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助推

本书的核心理念并不仅仅基于过去50年的学术研究。对这些核心理念，在过去的6年里，我们一直在行为观察小组（“助推小组”）的项目中进行测试，该小组成立于2010年，当时的首相戴维·卡梅伦刚刚入主唐宁街。当时，行为观察小组的目标和现在一样：从行为科学研究中获取灵感和想法，并将它们应用到现实世界中，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做出决策。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行不通的，新闻界也有怀疑——大多数记者都认为这听上去更像是噱头，不像是一项严肃的政府新政。许多政府官员也对这项新政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政府应当重点关注宏观考量，比如大规模支出计划、新的立法以及重大事件。

之前，在为托尼·布莱尔首相和戈登·布朗首相的战略小组工作时，我们也曾习惯于要做宏观考量。如果一切都是从头开始，现在的行为观察小组也许可以是一个关于地方政府15年后的规划之类的项目，或者是如何改革整个教育、院校体系以提高学生的受教育程度的项目。当然，诸如此类的重大战略固然有益。但是，当它们开始施行的时候，从办公室里产生的策略和在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差异，就会开始显现。因此，在设立行为观察小组时，我们抓住机遇，抛开那些政策制定指南，以便更好地理解政府项目如何影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决定。这就要求我们“从小处着手”开始思考，而不是那些所谓的大处。

我们所做的第一个改变是如何收集证据。我们从办公室中走出来，开始仔细研究公共服务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在求职中心待了几个星期，然后才做出决定要改变一些东西，这些改变将有助于保罗这类人找到工作。我们在黎明时分和法警们一起进行突击检查，以了解人们为什么没有按时缴纳罚款（结果表明，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已经超过了缴纳罚款的最后期限）。我们甚至还劳神费力地查阅了数百种纳税申报表，想弄明白为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人不能按时纳税。在上述领域中，我们运用了数十年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寻求如何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做事情。我们还接受了世界上一些著名的行为科学家的建议，其中包括《助推》一书的作者理查德·泰勒，时至今日他依然是我们最亲密的顾问之一。

一次又一次，我们找寻到了改善工作方式的机会——不是通过引入一个大的新战略，而是通过一系列小的变化，这些小的变化，如果加在一起，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的努力表明，在写给纳税人的信件中的一句话下面加入一条下划线（提醒人们，绝大多数人都能按时缴纳税款），可以增加数亿英镑的税收。我们的努力还表明，在派出法警执法之前，给人们发送一条简单的短信，可以将罚款缴纳率提高三倍。我们的努力还表明，对那些失业的人在找寻工作时的方式、方法做出小调整，就可以帮助成千上万的人更快地重返工作岗位。

我们知道这些小的变化正在产生效果，因为我们对政策制定过程的方式也进行了调整，即要严格测试我们所做的改变是否真的有效。对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小改变，我们都会进行一个“随机对照试验”，用以比较新的药方（一份新的缴税通知，一种新的求职过程）和原有的相当于心理安慰剂（旧的做事方式）之间的效果变化。这使我们，就像一个临床试验的医生一样，证明了这些影响是我们所做的改变的结果，而不是其他因素。

在大规模地展开一项政策之前应当进行小范围的试验，这听上去应该是常识，但在我们开始这些试验的时候，这的确是政策制定过程的一个全新的开始。正是不断增长的试验结果采集，才开始扭转众多的怀疑论者的态度。我们能够明确地表明，我们所引入的许多小变化，当它们加在一起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媒体开始撰写有关文章，鼓励行为观察小组开展新的调查。政府官员开始就他们的政策领域向我们提出新的改革意见。我们曾经用来改变政策制定的那些方式，其中许多在2010年还似乎属于激进的，现在已经成为主流。

在过去的6年里，行为观察小组所做的改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设计新的行政办事方式，以便于直接助推公民，例如，助推增加储蓄、助推增强体质或助推缴纳税款；另一类是创造出新的工具来帮助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像梅丽莎在求职中心使用的工具那样。在这类领域中，一直是由行为观察小组在持续推进助推工作。

本书则聚焦于以往较少讨论的第三类助推——自我助推。因此，相比于经典的助推需要别人来影响你决策的环境，在这本书里，我们会提供一些工具，让你在个人生活和工作当中能够实现自我助推。你很可能已经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了一些自我助推方法——无论哪一种，例如把手表的时间调早几分钟好让你能够守时，让同事在工作中完成特定的任务，隐藏饼干盒，或者用一些小奖品奖励孩子的良好行为，等等。本书的目的则是帮助你更有条理地做到这一切，通过为你提供一系列以证据为基础的行为方法，通过你的具体运用，来助推你自己以及你的朋友们实现既定目标。这就是为什么，除了我们着手的众多研究之外，我们还会告诉你，我们自己是如何运用这些见解来助推自己的，以及行为观察小组如何运用这些见解来做出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