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清代典雅的末代文化

历史发展的步伐有时是被偶然性支配的。按照社会的自然进程，中国应该在17世纪由封建社会跨入近代的门槛，如范文澜指出的：“如果明朝还能维持下去，或代替它的朝代是李自成的大顺朝，而不是满清，中国追上当时尚在开始的西洋科学，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载《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种种迹象表明，封建制度在16、17世纪之交已经熟透，并进入了腐朽状态，新生的社会因素已经成长起来，历史具备了转化的条件。然而，清军的入关打断了这一自然进程，整个形势于是发生逆转。

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满族势力入关，对中原发达的经济的确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不仅体现在入关之初的圈地、投充等举措对农业经济的破坏，也体现在政府于相当长的时期内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它严重阻碍了明中叶以来蓬勃兴起的工商型经济的势头。经济是审美文化得以依附的基础，经济的倒退必然带来文化领域相应的改变。

清政府与元统治者不同，他们在入关之初便高度认同了汉民族的封建文化，一切“仿古制行之”，俨然以正统观念的继承者自居，这一点他们比元代统治者聪明得多。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他们还采取了宽猛相济的两手政策，一方面恢复科举，开设博学鸿儒科，大力延揽汉族知识分子，给他们一条荣身发达的出路，又大兴编书之风，整理文化遗产，销毁有碍统治的书籍，有目的地倡导复兴古学；另一方面，对内大兴文字狱，打击一切对其统治不满的人士，造成文化的威慑气氛。对外则实行闭关锁国，驱赶传教士，封锁海关，固守“天朝无所不有”的观念，拒绝与国外进行接触和交流。这一切都使清代的文化面貌体现出浓重的保守色彩。

下层文化界的态度与政府有所不同，官方的权威文化在这里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受到抵制，但在复兴古学这一点上，他们恰恰又是一致的。汉族文人固然不满政府的文化钳制政策，但他们依然选择了古学，以此维护民族的自尊，维护既有的文化底色，抵制民族压迫和欺凌。同时，出于对明政权覆亡的反思，许多人认为祸根就在于明末对传统文化的反叛。鉴于此，清人有一种明显的向传统复归的心理态势，这种心理与当时整个的时代环境相汇合，造成了清王朝持久而深入的复古潮流。文化风气由明末的趋新陡然一变为尚故，古学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字眼，甚至成为令人肃然起敬的一种事业。审美方面，明代的以侈为美、以新为美、以自由为美消失了，代之以典雅之美，不管是什么朝代，不管是何种风格，或古朴，或雅奥，或典丽，或斑斓，只要来自古人，都受到清人的青睐和崇拜。二百余年的清王朝成了古文化的一次整体的复兴。这种复兴客观上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无意中完成了它作为封建文化殿军的集大成的历史使命。作为最后一种形态的古代审美文化，典雅美得以确立。

历史的轨迹是曲折的，但历史发展的总体方向不会改变，随着农业经济的逐步恢复，工商业的再次抬头，经济领域又一次出现了近代化的势头，康乾盛世的形成并没有将社会拉回到古代那种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村社经济中去，而是再次回向明后期的以都市为中心的生动活泼的社会格局。与此同时，正统文化的衰朽性也越来越呈现出来，恰如《红楼梦》中所说：“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在所谓的盛世的背后，历史的必然趋势与社会价值取向的矛盾正日益尖锐化，于是以反省和批判为特征的审美文化诞生了。因为清代站在封建历史的尽端，拥有着对全部封建文化进行总结、反观的视角，这种批判和反省便显得特别深邃和沉重，它简直就是一曲感慨万端的历史悲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批判性文化正是从古典主义的主根上派生出来的，是一种对母体的否定和反动，它与古典的时代氛围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特有的文化格局。

最后，具有鲜明的异端特征的近代审美文化在清代中后期奇峰突起，以怪、狂、痴、俗为标志，向典雅的复古文化提出了挑战，它们打破了古典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开辟了近于晚明又异于晚明的一片审美天地。复古潮流日渐衰朽，新兴文化越来越显示出不可遏制的生命力，这样，近代审美文化遂成为清代文化最后也是最有特色的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