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知识产权上升到国家战略管理层面始于美国政府在1979年提出的“要采取独自的政策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振奋企业精神”等政策，随后通过一系列正式法律条文确定了国家知识产权管理的战略方针。知识产权对美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知识产权管理受到学术界和各国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在知识产权管理含义、机制、评价和影响效应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近年来随着系统研究范式和协同学理论的拓展，出现了从系统学理论和协同学视角去剖析知识产权管理的模式。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1　国外研究动态

1.2.1.1　知识产权管理含义

日本学者高桥明夫（Takahashi）教授较早从专利视角对知识产权管理战略的含义进行了阐述，认为专利战略是依据企业方针进行的战略性专利活动，从战略上进行进攻和防卫，充分发挥专利作用的最大化效应（Takahashi, 1990）^[5]。在此基础上，国外学者基于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目的，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主体（政府、企业或产业）”（Samson, 2005）^[6]、“实施过程（知识产权开发、保护、运营和管理）”（Jan, 2006）^[7]、“管理体系要素构成（技术要素、信息要素、知识资产等）”（Aiahi, 2000）^[8]和“作用功能（技术创新、企业效益和国家经济发展等）”（Markus, 1999）^[9]等多个视角和层面对知识产权管理的概念进行丰富、多样化的界定，进一步拓展了知识产权管理理论研究脉络。

1.2.1.2　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在机制

国外学者分别从专利许可、知识产权联盟及合作和知识产权的收益分配等多个层面探讨了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在机制。

1．专利许可机制

国外学者对专利许可机制研究主要是基于数理模型提出了相关的专利许可机制模型，如Macho（1996）将技术诀窍引入契约中，提出了一个道德风险情境下技术许可的不完善契约模型^[10]；Sen（2005）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下给出了专利许可模型^[11]，在信息不对称视角下的专利许可还得到如下拓展；Moldovanu和Sela（2003）在不完备信息情况下研究了专利拍卖模型^[12]；而Poddar和Sinha（2002）进一步阐述了完全垄断专利许可筛选模型^[13]。Schmitz（2002）分析私人信息改变与外部专利人许可行为的关系，指出私人信息改变会影响专利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做出的排他许可行为^[14]。Antelo（2003）还进一步分析了信息双重非对称下（许可和被许可者，被许可者之间）非在位者专利权人许可决策^[15]；还有学者基于博弈视角，专利许可的社会福利效应（Antelo, 2003）^[15]、专利侵权协定稳定性（Marjit, 2001）^[16]和中介等第三方的作用等。（Liao, 2005）^[17]给出相应的专利技术许可机制模型。此外，Yong（2015）基于个人和组织视角探讨了影响高校专利许可的因素，包括专利权人的态度、专利审查的便捷性及合作情况、技术转移成本^[18]。

2．知识产权战略联盟及内在运行机制

考虑知识产权联盟及合作层面，国外学者将研究点聚焦于专利联盟的形成和竞争机制。在专利联盟形成机制方面，Jaypil（2003）研究了专利诉讼选择下的专利联盟形成模型^[19]；Peiko和Sadao（2005）考察了专利联盟形成的动机问题^[20]；Steffen（2004）研究了专利联盟内在结构对联盟稳定性的影响^[21]；Shapiro（2001）和Choi（2010）指出了专利灌丛导致了专利联盟的形成^[22][23]；Dequiedt（2007）、Kim（2004）和Kato（2004）从市场效率提升的视角分析了专利联盟的形成动因^[24][25][26]；Zhang（2012）基于本体存在论的视角给出了知识产权中联盟合作的运行机制^[27]。还有学者探讨了专利联盟的竞争性机制，并从交易成本的降低（Robert, 1999）^[28]、专利的互补性程度和福利效应（Giuseppe, 2004; Josh2004; Atsushi, 2004）^[29][30][31]来阐述专利联盟在市场中的竞争机制；Brenner（2009）基于专利联盟主体间关系，给出了专利联盟形成的最优准则^[32]。关于知识产权内在运行机制方面，Pjanovic（2012）、Fan（2014）分别建立了基于知识产权法案的产品保护模型和建筑信息模型^[33][34]；Timothy（2012）给出了考虑时效性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35]。Weenen（2013）给出了一个知识产权战略决策模型，可以为公司的新产品保护方面提供知识产权战略决策^[36]。Shibin（2012）基于证据推理理论构建了电子企业知识转移过程中知识产权冲突识别机制^[37]。

3．知识产权收益分配机制

关于知识产权收益分配机制，主要探析了专利联盟的许可费分配准则和方式，如Josh、Marein和Jean（2007）指出专利联盟的独立许可取决于其专利的构成是否是互补型^[38]，而Anne和Josh（2006）进一步指出专利联盟收益分配规则与专利组合大小及组合价值相关^[39]。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专利的许可收益分配方式，如Arrow（1962）、Taylor和Silberstone（1973）、Rostoker（1984）较早指出费率许可方式是专利许可的常见模式，也是最有效的转移技术手段^[40][41][42]。与之观点存在不一致性，Kamien和Tauman（1986）基于向垄断寡头者转移技术为例，进一步对比了固定费和许可费率两种许可收益方式的优劣情况，其结果发现对于专利权人和消费者来说固定费用比许可费率更好^[43]。随后，学术界为完善Kamien和Tauman（1986）的研究结论，于是基于各种情境假设试图去解释许可费率方式和固定费用的不同，这包括非对称信息假设（Gallini, Wright, 1990; Macho, Pérez, 1991; Poddar, 2002）^[44][45][46]、专利及技术创新质量变化假设（Rockett, 1990）^[47]、产品差异假设（Muto, 1993; Poddar, 2004）^[48][49]、道德困境假设（Macho, et al, 1996）^[50]、专利风险回避假设（Bousquet et al, 1998）^[51]、企业领导结构假设（Kabiraj, 2004）^[52]、专利授权策略假设（Saracho, 2002）等^[53]。

1.2.1.3　知识产权管理相关评价与测度

基于国外学者对知识产权研究的综述，学术界对知识产权管理评价及方法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基于知识产权整体视角，从企业、行业、区域或国家知识产权的整体视角出发，通过分析知识产权定价模式和价值、知识产权整体绩效和竞争力去评价知识产权；第二个方面，以专利为单一对象，从专利质量和专利价值角度展开对企业或产业的知识产权评价。

1．基于知识产权整体视角

从知识产权整体视角给出的评价方法聚焦于知识产权定价和价值的评价，其方法包括期权定价法、收益折现法、生命周期理论和博弈理论：在期权定价法方面，Thomas和Nelson（2000）基于期权定价法测度了能够给企业带来长期获利的知识产权效益^[54]，Sudi等（2006）考虑知识产权在未来市场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根据实物期权定价法对相关知识产权价值做出预估^[55]，基于此，Chang和Feng（2005）给出了一种改进的实物期权定价模型，解释了现实中预期收益率的随机波动性^[56]，Schwart等（2000）引入了偏微分方程，给出了一种新的期权定价法的求解思路，并应用于制药专利的实证^[57]，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将期权定价法应用于知识产权定价（Kossovsky, 2002）^[58]、知识产权的质押贷款额评估（Richard, 2002）^[59]、融资视角下的知识产权评估（Jarvis Robin, 2004）^[60]、基于交易、融资和诉讼等不同目的的知识产权评估（Robert, et al, 2004）^[61]实证分析中，进一步拓展了实物期权定价法的应用范围。在收益折现法方面，Neil（1988）从贴现现金流的视角，基于贝叶斯估计评价了以交易为目的的知识产权价值^[62]，Rand（1990）界定了在知识产权评价中，收益折现法的适用范围。在生命周期理论方面^[63]，Amy和Kamal（2002）构建了知识产权文化产品生命周期模型，评价了在生命周期内知识产权可能获得的预期收益^[64]，Cavaller（2009）根据生命周期理论，综合分析了技术变革、市场因素和知识产权内生性因素，计算出了知识产权的使用寿命^[65]，Lubica等（2015）基于过程视角，从交易时间和被引用次数提出了专利生命周期模型^[66]。此外，还有学者根据建立技术组合规划模型（TPP）（Hung, 2013）^[67]、PIPP指数（Liu, 2015）^[68]测度知识产权价值和保护水平。

2．基于专利为单一对象的视角

基于专利为单一对象的知识产权评价方法研究主要聚焦于专利价值和专利质量的评价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两个方面。

（1）关于专利价值评价模型，包括了传统的以专利投入为计算准则的成本法（Lindenberg, Ross, 1981）^[69]、以市场同类专利值为参考的市场法（Arora, 2001）^[70]和以有效期专利可以带来的未来收益的收益法（Reilly, 1988; Parr, Smith, 1994）^[71][72]。随着社会经济进步，人们对专利保护意识逐渐加强，加之技术革新和数理理论及应用的拓展，出现了新兴的专利价值评估方法，如根据MonteCarlo模拟模型分析了医药企业专利相关数据，得出影响评估专利价值的决定性因素（Holger, 2010）^[73]。还有运用因子分析法（Hsieh, 2013）^[74]、层次分析法与TOPSIS（Collan, 2013）^[75]、不同专利间的比较优势法（Belderbos, 2014）^[76]去衡量专利价值。

（2）关于专利评价指标体系方面，现有关于专利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种思路，一是基于融合专利相关评价指标和数理模型提出专利评价模型；二是专门以专利质量指标给出了相关的专利质量指数。如在结合专利评价指标和数理模型方面，以专利引用指数给出的单一指标评价模型（Jaffe et al, 1998）^[77]，以专利要求数、被引次数、引文数量和专利族规模等指标的方差综合指数模型（Lanjouw, 2004）^[78]，以专利权转化、受让专利、专利特征和专利规范交易为指标的多元回归模型（Hou, 2006）^[79]，专利战略价值、专利商业化价值和专利保护价值为指标的因子分析法（Benjamin, 2015）^[80]。在专利质量测量指标的专门研究方面，以专利被引次数、引用文献、权利要求数和专利族大小作为指标体系（Schettino, 2008）^[81]，或以专利相对位置、显性技术优势、HHI指数和专利引用作为指标体系（Chen和Chang, 2010）^[82]，或以专利即时影响指数、科学关联性、技术循环周期和专利引证指数作为指标体系（Hirscheyand, Richardson, 2001, 2004）^[83][84]，或以权利要求数、被引次数和专利参考文献数作为指标体系（Mariani, Romanelli, 2007）^[85]。Burke和Reitzig（2007）总结出了专利质量指标包括专利引用文献量、非专利引用文献量、专利被引数量、五年内被引量、五年至十年内被引量、专利族规模、申请人规模、发明人规模、加速审查情况^[86]。此外，还有学者融合了本行业特点的专利指标去测度专利价值或衡量专利绩效（Tseng et al, 2011；Žaneta, 2014; Mercedes, 2015）^[87][88][89]。

1.2.1.4　知识产权管理的影响效应

关于知识产权管理的影响效应研究，当前学者主要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视角进行阐述。

宏观上，主要探析了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知识产权是决定经济增长、扩大出口的关键因素（Gould, 1996; Yang, 2006; Angus, 2012; Livia, 2014）^{[90][91][92][93]}。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并非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是通过促动以创新为目的R&D投入间接增进经济增长（Lach, 1995; Park, 1997; Maskus, 1999; Donoghue, 2004; Varsakelis, 2001; Kanwar, 2003）^{[94][95][96][97][98][99]}，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的响效应程度还受到要国家经济发展水平（Schneider, 2005; Falvey, 2006; Schneider, 2005; Crosby, 2000; Glass, Wu, 2007; Eicher, Penalosa, 2006; Mónica; 2014; Srividya, 2015）^{[100][101][102][103][104][105][106][107]}、人力资本水平（Mohtadi, 2014）^[108]、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Cassandra, 2015）^[109]因素的调节。类似的研究还存在于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关系中，如Glass和Saggi（2002）基于构建一个融合自主创新、模仿和FDI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中，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降低跨国公司被模仿的可能，有利于吸收FDI，扩大社会福利，而对于发达国家却是减少FDI^[110]。Anuj（2014）还指出东道国的创新活力会直接影响到知识产权与FDI的关系^[111]。Chen和Puttitanun（2005）研究发现专利保护宽度与信息披露是呈现正比关系的，而与技术进步和社会福利呈现倒“U”形关系^[112]。

中观上，主要探析了知识产权对产业创新、产品出口的影响效应，如Saurav（2013）^[113]、Hitoshi（2014）^[114]、Rafael（2015）^[115]分别探讨了专利及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业创新绩效和进入技术型产业的影响，Bouet（2015）^[116]、Seokkyun（2015）^[117]分别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对印度医药行业创新及产业整体增加值具有积极影响。从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来看，知识产权对一国贸易出口产品的影响主要持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产品的出口（Pradhan, 2007; Yang, Maskus, 2009; Galushko, 2012）^{[118][119][120]}，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产品出口（Yang, Huang, 2009; Rod et al, 2009; Olena, 2010）^{[121][122][123]}；第二种观点认为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状态，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过度的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会制约产品的出品贸易（Yong et al, 2011; Yang和Woo, 2006; Derek, 2009）^{[124][125][126]}；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不能轻易地给出知识产权与产品出口的关系，而应更多地考虑横亘在二者间的边界条件。如考虑进口国的市场规模（Rafiquzzaman, 2002; Kang, Park, 2006）^[127][128]、模仿能力（Mawali, Nasser, 2005）^[129]。

微观上，主要探究了知识产权对企业技术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如Rai（2014）研究发现薄弱的知识产权制度对低碳技术的扩散具有阻碍作用^[130]；Kim（2014）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行业企业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131]；Dukrok（2015）以韩国软件行业为例，发现软件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有利于软件企业绩效的^[132]。还有学者认为国家开放程度（Braga, Willmore, 1991）^[133]和国家体制（Laplume, 2014）^[134]会调节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企业引进新技术能力的关系，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增加研发投入（Park, 2008）^[135]、技术共享（Pearce, 2013）^[136]、技术转移（Sinisterra, 2013）^[137]而间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企业利润和市值视角，Nolan（1980）、Brian（1998）、ZhenDeng（1999）、Radomsky（2012）指出专利产出与企业的产出和市值具有高度相关^{[138][139][140][141]}。Comanor和Scherer（1969）进一步通过实证发现，专利申请对企业绩效所产生的影响并非是即时的，而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142]，Ernst（1995, 2001）的结论与其不谋而合，发现专利对企业销售增长的影响存在着两年到三年的滞后期^[143][144]。当然，有学者提出并非所有专利都对企业绩效能够产生显著影响，认为只有引用率高的专利能够有效增强企业价值（Bloom和Reenen, 2002）^[145]，还有学者给出的结论与上述学者甚至完全相悖，认为专利与企业绩效无关，在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和引用次数等指标方面对企业绩效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效应（Narin, 1987; Griliches, Hall, Pakes, 1991; Arora, Ceccagnoli, Cohen, 2003）^{[146][147][148]}。

1.2.1.5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及其协同

近年来，基于系统论视角下的知识产权管理研究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关于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结构，知识产权开发、运营、保护等管理子系统及子系统间的协同方面。

1．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结构

国外学者基本上基于“综合考虑‘系统性’和‘体系框架’”的思路对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结构进行多样化的剖析，如从系统性的视角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分为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获取、知识产权利用和知识产权许可等子系统（Curdy, 2002）^[149]；分为知识产权市场经营、知识产权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管理系统（Narayanan, 2000）^[150]；分为内在部门交互作用的内部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和外部企业间交互作用的外部知识产权管理系统（Pitkethly, 2001）^[151]等。从体系框架的视角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包括“国家、地区、行业和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等方面”（Gann, 2004）^[152]；认为知识产权战略体系由“专利战略、商标战略、版权战略、技术融合战略、信息战略、知识资产经营战略和诉讼与风险管理战略等”构成要素组成（Arahi, 2000）^[153]；将知识产权战略体系分为“防守型战略和进攻型战略”两种功能体系（Rabino, 1995）^[154]；认为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包括知识产权附加条款、技术管理计划和知识产权管理协议等方面（Shan, 2014）^[155]。

2．知识产权管理子系统及其协同

通过现有研究文献发现，国外学者对知识产权管理子系统研究主要表现在知识产权开发管理子系统的驱动因素（Erik, 2001; Benjam, 2002, Ginley, 2007; Li, 2012; Tang, 2011; Ma, 2009）^{[156][157][158][159][160][161]}、作用对象（Rudi, 2002, Holger, 2004; Reitzig, 2004）^{[162][163][164]}；知识产权运营管理子系统的绩效评价（Young, 2004; Siegel, 2005）^[165][166]、影响因素（Manuel, 2001; Hall, 2001; William, 2001; Mariano, 2005）^{[167][168][169][170]}；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子系统的制度建设及策略（Lichtenthaler, 2009, Sunil, 2009; Zhang, 2012; Johannes, 2013）^{[171][172][173][174]}。对各子系统协同的研究较少，但也有学者从合作专利质量及数量方面对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运行效力和效率进行分析（Atallah, 2006）^[175]，来阐述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协同情况。

1.2.1.6　知识产权管理的对策

国外许多学者在对知识产权领域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时提出了一些关于增强知识产能力、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对策和建议。现有研究分为三类：一是从宏观层面的规范性研究，为政府行为、增强国家整体竞争优势提供了一般性指导（Gould, 1996; Lee, 2000; Andrea, 2000; Debasis, 2006; Anuj, 2014；）^{[176][177][178][179]},^[111]；二是从中观层面针对具体国别或地区进行的政策分析，可以因地制宜，提出相应的区域政策（Brien, 1992; Ryan, 2010; Penalosa, 2006; Mónica, 2014; Srividya, 2015）^[180][181],^{[105][106][107]}；三是从微观层面的企业视角，如何制定相应的知识产权管理政策体系，驱动企业技术革新（Hicks et al, 2001; Zhen, 1999; Radomsky, 2012; Dukrok, 2015）^[182],^[140][141],^[132]。

1.2.2　国内研究动态

1.2.2.1　知识产权管理含义

国内学者冯晓青（2010）将知识产权管理直接定义为知识产权开发、保护、运营的综合管理^[183]。相比之下，国内多数学者主要基于战略的视角对知识产权管理进行了界定，如陈昌柏（1999）从国家层面将知识产权战略定义为：依据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特性和功能去寻求市场竞争力的有利地位，并从国家战略高度规定如何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充分发挥国家投资的效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184]。而吴汉东（2002）从企业层面将知识产权战略界定为：企业为形成与维持市场竞争优势，基于知识产权保护手段谋求最大经济效应的策略^[185]，孙伟和姜彦福（2009）指出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是企业“技术＋市场＋产权”的组合战略^[186]。类似的，唐国华（2014）在建立知识产权战略框架的基础上，将其定义描述为通过对知识产权的战略管理而创立和维持的基于知识产权的战略管理^[187]。还有戚昌文（1996）、魏纪林（2005）、于志红（2003）等学者对专利战略进行了界定，其核心内涵主要表述了通过专利技术获得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188][189][190]}。

1.2.2.2　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在机制

通过文献综述发现目前国内有关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在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专利许可、知识产权战略联盟合作、知识产权收益分配及知识产权风险防范等方面。

1．专利许可机制

国内学者对专利许可机制的研究主要基于建立一定的数理模型，阐述专利许可策略，如柯忠义（2008）给出了综合均衡全面许可和择优许可两种专利技术许可策略的最优专利价格契约^[191]。基于此，有学者从就如何治理道德风险进一步优化不完善契约模型（岳贤平，2006, 2007）^[192][193]。此外，肖延高和韦永智（2011）等基于完全对称信息及双寡头市场假设给出了技术能力发展过程的专利许可策略^[194]，任声策和尤建新（2009）建立了专利联盟成员的专利许可投入决策模型^[195]，王怀祖和熊中楷（2011）基于网络外部性与专利创新程度环境，给出了创新者不许可策略、固定许可策略与变动许可策略^[196]。还有从博弈视角在分析专利技术许可对象选择（周竺，2008）^[197]、专利侵权协定稳定性（郭新帅，2007）^[198]等基础上给出相应的专利技术许可机制模型。

2．知识产权战略联盟及收益分配机制

现有国内研究对知识产权战略联盟针对性的研究较少，主要从理论上定性阐述了知识产权联盟的含义（杨静，戚昌文，2000）^[199]、地域性联盟构想（周砚，黄显智等，2011）^[200]和运行模式（黄曼雪，相升林，2013）等^[201]。而更多的是以专利为对象，对专利联盟的运行机制、作用功能、形成的边界条件和许可收益分配进行了探析。在专利联盟的运行机制方面，游训策（2008）从联盟利益关系、约束条件、契约关系和专利风险等方面同探讨了专利联盟的运行过程影响要素^[202]，刘介明（2010）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总结了专利联盟的形成、发展、成熟和衰退四个发展阶段及相应的运行模式，揭示了专利联盟运行演化机制^[203]，梅开（2009）和杜晓君（2012）基于博弈理论给出了专利联盟的提升运行绩效的优化方式^[204][205]。此外，杜晓君和马大明（2010）等建立了对称和非对称专利联盟形成的进化博弈模型，并给出了不同条件下的联盟进化稳定策略^[206]。还有学者从专利联盟运作过程中的竞争效应（朱振中，吴宗杰，2007）^[207]、运作模式（陈欣，2007）^[208]、微观机理（岳贤平，顾海英，2006）^[209]和组织学习与技术能力策略（任声策，宣国良，2006）^[210]。在作用功能方面，探讨了专利联盟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周青，陈畴镛，2012；任声策，陆铭等，2010）^[211][212]、创新激励（杜晓君，梅开，2010）^[213]、企业专利战略（任声策，2008）^[214]和产业结构优化（胡坚，李向东，2011）^[215]作用机制。在边界条件方面，不同学者分别分析了从技术标准网络效应（姚远，宋伟，2011）^[216]、单一市场结构（梅开，杜晓君，2009）^[204]和不同技术标准（杜晓君，王小干，2012）^[217]等边界条件下联盟的形成。在专利许可收益分配机制方面，主要集中在某具体产业技术标准中的许可收益模式（徐明，2012）^[218]、市场力量与谈判能力对收益分配的影响（柯忠义，2012）^[219]和收益分配比例（陈强和常旭华，2014；赵馨，叶春明，2015）等方面^[220][221]。

3．知识产权风险的防范机制

考虑知识产权风险防范层面，一部分国内学者基于建立风险防范分析模型和体系来解析知识产权风险防范机制，如苏世彬和黄瑞华（2005）则构建了基于知识产权专利性和共享性矛盾的冲突分析模型^[222]，汪忠和黄瑞华（2006）建立了兼顾知识产权内生性和外生性的风险防范体系^[223]，周文光和黄瑞华（2009, 2010）提出了基于阶段过程和要素互动视角的知识产权风险预警机制^[224][225]。还有一部分学者确定和识别了知识产权风险的诱发因素，根据这些因素提出风险防范措施，这些诱发因素主要包括企业创新合作（任素宏，黄瑞华，2008）^[226]、知识的外部性（何英，黄瑞华，2006）^[227]、知识转移媒介（丁秀好，黄瑞华，2010）^[228]、伙伴机会主义行为（张克英，黄瑞华，2007）^[229]、网络环境（张克英，黄瑞华，2006）^[230]。此外，较多学者关注了合作联盟中的知识产权风险，提出了基于合作事前风险控制、合作过程风险控制和合作后风险评估的知识产权风险预防机制（汪忠，黄瑞华，2005, 2006；丁秀好等，2010）^[231],^[223],^[228]。

1.2.2.3　知识产权管理相关评价与测度

1．基于知识产权整体视角

基于知识产权整体视角，国内学者主要从知识产权价值测度、定价策略和绩效评价三个方面着手。如陈耀明和钟登华（2004）基于动态视角，综合了预期收益和折现率的数据特征，提出了增长型和周期型的知识产权价值动态预测模型^[232]，于冬（2005）根据现金流折现法，利用索洛模型评价知识产权价值^[233]。还有学者根据博弈理论去研究知识产权供求双方对知识产权产品成交价格的一种确定机制。如汪丁丁（2002）基于知识的“代数格”表达式和知识互补性原理，运用博弈论探讨了知识产权的博弈均衡问题^[234]。颉茂华和焦守滨（2014）基于二叉树实物期权法进行知识产权定价^[235]。此外，有不少学者关注了知识产权整体绩效和竞争力评价，其主要为模糊综合评价模型（雒园园，田树军等，2011；常林朝，户海潇，2011）^[236][237]、DEA与TOPSIS组合模型（陈伟，康鑫，2011）^[238]、功效函数法（施学哲，杨晨，2010）^[239]、突变级数（仵凤清、樊燕甫，2011）^[240]、灰类白化模型（李潭，陈伟，2013）^[241]和SVR模型（赵喜仓，丁玲玲，2013）等^[242]。

2．基于专利为单一对象的视角

以专利为单一对象视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专利评价模型及指标体系两个方面。

（1）关于专利价值评价模型，主要有以市场同类专利值为参考的市场法（苑泽明等，2012）^[243]和以预期专利可以带来的未来收益的收益法（许晓冰，2008）^[244]；还有基于市场法、收益法、修正收益法和成本法等传统专利估评价方法的组合，给出了专利价值的加权调和平均组合预测模型（孙玉艳，张文德，2010）^[245]，考虑不确定性环境和模糊性信息的影响，应用模糊数学理论给出了专利价值估评的模糊评价法（温明，孙鹤，2012）^[246]，基于集对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给出了比模糊数学方法更精确的专利价值评估模型（张新华，1999）^[247]，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动态规划思想，根据随机或偏微分方程中的边界条件数值算法评估专利价值（范利民，唐远虎，2004）^[248]，考虑了专利特性，基于期权理论给出了专利价值评估的B-S模型（杨春鹏，伍海华，2002；范银华、粟娟，2000；）^[249][250]，根据数据挖掘技术，提供了一种较为新颖的专利价值评估思路（杨丹丹，2006）^[251]。随着实物期权理论的渐趋成熟，专利价值的固有实物期权特性被揭示，许多学者基于实物期权理论给出了专利价值评估的实物期权法（唐春霞，葛翔宇，2008；詹惠蓉，彭龙，2009；夏轶群，2009；周英男等，2007）^{[252][253][254][255]}。此外，还有学者基于机器学习（赵蕴华，张静，2013）^[256]、三叉树评估模型（靳晓东，谭运嘉，2013）^[257]、专利优势度模型（吴红，付秀颖等，2013）^[258]、层次分析法（潘颖，2014）^[259]、模糊推理方法（孙振嘉，张向先，2015）^[260]对专利水平、潜在引用网络法（冯岭，彭智勇等，2015）^[261]、决策树法（吕璐成，刘娅，2015）^[262]等方法对专利质量、绩效和价值进行了测度，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专利评价理论与思路。

（2）关于专利评价指标体系方面，现有关于专利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种思路。一是基于融合专利相关评价指标和数理模型提出专利评价模型，如以专利授权率为基础指标的Schankerman-Pakes专利评估模型（高山行，郭华涛，2002）^[263]、以专利技术价值、市场价值和权利价值为指标的层次分析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万小丽，朱雪忠，2008）^[264]、以专利向心引用网络为专利结构指标的专利价评估模型（胡小君，陈劲，2014）^[265]。二是专门以专利指标给出了相关的专利评价体系，如以技术质量、法定质量和专利产生的价值等指标为评价体系（宋河发等，2010）^[266]，或以专利的投入、产出、运营、保护和效益等方面作为指标体系（魏雪君，2006）^[267]，或基于专利的技术生命周期、技术热点和技术机会作为指标体系（黄鲁成，2010）^[268]，或以发明创造质量、文件撰写质量、审查质量和经济质量作为指标体系（宋河发，穆荣平等，2014）^[269]，或以专利范围、专利引证和专利维持作为指标体系（胡谍，王元地，2015）^[270]，或以专利申请量、施引专利计数、引用专利计数、同族专利数和权利要求项数作为指标体系（谢萍，王秀红等，2015）^[271]。

1.2.2.4　知识产权管理影响效应

关于知识产权管理的影响效应研究，当前学者主要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视角进行阐述。

宏观上，主要探讨了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一方面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直接作用（王林，顾江，2009；吴凯，蔡虹，2010；吴凯，蔡虹，2012；董雪兵，朱慧，2012；张熙鸣，2012）^{[272][273][274][275][276]}。另一方面从服务贸易出口（唐保庆，黄繁华，2012）^[277]、国际技术溢出（孔伟杰，苏为华，2012）^[278]、人力资本（阳立高，贺正楚，2013）^[279]、剩余索取权（李勇，王满仓，2013）^[280]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边界条件。此外，还有学者基于专利指标去确定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如基于相关分析法、多元回归模型或协整模型给出了专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刘华，2000；鞠树成，2005；吴建新，2008；高雯雯，2006；陈春晖，2007；曾昭法，2008；朱平芳，2002；侯筱蓉，2008；王慧，2009）^{[281][282][283][284][285][286][287][288][289]}。国内学者还考虑不同类型专利，分析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三种类型专利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的差异性。有学者发现实用新型专利对GDP或产业整体发展影响最大，其次为外观和发明（刘华，2002；隋广军等，2005）^[290][291]。从以上文献来看，与直觉上认为质量最高的发明专利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结果不同，实用新型专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

中观上，主要探析了知识产权对产业创新、产品出口的影响效应。如刘思明和侯鹏（2015）实证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工业创新能力的积极影响效应^[292]。袁博和刘文兴等（2014）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对重大科研项目技术创新影响的权变模型^[293]。还有学者就知识产权与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李后建，张宗益，2014；许培源，章燕宝，2014）^[294][295]、产品创新绩效（周文光，曹蓉，2013）^[296]、出口技术复杂度（代中强，2014）^[297]和出口产业结构调整（周游，2014）^[298]影响进行分析。基于不同行业情境下的知识产权效应也受到学者关注，如有学者构建了累积创新的拍卖模型，分析知识产权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情况（董雪兵，史晋川，2006）^[299]。类似的，宗庆庆和黄娅娜（2015）分析异质性行业下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差异性影响^[300]。从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来看，知识产权对一国贸易出口产品的影响主要持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产品的出口（梁红英，余劲松，2010；余长林，2011；马凌远，2014）^{[301][302][303]}；第二种观点认为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状态下，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不会正向甚至会制约产品的出口贸易（陈丽静，顾国达，2011）^[304]；与国外学者研究类似；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不能轻易地给出知识产权与产品出口的关系，而应更多地考虑横在二者关系间的边界条件，如考虑执法活动和法律意识（郑国洪，梁红英，2010）^[305]和东道国特征（余长林，2010）等^[306]。

微观上，主要探究了知识产权对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绩效的影响效应，如柒江艺和许和连（2011）指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市场需求而非技术资源驱动来影响外资企业的技术选择^[307]；赵远亮和周寄中等（2009）认为专利产出与企业的利润和市值具有高度相关^[308]；徐雨森（2003）建立了基于知识产权战略的工业企业核心能力提升策略^[309]。还有学者给出的结论与上述学者甚至完全相悖，认为专利与企业绩效无关，在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和引用次数等指标方面对企业绩效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效应（李文鹣，谢刚，2006；胡珊珊，安同良，2008）^[310][311]。还有学者就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研发强度（张望，2014）^[312]、融资途径（李春涛，郭培培，2015）^[313]、企业创新激励（苗妙，魏建，2014）^[314]、竞争优势（冯晓青，2012）^[315]的影响关系展开讨论。

1.2.2.5　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及其协同

1．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结构

与国外学者研究类似，国内学者也主要从“综合考虑‘系统性’和‘体系框架’”的思路对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结构剖析，考虑系统性，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分为输入子系统、转换子系统、输出子系统（于丽艳，2008；陈伟，于丽艳，2007）^[316][317]；或者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分为知识产权创造子系统、运营子系统、保护子系统及管理子系统（洪少枝等，2011；单锋，2014）^[318][319]；分为知识产权市场经营、知识产权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管理系统（孙伟，姜彦福，2009）^[320]；考虑其体系框架主要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主体、管理构成要素、功能和内容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如从实施主体视角，指出知识产权战略体系包括“国家、地区、行业和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等方面”（柴海涛，吴汉东，2006）^[321]；从构成要素视角，认为“知识产权战略、组织管理、人文环境、绩效评价和信息平台等”构成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基本框架（徐建中，任嘉嵩，2006）^[322]。从管理内容视角，指出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包括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战略管理、制度管理、研发管理、运营管理和教育培训管理组成（安春明，2009）^[323]。

2．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协同

近几年，国内学者越来越重视对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协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系统优化、运行绩效及协同度测度方面。如从系统形成、系统调优和系统发展与演进等方面给出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优化策略（黄国群，2011）^[324]，从协同机会识别、评价、动态决策及调节控制等系统运行过程来阐述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协同的实现机制（金明浩，2010, 2013）^[325][326]；从知识产权创造、运营、保护及管理等协同管理过程评价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绩效（杨晨，2011；康鑫，2012）^[327][328]；基于多种组合评价模型对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运行绩效进行评价（张永超，2013）^[329]，根据三摆耦合模型揭示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耦合机制（陈伟，于丽艳，2007）^[317]。此外，还有学者基于序参量法（陈伟，2011；于丽艳，2013）^[330][331]、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李潭，2012）^[332]对区域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协同的运行状况及演化规律进行测度。

1.2.2.6　知识产权管理的对策

国内学者关于知识产权管理对策的研究，一方面与国外学者的研究存在类似，也主要从以国家经济增长为目的宏观层面（王林，顾江，2009；张熙鸣，2012；孔伟杰，苏为华，2012；李勇，王满仓，2013）^[272],^[276],^[278],^[280]、产业结构优化及创新为目的的中观层面（陈劲，王方瑞，2006；刘思明，侯鹏，2015；宗庆庆，黄娅娜，2015）^[333],^[292],^[300]和企业绩效提升为目的的微观层面（杨震宁，李东红等，2010；唐恒，付丽颖等，2011；柒江艺，许和连，2011；冯晓青，2012；苗妙，魏建，2014）^[334][335],^[307],^[315],^[314]提出了知识产权管理的对策；另一方面从知识产权管理保障（冯晓青，2010）^[336]、知识产权管理系统运行绩效提升（康鑫，2012；张永超，2013）^[328][329]、知识产权管理系统优化策略（黄国群，2011）^[324]、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唐恒，刘佳；2009）^[337]等方面针对性地给出提高知识产权管理水平的建议。

1.2.3　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通过解读知识产权管理相关文献和综述现有研究进展发现，关于知识产权管理含义、知识产权管理内在机制、知识产权相关评价、影响效应及对策的研究已颇具显著，这对于如何促进我国知识产权发展、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了参考；关于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及内部系统间协同等研究成果也初具规模，为如何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能力、激活区域创新活力提供了借鉴，为后续深层次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在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内部的结构、协同发展方面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尤其是基于系统论和协同论的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协同发展的机理、主体行为基础、过程机制和多层视角下的协同发展测度研究更是一个刚起步的新领域，相关研究还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1．协同论视角下的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协同发展内在过程机制有待加强

国内外学者对知识产权及知识产权管理的研究基本一致，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管理概念、知识产权管理的相关机制、评价、影响效应等。虽然近年来有学者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了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结构，从协同论视角分析系统协同发展的宏观理论模型及其优化对策，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从微观层面的系统协同发展内在机制角度剖析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协同发展方面研究较少。尤其是关于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协同发展机理、协同发展的主体行为基础、过程机制方面研究鲜有涉及。揭示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协同发展机理、探析系统协同发展的主体行为关系基础、内在过程是释放知识产权能量、揭开创新驱动“黑箱”、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

2．多层视角下的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协同发展实证研究还需拓展和丰富

相对于知识产权评价体系及知识产权管理系统运行绩效等内容的丰富，从协同视角下实证测度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内部中知识产权开发、运营和保护等子系统间协同发展，以及系统整体协同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浅，现有研究主要局限于协同度评价方面，且以单一的评价方法和视角测度协同发展状况。较少综合考虑静态与动态、演变速度状态与趋势、国家整体与各省区域等不同层面的结合。测度多层视角下的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协同发展是深入剖析知识产权协同发展质量、强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因此，从协同视角下的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协同发展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管理的实际应用价值。

3．保障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需要进一步完善

通过解读现有文献看出，国内外学者对促进知识产权发展的对策建议等做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但研究重心主要基于国家宏观层面从优化国家整体知识产权体系和增强国家整体创新活力做出的定性理论概述，或基于区域层面以产业为对象做出的针对性发展政策，或从单从企业微观层面针对企业创新给出的知识产权对策。而从系统视角下和多个社会利益主体出发考虑如何优化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尤其是根据协同学理论从知识产权管理内部过程视角如何保障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协同发展的研究不足。揭示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科学合理测度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协同状况有助于“因区域制宜”，进一步释放知识产权能量，强化区域创新活力，提升国家整体济发展质量。因此，保障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协同发展对策建议需要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