是特别鲜明的。《庄子·秋水》篇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惠子做了梁国的宰相，庄子打算去看望他。有人便告诉惠子：“庄子此行，看来是要取代你老先生的相位啊。”惠子听了很害怕，就在国内连续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搜寻庄子。到了第四天，庄子却主动前来求见，对惠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叫鹓雏，它从南海飞到北海，一路上不是梧桐不栖止，不是竹实不去吃，没有甘泉它不饮。当时，飞过来一只猫头鹰，嘴里叼着一只腐烂的老鼠，现出沾沾自喜的样子。忽然发现鹓雏在它的上方飞过，吓得惊叫起来，唯恐这只腐鼠被它夺去。现在，你是不是也为怕我夺取你的相位而惊叫呢？

另据《淮南子·齐俗训》记载。一次，庄子在孟诸垂钓，恰好惠子从这里经过，从车百乘，声势甚为煊赫。庄子看了，十分反感，便连自己所钓的鱼都嫌多了，一齐抛到水里。表现了他“不为轩冕肆志”，对当权者飞扬之势的轻蔑态度。

由于他高居于精神之巅来俯瞰滚滚红尘，因而能够看轻俗人之所重，也能够看重一般人之所轻。他追求一种“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悠然境界，不愿“危身弃生以殉物”，不愿因专制王权的羁縻而迷失自我、葬送身心的自由。

就思维动向和研究学问的路子来说，他们也是截然不同的。二人对于客观、主观各有侧重。惠子是向外穷究苦索，注重向客观方面探求；庄子则致力于向内开掘，喜欢在主观世界里冥想玄思。惠子认为庄子的学说没有用处，讥讽它是无用的大樗；庄子却对惠子耗损精神从事那种“一蚊一虻之劳”，大不以为然。

惠子著书，庄子说有五车，但一本也没有流传下来。在先秦诸子中，惠子可说是最有科学素质的人。从他的一些观念可以看到近现代的理论物理学、数学、地理学的胚芽。比如，惠子说，“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意思是，太阳正在当中，同时也正在偏斜；万物正在生长，同时也正在死亡。“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这里体现了地圆学说。“南方”作为方位的概念，本无定限，南之南更有南，但如绕地球一周，则南极可成为初出发之点。惠子说“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可见，在他眼中地球并不是一块平板，这就超越了“天圆地方”的一般的传统性认识。

在濠上，庄子与惠子分别以两种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去看游鱼。惠子是以智者的身份，用理性的、科学的眼光来看，在没有客观依据的情况下，他不肯断定鱼之快乐与否。而庄子则是以具有浪漫色彩的诗人身份，从艺术的视角去观察，他把自己从容、悠闲的心情移植到了游鱼的身上，从而超越了鱼与“我”的限隔，达到了物我两忘、主客冥合的境界。

《庄子·齐物论》中记述了一个“梦为蝴蝶”的寓言，同样体现了这种超越主客界线、实现物我两忘的特征。寓言说：前些时候，我（庄子）曾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在花丛中高高兴兴地飞舞着，不知道自己是庄周了。一忽儿，醒过来，发现自己仍是形迹分明的大活人。不觉迷惑了半晌：到底是我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我？

物我两忘的结果是客体与主体的合而为一。从美学的角度来剖析，观赏者在兴高采烈之际，无暇区别物我，于是我的生命和物的生命往复交流，在无意之中我以我的性格灌输到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我和物的界线完全消灭，我没入大自然，大自然也没入我，我和大自然连成一气，在一块生展，在一块震颤（朱光潜语意）。

情趣，原本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庄子把整个人生艺术化，他的生活中充满了情趣，因而向内蕴蓄了自己的一往情深，向外发现了自然的无穷逸趣，于是，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从而能够以闲适、恬淡的感情与知觉对游鱼做美的观照，或如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所说的进行“趣味判断”。而惠子则异于是，他所进行的是理智型的解析，以他的认识判断来看庄子的趣味判断，所以就显得磗格不入。

在这里，“通感”与“移情”两种心理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有了“通感”，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人与物之间的冥然契合，才具备了可能性；而通过“移情”，艺术家才能借助自己的感知和经验来了解外物，同时又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使外物也仿佛具备同样的情感。

这类例证是举不胜举的。比如，在凤阳街头我看到一副联语：“华灯一夕梦，明月百年心。”内容十分深刻，涵盖性很强。但是，何以华灯如梦、明月有心？为什么它们也具有人的思维和情感？原来，诗人在这里用了以我观物的“移情”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位现代的西方诗人说，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

见我执意要去濠梁，主人便请来当地的一位文史工作者为向导。车出凤阳城，直奔临淮关，来到了钟离故地。我记起了二百多年前著名诗人黄景仁题为“濠梁”的一首七律：

谁道南华是僻书？眼前遗躅唤停车。

传闻庄惠临流处，寂寞濠梁过雨余。

梦久已忘身是蝶，水清安识我非鱼。

平生学道无坚意，此景依然一起予。

当时黄景仁年仅二十四岁，与诗人洪稚存同在安徽学政朱筠幕中。他在这年初冬的一场雨后，凭吊了濠梁“遗躅”，写下了这首诗。

《南华经》就是《庄子》。“僻书”云云，引自《唐诗纪事》。令狐绹曾就一个典故向温庭筠请教，温说：“事出《南华》，非僻书也。”诗的头两句是说，谁说《庄子》是罕见、冷僻的书籍呢？里面涉及的遗迹随处可见呀！眼前，我就碰上了一处，于是，我就赶紧召唤把车子停了下来。三、四两句交代地点、时间：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庄子、惠子濠梁观鱼处；一场冷雨过后，石梁上杳无人迹，显得很寂寞、荒凉。五、六两句通过《庄子》中庄蝶两忘、鱼我合一的两个典故（后一句还反其意地暗用了“水至清则无鱼”的成语），来抒写自己的感慨，是全诗的意旨所在。结尾两句是说，尽管我平素缺乏坚定的学道意念，但依然觉得此情此景对自己有深刻的启发。

这时，忽见一道溪流掠过，上有石梁飞架，我忙向向导问询：这就是濠梁吧？他摇了摇头。没过五分钟，眼前又现出类似的景观，我觉得很合乎意想中的庄、惠观鱼的场景，可是一打听，仍然不是。向导笑说：“这种心情很像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见到崔州平以为是孔明，见到石广元、孟公威以为是孔明，见到诸葛均、黄承彦以为是孔明，足见想望之急、思念之殷。想不到沉寂两三千年的濠梁故地，竟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真使我这个东道主感到自豪。”

一番妙喻，一通感慨，博得车上人们同声赞许。

突然，汽车戛然煞住，原来，“庄惠临流处”就在眼前。

但是，不看还好，一看果真是十分失望。濠水滔滔依旧，只是太污浊了。黝黑的浊流泛着一层白色的泡沫，寂然无声地漫流着。周围不见树木，也没有鸣虫、飞鸟，看不出一丝一毫“诗意的存在”。庄周的墓地也遍寻未得，连这位专门从事文史研究的向导也茫然不晓。

我想，当年如果面对的竟是这样的浊流污水，这样令人沮丧的生态环境，庄老先生不仅无从看到“矹鱼出游从容”的怡然景色，怕是连那点恬淡、闲适的心境也要荡然无存了。自然，后世就更谈不到赏识那种鱼鸟亲人、陶然忘机的“濠濮间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