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PREFACE

王来特博士的专著《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史研究：贸易模式的转换与区域秩序的变动》（以下简称“王著”）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该书写作之整个过程的见证者，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向读者介绍王著的著述缘起、核心要义以及为此而大费披阅增删的过程。

9年前，来特在与我商量博士论文选题时，对话题中登场的日本江户时期重要人物新井白石及其“信牌贸易”政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几番交流后，他决定去挑战中日近世阶段不易厘清的难题：两国的贸易问题。之所以称之为“难题”，首先是因为这一时期存留的相关史料颇为散碎，整理不易，解读更难。其次则因为既有的研究虽在若干专题做了精深研究，但对这一历史阶段进行整体把握和分析者还不多见。并且，考察近世中日贸易和政治交涉，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所熟悉的思想史本身的射程，所以在接下来的交流过程中，我只能在框架和学理上跟作者保持沟通，并设法在论文撰写上为他创造一些相对好的条件。

2011年至2012年，来特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身份到京都日文研“联培”，合作导师为刘建辉教授。据建辉教授讲，那一年来特努力穷尽式地搜寻与研究课题有关的资料，还亲赴长崎并住在那里，去查阅原始档案，去踏查“唐人”遗迹，去精研荷兰商馆。于是，我看到了他博士论文附录中中日贸易账簿手写本的整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的数据。

王著以14世纪70年代至18世纪中期的中国与日本的通商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了这一时期中日交涉体制、贸易模式的建立、演化、解体和重新构筑的过程。作者的研究可以简约表述为：这一阶段，中日官方主导与管控的双边贸易经历了从“朝贡—勘合贸易”到“互市贸易”或者更确切说是“往市贸易”的变化，这是通商模式的转变，也是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结构性变动的反映。一部好的研究著作，学术史的梳理是前提中的前提。在作者讨论的脉络里，费正清的“朝贡体制论”自然是要面对的问题。如所周知，费正清的论点曾被奉为圭臬，而近年则在中国研究领域备受质疑，本书作者充分了解这些学术动向，却不简单跟从通说，而是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认为费正清的分析框架在德川日本对外关系研究中仍不失其有效性。某种意义上，“朝贡体制”在日本的复制和再生产，已为王著的展开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与此相关，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制论”曾明确指出过东亚国际关系和区域秩序具有的多层、多元和多极化的特点，而这一点，事实上也是王著所强调的重要内容。他能对“近世”概念提出新解，还在一定层度上受到了岸本美绪的启示，即把中国、日本以及东亚的近世定义为一个“过程”，一个“面对共通的问题各地域各自进行回答”的过程。王著受此启发，认为“近世”的作为历史时段的划分可以根据研究内容来界定，而14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中期的中国与日本所面对的重要共通问题，无疑是以贸易为主线的。王著对前辈学者的工作表示了充分的敬意，同时也努力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推进。在作者看来，岩井茂树的“互市制度论”试图通过对滨下“朝贡贸易体制论”的批判和超越，去拔高“互市”的意义和作用，自有其学术贡献，但具体到中日通商关系，则岩井对清日之间没有直接官方交涉的“互市”的形成原因，以及清日贸易性质的解说，则均不无可质疑商榷之处。在对以往研究进行认真梳理和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王著明确地将清、日贸易定性为“往市型的互市贸易”，认为，清、日间的这种贸易，绝非一般意义的民间自由贸易，而是在双方政府严格控制之下，具有深度政治背景的“国家管制型贸易”。这一贸易模式并非出自清朝方面的政策意图，而是德川日本沿用了幕府初期的对华交涉政策，将交涉对象限定为赴日中国商人，由此而形成的以排拒清朝政治权威为目的的贸易格局。在这样的通商关系中，日本掌握了更多的主导权，中日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岩井茂树的“互市制度论”过度强调清朝对外贸易的“自由性”以及互市制度在政策上的主动性，将中国在东亚海域渐渐失去主导权的历史简单地定义为区域繁荣与和平的基础，这在一定意义上讲，已经忽略甚至遮蔽了清、日双方政府对贸易的政治介入程度和目的本身。

细审王著，我们还可从中读出作者的具体创见和学术贡献。

首先，关于明朝初期的对日交涉，日本学界的主流观点多以“僵硬”评之，认为朱元璋不接受来自日本的朝贡是因其固守华夷意识，这一长期主导近世中日关系研究话语权的表述，已在无声无息中将历史上中日交涉中的问题和责任完全推到了中国一方。本书作者则认为对日交涉是明太祖朱元璋构建区域帝国及重建东亚海域秩序的一环，其交涉政策既有原则又具灵活性，并指出：对于14世纪末尚处于动荡中的东亚海域来说，明朝推行的秩序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稳定、促进区域良性发展统合的作用，见解新颖且考证详实，其中对所谓“日本国王”怀良之实像和虚像的分析细致缜密，尤见精彩。

其次，王著注意到，15至17世纪，东亚海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由明王朝所牵动的多极化海域贸易网络的形成，反而动摇了明王朝的中心性主导地位，致使中国经济对外部的依存上升，而作为东亚主要产银国的日本则乘机获得了区域贸易的主动位置。丰臣秀吉对中国的军事挑战，是在这样的区域背景下展开的。德川家康对丰臣秀吉的区域政策虽有调整，但更多是继承，故既谋求与中国进行贸易，又排拒中国的政治权威，一直回避、拒绝与中国官方的直接接触，实际上以日本官方管制的“往市贸易”模式，对勘合贸易体制进行结构性的改变。据此，王著认为这一时期日本的对中国交涉，并不适合用以往一些权威学者所说的“善邻友好”或“回归贡市贸易”进行概括，可谓持论有据。

第三，德川日本的对外贸易管制，既出自对经济利益的计算，同时也有政治层面的考量。王著敏锐地观察到，在推行日本型区域秩序的过程中，幕府将政治权威附着于贸易事务，这导致中日在政治和思想层面产生矛盾，但没有官方接触的交涉方式，又为化解矛盾提供了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清朝前期的皇帝对朝贡体制的适用范围以及东亚区域的时局均有准确的认识，在对日交涉事务中发生与传统意识形态相矛盾的事件时，他们会选择淡化事件中的政治因素，掩饰其决策的真实原因。王著认为，清、日统治者处理双边关系的方式，在客观上形成了默契，在这样的默契中，双方的“往市贸易”稳定地持续了近200年。这样的分析，确实是先行研究所不曾言及的。

第四，王著自始至终，都潜伏着一条思想史的主线。清朝中国和德川日本虽然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但正是在这一中日关系的“稳定时期”，日本的知识界开始对来自中国的思想理论进行系统、连续的解构、分析和排拒，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颠覆华夷”“争夺中华名分”“质疑、解构朱子学”“变夷为华”等政治底色浓重的思想文化现象。究其原因，是德川政权为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想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空前统一的国家实体，政治经济层面脱出中国中心朝贡体制，对外贸易层面拥有更多的主导权。在此环境中，日本知识界产生了在学术道统层面“去中国化”的“自立”诉求。随着德川社会的稳步发展，上层决策者的意图和知识界的学术思想像齿轮一样相互咬合，构成了一套配合默契的意识形态体系。而德川日本追求“自立”的进程，强化了其自民族中心意识和与中国抗衡的心态，从而对近代以来的中日矛盾起到了前期铺垫的作用。

第五，对“唐船商人”和日本唐通事这些处在清日贸易前沿和基层的群体的相关史料进行了深度整理和分析。这部分史料一般呈碎片化，很难梳理出清晰的叙事脉络，即便整理出各类资料集，也难以被研究者有效使用。王著以清朝的出海许可证、日本的诉讼判决记录、唐通事的身份职务等相关文献为线索，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清日贸易的细节，对相关研究具有推进作用。与此同时，王著还对清日贸易数量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整理：将德川幕府对外贸易档案、对外关系史料、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记录、唐通事工作日志以及长崎地方史料等原始文献进行了翻译和整理，丰富了国内日本史研究的基础材料。

来特的勤勉用功，不唯建辉教授和我，所有接触过他的老师和同学，都频发感慨。还在读博期间，他就在《历史研究》《日本学刊》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取得博士学位并直留任教后，还很快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王来特博士的这部著作，兑现了他当初的庄严承诺。当我们了解到中日关系的横向不睦乃根源于纵向纠葛等历史事实后，我想，了解这部书的读者，比不是知者对中日乃至东亚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水准，将不知会升华凡几。王著中无疑也存在着这样和那样不足，这一方面为来特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一新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提供了更大的上升空间，也同时促我反思：自己在担任指导教师期间，事实上还有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倘学生们毕业后不责我失职，也就算是对我的奖励了。

韩东育
2018年9月15日谨写于东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