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文学史，从《诗经》、《离骚》开始，其实，就是一部中国诗人的活动纪录。所以，诗人是文学史中一向唱主角的人物。很长时间，小说和写小说的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太平广记》收录了宋以前的几乎全部的小说，但许多作者的名字和情况，可能因为不登大雅之堂，都是付之阙如的。历朝历代，从皇帝到臣下，从倡优到歌伎，都是很看重，而且只注意那些头昂得高高的诗人，对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诗篇，关心的程度要高于传奇和传奇作者。“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古人早定了性，小不腊子之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与诗人是无法相比的。
在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狂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一些以撰写传奇为业的作家，也只能眼馋地羡慕这位诗人的圣眷恩隆罢了。他们若想站在长安城灞河岸边，看看热闹，恐怕警卫员也会将他们轰开的，要不识相的话，很可能电棒就要戳过来了。而当白居易功成名就，以一代诗圣的身份，安居洛阳履道里他老人家的公馆里安度晚年的岁月里，颇有几位绝妙小女子做伴，偎红倚翠，怜香惜玉，莺歌燕舞，声色相娱，快活得不可一世的时候，那些写《谢小娥传》的李公佐，写《柳毅传》的李朝威，写《无双传》的薛调，写《虬髯客传》的杜光庭等等人物，大概也只有在门外垂涎三尺的资格，竖起耳朵听白公馆里传出来的或歌或舞、或笙或箫的乐声而已。
诗人在他不倒霉的时候，说他是天之骄子，也不为过的。但在得意非凡的时候，往往缺乏最起码的清醒，就像酒喝得过多以后的德行，晕晕乎乎，神志不清。这也是诗人，当然也不仅仅是诗人，怕是所有烧包的文化人的通病。因为，诗人那根不大容易控制得住的激动神经，一旦随着大脑膨胀，而飘飘然起来，是很容易闯进感觉误区，结果倒把自己毁了的。翻一翻中国文学史，诗人、作家、文化人，这类自己把自己坑了的教训，简直不可胜数。
南朝刘宋时期，中国出了两位大诗人。一位是“采菊东篱下”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公元365年～427年），另一位就是“池塘生春草”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公元385年～433年）了。
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战乱特别频仍的年代，杀过来，杀过去，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在生命处于危殆之中，大概是出不了什么思想文化巨人的。当然，也有两次战乱之间的相对平稳的年月，所以，才有可能出现这两位大诗人。不然的话，文学史掀到这一页，该更暗淡了。当时的社会状态是，王朝不停地更迭，疆域不断地改变，战争无休止地进行，灾难永远降临在老百姓的头上。北部中国沦于异族统治之下，胡马铁骑，剽劫残掠，关洛化为废墟，黎民呻吟喘息。而南中国呢，那些逃到江南的西晋上层，和当地士族结合，统治着半壁江山，根本没有“收复失地，还我神州”的打算。王公贵族，世家门阀，将帅统领，地方牧守，忙于争权夺位，分封割据，互相厮杀，争夺不已。到了陶渊明，到了谢灵运崭露头角的时候，偏安早成定局，北伐已是空谷遗音了。
说实在的，也就剩下一些知识分子，还存有一份可贵的伤时忧国之心。《世说新语》里记载过：“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恺）中座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虽然这类文士沙龙式的忧伤无济于事，而且多少也有一点吃得太饱，帮助消化之意在内，但总是反映出一种与当局苟且偷安的政策稍有不同的声音。这也就足够足够的了，还能要求文化人做些什么呢？
何况时间是治愈任何创伤的最佳药方，对陶潜来说，向往胡马铁蹄下的张掖和幽州，不过是诗人罗曼蒂克的遐想。而对更晚了二十年的谢灵运来说，他祖父谢安击退苻坚的淝水之战，已成了昨日的辉煌之梦。朝野习于苟安，社会趋向奢靡，在他们的诗集里，连新亭对泣的那种山河之异的感情，也难得一见了。
要是碰上了一些鼓吹别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自己躲在屋里的好汉，也许该高声责怪，或者挥笔痛斥新亭饮宴的诸位文士，包括这两位逃遁到田园山水中的诗人，竟没有拎着两枚手榴弹，越江而北，深入敌后，做敢死队，光荣牺牲于敌人屠刀之下，而面露奚落鄙夷之色吧？其实，说现成话，说风凉话，或事后诸葛之类，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忙着鞭挞别人而自己又并不身体力行，善于做事后的英雄而自己其实更不是东西，不但过去有，后来有，现在也是有的。这种卑怯的勇敢者，不过是鲁迅笔下《聪明人、奴才和傻子》中那个悻悻然的小人罢了。至于那些在洋人卵翼下的拿绿卡和不拿绿卡的贾桂，为讨好主子的信口雌黄，更是不值一嗤。陶渊明之田园，谢灵运之山水，这类文学上的逃遁，都是特定的时代和社会里自然形成的态势。文学这东西，作为上层建筑，它的大致走向，总是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制约和社会潮流的影响，从来也不以哪个人的喜好提倡和厌恶扼杀而改变的。若是悖谬于这种最起码的常识、而求全责备、百般挑剔的话，说得好听些，叫做缘木求鱼，说得不好听一些，那就是痴人说梦了。
话题还是回到那位从彭泽令逃官的陶潜身上。他归去来兮地回到了家乡，但不幸的是，一把火，把他本来不多的屋宇家赀，统统付之一炬，日子相当难过了。一代名将檀道济，时任江州刺史，曾经到府上拜望过这位隐居的老先生，劝他出山，不想做县令的话，管管文学总是可以的吧，这几乎谁都可以干的呀，一定要给他找份差使干干。“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老夫子卧病在床，贫馁不继，即使如此盛情敦请，他也谢绝了：“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
他这个抉择是痛苦的，因为他非常之贫困，非常之需要面包，而他，不但不要面包，连檀道济送他的红包也退回了。事实证明陶潜是有远见卓识的，仕途不平坦，做官很危险，后来，甚至这位功勋卓著的将军，因为功高震主，不也被砍了头嘛！他要追随而去，站错了队，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呢？
尽管小汽车开到了门外，任命书拿在了手中，特级作家、高干待遇自不待说，软席卧铺、星级宾馆也给准备好了，但陶潜保持清醒如初，居然没有进入感觉误区，确实令人钦佩的了。老实讲，不是每个人都经得起这种诱惑的，不诱惑还削尖脑袋钻营呢！谋个理事，当个委员，这等人，我们见得还少吗？
不过，若是早个几年的话，陶潜保不准也会伙上三二知己，互相著文吹捧，然后组阁搭班，走马上任去的。早年的他，对于官场，对于权欲，也不是像后来这样淡泊如水的，人是慢慢地才聪明起来。起初，他也是一个进则入幕为仕，退则山林隐居，不那么甘于寂寞的文人，犹如时下某些文坛隐士一样，以隐求显，以退为进，说穿了，不过是兜售自己的手段而已。他在野心家桓玄手下吃过饷，也在篡晋者刘裕手下做过事，还在地方军阀刘敬宣手下领过薪水。虽然这些主子之间形同水火，经常兵戎相见，但他倒也能端谁的饭碗，便为谁卖力。在不断地改换门庭之中，要八方联络，四面讨好，也够他老人家累的。后来，他看透了仕途险恶，官场腐败，门阀制度森严，时局动荡不安，便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理由，由彭泽令的位置上逃归柴桑郡。从此，控制住那根爱膨胀的诗人神经，他就隐居不仕了。
历史上有许多不安分的隐士，虽然身隐山林，但心向市廛。人在终南山里隐居着，摇着扇子，作逍遥状，但总是情不自禁地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张望八水环绕的长安，一有机会就指手画脚，指点江山。后人称之为“假隐”，并把这种推销自己的手法，叫做“终南捷径”。但陶潜这一次隐，是真隐，可不是卖关子的隐，装样子的隐。一不介入政治，二不掺和文坛，于是这位老诗人能够得到一个善终，也是皇天保佑了。
而另一位死于非命的诗人谢灵运，正和陶渊明相反，从他的第一步起，就陷在了感觉误区之中而不能自拔，一直到最后的广州“弃市”，头颅落地为止。
不过，他在诗歌领域里，确实是开山水诗的先声者。陶潜生前是不怎么出名的，死后才渐渐红起来。而谢灵运活着的时候，就是举足轻重的诗坛领袖，是个非常有知名度的文人。“每有一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间士庶皆遍，名动都下”，称得上是追星族的目标。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改革一代诗风的始创意义。
魏晋时期，知识分子尚空谈，好玄学，崇虚渺，贵无为，成为风气。那时的文化人也挺有意思，服五石散，喜逍遥游，清高出世，语必黄老，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便是钟嵘批评的那种“理过其辞，淡而寡味”的玄言诗。而谢灵运始兴的这种山水诗，则是对这种空泛诗风的一次反驳。他是用他的大量作品，来实践他的文学主张，而领风气之先，从而历代的研究者才认定谢灵运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和现在一些人所吹捧的，或自以为当仁不让的，那些如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高举这样或那样义旗的作家，动不动抹杀一切，是截然不同的。谢灵运在人品上，确有许多值得非议的地方，但在文品上，却从来不用扳倒别人或咬谁一口的办法来突出自己。
年青时，他也曾“好臧否人物”，但后来，经他叔叔的劝告，“言论自此哀止”（《宋书·谢瞻传》），就用自己的大量诗歌来证明他的存在了。只有作品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东西，光在那里不断地发表宣言，要大家奉之为圭臬，可又拿不出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作品来佐证自己的文学见解，这些人的瘪三相，真有些类似魏晋人的空谈。大概耍嘴皮子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不曾死绝的恶习，如今那些充斥在报章上的，只有他革命，而别人不革命或反革命，或干脆不准别人革命的种种文学恶少的言论，一派扯淡之声，也确是让人摇头。遗憾的是，魏晋人空谈的时候，至少还有清雅飘逸、洒脱不俗的器识和风度，可在这些恶少身上，却是丝毫找不到的。
谢灵运的诗，曾被《诗品》誉之：“为元嘉之雄”。一提山水诗，就想起谢灵运的名字。但所谓诗人的“穷而后工”，对谢灵运是不合适的，他是非常轻松快活，完全是天才所致，成为大家的。所以，诗人的“愤怒”和“饥饿”出诗人说，也不能绝对化地要求。至少，对谢灵运不合适。所以，他敢自吹，天下的才华一共是十斗，曹子建独得八斗，他得一斗，其余的人共分一斗。可见他多么的张狂了。
晋人南渡，讲究门阀等级制度的社会未变，诗人恰巧生在了顶尖儿的“朱雀桥畔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的王、谢豪门，这就注定他是个纵情享受、逍遥自在、姬妾环绕、僮仆成群的太快活的公子哥儿。当时士族和非士族的界限分明，等级森严，所以才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叹。生于豪门的谢灵运，一出世，就和权势、金钱、名望、家族力量联结在一起。
成年后，袭祖职，“封康乐公，食邑三千户”。由于这样一个极其优裕的贵族世家的环境，又有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家族文化背景，养成他自由不羁、放任奢豪的性格。隐则自诩为山中宰相，出则宫掖为太子宾客，在家田连阡陌，富甲一方，在官率意而为，放任行事。史书称他“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均见《宋书·本传》）。他“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四人携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宋书·五行志》）。尤其“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木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资治通鉴·宋纪四》）。这样的游山玩水，谢大诗人也太过分了。
由此略知他的一生，也可以说是雅皮士的一生。按他领导服装新潮流的勇气来说，要是生在今天的话，也许会成为皮尔·卡丹式的人物。然而，他不满足于这种阔绰的生活，因为他“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纵横俊发，过于延之”。这些名气、声望、成就，加上自负，那根诗人的神经，就开始膨胀起来，渐渐不安于位，总是讨价还价，“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常怀愤悒”，一门心思要做官，而且要做大官了。
诗人最好就只是做诗，一旦想得诗以外的东西，就要出问题。
他甚至插手政权的最高层的矛盾。《资治通鉴·宋纪二》载：“南豫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警悟爱文义，而性轻易，与太子左率卫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尝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能够得到如此明确的许诺，可见在宫廷斗争中卷入之深。凡错误地估计客观形势的人，总是先对自己的估量错了。诗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不知道天高地厚、东南西北，这就是可怕的感觉失灵了。
只要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的文人，不是伸手想捞点什么，就是张嘴想说点什么，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不那么安分了。
谢灵运偏热衷于仕途，但是天真的诗人哪是职业政客的对手呢？“徐羡之等恶义真与灵运等游，义真故吏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谓文人类不护细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妄言于悟赏耳。’于是羡之等以为灵运，延之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出灵运为永嘉太守，延之为始兴太守。”他没有想到，刘义真为之说好话的结果，连这位候补皇太子也给外放了。
后来大臣们到底把刘义真于掉，拥立了刘义真的弟弟刘义隆。刀光剑影，血洒宫廷，还不足以使谢灵运清醒，诗人总是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神魂颠倒。因为宋文帝还建康后，征他为秘书监，“赏遇甚厚”，便又二百五起来了。
其实，封建统治者看诗人，比喻得动听一点，是墙上挂的一幅字画，蛋糕上嵌的一颗红樱桃，中看不中用的装饰品而已。《宋书·本传》载：谢灵运“既自以名辈才分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宴谈赏而已”。赏花吟月，陪坐聊天，奉旨赋诗，歌功颂德，谢先生的任务，也就是摆摆样子的，表明皇帝如何地偃武修文，如何地尊儒重士，如何地太平气象外，陪着开开心，解解闷，使得龙颜大悦，也就该打道回府。谢灵运不明白这个道理，所谓御用文人，和给皇帝搓背捏脚、按摩挠痒的小太监们，那地位也差不太多的，不过是要让皇帝舒服罢了。但是，“王昙首、王华、殷景仁，名位素出灵运下，并见任遇，灵运意甚不平，多称疾不朝直；或出郭游行，且二百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
谢灵运以为闹闹情绪，甩甩架子，给皇帝一点颜色看看，会对他另眼相待。这就是诗人在自讨没趣了，皇帝会在乎他一个诗人的去留嘛？就算所有的诗人都患了虎列拉，死光了，刘义隆不照样当他的皇帝！于是，一纸公文，将谢灵运解职回家，给了他一点面子，算是他请了病假。回到会稽的诗人，神经依旧，略无收敛之意，“游饮自若”。前面提到的他一人出行，二百随从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吓得地方当局以为来了什么叛军，要加以防范的旅游，足以说明诗人张狂到何等程度。结果“为有司所纠”，“坐免官”。后来，又被他的反对派狠狠奏了一本，诬告他“买兵器，结健儿”，要谋反。皇帝恼火了，“诏于广州弃市”。
司马光说：“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诗人只活了四十二岁，正是创作旺期，把脑袋玩掉了。如果他不那么折腾，不那么张狂，不那么树敌，就写他的山水诗，当他的大诗人，也许不至于弄到杀头的地步。但走进了感觉误区的人，能有陶渊明那后来的悟性也不易。这也就是我们在文坛上经常可以见识到的，那些老少二百五的表演所为何来的原因了。
这样，固然也就多了一份热闹，但有这功夫，多写点东西不更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