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青春作伴好还乡

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如此，年轻时不服气，努力奋斗却屡屡被生活的现实一次次击倒，然后大多数人屈服了、接受了普通人的常态生活，只有极少数人，坚决不屈服，坚决在路上，坚决去追求自己想过的生活……

——孙陶然《一部让人不能不细细品味的电影》

 

在团校的经历，是孙陶然北大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段积累和储备。陶然说，他从北大获得的最重要的四个收获，都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提升和强化。

之前我一再讲，陶然最大的能力，是他不仅可以做出选择，而且还愿意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他选择了大二之后以课外活动为校园生活的主旨，其后果就是，等到大四的时候，他因为学分不够，只好疯狂抢修了很多课，最后才得以修够毕业学分，完成学业。

不过，对陶然来讲，比起后面即将到来的灾难，抢修学分的事，又真的不算什么。而这个所谓的灾难，也有特殊的时代背景。

陶然就读大学时，北京大学一直处在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陶然的性格决定了他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会是一个旁观者，一定会成为舞台上的一员，度过了稚嫩的新生时期后，陶然开始深深地融入北大的生活。

陶然是一个以体验为人生观的人，他很享受自己大学四年在北大的丰富多彩的经历。在北大期间，他收获了很多后来相处一生的朋友，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九兄弟

大二那年，陶然的几个朋友要发起一个社团，希望能够建立起公平而有效的规则，于是就邀请了一批各系思想比较活跃的同学，希望他们为社团讨论出一个章程。陶然参加了，十多个来自不同系的同学，找了一间教室就开始讨论和起草。

差不多花了半个月，在抽掉二十条8.3元一条的海尔登香烟之后，他们终于完成了。如今，规则的具体内容已没那么重要。但陶然记得，规则的每一条，他们十多个人都进行了深入的辩论，以求得出最佳结论。陶然还记得，完成后，每个人都认为这是最有效的管理制度，如果照此规则管理社团，一定会兼顾公平和效率。

虽然规则最后好像并没有被采用，但是这个过程带来了两个附带作用，一个是陶然他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思维方式，包括具体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各个角度，每个人都变得成熟了许多；另一个是参加讨论的人中有九个人，后来越走越近，最终成了陶然在北大时结下的九兄弟。他们分别是：

 

政治学系高鹏程，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法律系姬军，世泽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之一。

法律系翁维维，世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之一。

经济管理系孙陶然，现任拉卡拉集团董事长。

心理学系萧群，现北大资产管理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经济管理系戴启军，后来的拉卡拉联合创始人。

经济管理系李辉，现深交所副总经理。

经济管理系赵欣舸，现中欧商学院金融EMBA副教务长。

政治学系赵文权，蓝色光标创始人，现蓝色光标董事长兼CEO。

 

雨中登香山，圆明园泛舟，未名湖石舫上对酒看星星……在没有开始各自谈恋爱之前，九兄弟一起度过了很多时间。九兄弟约定，九个人轮流每月给大家推荐一本自己认为最好的本专业书籍，大家一起读，然后每月选择一个时间，由推荐者给大家讲这本书。这是一种形式，多年之后，当时读的什么书陶然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在当时，大家的交谈、争论和思考，对彼此的成长确实有很大帮助。对陶然更是如此。

其实，人的成长，需要的就是在那几个关键节点上，有人能为你开启一扇窗，为你引领。

1990年3月，陶然开始了大学三年级的下学期生活，当时的北大超常平静，每一个北大学生都在思考自己的未来，很多同学选择了考托福出国，孙陶然也买了几本参考书和室友去了几天图书馆，但很快他就宣布“老子的大好青春不能浪费在背单词上”，把参考书分送给周边朋友，放弃了出国之路。陶然开始了新一轮的读书，以及听讲座。

这时候，北大校学生会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换届选举。那时候的北大，各系和校学生会还是由选举产生，有来自各方的竞选人。各系按照人数多少分配票数，竞选人要进行竞选活动，最后由各系的学生代表投票选出主席团，主席团再推举主席。

陶然他们上一届的校学生会主席肖建华任期届满要换届，九兄弟之中的萧群提出希望参选校学生会主席。九兄弟开会讨论后，决定帮助萧群参选。

当时的萧群，只担任了所在班级的班长，甚至并未在系学生会担任职务，更别谈在校学生会担任职务了。可以说，他的知名度除了九兄弟之外，基本上还没有走出本班。

决定参选时，距离选举大概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如何让萧群当选，九兄弟开始了认真的策划。这是一次堪称经典的策划。在过去了很多年之后，它依然被很多北大的学弟学妹们津津乐道。

同时，陶然也曾戏言，台湾政客竞选用的招数，他们早在1990年的北大校园就已经使用过了。

九兄弟进行了分工，陶然因为在团校担任辅导员，以及交友广泛，负责选票；又因为在校刊当学生记者，所以也负责萧群的品牌宣传工作。高鹏程负责训练萧群的演讲。赵欣舸负责撰写萧群的演讲稿。其他人也各有分工，用江湖上的话，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陶然负责的选票工作在战略和战术上都堪称完美，多年之后提起此事，陶然仍然有点沾沾自喜。在陶然的规划下，首先确立了萧群的基本票，即对于坚定支持的系，要做到整个系的选票都不会“跑票”，而且投谁和不投谁都要坚定地听指挥，俗称“铁票”。

当然，为了保证“铁票”，陶然他们还发明了一个“监票”战术，就是投票的时候，让坚定分子和可能动摇分子交叉着坐，给动摇分子以无形的压力。

其次，由陶然出面，在其他候选人中选择了陈伟结盟，陈伟是1987级地质系的，从一入学就有竞选学生会主席的想法，所以一直在做铺垫。他也是五期团校四个组长之一和六期团校的牵头辅导员，和陶然一直共事并相互熟悉。陶然和陈伟达成了我方支持陈伟当选主席，陈伟支持萧群当选副主席的默契，同时确定了“换票”，即我方的“铁票”投对方的候选人多少票，对方的“铁票”投我方候选人多少票。

最后，包含了政治学系、经济管理系、法律系以及心理系才子的九兄弟，又发明了“毙票”，即把答应同盟投给对方候选人的票，尽可能集中投到对方呼声最高希望最大的候选人身上，既遵守约定，又可以使得对方最弱的两个候选人票数降低，确保我方候选人的当选。

这套战略战术，是数学加心理学加统计学再加社会学的强力组合。这个组合选举策略的结果是，选举前不到两个月才临时决定参选的萧群，主席团选举得票居然是第一名，成为选举的最大黑马。

当然，这也和萧群在演讲时的高水平发挥有关，也和赵欣舸执笔的精彩演讲稿有关系。赵欣舸无疑是一个才子。1989年12月31日子夜，近千名北大学生聚集在未名湖上，湖中央点起了很多蜡烛，大家迎接1990年元旦的到来，也在怀念逝去的一年时光。元旦钟声敲响那一刻，也许是不约而同，也许是神差鬼使，原本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圆圈的近千名学生，忽然一起向圆心跑去，结果把未名湖湖面踩塌了。

当然，未名湖很浅，没有安全问题，但是很多人都掉进了水里。很多人因此而相识，很多传奇也因此而产生。赵欣舸巧妙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写进了萧群的演讲稿里。竞选时，当萧群慷慨激昂地讲道，“只要我们团结，就可以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一起踏破未名湖的坚冰”时，全场掌声雷动。

此次选举无疑是九兄弟联手的一次辉煌合作。但是，更令陶然他们自豪和津津乐道的是，在萧群主席团选举得票意外第一之后，有人提议，不要管事先和陈伟达成的“协议”，让萧群直接争取当主席。但是，陶然坚持人必须守信，大家说好的事情就要按照约定去办。而九兄弟也持此看法。于是，在下午主席团选举主席时，萧群主动推举陈伟担任主席，自己则当选了副主席。

尤为有趣的是，这次选举还成就了九兄弟中的两个人找到了各自的姻缘。一对是萧群和宋丹。选举前后，萧群与宋丹相识，宋丹是同一级地理系的，也是陶然的初中同桌，而且担任过上一届学生会的副主席。后来，两个人成了北大历史上几乎仅有的一对主席夫妇。

另外一对就是后来的陶然和胡凌华。

校园爱情

萧群决定竞选后，九兄弟策划了两个帮助萧群提高在全校知名度的活动。第一个是萧群作为心理系的学生，组织了一次心理咨询活动。萧群拉来本班一些同学为全校同学进行免费心理咨询，陶然作为校刊记者去采访，并且负责在校刊上进行报道。这次活动，让陶然认识了萧群请来帮忙的同班同学胡凌华。

第二次活动是陶然张罗举办了一次团校学员联谊舞会，邀请了几乎所有院系的学生干部，其实是为萧群引荐所有掌握选票的“大佬们”。当然，陶然也“假公济私”了一把，要求萧群一定要把胡凌华请来。舞会中，基本都是男生，少数的女生也大多都是团校的学员和各系的学生干部，大家都和陶然熟识，也都看出了陶然的“小心思”，在大家的“助攻”下，这次舞会也成就了陶然和胡凌华的姻缘。

一般而言，大三的学生基本上都会忙两件事，一是恋爱，二是实习准备找工作。陶然也不例外。陶然恋爱了。九兄弟中的戴启军、李辉、赵文权、萧群等也都开始恋爱了。

关于恋爱的事，最神奇的是九兄弟中的另外一位（这里姑且隐去他的名字），他在校园里遇到一位女生，非常喜欢，但是没敢去问对方的名字，回来后，他跟陶然唏嘘不已。陶然说这事儿简单，拉着他就去了校团委自己的办公室，在新生团员卡片中找到了他心仪的那位女同学，然后陶然找上门去，请那位女同学帮助团校抄写板报（因为那位女同学写着一手好字），陶然认识了女生后又带着她和九兄弟聚会让大家相互认识……

不过，遗憾的是，最后并没有恋爱发生。这就是当时青春校园生活的典型写照，也是陶然率性生活的典型写照。

与联想擦肩而过

不过，恋爱之外的实习和工作却没有想象中顺利。

原本北大的毕业生都是各单位争先恐后接收的对象，陶然的师兄师姐们基本上都进入了各大机关，但是陶然他们那一届，各大机关基本上对北大毕业生关上了大门。即便是分配到银行的，也都被下放到分理处、营业点去站柜台。

国民经济管理专业也不例外。于是，原本以经天纬地为志向的陶然和一大批前路不通的学生都开始清醒起来，大家开始重新拾起自己的另一个梦想。

上中学的时候，孙陶然就有一个第二梦想，当记者。在阅读尼克松的《领袖们》时，他了解到尼克松的故事以及水门事件，骤然觉得记者这个职业十分伟大，既能揭露阴谋和黑幕，又能使自己的见解影响到该影响的人。

孙陶然遂以“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做刀”为志，把第二梦想定位为做一名记者，报道事实，维护正义，甚至有一天，要拿到国际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普利策奖。

上了大学之后，因为对文字的喜爱，陶然很早就申请加入《北大校刊》做了一名记者，并开始在校刊上发表一些作品。大四时在确认进入体改委、体改所等核心机关的想法破灭之后，陶然决定，毕业后去当一名记者。于是，他抓住一个机会，到当时的大学生杂志社开始实习。

在那个年代，所有的杂志几乎都是挂靠在各个机构名下，没有所谓的自媒体。能在任何一个传媒平台上刊出自己的名字，都是一件非常难的事，也是许多大学生和传媒机构的人梦寐以求的事。

在那个年代，每一次传播的价值，都因其稀有，而显得格外珍贵。可是，对于孙陶然来讲，那一次的实习，给自己带来的，却是一场命运的转变。

那会儿，1989年被派到北大的一位领导正在北大校园搞节约粮食运动。已经深谙经济学的孙陶然根据自己对“节约粮食”和“运动”的理解，写了一篇“节约粮食不能靠运动”。本来是直抒己见，仅作为理论角度的一种思考。但是，不可避免地，稿子火了。

搞运动的校领导由此认识了孙陶然这个离经叛道的学生。不过，众所周知，北大百家争鸣的风气由来已久。写这样的文字，也算是北大学子长久以来独立思考、精神自由的体现。该领导和孙陶然沟通之后，虽然不满，但也并没有打算处理他。

所以，这件事，本来是可以不了了之的。但是，就在这时，另外一件事情又发生了。还是因为文章。而且，还不是孙陶然自己写的。

1989年12月，孙陶然实习的大学生杂志社策划了一个“夜访首都七大高校”的活动，计划围绕这个活动出一个专题，以展示首都七大高校的学生风采和真实的校园氛围。

孙陶然作为在大学生杂志社实习的北大学生，杂志社派来的记者自然找他，让他带着去图书馆、教室和宿舍等地采访。在当时，纪实风格非常流行，就是不加安排，不打招呼，看到什么写什么，经历什么展示什么。

几天之后，专题报道的文章刊印了出来。这次，不只是陶然被推上风口浪尖，连整个大学生杂志社也一下被卷进了一场巨大的风波。根据如此纪实描写的七所高校，其他六所，学生个个积极向上，学习氛围浓厚，一派正能量景象。唯独北大，学子们扑克麻将，派对歌舞，自由散漫，与其他几校一对比，高下立判。

凡是读过大学的人都知道，真实校园的周末一定是这个样子。至于另外六所高校为何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象，我只能呵呵一笑，然后说一声：你懂的。对于陶然来讲，即使到了今天，他也仍然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但是在当时，那位搞运动的领导认为此事对北大的声誉造成了非常不好的社会影响，需要有人承担责任。于是，该领导找到大学生杂志社的上级部门向杂志社施加压力。

杂志社领导扛不住压力，跑到陶然宿舍找到陶然，请他理解杂志社受到的压力和领导的苦衷，说杂志社不得已，只能告知北大是陶然接待了杂志社记者的采访……

当时，一贯敢做敢当的孙陶然还反过来安慰杂志社的领导，说没事，我理解你们的苦衷。

于是，陶然成了此事的替罪羊。其结果就是——毕业伊始，同届中所有在北京找到工作的人都拿到了留京指标，只有陶然，不被允许留京，该领导给陶然系里的明确指示是：“即便你系所有的学生都留京了，孙陶然也不可以留京。”

这之后，还有跟着到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陶然不能留在大学生杂志社，无论是做记者还是做编辑。也不能去当时已经录用了他的联想公司，因为没有学校同意的留京指标，联想无法接收。当时的联想是中关村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陶然和政治学系的一位女同学在应聘中脱颖而出，已经被录取为联想总裁室的秘书。

后来，朋友们多次问过陶然一个问题，如果1991年的夏天陶然去了联想，进入总裁室给柳总或者其他高层当了秘书，那么他的未来会是怎样？因为后来联想的三少帅朱立南、杨元庆和郭为都是在那之前不久加入联想并从基层员工干起的。大家的结论是，“也许联想就是四少帅了”。

我绝对相信，以陶然的性格和态度，他在哪里都会脱颖而出。然而，现实情况是，陶然毕业后，要被分回老家了。以陶然的性格，他当然不会甘心囿于长春这样一个小城市。把不可能甘心的陶然扔回故里，其实是把陶然扔进了在当时毕业包分配的大环境之外混乱不堪的市场里。

命运，将陶然不由分说地推到了选择的十字路口。档案接收单位是与他所学的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八竿子打不着的长春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陶然当然不可能就范，到这样一个所谓有户口、有岗位、有人收档案的单位，改变性情，去过自己的下半生。

上天是给了陶然一个全然不同的机会，让他必须做出选择。然后，义无反顾地开启自己接下来更加与众不同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