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简史、存在的问题及本书的写作目的

（一）研究简史

中国考古学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北方文化或者北方系青铜器的提法还不到30年，但学界对夏商西周时期中原文化中北方系青铜器的实际研究则始终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外学者从当时的材料和自己的研究出发，对这个问题有过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涉及。可将对夏商西周中原文化中的北方系青铜器的研究历程分为三个时期：

1.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

这个时期中国考古学刚刚诞生，考古发现和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中原地区经过大规模发掘的遗址只有安阳殷墟一处，北方地区则完全空白。殷墟出土了较多具有北方“特色”的青铜器，李济等学者将其归入商文化，并认为这里出土的兽首刀影响到了北方地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国外学者在北方从事青铜器的收集和小规模的发掘，并出版了多部著录。国外学者还探讨了北方出土铜器的起源，其观点大体分为西方起源和中原起源两种。已有学者对此有详细介绍，不再赘述。

国外学者的研究多根据的是西方的研究成果，而且西方的很多考古发现还是未经科学发掘取得的，时代、出土单位等重要信息都不清楚，据此得出的结论难免有失准确。由于国外学者只是从形制或是风格的相似性来得出结论，所以即使面对同一批材料，也往往会产生很大的意见分歧。总之，这时国外学者的研究还处于推测的、非科学的阶段。不过，他们的研究也有其积极意义，如罗越（M.Loehr）认为的殷墟的矛源于塞伊玛文化的观点就很具有启发性，日本学者发明的“北方系”一词可能为后来的“北方系青铜器”一词所借鉴。

2.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这个时期中国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已处于起步阶段。70年代以前，仅有殷墟、丰镐、上村岭等遗址工作较多，但由于北方的考古工作较为滞后，这些遗址出土的北方器物并没有被重视。60年代到70年代，北方地区青铜时代遗存的发现大为增加。先后发现了冀北的青龙抄道沟铜器窖藏、晋陕高原黄河两岸铜器遗存，清理发掘了白浮墓地、刘家河墓葬、大甸子墓地、大坨头遗址等。中原地区也发现了诸多含有北方系青铜器的重要墓葬，如伯墓、琉璃河墓地、白草坡M2、M3等。同时，中原地区夏商西周时期的文化发展序列也基本确立。有了中原的发现作为参照，北方地区遗存的独特性也引起了人们注意。中原文化中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及其所反映的中原与北方的关系等问题也开始见诸讨论。如安志敏先生认为伯墓出土的权杖头和铜锤与北方地区的石棍棒头和石锤斧有密切关系。唐兰先生认为伯墓中方鼎铭文中所记的 “淮戎”不是淮夷，而是指住在焦获的戎人，即猃狁的前身。但这种对中原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的专论是很少的。

这时国外这方面的研究主要由苏联学者完成，主要围绕米努辛斯克盆地和外贝加尔与中国北方地区青铜器的关系而展开。也有少数学者讨论了商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关系，如在60年代，吉谢列夫一改以前商文化影响到米努辛斯克盆地的认识，转而认为商文化中的某些文化因素受到了塞伊玛文化的影响。这个时期苏联学者对北方地区青铜器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将这一地区与欧亚草原进行对比研究具有开创性。但他们对商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关系的讨论则不够准确，受到了中国学者的批评。

总体看，这个时期是资料的积累阶段，北方的考古工作还没有系统展开，相关研究也刚刚开始，缺少对中原文化中北方系青铜器的全面、综合研究。

3. 20世纪80年代至今

这个时期中国境内中原、关中、北方的考古发现空前增加。中原的夏商西周时期的考古学序列得到完善，北方的考古工作大规模展开，各地的考古学序列基本确立。随着研究水平的提高和考古学理论方法的革新，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出现，这个时期中原和北方的考古学研究体现出的深度、广度是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的水平和数量都有了长足进步。概括起来，这一时期学界对中原文化中北方系青铜器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方面：

（1）某类器物的研究

兵器工具

乌恩先生认为中国空首斧的源头与西亚地区的青铜文化有关，其直接来源应该在齐家文化或四坝文化；杨建华先生认为殷墟的兽首刀与燕山南北青铜器E群中的兽首刀在演变上有趋同现象。李水城先生通过对西北地区权杖头的全面梳理并将其与境外同类器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的权杖头是受西方影响而来的，这种器物在西部地区发现较多即为表现之一；林梅村先生从管銎斧、短剑组合以及语言学源流上推断，商周时期的扁茎短剑应源于近东地区；刘一曼先生对殷墟历年出土的青铜刀作了系统研究，赞同其中的兽首刀、三凸环首刀是从北方传入的观点，并认为这些刀可能为对北方战争的战利品或者是北方部族的贡纳品，殷墟的马、牛、羊首刀是受北方影响的产物；朱永刚先生全面研究了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管銎斧，对中原文化中的管銎斧的相关问题也发表了见解；陈芳妹女士认为殷墟出土的兽首刀可能与北方文化有关，并且提出了祭祀坑中兽首刀的所有者可能属北人的设想，并认为刀斧葬中管銎斧的来源较为复杂；石岩博士对先秦北方和中原的铜镞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中原的有銎镞受到了北方影响，同时也融入了中原因素；李刚博士将中国境内的青铜矛与西方的同类器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前者的出现与后者有关；吕学明博士对先秦时期北方地区出土的青铜刀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夏商时期中原文化的刀主要受到了北方的影响；高西省先生认为商周的长体刀是中原文化的器物，早商盘龙城类型的长体刀是其渊源；朱永刚先生对先秦的觽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青铜觽源于中国北方地区，是北方系青铜器的特有品种，觽的产生可能与北方游牧民族使用车马有关。

容器

众所周知，青铜容器是中原青铜文化的礼器，而在北方文化中青铜质地的容器却不多见。目前可见的出现于中原文化中的北方系青铜容器仅有蛋形瓮和铜两种，并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张童心、商彤流、陈芳妹诸位学者对晋侯墓地M113中出土的青铜蛋形瓮和双耳罐作了专论，认为这类器物反映了晋文化与戎狄人群之间的往来。

关于铜的研究文章有10余篇注1，其讨论的焦点在于演变序列和传播途径。多数学者认为王家村铜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铜，但是否将其视为各类铜的源头则存在分歧。滕铭予先生认为各地铜可能是由于共同需要而产生的，主张铜起源的多源性；郭物先生则认为王家村铜是各类铜的总的起源，并且提出了铜外传的路线注2；冯恩学先生将欧亚大陆的铜分为两个区，着重讨论了东区铜，对铜的起源问题持谨慎态度。

注1可参见滕铭予：《中国北方地区两周时期铜的再探讨》，《边疆考古研究（一）》，科学出版社，2002年，34～54页，注6、10。

注2郭物：《青铜起源初论》，《青年考古学家》1998年10期，39～41页。郭物：《青铜在欧亚大陆的初传》，《欧亚学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99年，122～150页。

铜镜

对商周铜镜的研究主要是围绕铜镜的起源而展开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林沄先生认为妇好墓中的铜镜可能源于内蒙古中南部，也是北方系青铜器的一种，李学勤先生认为其可能与齐家文化铜镜有关；宋新潮先生认为铜镜起源于西北地区；刘学堂先生则认为铜镜源于西域，即新疆地区。诸说都认为商文化中的铜镜受外来影响而产生。

（2）个别区域内的北方系青铜器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

林沄先生首先从殷墟妇好墓中辨识出兽首刀、铜镜、铃首笄形器等几种北方系青铜器，并将其分为融合型器物和仿制型器物，妇好墓中的北方系青铜器种类众多，意味着妇好可能生前就使用这些器物；乌恩先生讨论了北方系青铜器对商文化的影响，并将商文化中的北方系青铜器分为北方传入、商人仿制、吸收部分因素改进本地器物三类；杨建华先生认为商周时期的燕山南北地区存在中原文化、土著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相互消长的过程；在另外的一篇文章中，杨建华先生认为东周时期北方的“第一种遗存”可以上溯到西周晚期，以花格剑、铜为代表的遗存反映了西周晚期周人与狄人的密切关系；唐云明先生从当时的考古学材料出发，讨论了殷墟文化中的北方系青铜器；李学勤、唐云明二位先生将台西中的羊首匕视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因素，并讨论了该器物与石楼、抄道沟等地遗存的关系；杨宝成先生在《殷墟文化研究》一书中列举了殷墟中可能受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影响的几类器物，有兽首刀、铜等，而铜镜、卷头刀等器物属于受西方青铜文化影响的产物；杜正胜先生认为白草坡的北方兵器及纹饰可能是因为其属于边镇的缘故，而周原和沣西发现的多种北方风格兵器则可能是戎狄文化的遗留；韩嘉谷、刘绪、赵福生、陈光诸位先生对西周燕文化中的土著文化因素多有论及；王立新先生对长城地带中段和辽西的青铜文化演进进行了研究，并讨论了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张文立博士讨论了青海地区的卡约文化青铜器及其与中原的关系；张天恩先生从天水博物馆发现的一件镶嵌青铜牌饰出发，通过陶盉、铜刀、传说等几方面探讨了齐家文化同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宋新潮认为商文化中的铜镜可能源于齐家文化，并讨论了中原与周边地区进行交流的四种途径；曹玮先生对周原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作了一番梳理，并认为有络带纹装饰的铜壶也属于北方系青铜器；李海荣先生对不同时期中原文化中的北方系青铜器作了梳理，讨论了北方系青铜器对中原的影响；高西省先生对周原地区出土的管銎戈、管銎斧、长体刀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些器物是由北方传入或者受北方影响而出现的；李刚博士在研究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因素时也加入了中原文化中的北方器物，认为这些器物在中原的出现是受北方文化影响所致。

（3）中原与境外青铜文化关系的研究

林沄先生在1982年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一文中对商文化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中青铜器的相互影响作了研究，又对卡拉苏克文化中的商式铜器出现的原因作了分析，他在2001年发表的《夏代的北方系青铜器》一文中又阐述了北方系青铜文化受中原及西方双重影响的观点；乌恩先生驳斥了苏联学者关于卡拉苏克文化影响北方青铜文化的观点，而主张北方青铜文化影响了卡拉苏克文化，近年来他又在新出版的两本著作中对这些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杨建华先生将北方地带的青铜遗存分为若干冶金区，并对各冶金区的特点及其与中原、欧亚草原的关系作了研究；卢连成先生认为西周文化中的扁茎短剑、权杖头的出现与西亚青铜时代文化有关；李水城先生在归纳了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区域阶段特征以及冶铜业不同传统、演进趋势的基础上，讨论了东西方早期冶铜术的互动，认为中原冶铜业的出现和繁荣与西北地区有密切关系，而西北地区的冶铜业则与中亚或者更远地区的冶铜业有关；安志敏先生在90年代初期推测，齐家文化铜器的出现可能是西方通过丝绸之路影响所致；李水城根据焉布拉克墓地中的欧罗巴人种及林雅墓地中的四坝文化因素等，论证了公元前2千纪东西方文化在新疆东部的碰撞和交流，在2004年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又从六个方面考察了西方对西北地区及中原的影响，认为西亚或者中亚文化通过新疆进入河湟乃至中原地区；梅建军先生在多篇论文中从冶金学的角度说明了西北地区的冶金业与欧亚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或者塞伊玛—图尔滨诺文化存在联系；易华先生认为中国的青铜技术与青铜器、羊与羊毛、黄牛与牛奶、马与马车等起源于西亚。

国外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较多。罗越先生最早提出中国的冶铜技术可能来源于西方。胡博（Louisa G. Fitzgerald-Huber）女士认为齐家文化的空首斧、环首刀、锥和中原文化中的觚、爵、十字纹等是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戴蔻琳（C. Debaine-Francfort）女士认为齐家文化的双耳空首斧与塞伊玛—图尔滨诺文化的同类器相似。William Watson先生研究了中原文化的边界问题，认为中原的多种器物与境外文化有关。林嘉琳（Katheryn M.Linduff）女士通过对妇好墓与东周的北方女性墓的比较，认为妇好墓中的葬俗和随葬品说明妇好有可能是北方人。另外，诸多国外学者，如林嘉琳、夏含夷、Victor H.Mair等认为中国的车马起源于西亚。

（二）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纵观80多年以来学界对夏商西周中原文化中北方系青铜器的研究，无论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不少成果发前人所未见，富于启迪性。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成绩背后也存在不足。

1. 没有把中原文化中的北方系青铜器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进行研究，所作的研究多是将北方系青铜器作为其他研究的一部分，因而不能作全面、深入的讨论。

2. 以往的北方系青铜器研究在分类方面存在不足，只是就某种形态一致的器物进行研究，没有看到安柄方式、使用方式相同的器类应属同一类别，有相同的起源。

3. 对在中原偶然出现、有强烈北方色彩的器物关注较多，而对中原借鉴或者仿制北方的器物、在中原落地生根的北方器物研究较少。

4. 对中原文化中的北方系青铜器的来源或者与北方文化的关系的探讨不够深入，没有对北方系青铜器作进一步区分。

（三）本书的写作目的

以上问题的存在，提出了对整个中原青铜时代的北方系青铜器作系统研究的要求。考古材料的积累和理论方法的进步也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材料基础和有效的方法论支持。从现有的材料和研究水平出发，本书试图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创建。

1. 将夏商西周时期中原文化中的北方系青铜器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加以研究。从中原文化的视角，对三代中原文化范围内可辨识出的所有类别的北方系青铜器作全景式、多角度的研究，力图全面揭示北方系青铜器对中原文化的影响。

2. 将安柄方式相同、使用方式相近的器物划分为同一类别，如将空首斧、矛、有銎镞等划归为竖銎器，将有銎戈、有銎长体刀、管銎钺划归为横銎器，这样划分更符合器物的发生学原理，有助于探究各类器物的起源及传播过程。

3. 本书研究的重点在于对中原文化产生了影响的器物，包括被中原借鉴部分因素、被中原吸收并在中原落地生根的器物，因其在中原有较长的发展时段，对中原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在中原偶尔出现和不够典型的单件器物则未予论及。

4. 对北方地区的同类器的分布、形制作仔细甄别，辅之以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力求找到中原中北方系青铜器的源头，并将研究推向深入、具体、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