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精神分裂症为例

我在社区精神疾患治疗中心工作时，曾目睹了一个相当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的全过程。朱莉在大学本科的专业是政治学，并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尽管她与校方的关系很不好，但也取得了硕士学位，并出版了一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美国选举制度进行学术分析），然后就离开学术界了。她对当前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分析得也很到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30岁出头，在左翼政治团体有一份全职工作，已经非常努力地工作了3年。她之所以被收容入院，是因为她患上了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并没有精神分裂症那么严重）。她是一个热情、谦逊的女人，很多人都喜欢她。她是个素食主义者，还是大麻重度使用者。她很随和，才思敏捷，还有些爱紧张。她个子不高，身材苗条，显得精神紧张，总是焦虑不安地用手扶眼镜框。

她与男人的关系遵循一种模式。她要么与男人保持友善的、不涉及性爱的、姐妹般的关系，要么在少数情况下，过于理想化地坠入爱河。每当她和一个男人建立起了活跃的性关系，那个男人很快就会和她分手。她可能对男人都很挑剔，她有时候说自己可能是一个女同性恋者。

时隔一年，我度假回来时又见到了朱莉，她正和其他病人围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准备喝一壶茶。有人把茶水倒进杯子，还没开始喝，朱莉坚持说：“不要喝，茶水被下毒了。”我们没把这当回事，因为对于这些患者来说，这种情况很常见，然而，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她的精神越来越错乱。她相信，在这座城市的两端有两个无线电发送器，会发出信号穿过她所在的房子，并使她发疯。她全身赤裸，连续几小时蹲在浴缸里，搓洗她的衣服，嘴里念叨着：“把它们洗干净”。由于怕“脏”和有毒的食物，她拒绝进食。和她聊天时我发现，她有时说话很混乱，但有时对我和她聊天的动机以及一些社会问题都有惊人的见解。就像是一个灯泡在坏掉之前的忽闪，这些见解能说明很多问题。但是紧接着，她就完全不与人交流了，这种不言不语的状态能持续几天。后来，我们给她住在远处的父母打了电话，最后因为她有伤害自己的倾向，我们决定把她送到精神病院——那里有上锁的封闭病房。

根据传统的精神病学理论，朱莉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主要原因是基因对大脑产生影响，导致大脑功能失常。19世纪的德国医生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给精神病学奠定了不完美的基础，对于精神分裂症的症状，精神科医生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极其可疑的理论。克雷佩林声称，精神病的症状是不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的。精神病是一种生物学层面的、主要由遗传导致的疾病，通过直接检查患者的脑部病变，就能看出病因。这种理论在精神病学领域仍然盛行。教科书将精神疾病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依据就是克雷佩林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系统也反映了他的基本假设，关于精神病的遗传原因，医生需要向精神病患者解释，他们的病是器质性的，性质与扁桃体炎没有区别。1978年，美国精神病学家杰拉尔德·克勒曼（Gerald Klerman）更新了克雷佩林的理论，并断言“精神病学治疗那些患有精神疾病和需要治疗的人……正常人和病人之间存在一个界限……精神疾病有不同的类型……精神科医师关注的重点应该是精神疾病的生物学因素”。

但是很多证据表明，以上这些说法都是经不起科学检验的。有相当多的人至少具有一种精神失常的症状，有症状的人在人群中的比例高于预期，所谓“正常人与病人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幻听（凭空听到声音，甚至与之对话）；幻视（hallucinating，觉得自己看到了熟悉的人）；妄想（delusions，例如他们说自己曾经乘坐UFO旅行）；严重偏执（paranoid）的想法。以躁郁症的躁狂期为例：它似乎是一种应对抑郁的心理防御。在实验过程中，已经康复的躁郁症患者会发现，说出与抑郁有关的词汇比说出与愉快有关的词汇更难。虽然他们说自己已经康复了，但实际上，他们似乎仍然患有轻度抑郁症。进一步研究表明，抑郁词汇会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的自尊会产生很大的波动。对他们的随访发现，在躁郁症的康复期，隐藏的抑郁迹象越多，疾病复发的风险就越大。在躁狂期，尽管他们表现得异常开心，但在一些测试中，他们的得分与抑郁症患者的非常相似。患者在躁狂期的疯狂举动是一种绝望的尝试。为了让自己远离抑郁的核心，患者可能会采取狂热斗争的形式，用成就或活动驱散低自尊。

偏执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常见症状，但它似乎不是传统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由纯粹器质性引起的精神障碍。全世界的偏执狂都是专家，他们总是把功劳归于自己而把错误推给别人。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他们在电脑上玩游戏（其实他们无法控制游戏的真正结果），玩赢了，他们就声称功劳都是自己的，玩输了，他们就声称这是被操纵的。相比之下，抑郁症患者无论输赢都不会把更多的功劳归于自己。

精神分裂症的另一个主要症状是言语紊乱——无序、混乱或怪异的语言。最近的研究表明，如果谈话的主题带有情绪性，这种症状就更有可能出现。当患者被要求谈论悲伤而非快乐的记忆时，患者的言语就明显变得更加紊乱，越是个人化的主题，越是如此。幻觉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患者很穷或地位低下，当他们出现幻听时，就更可能听到上位者说话的声音。情绪压力使人们更容易出现幻视或幻听：有13%的丧偶者曾听到死去配偶的声音。

双胞胎研究是遗传论证的基石。然而，如果这些研究是可信的，它们实际上证明，在一半的情况下，基因或遗传因素不是主要的致病因素。之所以能这样说，是因为在同卵双胞胎中，如果一个人患精神分裂症，另一个人患病的概率是1/3～1/2；而在异卵双胞胎中，一个人患精神分裂症，另外一个人患病的概率约为15%，这表明遗传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寻常的事实是，如果一对同卵双胞胎中，只有一人患精神分裂症，那么基因就不可能是这个病的决定因素。因为同卵双胞胎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如果其中一人患上了由基因决定的精神分裂症，另外一个人也会患上此病。唯一可能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这对同卵双胞胎拥有不同的成长环境。

从理论上讲，这种影响可能是身体上的，例如双胞胎在母体子宫中的位置不同，或者在童年时接触过不同的有害化学物质。但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的，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双胞胎之间存在差异的主要成因是，即使有相同的父母，他们在童年时受到的抚育还是不同的。我们还将看到，对精神分裂症的最合理的解释是，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它主要是由基因导致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主要与成长环境有关，还有一些情况，它确实是“两者兼而有之”。

除了双胞胎研究之外，另一个事实是，世界各地都会有精神分裂症患者，这表明精神分裂症确实与遗传有关——它发生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而且任何社会中都会有一些成员患上精神分裂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位患者的发病都是遗传因素引起的。研究人员对200万名丹麦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一个人童年时在城市里生活的时间越长，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越大。一项国际研究甚至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与其生活环境有关。在农村地区，患者不在意自己的外表和个人卫生，外表邋遢和不讲个人卫生是最常见的症状；而在城市，幻听和被迫害妄想是最常见的症状——这种差异几乎不可能与基因有关系。穷人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是富人的两倍。早在1939年，美国社会学家就指出，个体住的地方越靠近芝加哥市中心的贫民窟或者越穷，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就越大。这往往被精神科医生忽略，然而，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在不同社会阶层（穷人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是富人的两倍）及种族之间都有很大差异——美国加勒比黑人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是均值的4倍，由西印度群岛移民至英国的人群的子女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是均值的17倍。这一现象基本与基因无关，因为他们居住在西印度群岛的亲属们的患病率并没有相应增加，虽然这些亲属与移民群体的后代有相同的遗传背景，但移民以及英国对少数族裔的反应才是患病率增加的原因。与在非白人社区生活的非白人相比，在白人社区生活的非白人更容易患病。除了种族主义以外，加勒比黑人父母也面临巨大的压力，致使他们长时间不能和子女在一起。一项研究显示，患精神分裂症的38名加勒比黑人当中，有1/3的人在童年期与母亲分离的时间超过4年，有一半的人在童年期没和父亲在一起。精神科医生通常不会提到的一个事实是，与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患者们相比，在富裕的发达国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具有更长的病程和更严重的病情（这个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现代生活使人混乱）。事实上，如果你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并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那么与发达国家的患者相比，你病情复发的概率仅为1/11——这种差异是巨大的，同时与基因无关。

许多精神科医生也认为，由于精神分裂症有家族性倾向，它必然是可遗传的。在一般人群中，约有1%的人会在人生中的某个时期患上精神分裂症，而父母中若有一人患精神分裂症，子女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则约为17%，如果父母均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子女的患病概率为46%。人们往往会忽略这样一个因素：由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父母构成的家庭环境，对子女的成长显然是不利的，这也可能导致子女的患病率增高。

鉴于很多精神科医生都相信，精神分裂症这种病在性质上与细菌感染或癌症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主流的治疗方法是药物治疗。其中大约有1/4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对药物治疗没有反应，约15%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最终死于自杀。在药物治疗有效果的情况下，症状减轻的程度也并不太大——只有15%～25%。药物治疗还有可怕的副作用，会导致手抖及神经系统方面的其他问题，还伴有迷惘和空虚感。在大多数的治疗过程中，医生们会认为患者胡言乱语，说出来的话没有任何意义。精神科医生通常会告诉护士和患者家属，不要搭理患者，患者的妄想是无意义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精神分裂症并不总是由基因导致的，同卵双胞胎两人都患病的概率只有大约50%。如果精神科医生认为精神分裂症主要由遗传决定，他们就难以解释一个特定的事实：至少有2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最终会完全康复，其中大多数人可以正常生活，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举一个生动的例子，鲁弗斯·梅（Rufus May）曾经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现已完全康复。他不仅精神正常了，而且在康复之后，受训成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目前在伦敦某个贫民区的社区工作，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个偷猎者变成了猎场看守，一个精神病人接管了精神病院。如果他的精神病就像他的眼睛颜色一样是由基因决定的，那么他就不可能完全康复。

梅18岁时，精神科医生告诉他，他患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一定要终生服药。随后，他在精神病医院住了7个月，被强制服用药物。然而，目前他已经停药13年了。他认为，精神科医生的做法（说他患有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只用药物给他治疗）实际上阻碍了他康复。在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第四台（BBC Radio 4）的《坚持一个立场》（Taking A Stand）节目中，主持人费格尔·基恩（Fergal Keane）对他进行了采访，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精神崩溃前的那段经历的：

在几个星期之前，我刚找到一份工作。我的女朋友几个月前就和我分手了，因此我很痛苦，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另一方面，由于刚满18岁，我突然有了压力，觉得自己必须要有所成就，成为一个人物。因此我的心理压力很大并感到这份工作真的很无聊。

我是一名实习制图员，手上可做的事情非常少。我并没有想到这是一个乏味的职业生涯的开始，相反，我认为，我可能真的是个间谍学徒。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他们让我去送一个包裹，从国王十字（英国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区域）送到曼彻斯特，所以他们给了我一些钱，用来购买车票。我走到国王十字车站，可就在火车开动之前，我发现我的车票丢了，而且，刚刚有一个男人从我身边走过。

我怀疑是他偷走了我的车票。

火车汽笛响了，情急之下，我冲动地决定，绕过障碍物，跳上火车。我躲进火车厕所内，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被发现了。我想：“好吧，我需要改变我的外表。”我用水弄湿了头发，并把T恤套在了衬衫的外面。

我感觉很兴奋。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读过的那些间谍故事，然后我想：“好吧，如果我真的是个间谍呢？如果这一切都是被设好的一个局，为的是看看我能否在困难的情况下送一个包裹？”这个想法真的打动了我，直到返程途中，我才不得不面对现实，我躲在厕所里逃票，一个很认真的检票员敲开了厕所的门。当我承认自己只是个办公室小职员时，他才放过我，让我下车。

我想就是从那时开始，我逐渐陷入了这个幻想世界。它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使我感觉自己很重要，我可以用我的创造力来真正摆脱乏味的现实。可令人沮丧的是，我在某种程度上搞砸了——我的学业一团糟。我的生活漫无目的，这种状况持续了很多年。

我越是投入到幻想之中，就越着迷。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进入自己的世界，这种强烈的兴奋使我越来越难以入睡。我认为睡眠不足是导致我精神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我醒着时也开始做梦。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在你的梦中，你永远是中心人物。你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和你有关，我的生活就变成了那样。道路标志对我来说成了私人信息。看到一个人挠头，我就觉得那是一个特殊信号，需要我破解。我觉得报纸上的文章也有特殊含义。一切都围着我转，就像在梦中一样。

我认为，我的头脑毫无疑问很混乱，我需要人来开导，帮我理解这些经历。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医生们做出了那样的决定——他们把我所经历的一切当作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在他们看来，我当时的经历没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观点……

问：当你试着说：“我需要的不只是被关在这里，我需要的不只是药物治疗”时，医生们如何回应你？

答：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开始对峙起来。医生们把这看作我患病而不自知的证据，因此我需要药物治疗。我很难跟医生提及药物那些令人尴尬的副作用，如阳痿，因为在医生查房时，病房里可能会有15个人（包括很多实习医生）。每周一次的查房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5分钟”，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你需要走进医生办公室，向医生表明你的病好得差不多了，你已经做好了减少药量或者出院的准备。这似乎是在进行一场较量。

问：他们如何对待其他患者呢？

答：医务人员之间也各不相同。有些医务人员很不尊重你，相当盛气凌人，待你轻蔑，也有一些医务人员以平等的态度对你，但是医务人员受到的训练是，不要和精神病患者谈论他们稀奇古怪的想法。如果你提到了你的某个想法，有人就会拿出一盘棋，或者其他东西，建议你去玩。

问：所以没有进行心理治疗？

答：没有。

问：精神科医生每个星期见你几次？

答：一个星期一次。

问：每次多长时间？

答：几分钟。

问：所以这就是你接受的治疗，一个星期几分钟？

答：治疗是药物治疗……

问：你是如何成功地停掉药物并转型成为一名心理医生的？

答：我做过很多工作。我甚至曾经在海格特公墓当夜间保安。我开始在一个社区中心从事与戏剧相关的工作，他们开始让我辅导那些有学习障碍的成年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因为我们认为你很擅长这种工作。”我被打动了，我觉得我可以向护工的方向发展，当我开始干这个工作时，我有了一个想法：“要是我设法进入精神卫生系统，成为工作人员，从内部进行改变呢？”但这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我做了10年的护理工作，同时接受心理学培训，在工作场合，我从未提及自己的患病经历，因为如果人们知道我曾得过精神分裂症，可能就不会允许我接受培训，也不会允许我从事护理工作……

问：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你特别注意保密，不让别人知道你的患病经历。但你确实碰到了你曾住过的那家精神病院的护士。看到你，他们有什么反应？

答：这很奇怪，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成了我妄想中的卧底间谍，在那里被人发现了。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那个护士认出了我，他说：“我和你之前不是不是认识？”他试着回想他是怎么认识我的，我紧张地露齿而笑，甚至有点咬牙切齿，我说：“是的，但是我们现在别提那件事。”我后来又和他见了一次面，他真的很好，他说：“别担心，这是你和我之间的秘密……”

回想起来，在我精神病发作之前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很痛苦，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其实，精神病发作使我走出自我封闭，继续前进。我差点与精神病长期相伴——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但尽管如此，通过我所经历的斗争，我的生活有了意义，我想提供更好的精神卫生服务，帮助患者回归正常生活。我想改变我们对人类经验的思考方式。

与鲁弗斯·梅交谈之后，如果有人说他正在写的那本书（关于他的生命旅程）真的能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与此同时，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在精神分裂症的案例中，约有半数的主要的致病因素不是基因，那主要的致病因素又是什么呢？

虽然精神分裂症并非这本书的重点，但是在“先天与后天”之争中，它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这个特定问题，我会在本书的各个章节之中予以回答。在第2章结尾，我列举了大量证据，以说明我们童年时在家庭戏剧中扮演的角色对我们以后的人生有很大影响。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会论述，婴幼儿期的经历可能会埋下不良的种子。至于以后是否会出问题，可能取决于在童年时受到的抚育，特别是父母是否经常给出自相矛盾的信息，是否不支持孩子，是否虐待孩子。在某些情况下，精神分裂症主要由基因导致；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可能主要或完全由环境因素导致，还有一些情况，它可能是遗传因素及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而精神分裂症是人类最具遗传性的特征之一。

在后续章节，你会发现，若要解释我们为何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矛盾存在于过去与现在之间，而不是先天与后天之间。我要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与接下来的两个6年相比，出生后前6年的抚育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童年时的经历对人造成的影响是否比成年后的（例如失业或离婚）更大？特别是，在6岁以前的不同时期，抚育方式与孩子成长为什么样的人有多大关系？

本书第2章涉及我们童年时在家庭剧本中的角色对我们以后的人生有多大影响。在后续章节中，我将介绍3个主要的心理特征，在我们个人生活的独特戏剧中，这3个心理特征形成于不同的年龄段。

·我们的“良心”（第3章）——一个内在的警察。它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我们在3～6岁时受到的抚育（被抑制或被鼓励）。

·我们的“依恋模式”（第4章）——关于我们会如何被别人对待的一系列设想。这将影响我们日后的人际关系。这些设想在3岁之前形成，主要受早期抚育方式影响。

·最后，我们的“自体感”（sense of self，见第5章）——我们存在（而且是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中）的基本感觉。它形成于婴儿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早期抚育有关。

后续章节将越来越深入地探究童年期的经历。对于我在第2章讲述的大部分内容，你可能会有同感，因为你记得自己在相应时期的经历；而第3～5章则涉及婴儿期和幼儿期的经历，你可能对那段时期没有什么记忆，或者只能回忆起一些零星的片段。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与你一起探究童年期的经历。你会发现，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逐渐显现的意志品质和选择的能力是由我们在家庭中的独特关系决定的，而非我们的基因组。在童年期，我们就开始努力把被赋予的东西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样的努力一直持续到成年。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都在努力成为那个街头手风琴师，而不是他的猴子，我们都在弄明白童年经历对我们现在的影响，使它为我们所用，而不是与我们作对，我们都在努力从剧中人（早期童年经历的剧本是由别人写的）变成剧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