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起源公认的神话

1．寻找祖先

“我们关注巴勒斯坦，因为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家园。这话我说过，以后我还照样说。”

说话人是英国人，约克大主教威廉·汤姆逊博士（Dr. William Thomson），这番话是他在1875年于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做演讲时说的。接着，他解释了为什么巴勒斯坦是他的家园，因为他从那里获得了“赖以生存的法律”和“我所拥有的最好的知识”。显然他在说《圣经》，这是一本有关希伯来人及其先知的书。后来，正如托马斯·赫胥黎所言，这本书成为了“英国人的史诗”。

几千年以来，英国人一直向往着巴勒斯坦，寻找自己的根源，就好像大马哈鱼从大海洄游自己的出生地一样。远在现代考古学提供科学答案之前，英国人就隐约感到自己的祖先来自东方。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就是寻找祖先——或许是先找上帝，再找祖先。人自从有了思想之后，就一直在猜测祖先是谁，给祖先画像，给祖先编故事。在英国人的想象中，自己的祖先具有双重人格，混合了特洛伊人埃涅阿斯（Aeneas）的孙子布鲁特斯（Brutus）与挪亚（Noah）的孙子歌篾（Gomer）的人格特质。简言之，英国人的祖先是古典希腊罗马神话和巴勒斯坦的希伯来传说的合成品，是从人类文明的摇篮小亚细亚迁徙而来的民族。

这些为英国人画像的人并不知道自己的想象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有趣的是，几个世纪之后，人类学家从所收集到的头骨形状、头发颜色、燧石碎片，发现不列颠的祖先确实来自上述地区。可以说在凯尔特人迁入不列颠之前，不列颠的居民即使不是来自中东，也应该是地中海沿岸的居民。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寻找英国祖先的成果仅是一具石器时代的人体骨骼，它蜷曲着身体，躺在被挖掘开的地穴中，是那么的沉默，那么的裸露。

他是谁？从何处来？民间传说先于考古学找到了答案。不列颠的祖先来自小亚细亚，那是个遥远的、令人感到飘忽不定的地方，在大洪水之后，挪亚这家人就在这个地方重新开始为世界繁衍后代。当然，民间传说不是科学事实，但科学事实并非想有就有。真理是可以证实的事实。当真理还难以获得的时候，民间传说必然挺身而出。历史学家约翰·莫里斯-琼斯爵士（Sir John Morris-Jones）曾经把民间传说定义为“对过去的通俗叙述”。他还补充说，民间传说“是有待我们分析和解释的数据”。所以，民间传说往往比事实更能影响国家的行为。国家的历史支配国家当下的行为——这里的历史指国民所相信的历史。历史，按照拿破仑的精辟说法，“是公认的神话”。

不列颠神话的起点是布鲁特斯、歌篾以及他俩的祖父埃涅阿斯和挪亚的传奇轶事。埃涅阿斯这个人，真的生活在特洛伊城吗？挪亚真的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某地？谁有答案？但我们能说，从据说是埃涅阿斯和挪亚生活过的那片土地上，走出了大批移民，他们迁徙到了西方。也许在凯尔特人迁入不列颠群岛之前，在不列颠岛的原住民中仍然流传着他们东方祖先的轶事和传说。所以，有关布鲁特斯和歌篾的神话，可能跟考古学家提出的理论有同样可靠的基础。而考古学家做出的结论与神话也相去不远。

无论如何，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初期，就是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不列颠完成了向基督教的第二次皈依，这时有关不列颠的神话开始成形。在公元后的头三个世纪里，罗马人占领了不列颠，不仅带来古典神话，还带来了一种源自东方的新宗教，这就是犹太——基督教。新宗教在凯尔特人中间广泛传播，形成了稳固的信众基础，熬过了公元410年罗马人的撤退和接下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异教涌入。与此同时，不列颠人，至少其中与罗马官僚有直接接触的人学会了拉丁文，熟悉了拉丁通行本《圣经》（Vulgate）。英格兰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文章（由不列颠人所作，而非罗马人）是吉尔达斯（Gildas）的书信（Epistle），这篇大约写于公元550年的文章，显示出作者对《旧约》十分熟悉。吉尔达斯的故事讲述了撒克逊人、朱特人、丹麦人对他的同胞的进攻，而且还把这些人的进攻与亚述人和非利士人对古代以色列人的蹂躏相提并论。每打完一仗，他就引用《旧约》进行比较，每一页都有对《摩西五经》、《先知书》或《诗篇》的引用。

二百年之后，英国历史之父尊者比德（Venerable Bede），对不列颠民族的起源提出一些谨慎的推测。他说不列颠的始祖来自西徐亚（Scythia），古代地理学家用这个地名称呼黑海沿岸地区。这里的人认为亚拉腊山（Ararat）是挪亚方舟登陆的地方，世界上的种族都源自挪亚的后裔。比德说，一个来自那个地区、名叫坎布里（Cymbri）的部落，是不列颠的最早定居者。在寻找不列颠最古老居民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坎布里这个来自东方部落的名字，或是凯布里、赛布里等上百种其他拼法。根据现代人类学家的说法，这是个真实存在过的部落，出现在欧洲的北部，与条顿部落相伴，有些部落成员在高卢定居下来，另外一些则去了不列颠岛。

比德关于布鲁特斯和挪亚其他子孙的记述并非毫无根据。作为不列颠人的祖先，布鲁特斯等人的名字，最初是出现在身世神秘的南尼厄斯（Nennius）写的《不列颠人的历史》（Historia Britonum）中。南尼厄斯，可能生活在8世纪，也可能是10世纪，可能在英格兰，也可能在爱尔兰或威尔士，他究竟是两个同名人，或者是另有他人，这些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在脚注中争论的问题。无论他是谁，南尼厄斯在诺曼人征服英国前留下了一部真正的手稿。他的手稿，按照波拉德（Pollard）教授的说法，“不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行径与恶龙的行径区别对待”。谁都不会寄望于南尼厄斯在不列颠人起源问题上过于谨慎。他坚定地说，不列颠是以布鲁特斯的名字命名的。布鲁特斯在12世纪编年史家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富有激情的笔触下变得相当大众化。不过，更谨慎的历史学家倾向于遵循《圣经》的权威，选择了歌篾作为英国的始祖。在《创世记》中，歌篾是雅弗的儿子，雅弗把外邦人的岛屿分给了儿子们。

宗教改革运动把歌篾确定为英国最古老的居民，而不是布鲁特斯。伴随着宗教改革，作为上帝启示录的《圣经》，变成了终极权威，而《创世记》被视为唯一可以接受的，甚至唯一可以想象的人类起源记述。在中世纪，像杰弗里那样极具色彩的叙事手法非常普遍，但后来遭到了质疑。约翰·贝尔（John Bale）是亨利八世时代的历史学家，他说：“如果我们发现那些东西里有迷信的成分，我们就要用《圣经》去衡量。我们可以容忍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些错误。”贝尔之后有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学家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他曾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不列颠起源问题。他抛弃了布鲁特斯，决定用歌篾。针对歌篾，他说：“歌篾的后人被称为坎布里……我们不列颠人，或者说我们坎布里人，是歌篾的真正后代。这是我对不列颠人起源的判断，或者说是我的推测。”卡姆登具备真正科学家的谨慎，他警告说，寻找英国始祖的工作也许永远不会成功，“因为这些最初的定居者躲在古代阴暗的深处（如同在密林中），即使我很勤奋，也只有极渺茫的希望甚至根本没有希望从这么多被遗忘的岁月里把他们挖出来”。

在卡姆登之后，寻找英国始祖的工作变成一个知识融合的过程，就是把《圣经》中的故事与不断积累中的古人类科学知识及其迁徙情况融合在一起。当一个世纪之后弥尔顿（Milton）写作《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的时候，上述过程已经把歌篾从一个人变成一个部落。弥尔顿声称，那种认为雅弗的某个儿子在不列颠定居下来的看法，简直是一个“古怪的虚构”。不过，他没有质疑歌篾的后代在大洪水后去北方和西方定居这件事。歌篾的后代，此时一般被认为就是辛梅里安（Cimerii）部落——这个名字源自歌篾，是学者们根据希伯来文、希腊文、凯尔特文字母的互换性，在论文里推导出来的。

今天，人类学家蔑视把语言作为研究历史的线索的做法，而把文物和骨骼视为路标。他们宣称，语法结构才是种族关联性的指标，而不是留存下来的外来词汇。他们说早期的研究人员用语言而不用骨骼是走错了路。然而，他们的结论，似乎与他们的前辈根据《创世记》所做出的推断没有什么惊人的差别。他们所做的，仅是把歌篾这个人，用一个来自东方的部落取代，而这个部落就是不列颠凯尔特人的祖先。

生活在那个我们喜欢称之为“黑暗时代”中的比德找到了坎布里，而在现代人类学之光的指引下，坎布里被留下，但歌篾逐渐消失了。所有这一切表明，虽然民间传说是“对过去的通俗叙述”，但并非总是被科学所取代。

2．阿尔比恩的腓尼基人

传奇故事让歌篾或布鲁特斯这两个具体的人做了不列颠人的祖先。但在摩西的时代，确实有一些种族在古代阿尔比恩（Albion，即英格兰）和迦南之间就建立起了实实在在的往来，不过这些种族早就消失了：腓尼基人和前凯尔特人。生活在提尔（Tyre）和西顿（Sidon）的腓尼基人是古代杰出的水手和商人。他们虽然没有指南针或六分仪，但可以在陌生海域航行，甚至还去过大西洋。在《列王纪》中，他们为所罗门王驾驶三层桨座战船，最远的地方到过他施（Tarshish）。他施，就是古代加的斯（Cadiz）。

英国人有求古之心，认为这些种族发现了不列颠，在不列颠定居或与不列颠人做贸易。虽然并非证据确凿，但英国人与腓尼基人有联系是有可能的。但令英国历史学家以如此大的激情为这一观点辩护的原因，并不是这一可能性，而是其与历史上的知名民族、《旧约》中的真实人物发生的联系。

腓尼基人和前凯尔特人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集中在锡这种东方在青铜时代使用过的合金上。大约在这一时期，康沃尔（Cornwall）有锡矿开采。提尔的市场上有锡制品买卖，这一点可以从公元前600年的先知以西结（Ezekiel）的叙述中看到。根据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公元前440年的文字记载，这里交易的锡来自锡岛（Isles of the Cassiterides），这个岛名没有提供一点地理信息，因为这个名字在希腊语里仅表示“产锡的岛”。然而，希罗多德之后的古典地理学家都认为，这个锡岛要么是康沃尔附近的锡利群岛（Scilly Isles），要么就是康沃尔本身。

由于卡姆登最先以现代语言阐释了歌篾——坎布里——凯尔特谱系，他也是第一个指出腓尼基人与古代不列颠有关联的人。16世纪，欧洲古典学术复兴了，英国学者追随卡姆登，挖掘出了古代与锡贸易有关的所有佐证。他们高兴地发现，用这种办法可以把英国的历史提前到与古希腊、特洛伊，以及《圣经》的发源地相同的时代。17世纪有一位剑桥学者艾利特·萨姆斯（Aylett Sammes），他对这个理论非常狂热，甚至写了一本叫《源自腓尼基人的古不列颠史》（The Antiquities of Ancient Britain Derived from the Phoenicians）的书，他在这本书里证明“古代不列颠人的绝大部分语言、习俗、宗教、偶像、政府组织和官阶，显然全是腓尼基人的”。

此外还有一个线索，腓尼基人掌握一种别人都不知道的用贝壳制造紫色染料的工艺，在康沃尔和德文郡的海岸边发现了青铜时代之前这类贝壳的堆积。

石器提供了比锡和贝壳更重要的证据。不列颠原始社会时期的太阳崇拜者，在巨石阵（Stonehenge）和埃夫伯里（Avebury）树立起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石头纪念碑，虽然谁都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但它与古代迦南人用圣石供奉诸多当地的神明巴力（Baal）的做法显然存在联系。博莱斯（Borlase）博士是研究康沃尔人的考古学先驱，他在自己的家乡康沃尔挖掘了大量史前坟冢。他认为在英国发现的这些“粗大的石碑”是由造访不列颠的腓尼基人树立起来的，为的是纪念本民族的神灵。他早在1769年就写道：“众所周知，古代迦南诸民族沉迷于用如此笨重的大石头表达对神灵的敬意。”

博莱斯以及之后的一些学者认为，腓尼基人在公元前1400年发现了不列颠。有意思的是，现代考古学家也认为巨石阵和埃夫伯里的巨石纪念碑，大约是在公元前1400年树立起来的。这些学者认为巨石纪念碑不是腓尼基人或德鲁伊宗教祭司（Druids）所为，而是陶盆人（Beaker）的作品。陶盆人是印欧种族，最初居住在地中海西部的土地上，在公元前1800年的青铜时代初期越过阿尔卑斯山来到了不列颠。这是个骨骼健硕、肌肉发达的游牧族群，主要依靠放牧为生，但也具备农业技术，他们有较圆的头颅，建造圆形的坟冢。他们赶走了当地的新石器时代人群，那些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有长形的脑袋，坟冢也是长形的。考古学家特别喜欢陶盆人，他们的迁徙范围惊人，遗留下的陶器碎片、金属钮、带扣遍及欧洲。然而，无论具有何种资质，他们被发现的年代太晚，在诵读《圣经》的民族的想象中，他们做不了祖先。一具躺在坟冢中的遗骸，无论身旁有多少陶器碎片和带扣，都不如《旧约》中令人极为熟悉的古代提尔和西顿的统治者那么具有吸引力。

这一传统后来有了正式的表述。皇家艺术学院的主席莱顿勋爵（Lord Leighton）受命在皇家伦敦证券交易所中绘制一幅名为“古代商贸”的壁画。在他的壁画中，蓄着黑胡子的腓尼基人，铺开紫色的布料，等着热切的不列颠人拿兽皮和锡锭来交换。

公元前146年，罗马人赢得了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控制权的战争。此后，腓尼基人逐渐退出了历史，对东方的控制权转移到前进中的意大利人手中。不久之后，意大利人成了巴勒斯坦和不列颠的主人，并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

3．罗马治下的朱迪亚和不列颠

当不列颠从史前的迷雾中浮现出来，出现在《恺撒战记》中的时候，犹太人的圣殿仍然在挺立着。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从恺撒的统治时代算起，至犹太人的圣殿于公元70年陷落为止，罗马征服了朱迪亚（Judaea）和不列颠。犹太人和不列颠人一起成为了罗马帝国的臣民，无处不在的罗马军团把这两者联系在了一起。

庞培在公元前63年进入了耶路撒冷。当时马加比王朝（Maccabean dynasty）软弱的继承人向罗马求救，借以对抗他同样衰弱不堪的兄弟。事毕，罗马人就留了下来。庞培把朱迪亚降格为行省。到了希律王统治时期，朱迪亚升格为附属王国，但仍旧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在同一时期，不列颠的内乱也为罗马征服者的进入铺平了道路。虽然恺撒在最初的战役中打败了不列颠人，但无法彻底征服，因为高卢人和罗马帝国本土也出现了麻烦事。但罗马的阴影笼罩着不列颠。到了公元1世纪40年代，将阴影变为现实的机会出现了，当时罗马皇帝是克劳狄（Claudius），而不列颠的国王是辛白林（Cymbeline）。国王的儿子们造反了，部落之间相互斗争，贡品的多少引发了争执，这些问题使不列颠陷入了内战。在这个过程之中，一名首领来到罗马求救，透露给罗马人他自己同胞之间的互相残杀。首领带回了急于参与内战的罗马军团。书生气十足的克劳狄，虽然不是战士，但也并不愚蠢，他像军人一样看出这是个征服的机会。当内战的硝烟散去后，罗马人依旧挺立着。克劳狄亲自来不列颠欢庆胜利，并在国内竖起了一座凯旋门庆功。

不列颠和犹太有着相似的遭遇。在同一个十年里，不列颠的凯尔特部落在布狄卡领导下起义，而犹太人在尼禄帝国的另一端也起义了。这两支起义部队，从开始就没有希望获胜，都依靠狂热的爱国主义激励士气，凭借绝望的勇气坚守阵地。最后，他们都失败了。公元61年，罗马的残暴激怒了布狄卡女王，她为了争取自由，组织起一支军队，这支军队驾驶着带刺的战车，在罗马人的村落里横冲直撞。如此盲勇的举动是无法长久的。罗马人的增援部队横渡了英吉利海峡，打散了女王的叛军，屠杀了她的人民，这标志着凯尔特人的不列颠推翻罗马帝国统治的最后一次试探。六年后，犹太狂热者也试图推翻罗马统治。起义军阻挡韦斯巴芗和提图斯的军队长达三年的时间，但最终耗尽了粮草。耶路撒冷在猛攻中陷落，犹太人的圣殿被大火烧毁，此后再也没有复原过，犹太人就此失去了国家。

所有国家都败在罗马手下，可犹太人仍然想打败罗马，驱使犹太人的念头该有多么疯狂？英俊的提图斯问道。他提醒犹太人注意，不列颠人最近被打败了。巴勒斯坦和不列颠在这位年轻的将军、未来的罗马皇帝、“上帝的宠儿”面前交汇。那天，他极力想制止负隅顽抗的敌人的疯狂和自己军队的暴怒，但他失败了，只能看着圣殿在大火的怒号和噼啪声中变成了废墟。从圣殿的墙里面，能闻到街上几个月以来饿死的尸体发出的恶臭。在墙外，树立着像森林一样的十字架，上面钉着平民腐烂的尸体。这些人饥饿难忍，在晚上想爬出这座死亡的城市，但被围城的罗马人抓住，钉在了十字架上。城墙只给城市带来了死亡。周围的景象使提图斯想起另一道没有能守住的城墙。“我问你，”他向战俘提问道，“有什么城墙能比环绕不列颠人的海洋更难攻破？但他们仍然屈服在罗马人的武力之下。”

如果说犹太和不列颠的相似性使提图斯感到震惊的话，那么这种相似性给耶稣时代的英国人的印象更为深刻。他们认为，罗马人的征服是神的旨意，因为不列颠人是异教徒，而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对于基督教时代的人们，韦斯巴芗作为惩罚犹太和不列颠的工具出现，显然是上帝的干预。韦斯巴芗是个完全的物质主义者，从来没有听说基督教的上帝。如果他知道后代说他是上帝的工具，肯定会大吃一惊。

历史的浪漫性似乎决定了，在犹太人和不列颠人的命运短暂相会的时刻，两个反抗民族之间肯定有某种接触。我们知道，罗马征调其统治下的各民族参加辅助军团，执行遍及帝国各处的军事任务，犹太人和不列颠人自然也包括其中。在焚烧布狄卡女王的叛军控制下的伦敦（Londinium）时，这支罗马军团中会不会有犹太士兵？在提图斯军团攻陷耶路撒冷城的战斗中，有没有不列颠士兵？

如果真能找到什么证据的话，那应该是在当时的两位最伟大的史学家的档案中，一个是罗马人塔西佗（Tacitus），另一个是犹太人约瑟夫斯（Josephus）。他俩都记载了亲身参与的事件，约瑟夫斯写下了《犹太战争》（The Jewish War），塔西佗留下了《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但两者都没有提供证据说有不列颠人在朱迪亚作战，或有犹太人在不列颠作战。

约瑟夫斯写道，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民族中都有犹太人；看看古代作家提及犹太人团体的作品就能验证这一点，这些作品涉及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行省，从波斯到西班牙都有，但不列颠是个例外。或许犹太商人或巴勒斯坦奴隶跟随罗马人的脚步来到了帝国这个最偏远的角落，这是很有可能的。即便如此，他们却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在相隔二百年的时间里，在伦敦的地下分别挖出了一块砖头和一枚犹太硬币，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和猜测，但实际上并不能证明什么。这块砖是1670年在马克街发现的，制造于罗马时代，砖面上的浅浮雕表现的是参孙火烧狐狸尾，驱赶狐狸进入玉米地的场景。但这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并不是只有犹太人知道《旧约》故事。此外，犹太人极少在图像中表现自己的形象。这枚硬币虽然是在朱迪亚铸造的，铸造时间大约在公元132—135年间那段困难的岁月里，当时西蒙·巴尔·科赫巴（Simon Bar Cochba）从罗马人手中夺取了政权，实现了独立。但这同样不能证明有犹太人住在伦敦，因为硬币可能是由商人带入的，或罗马士兵在战场上拾得的战利品。

但这使人想起另一桩有趣的巧合。不列颠将军塞维鲁（Julius Sextus Severus），作为罗马皇帝的使节，应诏去巴勒斯坦镇压了巴尔·科赫巴狂暴的起义。如同两代人之前的提图斯，他用可怕的方式惩罚了犹太人。从那时起，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除少数人外几乎全部被驱逐出巴勒斯坦。

虽然存在这些事例，但想寻找在那段时间里不列颠人和犹太人交往证据的历史学家仍然会无功而返。此后，这两个民族的命运出现分化。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却在放逐中保持了民族意识。不列颠的凯尔特人仍然居住在自己的家园里，但在一系列异族征服者的统治下丢失了民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