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入侵

公元前8世纪的艺术以驯化的动物形象为主，而公元前7世纪的动物形象则来自幻想，想象的动物造型主宰了陶器和其他祭品，它们不仅出现在讲述故事的图像中，而且无论陶器、金银器，还是木质和石质器皿的各类组件都转变成了动物体。公元前8世纪末，晚期几何风格的雅典双耳细颈罐［图15］的肩部已经出现了用模具塑成的蜿蜒爬行的蛇，作为主要神庙重要祭品的三足大锅的造型中，也很快出现了鹰首狮身有翼兽格里芬的头。而到了公元前7世纪，越来越多的物品——祭祀用的饮水钵、家具组件、带弦乐器——的底足支撑物演变为了动物或者人的造型。

毫无疑问，这种想象的入侵来自东方。许多青铜钵的附件以带翼女人头（海妖塞壬［siren］）的形象出现，海妖塞壬以及格里芬都源自东方。格里芬的头竖立在青铜钵的边缘，当时有两种制作方法：捶打与铸造，有时工匠也将两种方法结合运用。捶打而成的往往呈圆弧造型，铸造而成的轮廓尖锐，细节更显精致；尽管在塞浦路斯岛以东尚未发现相同器皿，但有些青铜器仍然很可能是直接从东方进口而来。最早出现的动物造型青铜铸造件晚于捶打件，似乎铸造工艺是后来在希腊发展出的工艺。

罗德岛的卡梅罗斯（Kameiros）出土的鹰首狮身兽格里芬［图18］展现出铸造件的典型特征：格里芬颈部的S形曲线强有力地延伸出来，与耳朵和头顶钮状物明显的垂直特征相均衡，造型精致的耳朵紧张地竖立着，厚重的钮状物明显非自然形态；上眼睑的曲线在突出的眉毛下展开，加倍强调了造型，使造型更具侵略性，眼部短弧线一方面延续到尖锐喙部，同时有尖尖翘起的舌头形成呼应；长有鳞片的脖颈和嘴巴锯齿状的边缘，都进一步加强了野兽的阴险狠毒之感，正面像［图19］更突出了它优雅的丑陋。尽管格里芬的基本造型程式大致相同，但古希腊艺术家对局部的处理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眼睛有时更向两边分开或更向前面集中，有时眼睛上面是拱形的眉毛，下面是卷起的眼睑；下颚可能更弯曲几分，舌头如果全部露出，向上卷曲的程度也各有不同；钮状物和耳朵的长度变化不定，耳朵有时更向前倾；鹰喙的长度和弯曲度各异，头部的衔接有时过渡平顺，有时更显突然。但是，即使细节差异甚大，恐怖与令人憎恶的感觉却始终如一：蛇与猛禽的不确定结合，在这些凶猛动物带来的恐怖之上更增添了无视自然历史的分类所伴随而来的威胁。马、牛和羊的驯化世界属于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7世纪的艺术家则通过狡猾与危险得多的动物来看世界。

格里芬是大型三足大锅的组件，似乎用三足大锅来展示财富是当时的一种通行做法。此类三足大锅曾有一件出土于塞浦路斯岛萨拉米斯（Salamis）的墓葬，但在希腊世界的其他地区，此类物品仅仅是作为祭品，而且只在最重要的神庙里出现。不过，如果说公元前8世纪中期，异国工艺和形象只在私密场合给雅典的精英增光添彩，那么格里芬则表明精英阶层公开展示的东西也转变为东方面貌了。的确，在公元前7世纪，东方主义自上而下地向不同的社会阶层蔓延，成为当时献祭的特色之一，有些祭品只显示有限财力，有些则属于无特殊资源的廉价祭品。但是，随着我们接触到的社会阶层日益广泛，或是私人物品日益增多，就会发现直接从东方进口的物品越来越少，东方的装饰母题逐渐被希腊的本土特色完全吸收，正如格里芬自身已融入希腊东部和科林斯的陶器，或者卡梅罗斯的黄金饰品的动物系列造型之中（见第56页）。

公元前725年至公元前700年间，科林斯陶工特别擅长制作的小型陶器作为神庙祭品和随葬品，开始在希腊世界广泛传播。科林斯陶工没有采用繁复和程式化的几何图案，而是擅长运用简单线条描绘花卉与植物的装饰纹样。尽管人类形象是此类陶器早期具象装饰中再现的主题之一，但动物形象仍然越来越位居主导地位。［图20］是公元前675年至公元前650年的一个极小的短颈单柄球形瓶（aryballos），或称香水瓶，其造型的形式与内容都源自东方。香水瓶上的图像非常清晰地表明动物如何占据了主导，豹子、附加人头的狮子和一个带翼男人，使原本就微不足道的战士几乎可以从图像中忽略不计。科林斯后来出产的小型甚至大型密闭容器上的图像，则完全被动物、植物和超自然物的横向饰带包围，以玫瑰花饰点缀，或用其他可以快速完成的装饰物填充空白部分。有时，面对面的身体共享同一个正面呈现的豹子头，类似特征与动物造型都直接源自东方。不过，这些特征彻底融入了科林斯陶器的造型之中，乃至无法为希腊买家长久保持东方风味。在此件香水瓶上，很吸引人的一点是，战士与豹子分别代表了人类和野兽的危险，狮子和带翼男人则代表了传说中的危险，这些元素与器皿肩部丰富的装饰图案组合在一起，或许是在向潜在的顾客暗示，繁茂植物的精华适合在面对各种危险的时候使用。

此处出现了两大变革。主题方面的变革在于，对比公元前7世纪的科林斯陶器与几何风格时期陶器，所显示的差异反映出一种新的商业策略。几何风格时期陶器上的具象图案似乎主要使观者回想起某些生活情境，而科林斯陶器上异国情调的装饰常常只为突出来自异国的内容，与实际生活甚至幻想世界毫无关联，力量与漂亮是卖点。力量与漂亮需仰赖另一项变革：技术革命。在原科林斯风格陶器的早期阶段，人物形象从之前的几何形式发展而来，缓慢演变，逐渐充实具体，以轮廓线的描绘为主；但在原科林斯陶器的后期阶段，虽然从狮子背后伸出的人头仍然沿用轮廓线描绘法，图像的其他部分却可见新技术，即雕刻（incision）手法的运用。

雕刻工艺几乎可以确定是从观察东方金属制品习得，虽然木质和象牙制品也可见类似工艺。在陶器上用锐利的工具去除表面黑釉，显露浅色胎体，在黑色衬托下，白色线条塑造出的形象如剪影一般跃然而出，骨骼、头发等细节从而得以展现。刻刀和画笔相比，不仅能刻划出更细的线条，进行更加精致入微的塑造，而且避免了突兀的轮廓线，回归剪影，使绘画主体的再现更加流畅，与背景区分明显。科林斯工匠很快又将并无必然联系的雕刻技法与色彩装饰相结合，进一步增强了造型的精美程度。虽然希腊其他地区并未立刻接受科林斯工匠的技术创新，但雕刻技法却成为其后近两百年来着色陶器制作的基本工艺，并很快从形式创新发展出在东方金属制品中从未出现的对材料质感的表达。正如青铜铸造技艺和陶器器型的发展一样，在装饰技巧方面，狂野形象的引入伴随着准确性与艺术控制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