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救国的美梦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我被卷入“一二·九”学生运动
南下逃难
一九三三年五月，在平津一带的日本兵又捣起乱来，这次比上次更厉害。不仅天津日租界的浪人冲出租界到处烧杀抢掠，日本驻军也出动演习，到处骚扰。以至闹到北平的郊区，飞机都飞到北平天空示威了。北平的许多市民开始向南方逃难，我们学校也震动了。学校提前学年考试，愿意离校的还发给学历证明书，以便转学。
我也动摇了，到北平东站去瞧了一下，只见成群结队的人在抢买南下的火车票。我想，如果日本军在天津捣乱，切断了津浦铁路，便只剩下平汉铁路一条路了。但是我再也不想从平汉铁路南下走回四川的路，回到家乡那安乐的鸽笼里去。我决定转学到上海去。
等我和二江两人打定主意，到东站买火车票时，已经没有车票可买。人群像潮水一般毫无秩序地拥进车站，挤进车厢。我们商量，事不宜迟，回到学校，收拾行李。要想把所有东西带走，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只带了一些常用的衣被和几本教科书，提个小包，装了点干粮，就赶往车站。这时连车厢也挤不进去，一些人在往车厢顶爬。好在我们都年轻力壮，几下就爬了上去。铺上毯子，坐在车厢拱顶上。
难民火车终于开了。虽然坐在车厢顶上摇来摇去的，可是大家密密地挤坐在一条线上，互相有个拉扯，也不觉危险。五六月的天气，太阳晒起来有点热，不过车厢顶上风大，吹起来倒也凉爽。可是吹久了，就受不了，大家戴上用绳子拴住的帽子，才稍好一点。
火车在难民的吵吵嚷嚷中开开停停，向南方驶去。过了天津，走出危险区，大家才安心一点。到站时有的人爬下去买吃的东西，但没有再上来，大概是挤进车厢去了。又有新的人爬到车厢顶上来。他们说，还是车厢顶上空气好，舒服些。车厢里人挤人，满是汗气，根本动不了。最糟的是无法上厕所，因为厕所里也站满人，进不去。于是大家就在车厢里撒尿拉屎，弄得臭气熏天。但车厢里有一点比在车厢顶上好，就是可以从窗口买到吃的，而坐在车厢顶上的人干晒，没有吃的，没有水喝。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火车再进站停下后，只见有人趴在车厢顶的边上，另外几个人拉住他，他把手伸了出去，用绳子吊下水壶和钱，就买到水了，吃的东西也可以照样用小篮子买好吊上来。至于大小便，更好办，爬上车厢顶的都是男人，小便随便拉，沿着车厢顶流了下去。只是下边有人在骂，说什么狗尿从车窗口飞进车厢里去了，惹得车厢顶上的人哈哈大笑。拉屎更没有问题，拉了用报纸包着扔出去就是了。但是在火车摇动时拉屎，很不方便，只能在车停站时拉。晚上大家都互相提醒着，当心打瞌睡滚到车下去摔死。困死了也不敢打盹，看到有打盹的，马上有人就叫醒他。患难与共，大家倒很互相关照。
这趟逃难，有一个大遗憾。
我在学校里，下了很大的决心，才买了一支真正的美国二号派克钢笔。那种钢笔的确好用，可是贵得出奇，要十五块大洋，等于我三个月的伙食钱了。我是踌躇了几个月才买的。这次南下逃难，我身上带的惟一贵重的东西就是这支笔。我把派克钢笔挂在外衣领口上，谁知我屈腿坐在车顶上时，膝头往上顶，便把钢笔顶脱，落到我脚边的拱形车顶上，并顺着车顶往下滚。火车摇动一次，它就向外滚一下，越滚越远，快要滚落下去了。我发现后，马上就俯下身子，伸手去抓。却够不着，好不容易快要够着了，钢笔却又向外边滚动一下，像故意逗我一样。我便更俯身伸手向外去抓，被二江和旁边一个旅伴一把把我拉住：“你不要命了？”真的，我再倾身向外，车子一摇动，我很可能随钢笔滚下车去，为派克而殉身了。这把我惊出一身冷汗。可眼看着我心爱的派克钢笔滚下车去，真叫人痛心疾首。
我们一路担心日本军的侵扰，直到济南也不放心，因为济南也有日本的租界和驻军。过了济南，难民开始在沿途下车，车厢不再像沙丁鱼罐头那么挤压得紧。我们便从车厢顶下去，挤进车厢。座是没有的，但是用衣包垫着也可以休息了。而且车站卖吃食的很多，也没有饥渴之虞了，一路平安地到了上海。
我们到同乡家暂住一宿，便在附近里弄租到一间屋子，以九块钱一个月的高价包了伙食。还不到考学校时候，同乡带我们到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和外滩去见识了一下。给我的印象是，上海真不愧是亚东最大的商埠。
我们感到最不习惯的是听不懂上海话。只听到哇里哇啦，不知道说些什么，觉得比字正腔圆的北京话“难听”得多。“不要说‘难听’二字，人家不理解你说‘难听’是听起来难懂的意思，而会误认为你说上海话不好听了。”我的同乡告诫我说。不管怎样，听不懂也罢，不好听也罢，入境同俗，也得结结巴巴地学几句，不然他们会把你当“阿木林”来敲诈的。
上海这地方教育很发达，大学中学办得多，不愁没有学校可上。不过好中学也只有那么几所。最好的中学我们不敢去考，就报考了在上海也算好学校的浦东中学高中二年级的插班生，一考就被录取了。
浦东中学
浦东中学办在浦东乡下六里桥小镇上。小桥流水，绿树掩映，一派田园风光，倒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这个学校的创办人杨斯盛，是一个不识字的木匠，后来成了建筑商，请了上海的名宿黄炎培担任董事长。听说这中学很出了一些名人，张闻天便是一个。还出了不少的学者教授（前几年我和大科学家王淦昌说起来，他说他就是浦东中学毕业的）。有传说蒋经国也在这中学读过书。我对于这学校出过什么名人，毫无兴趣，我注意的是这个中学有几位在上海很有名声的老教员任教。他们同时也在上海最好的上海中学、南洋中学教书。有一批教书有方的台柱教员，教出来的学生水平就是要高些。我正迷恋于工业救国，学好数理化，便是第一要紧的事。
九月初开学，我们搬到学校去住。一进学校，便听到许多的同学说四川话，一问才知道这学校大约有几十个四川学生，还有几十上百的广东学生，都是慕名远道而来的。这六里桥离上海不远，却是道地的乡下，空气很好，风光宜人，物价较低。一个月六块钱的伙食已经很不错了。我特别喜欢吃两角钱一碗的肉丝汤面和一角钱一个的酥油烧饼。吃饱了到田野里和小河边散步，只见水渠边终年咿呀唱着的小磨房，茅棚里水牛无休止转着拉动的水车，大姑娘摇着菜船从小河出黄浦江，都是那么悠悠然，一幅恬静的田园图画。我从嚣繁的城市又回到幽静的乡村，有说不出的快乐。
开学一上课，从课本看，我就知道这学校水平不低，和我们在平大附中用的课本是一个系列。除语文外，都是一色的美国学校用的英文课本，老师也都用英语讲授。特别是那个教代数的姓王的老教师，听说在上海很有名，人称“王代数”，他专门用Fine的《高等代数》，他把那本教科书背得很熟，上课从来不带教本，一上课就说：“page”多少页，在黑板上演算起来。他专爱出一些刁钻的难题来考我们，以提高我们的应变能力。听说他的工资特别高，每一堂课三元大洋，这是我们半个月的伙食费了。许多中学争着请他还请不到呢。
我们读的《化学》和《物理》课本，实际上都是大学一年级的课本。高三不仅学《解析几何》，还加学大学一年级才有的课程《微积分大意》。教师留的习题特别多，许多同学虽能努力完成，但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夜车到十一二点钟。我多亏有二江辅导，才勉强跟上。学校里，很多同学都是以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不敢有那样的奢望，能考上武汉、浙江、中央大学就不错了。
教我们英语的，也是一个老教师。戴一架金丝眼镜，任何时候都穿着整齐的西服，很有点绅士派头。他一上课就考我们，要我们念上海出的英文报纸上的新闻快电，弄得大家全都哑口无言。他有一个特别的教学法，要我们背五十篇标准的英文短散文，如林肯的《哥茨堡讲话》，说只要能背得这些好文章，去参加大学入学英语考试，便会左右逢源了。
教我们语文课的是上海一位稍有名气的作家叫章铁民。他从不照课本讲，说那些出版社编教材的大半是低能儿，没有一个是文章家。他只欣赏开明书店出版的叶圣陶夏丐尊他们编的教材，还特别向我们推荐他们编的《中学生》杂志。他鼓励我们多读名作家如鲁迅等人的作品，他说读多了自然就能写出好文章来。开学后我作的第一篇命题作文，受到他很好的评价。他把我叫了去，给我指点，说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写，才更有表现力。他说：“这是命题作文，你能写到这样，很不错了。你要自由发挥，会比这写得更好些。”因此他说以后作文，我可以不按题作文，交上一篇我自己想写的文章就行了。这是对我的优待，我十分高兴，也不免惶恐。我真的每次把我过去写的散文，改了又改，觉得满意了，才抄好送给章老师。他几乎对每一篇都细心修改，并且找我去详加指点，我的确获益不浅，至今不忘。我照他说的订了一份《中学生》杂志，每期都认真读。那上面的《文章病院》栏，在语法和修辞上所指出的毛病，作为一面镜子，对于现在的记者、编辑、机关单位的“笔杆子”，以至作家包括有名的作家，恐怕未必过时。我至今感到在行文时，还常常重犯那些毛病。
有一回，《中学生》杂志刊出征文启事。我颇想一试，又怕落选。正犹豫间，章老师主动找我，要我参加竞赛。我寄了一篇写地方风光的文章《万县》去，竟然入选刊出，还收入他们编的文集中。当我突然收到六元钱的稿酬汇单时，真是喜出望外。不只是为了这抵得上我一个月伙食钱的六元钱，主要是我的文章第一次转化成铅字出现在这样一份全国著名的刊物上了。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我虽然用的是“马质夫”的笔名，可是因为注明是“浦东中学学生”，一下在我们学校传开了，那种荣誉感比什么都尊贵。同学半是戏谑半是赞扬地称我为“未来作家”，或直呼为“作家”，我真是有点飘飘然。章教师似乎比我还高兴，他找我去表扬，并问我：“你将来想学什么？”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要做一个工程师，用工业救国。”章老师说：“其实我看你是可以写的，当一个作家不一样可以救国吗？”但是我还是断然拒绝了，我想的是除了“坚甲利兵”，还有什么能抵抗日本军的侵略，消除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的野心呢？不过从此我有意识地写文章了，有时也用假名字投到“报屁股”上去。但只有很少数刊出来，大半都是泥牛入海，了无消息。我更明白做一个作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还是潜心于数理化吧。
两难的境地
我在浦东中学高中的两年，是非常认真学习数理化的，我不能改变我要考入理工科大学实现工业救国的理想。可是我的工业救国的远大理想，却在日本不断侵略我国的噩耗中而日益黯然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势咄咄逼人，侵略铁蹄踏上华北，而且开始把侵略矛头指向华中，指向上海。
我刚到上海时，朋友曾带我去闸北凭吊“一·二八”战场残迹。这是日本军在前一年的一月二十八日入侵上海时留下的。当时，并非国民党嫡系的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坚决抵抗，打得十分英勇，深受全国人民的崇敬。可是因蒋介石不给以有力支援，还多方阻碍，终以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军订立“淞沪停战协定”而失败。我凭吊战场，但见破屋空梁，断壁残垣，一片凄凉，令人伤悼不已。我更坚定了“坚甲利兵”的看法。
上海是一个新文化中心，远比北京那些四平八稳、近乎清谈的京味文化要清新得多，前进得多。这里不仅拥有多种全国性的报纸，拥有众多的出版社，出版了有全国影响的书籍杂志，而且聚居着大量的新文化的名人，其中鲁迅堪称泰斗。这里虽然有国民党直系的报刊和出版社，但是影响不大。因为肯跟着他们走的文人实在太少了。上海也有一些自命清高、附庸风雅的文人，抱着“国家事管他娘”的态度，提倡幽默小品，曾颇有影响。也还有搞软性文化，以迎合小市民趣味的，自有其消费圈。但是左派文化一直占着统治地位，因为亡国灭种的危险是眼前的现实。国民党搞的报刊图书审查法，也不能扭转这个势头；甚至用逮捕杀头办法，也不能吓退这些左派文人，因为他们有广大的群众拥护。在上海，我首先看到的是邹韬奋办的《生活》杂志，一新耳目。还有一份金仲华办的《世界知识》，立论精辟，很受看。
我在努力钻数理化的同时，也买这些新杂志来读。这对于我的思想进步，无疑起了推动作用。它们呼吁国家将亡，匹夫有责，号召青年们急起救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国策，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读这些杂志，常常让我热血沸腾，我十分赞成他们的观点。况且在上海，眼见堂堂中央政府，对日本政府卑躬屈膝。他们坐视华北的日本军横行霸道，蹂躏国土，欺压人民，却因《新生》杂志发表了一篇《如此天皇》的文章，遭日本抗议，竟然又是查封杂志，又是把主编杜重远判刑。而且规定一切报刊只能称日本为“友邦”。甚至还有高官附和日本提出的什么“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谬论，形同汉奸，让人十分愤慨。
但是我的心里十分矛盾，工业救国当然是长远之策，立即救国却是当务之急。我何去何从？要我违背家庭的愿望、教师的劝勉和我立下的志向，放弃考理工科大学，势不可能；要我闭目不视国难日亟，救亡日急的现实，良心上说不过去，也无颜面对学校进步圈的同学。我思前想后，只有采取折衷办法，认真读书，也积极救国。这样兼顾的结果是，我既不能在进步活动中居于先导，数理化功课的成绩却明显下降了。我又陷入新的苦恼。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参加了甚为严格的上海高中毕业会考（许多进步同学不及格，必须复读，这显然是国民党教育当局打击进步学生的一种策略），我报考理想中的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工科，都失败了。陷入既不能上大学，也不能回学校复读的狼狈境地。于是我回到“读书第一”的立场，在浦东中学校外租了一间小房，安顿下来，专心复习功课，准备明年再考。这半年中，我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连报纸也不订了。不久，自己觉得课业成绩大有长进，感到很满意。谁知这时，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这就是在北平发生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我被迅速地卷入这个运动里去了。
“一二·九”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本灭亡中国的图谋，昭然若揭，它不仅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建立傀儡政府，还强力迫使中国政府把国民党的党政机关撤出华北，在北平成立一个受日本控制的华北自治政府。大好河山，就将变色，日本不费一枪一弹，就侵占了偌大一片国土。而蒋介石还是坚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对日本采取步步妥协退让的不抵抗政策。是可忍孰不可忍？北平的学生怒吼了：“在偌大的华北连放一张课桌的地方也没有了，如何读书？”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首的北平的大中学生，在十二月九日将要成立自治政府的时候，走上大街游行示威。北平的军警宪特，奉南京政府之命，实行血腥镇压。有心抗日的二十九路军将士虽然心有不忍，也无可奈何。在北平冬天严寒的大街上，学生们冒着冰冷的高压水龙的冲击，奋勇前进，在天安门前举行抗议大会。十二月十六日，再度抬着被打死的郭清的棺材大游行。其声势之浩大，全北平的学生都动员起来了。要求改变国策，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声，响彻云霄。
北平学生的爱国热潮迅速波及全国，特别是上海一带。上海历来是革命的策源地，在地下早已潜流着强大的抗日怒潮。北平学生示威游行被镇压的消息一传到上海，群情激愤，不仅大中学校的学生，连进步工人，文化教育界，也纷纷行动起来，发表声明，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还立即组织了自己的抗议示威游行。轰轰烈烈的学生和各界人士的爱国运动，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烧遍了上海，也烧到了我们浦东中学。
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怒火中烧，不能自已。放下书本，立刻参加到学校示威游行准备中去。由于上海离南京很近，南京政府强大的反动势力渗透了上海，特务组织和反动社团，秘密深入到各大中学校，收买了一些教员和学生。所以学校想举行什么活动，总是首先受到学校当局和这些反动势力的干涉阻止。要组织学生到城中去游行，不可避免地要和他们进行斗争，甚至打起架来。过去我在学校时，就因为抢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争取选票，而和他们打过架。有一次国民党党部纠集军事教官、被收买的学生，加上黑社会流氓集团，冲进学校，暴打进步同学。把我们进步同学打出学校，然后他们通过所谓选举，霸占了学生自治会。使我们在学校居于非法地位，要动员学生做什么就困难了。我还记得那次我被追打，仓皇逃出。翻过竹篱笆时，被竹梢穿破了我的长衫，把我挂在竹篱笆上。上不得，下不得。他们追来了，十分紧迫，我只好把长衫的下摆撕掉，才落到篱笆外，得以逃脱。不然我会被流氓暴打一顿的。
这次也是一样。一开始，他们企图阻止我们在学校集合进城去参加游行，但由于这次爱国学生运动声势很大，谁敢公开反对抗日游行呢？况且参加的同学很多，他们也无法阻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学们集队出了学校。可我们成队步行到南码头东岸，正要上轮渡时，突然一伙流氓暴徒冲来，借端滋事，和同学打了起来。这时警察出来“维持秩序”了，进行弹压，不分是非，把两边的人都带到派出所去，实际就是把我们押回学校。没有想到他们采取这么卑鄙的行径，使我们没有渡过江去参加游行。
但从他们的卑鄙行径中，同学们却学习到一点秘密工作办法。我们再也不在学校里公开地大张旗鼓地号召，而是采取秘密串联的办法。同学们三个两个或单独地过江去，在约定的集合地聚集到一起，打出旗帜来，参加到了上海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活动中去。
南京请愿
由于我参加了这次上海学生的爱国活动，和本校的进步同学有了一些接触，通过他们又和上海一些大学中的进步同学有了接触，还因为我在《中学生》杂志获奖后爱写点小文章，于是和文化界爱国人士也有了些接触，他们找我谈话，介绍我读一些进步书籍，我的思想几乎有了直线式的飞跃。凡是通知我参加的爱国活动我都参加，凡是介绍我阅读的书籍我都认真地阅读。除了我原来已经订阅过的《生活》和《生活》被查封后继之而起的杜重远主编的《新生》，《新生》又被查封后继之而起的《永生》等杂志外，我把《论语》和《宇宙风》之类休闲刊物全停了。我开始发狂地阅读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的作品，以及俄国作家的作品和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特别是鲁迅翻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还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连载，钱亦石的《中国怎样降为殖民地的》这一类的小书，学习了《拉丁化新文字》，可以用拼音来写文章了。我还和胡绳主办的新文学刊物有了投稿的联系。总之，从我的阅读中可以看到我的思想进步的轨迹。我几乎有点癫狂了。
于是我参加了“南京请愿”活动。
记得那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下旬一个寒冷的早晨，得到从大学传来的上海学生将到南京去请愿的通知后，我们学校的一些进步同学便悄悄地互相串连，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打游击”的办法，分散地到南码头对面的十六铺码头会合，然后三个五个地到上海火车站，各自买一张站台票进站，好像是去送亲友上车似的。不多一会儿，车站里从各大学、中学来的同学越来越多了，只见满站台都是学生，大概有两三千人。国民党的警察特务自然也看出苗头，赶到车站里来。可是他们没有理由把我们赶出去，因为他们不能把乘火车的旅客全赶出站去。
眼见站台上人越来越多了，忽然，一个大学生把他所提的皮箱打开，把里面的传单全都倒了出来，大家纷纷去抢传单。只听那带头的同学一声高呼：“我们到南京请愿去！”就像是一声号令，大家自动地排成四人一行的队伍，并且高声呼起口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我们到南京请愿去，不愿当亡国奴的站过来！”
接着唱起救国歌曲来。唱得最多的、大家反复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大家排好队伍，前进到开往南京的快车前，陆续登上火车。车上拥挤得不得了，可是大家显得更加热烈，不断地唱着歌。连一些已经上了别的车的旅客，也被我们感染，自愿留下来，要和我们一起走。
但是等了很久，火车没有开动。原来是国民党的警察和特务把火车司机赶走了，没有人开车。火车周围围了越来越多的警察，如临大敌。在站台上出现了几个穿着标准党服的国民党官员，用喇叭喊叫：“奉劝大家，回学校去。南京有命令，学生不得进京。国家大事自有政府处理，学生不得干涉……”
大家根本不听他们的，嘘声四起。接着不断大声地唱歌，把党棍子们的说教压下去了。
但是火车还是开不出去，大家干着急。车上有许多交通大学的同学，他们自告奋勇地到火车头上去开车。大家寄予很大希望，纷纷鼓起掌来。可是他们到底只懂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其实并没有真正学过开火车，他们上车头搞了一阵，只见浓烟直冒，车头嗵嗵嗵地直响，火车还是寸步不行。有的大学同学便发出悲观的论调来：“我们这些大学生读书有什么用呀？”
最后还是具有爱国心、同情学生的火车司机，偷偷地从铁路栏杆下爬了进来，上了车头，自愿帮助我们开车。果然还是工人师傅行，火车呜呜地叫了两声，便缓缓地开动了。大家齐声欢呼，歌声更响亮了。在出站口有警察设的木栅栏，火车一开过去便冲开了。大家又是一片欢呼。
火车开出上海，到了真如，不仅有军警在铁路上设了路障，连扳道岔的工人也被赶走了。那种木栅路障，火车直开过去，就被冲垮了，交通大学懂行的学生下车去代扳道岔，也没有难住我们。请愿列车继续前进，可走了一段，却发现有一处路轨被拆了下来。问起来，管事的说是铁路工人正在检修这一段铁路。大家都看出来，这是有意阻止我们前进而玩的花样，从站在一旁慢腾腾拆卸的工人向我们发出的暗示的笑声也可以猜得出来。这没有难倒我们车上的交通大学行家，一批同学下车去，和工人一起重新对接。那些工人明显同情我们，暗地里使劲干，三下五除二，几下子就把拆下的几条铁轨接上了，火车在大家一片欢呼声中继续前进。
大家都预料着大概还会有更多的麻烦在前面等着我们。果然走不多远，在田野和一片池塘边，发现有一段铁路的铁轨不仅被拆下，而且连铁轨也不见了。这可就麻烦了，交通大学的同学也束手无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于是找回铁轨便成为最紧迫的任务。大家都下了车，到附近去找。忽然，有一个同学站在一个苇塘边，指着芦苇丛喊叫：“在这水塘里。”
果然在芦苇丛中发现露出水面的一截铁轨。这时正是冬天，天气很冷，下苇塘摸铁轨，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可这并没有难倒热血沸腾的同学。许多同学自告奋勇地脱下衣服，下到水塘里去摸铁轨。没有多久，就把丢在水塘里的铁轨全都找到，同学们七手八脚，把铁轨抬上路基。虽然找到的道钉缺了几颗，但已无大碍，在同学们一片胜利欢呼声夹杂着一片骂声中，火车缓缓地从这一段路通过了。
火车行到苏州，我们才见到南京政府的真面目。铁路完全被切断，路基上修筑起临时工事，工事后埋伏着许多士兵，枪口对着我们。火车自然是无法前行了。大家无比愤慨，更激烈的骂声四起。
这时，几个自称是南京派出来的政府官员出现了。他们要求学生派出代表，说政府有口谕要传达。几个学生代表下得车去，对政府官员说，我们上海学生赴京和平请愿，完全合于国家法律，没有别的意思，希望让我们通过。但是那几个政府官员，根本不听学生代表的意见，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说：“奉委员长口谕，现在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正在进行军事演习，任何人不得干扰。否则将依法处置。”
学生哪里听得这样的官腔，大家哄了起来：“我们走也要走到南京去请愿。”“我们要求抗日无罪。”同学们成群结队地下车去，把政府官员围住，形势突然紧张起来。这时，其中一个一直未说话的官员出来调停，比较和善地说：“奉劝你们学生，还是以读书为重，回上海学校去吧。”同学们回答：“北平的同学连放一张书桌的地方都没有了，我们上海也快一样了，我们怎么读书？”
就这么闹闹嚷嚷地吵了一阵，毫无结果。学生们想穿过工事，越过严阵以待的战线，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也绝不后退，形成相持局面。过了一会儿，大概是官员们向南京政府请示过了，终于宣布：学生队伍绝对不能全体去南京，但是可以派出请愿代表到南京去。
看来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大家讨论，认为可以派代表到南京去，但政府必须保证代表的安全。官员们又向南京请示后，答复说由教育部派出代表来带学生代表去南京，安全由教育部全权负责。事情便这样定了下来，选出来的学生代表和教育部来的人一块到南京去了。
剩下的问题自然是请愿的学生全都坐原来的火车回上海。但是真正坐原车回上海的并不很多。这次请愿队伍的组织本来比较松散，一个一个的小集团，谁也管不了谁。在火车上没有准备吃喝，半路上大家都是在小站下车自己去买东西吃，加以火车这么时开时停，拖了一整天，大家都觉得很累，情绪慢慢地松弛下来。实际上有的同学在半道上就自己下车回上海去了。看得出，这个队伍恐怕拖到南京，人数也不会多了。现在学生代表走了，更是没有组织，有不少同学乘此机会留了下来，在苏州做免费旅行。
我虽然没有游过苏州，但是我没有留下，而是随队伍坐原车回上海去。不是我的觉悟高，也不是不想乘机在苏州免费旅行一回，而是我必须赶回上海去，继续温习功课。我哪有时间到外边来游荡？
通过这次南京请愿，我心里产生疑问，这么游行示威，请愿，闹闹嚷嚷，就能救国吗？我觉得，要和日本侵略者干，光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是不行的，能打倒他们的只有“坚甲利兵”，而要“坚甲利兵”，只有振兴工业。我的思路又回到工业救国上来了，我要救国，就首先要复习好数理化，争取暑假考上大学的工科，只有这样，才能报效国家，也才能真正救国。于是，我回到在浦东中学附近租的小房，重新埋头于数理化功课的繁重习题中，又一次下决心，两耳再不闻窗外事了。
第二次南京请愿
我的中学同学，有的考上复旦大学，叫我搬去江湾和他们同住。于是我便在复旦大学校外租了一间小屋，决定关起门来，认真复习功课。我自己弄来一些大学的入学试题测试，觉得考上二流大学是大有希望的。北大、清华、交大，我不敢再去冒险，但是考武汉、浙江、中央大学，自信是有相当把握的。有不少已经上了南京中央大学的同学说，中央大学的工学院化工系。有制造弹药的专业。制造炸弹，这正合我意，于是我决定报考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工系。为了保险，同时也报考南京的金陵大学化学系。目标已定，我的任务就是为达到目标而奋斗了。
但是，我却又陷入读书和救国的矛盾中去。当时的上海正掀起更为宏大的抗日爱国怒潮，已经成立了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邹韬奋他们办了一张《救国日报》，很有生气。我天天读那张报纸上的文章，为之激动不已。上海出版的各种新书新杂志，还有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办的英文版的《中国呼声》等，都以号召抗日作为主调。日本军的咄咄逼人之势，不仅在华北构成鲸吞的局面，在上海南京，也是经常挑衅滋事。然而南京的中央政府还是死抱着“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不放，对日本仍然一再退让，口称“中日亲善”和“经济提携”，亲日派公开发表卖国言论。热血青年，谁能忍受。复旦大学是上海学生运动的中心之一，抗日热潮一天一天高涨。我住在校舍附近，有许多进步同学来串门，自然无法置身于抗日浪潮之外了。不过我仍然抱定一个宗旨：书是要读的，大学是要考的。但是，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救国运动还是要参加的，于是我又一次参加去南京的请愿行动。
一九三六年夏天，上海的学生们结队坐火车到南京去请愿。复旦大学去参加的同学很多，我也被他们从书桌边拉去了。这次结队和上车的方法，和上次一样。各学校的学生救国组织在得到上海秘密学联的通知后，同学们分散地先先后后到北火车站，自己买一张短途火车票或月台票进了车站，当人已经来得差不多时，领头的一个同学从他提的大皮箱里取出传单来向空中抛撒，并大声呼喊：“到南京去。”于是大家挽起手来，四个人一行，结成队伍，强行登车。
但是这一次却没有成功。大概是混入学生组织的特务事先得到消息，向特务机关告了密，他们虽然无法阻止大家进站，却已经把便衣特务和警察宪兵埋伏在车站外。我们一集中，他们也一拥而入，把火车站包围起来。只准出，不准进，并且不准开车。事实上火车司机已经被警察带走，无法成行。我们几千学生，便这样被软禁在车站里，进退不得。
大家只好下车在车站里游行，唱救亡歌曲，呼抗日口号。我们唱得最多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喊得最多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有的人用事先准备好的笔墨和粉笔，在墙壁和火车上书写标语。
大半天过去了，虽然许多人还是那么激昂慷慨，有的人却因又饥又渴，有些不耐烦，想要散去的样子，少数混进来的特务暗探，也在队伍中进行动摇军心的游说。这时，请愿队伍的领导和原来组织好的纠察队员，站出来鼓动大家。说正在想法把火车开出去，并且交涉供应开水和面包的事。有的维持秩序的纠察队员和那些动摇军心的人发生辩论，以至争吵起来。几个混进来的特务内奸，被同学当场指认揭露后，赶了出去。
我自认为是一个激进分子，志愿参加做纠察队员，一时站在站台上高声鼓动，一时在可以写字的地方写标语。我在火车头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卖国贼蒋介石！”后，跳下车来，洋洋得意地自我欣赏这条大标语，大家也说写得好。这时有一个看来是大学生模样但却穿着工人装束的人，很亲热地把我叫到站台边坐下来，和我谈了起来。聊了一会，他指着我才写的标语说：“你认为这条标语写得很好吗？”
我毫不怀疑地回答：“当然好。”
他却说：“我看不见得。”
我大为吃惊地看着他，这是个什么人？特务？内奸？我想开口问他是干什么的，甚至想站起来喊纠察队来查问他。但还没来得及，他却用手把我按住，主动地说：“你不要怀疑我是特务，我是这次请愿的领队之一。我看你很积极，是坚定的抗日分子。但是你知道现在该怎么抗日吗？”
该怎么抗日？我的确没有深思过：“无非是动员大家起来，走上抗日前线呗。”
他没有笑我的幼稚，却很耐心地说：“你看我们少数的进步分子就能抗日吗？”
我说：“那当然不行，有全中国的人民在坚决抗日的共产党领导下，就可以抗日了。”我说的其实只是从进步报刊上看到的话。
他说：“就靠共产党和少数进步分子就能打倒日本侵略者吗？现在的政府和大半的军队都在蒋介石的手里，整个国家和人民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他们要不起来抗日，靠少数人能把抗日发动得起来吗？发动起来了能坚持到底吗？”
说实在的，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无法回答。然而想了一下，这的确是个问题。我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希望听他的回答。他果然就给我回答了，他说：“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确是可恶的，反共反人民，现在不想抗日，还镇压抗日运动。但是国民党里也有一些人是主张抗日的，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呼吁和日本的咄咄逼人的侵略之下，他也不敢说不抗日，只是说先消灭共产党再抗日。然而打内战，消灭抗日最坚决的共产党，是全国人民反对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就是这么爆发的，我们这次到南京也就是要逼蒋介石抗日。所以现在的形势是从反蒋抗日变成逼蒋抗日，再达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蒋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不向他请教了。于是他源源本本地对我讲起共产党发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国共再度合作，反对日本侵略的政策来。他还说现在全世界也在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他说：“所以我们现在到南京去，不是去打倒卖国贼蒋介石，而是去要求蒋介石联合共产党和全国一切爱国力量，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抗日斗争。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我们就拥护他，叫他一声蒋委员长也未必不可。”
他说的这一番道理，真是叫我顿开茅塞，而且知道这是共产党的主张，我当然表示赞成。说到这里，自然就谈到我在火车头上写的那条大标语了。他说：“我们坐火车到南京去请愿，要求蒋介石抗日。你可不可以把那条标语改写一下呢？”
我自然是表示同意的了。我问：“怎么改法呢？”
他说：“我看可以改写成‘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这样，我们可以对包围我们的警察说，你们看，我们到南京去，是去拥护蒋委员长抗日的呀。你看怎样？”
我真服了他了，于是自动地拿起粉笔到火车头上把我原来写的那条标语抹了，照他说的写上。但是马上围过来一些青年，指责我为什么把那条很带劲的口号改写成这么一条憋气的标语？有的甚至气势汹汹要对我采取行动。那位领队马上站到我身边来保护我，并且向大家讲起他的那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来。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统一战线。
但是那些警察，宪兵和特务，并没有因为那条称“蒋委员长”的标语而感动，他们仍然把我们紧紧包围在车站里。闹到下午，因为没有火车司机，火车还是开不出去。参加请愿的学生中有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有两个机械系的自告奋勇上火车头去开车，可是把他们学到的机械知识都使完了，那火车只是“冲冲冲冲”地直喷气，躺在那里不肯走。
天快黑了，大家还没有吃饭，肚子逼得军心动摇了。幸好这时有些同情学生的市民，从车站外远远地抛进一些面包饼干来，同时竟然有几个洋人（后来知道是同情抗日的外国名记者）背扛着几大包面包径直走到火车站里来，那些警察是不敢惹洋人的，只能让他们进来。大家得到这点食品，虽然粥少僧多，并不能解决肚子问题，可是群众和洋人的支援却大大地鼓舞了士气，使众人能抱成一团，坚持下去。更好的是在外面的进步组织，到底为我们找到一个不怕被开除的勇敢司机，趁夜色从栏杆外爬了进来。于是火车升火开动了，大家都欢呼起来，有的说：“还是工人阶级伟大。”
火车开出站去，那些警察谁敢来阻拦呢。于是一路欢歌，一路口号，我们乘着夜色，往南京进发了。
第二天上午火车到了无锡却开不动了，据说是路轨坏了，正在修理。大家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眼见周围有成群的警察，以至还有正规军布防，如临大敌。当地的党政当局派了许多人上车宣读南京最高当局手谕，说正在做抗日军事布防演习，学生不得妨碍军事行动云云。并且说已经备好饭菜，请大家吃了午饭后，坐专车回上海。虽然我和少数激进分子，坚持在车上不下去，可是大势已去，无能为力了。
第二次到南京请愿抗日，便这么结束了。统一战线好像还没有起到作用，我写的那条标语也无用了。但是我还是相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定会起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