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理想国的朋友约我编一本沈从文诗选，我以为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没多想，就答应了。到动手做起来，却觉出取舍之难，斟酌难定，以致一再拖稿，延期至今。

沈从文生前没有出版过诗集，二〇〇二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印行《沈从文全集》，第十五卷为诗歌，广泛搜罗新诗和古体诗，第一次完整展示了他的诗歌创作，功莫大焉。我原来想，从全集诗歌卷挑选篇目，应该比较容易吧。

选来选去，拟定篇目，推翻重来，再推翻，再拟定，反复多次，终不满意。我几乎要打退堂鼓了。

后来豁然开朗，定下新的工作原则：

一、新诗，全收，求全；

二、古体诗，精选，求精。

三十多年来，从沈从文的作品重新“出土”开始，图书市场上的各种选本数量多，类型杂，却没有一本诗作。这当然与沈从文不以诗名有关——这句话未尝不可以换个说法，与对沈从文诗创作的认识不足，甚至没有认识，有关。那么，何不就把新诗全收了？况且，即使对一本书来说，全部新诗的篇幅，也不会太大。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诗选”的计划，变为“诗集”。

沈从文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之初，即尝试多种文类，诗为重要一体。他的第一本书《鸭子》，戏剧、小说、散文、诗，各体杂陈。一九三一年陈梦家编《新月诗选》，选沈从文七首。同时，沈从文极为关注新诗的状况和发展，做新诗批评，尤其是到大学教书后，把新诗研究带进课堂，并且由他的新诗讲义，脱胎出系列的新诗论。三十年代他主编《大公报·文艺》，即注重扶持新诗的探索和实践；四十年代后期主编《益世报·文学周刊》，对现代诗的推动，格外用力，为开一代新风，实有贡献。一九四九年，深陷危机的沈从文，以三首长诗，来描述从精神崩溃中艰难恢复的深切经验，是为最后的新诗创作。

简单地说，沈从文与新诗的关系，是创作者，也是批评家，还是助推的编辑。其中每一个方面，都有值得探讨的空间；这些方面综合起来，成为新诗史上一个丰富的存在，即便是沈从文自己小说和散文创作的卓越成就和长远盛名，也不该遮蔽这个丰富的存在，以及对这个丰富的存在的好奇、兴趣乃至研究。更何况，一个人写作，各体并行，文类之间绝非森然壁垒，其间的关系也大可探寻。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沈从文写作古体诗，杂咏抒怀，留下特殊时期的心灵信息和思想痕迹。

这本诗集既然以全集诗歌卷为“底本”，自然应该列出原书编者：全集在编辑委员之外，各卷有特约编辑，诗歌卷是王继志、吴蕴东。同时，对这本诗集与全集诗歌卷的不同，做以下说明：

一、全集以“新编集”为单元和次序，本书照搬，只是加标“第×辑”字样；

二、第一辑，全集原集名《筸人谣曲》，含有沈从文搜集、整理并加以说明阐释的《筸人谣曲》和《筸人谣曲选》两篇，本书删去此两篇，辑名改为《镇筸的歌》；

三、第二辑，全集原收《莲花》，因见解志熙文章指误，故查核原刊报纸版面，看到发表时并未以诗行形式排印，本书删去此篇；

四、增补全集未收的两首诗，《文字》和《一种境界》。这两首集外诗是裴春芳发现的。本书编入第二辑。

五、古体诗，全集编为多集，本书因选收数量少，只编一辑，拟题《古体杂咏》。

张新颖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