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大雅久不作

打开《全唐诗·李白卷》,第一首,就是这首《古风》。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多相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一些评论家和研究者认为:这首《古风》反映了李白的文艺思想云云。

这样说当然也没错,不过,要是有可能与李白先生求教的话,他未必会首肯,更不会认同自己是这样子的人士:具有责任感,负有弘扬雅正之音的使命。虽然在这首诗中,他忧心忡忡地呼吁“大雅”之作的出现,洋溢着“拨乱反正”的精神,但以他一生的文学实践衡量,现在流传下来的九百多首诗和几十篇文章,他老人家也并不完全遵循这个准则,更不会始终如一地在身体力行着了。

有人认为这是李白晚年的作品,这是根据他引用孔夫子的话“甚矣,吾衰也”而来。我认为一个人到了真老的时候,往往讳言其老,而李白在六十一岁逝世以前的那段日月,作为一个充军贵州的囚徒,绝不是那么快活的,不可能有兴致去研究文学动态。但这首诗,也不会是他春风得意那一阵写出来的。那时,他在长安城里,活得太滋润,太优哉游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哪还有心思顾及文学。我认为,这首《古风》,有可能是他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离开长安以后,已经很失落,但未很失败的期间写的。

写正统的诗,他未必坚持正统。对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来讲,要他做到绝对的皈依正统,恐怕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无异于精神的奴役。如果我们理解李白,他在人格上,更多的是一个悖背正统的叛逆者的话,也许就不能苟同这首诗能够代表他全部的文艺观点了。

在文学史上,凡大师,无不处于矛盾和思想冲突之中,李白尤甚。一方面,对于利禄声名、飞黄腾达的企羡之心,对于立功当世、以邀圣宠的非凡之想,强烈得使他几乎不能自已。一方面,又想浪迹天涯,徜徉山水之间,啸歌行游,把酒赋诗,及时行乐,不受羁束。但世界上有几个真正甘于寂寞的文人呢?不过在口头上如此标榜罢了。唐代有许多在长安捞不到官做的文人,假门假势地要去隐遁,可又不肯走得太远,就到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当隐士。隔三差五,假借回城买方便面的理由,又跑到都城里来窥探动静。

作家也好,诗人也好,安分者少,所以,李白也不例外。总是在山林间,不为世知,也不是办法;当苦行僧,没得酒吃,嘴里淡得出水,也很受煎熬;诗写得再好,若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也是白费功夫。于是诗人急了,早先,他就给荆州刺史韩朝宗上书自荐:“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何“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渴望之情,溢于言表。后来,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自抒胸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抱负之大,就更不得了。

这就是诗人的狂放性格了,太充分的自信,与吹牛相差无几。不过,就算是吹牛吧,你也不能不为这位大诗人吹得那份大气磅礴、地动山摇而服气。反观近来那些口出狂言,以为语惊四座者,相比之下,恐怕只能等于阳痿患者的偶尔勃起的小意思了。

别看李白急切地想建功立业,报效朝廷,“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但是,他心灵深处那压根儿的反潮流,“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是他永远也解不开的矛盾。最后,他连唐玄宗的文学侍从——供奉翰林这份吃香喝辣的差使,也干不下去。本来李白一门心思参政议政,以为从此可以大显身手,大展雄图,谁知李隆基却只要他写诗,“云想衣裳花想容”,哄杨贵妃开心而已。

在帝王眼里,奔走宫廷的御用文人,与华清池搓背擦澡的小太监一样,不过是侍候人的。被贺知章捧为“谪仙人”的李白,怎么受得了这种“倡优同畜”的待遇,终于打了辞职报告,卷起铺盖,告别长安。也许,他未必真心想走,说不定一步一回头,盼着宫中传旨让他打道回朝,与圣上热烈拥抱呢!我们这位大诗人,在兴庆宫外,左等不来,右等不到,只好噘着嘴,骑着驴,出春明门,东下洛阳,去看杜甫了。

这就是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出世与入世,在野与在朝,又想吃、又怕烫,要不吃、又心痒的重重矛盾之中的原因,也是历代统治者对文人不待见,不放心,断不了收拾,甚至杀头的原因。

所以,李白这首《大雅久不作》,只能作为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来看。清人沈德潜编《唐诗别裁》,也将他的这篇作品与他整体创作区别开来。“太白诗纵横驰□,独古风二卷,不矜才,不使气,原本阮公,风格俊上,伯玉《感遇诗》后,有嗣音矣!”

“矜才使气”,才是诗人李白的创作和为人的风格。我们谈作家,谈作品,一定要区别其复杂性,具体性,多义性,特殊性。采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方法,往往难中鹄的。每一个作家,都是他自己,也就是黑格尔说的“这一个”。作家与作家之间,异同之处,应该要大于相同之处。作家自己的作品与作品之间,也应该如此才好。一个与别人过于相同,与自己过于相同的作家,我敢肯定,是不会有太大出息的。

但是,一些评论家和研究者,无论是拼命染黑头发,不甘过气的名流前辈,还是刚长出小胡子,作深沉状的新锐先锋,无论是用耳熟能详的老语言,还是用佶屈聱牙的新词,来分析作家与作品时,总是习惯于“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考量方式,对于这类执行“六经注我”政策的先生们,实在令人好不痛苦。

于是,不禁使人想起希腊神话里那个达玛斯忒斯。

这个拦路大盗,可真是厉害,谁要不幸住进他的客栈,比落到《水浒传》里那孟州路上、十字坡旁、母夜叉孙二娘开的人肉包子店里,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凡住进他黑店的客人,个头长于铁床者,截短;短于铁床者,抻长。我不知道当下这班评论家和研究者,怎么得到达玛斯忒斯的衣钵真传,以铁床逻辑行事的。反正,在新时期文学中,一些被尊之为“爷”一级的评论家,那种扬之即生、抑之则毙的霸道,恐怕就是达玛斯忒斯铁床的极致表现了。

由于纳入这种模式化的考量框架之中,李白这首对于文学状况的不怎么满意的诗,一下子就有点“高瞻远瞩”的味道了。其实,这首《古风》中写出来的“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的颂德词句,应该看得出来,诗人一方面借重官方,加大他对于“大雅久不作”的批判力度;一方面也有讨好主流意识的用心在。以求赏识和冀得擢用,一直是李白的致命伤,否则,他不至于站错队,“为君谈笑静胡沙”,去为野心家永王效力,而流放夜郎了。

在这首诗中,只有这两句,“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可称诗胆,也是李白写这首诗的主旨。编《唐诗别裁》的沈德潜,在选用这首诗后,特地加了个注:“昌黎云,‘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太白则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是从来作豪杰语。”说明他认同这个看法,但是又注了一句:“‘不足珍’谓建安以后也。《谢朓楼饯别》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一语可证。”他引李白自己的诗,把建安诸子区别在“绮丽不足珍”之外。实际上,这位曾是乾隆御用文人的沈老夫子,是完全同意李白和韩愈的观点的。

自古以来,在文学领域里,雅正之声和绮丽之音,这两种思潮的抵牾,孰高孰低,孰轻孰重,一直是争议的题目之一。在李白以前的半个世纪,陈子昂那首有名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怅惘;在李白以后的半个世纪,韩愈的“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的否定,都证实了从两晋南北朝,直至隋一统的三百多年间,绮丽之音,愈趋侈靡淫巧,浮艳颓废,致使文学走进了死胡同,丧失生机。正如有些人玩文学,玩到最后,把自己也玩进去一样。看来,李白的“大雅久不作”,“绮丽不足珍”,显然是有感而发。

李白借用孔夫子的感喟,“甚矣,吾衰也”,说自己老了,没有力气写大作品了。但是,他的意思很清楚,文学不能尽是风花雪月,吹拉弹唱,男欢女爱,床上功夫,更需要像《诗经》中《大雅》那类具有史诗性质的鸿篇巨制。要是好久好久没有出现这类严肃的、认真的、深切的、有文学价值的反映历史和现实的作品,是无法向时代交代的。

所以,他在诗中表决心,“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要以孔夫子著述《春秋》的严肃,整理《诗经》的热忱,重塑时代的黄钟大吕。诗人虽是这样表态,但也不妨碍他去写“春风不相识,何时入罗帷”、“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等玲珑剔透的小诗。雅正之声不可或缺,绮丽之音不可偏废,这两者,其实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只有周作人,只有沈从文,只有张爱玲等几位顶尖的“红人”,能支撑得住“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吗?这几位被评论家和研究者近乎病态的鼓吹,而成神成圣的作家,在他们笔下的20世纪前半叶,除了精致的绮丽之音,诸如绅士闲适,墨客雅兴;男情女欲,悲欢爱仇;香奁脂腻,帘卷春色;小草小花,青山绿水外,还能给读者什么呢?一部没有了鲁、郭、茅,没有了巴、老、曹的现代文学史,拿在手里,还会有多么重大的分量呢?

在进入21世纪,开始一个新的千禧年的时候,重新读李白这首“大雅久不作”,不知为什么,倒颇有一点耐人思索之处。尤其在“吾衰竟谁陈”的感慨中,透出诗人对于文学状态那种深深的遗憾,还带有一些无奈,不能不感到一种震动。

历史,有时会不厌其烦地重复,文学史也同样,有时会呈环行状态的运动方式,走了一大圈弯路以后,又回到始发点。在上一个千禧年来临的时候,公元1000年,算起来应该是北宋真宗咸平三年,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简直令人不胜讶异。唐以后的梁唐晋汉周,又重蹈两晋以后的宋齐梁陈隋的覆辙,等于重新拷贝了一回。“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的局面,又一次出现。1000年的中国文坛,不免显得荒芜冷落。说是空空如也,有一点委屈时代;说是不甚好的年景,或许更接近事实。比之两百年前,李白、杜甫的盛唐;比之一百年前,李商隐、李贺的晚唐,即使浮想一番那群星璀璨的局面,也就够后人眼花缭乱的了。但第一个千禧年钟声敲响的那刻,翻开中国文学史,宋之初,可堪称道的作家和作品,屈指可数。

“唐之文,涉五季而弊。”《宋史》的这个评价是很确切的。五代时以华艳词藻写男女情事的作品,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那些旅愁闺怨、合欢离恨、轻狂冶游、燕婉情私,也差不多写到尽头了。北宋初期的诗文,仍受五代影响,没有什么起色,也很正常。文学进入了低潮期,也就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确实也是这样,大约过了半个世纪,公元1050年到1100年,便出现以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以及苏轼等为代表的北宋文学辉煌期。文学的断档,倒有可能正是为下一个繁荣时代积蓄力量的时期。

我在想,当代中国文学,经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各式各样的实验和尝试以后,成绩不可不说是伟大,收获不可不说是丰硕。其中,绮丽之音这部分,似乎也到了淋漓尽致的田地,不知道还有什么不能写、不敢写和不会写的。相比之下,大雅之声这部分,也就是史诗式的不朽之作,还在人们殷切的期待之中,望眼欲穿。坦率地讲,像唐宋八大家那样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巨人,像唐诗、宋词那样千古传诵的名篇,能与之相比拟的当代作家和作品,一时间,竟不能屈指数来,还是很令我们后人感到汗颜的。

然而,在新人辈出、后来居上、总结经验、开拓未来的年代里,没有理由不相信明天会更好。因为,宋齐梁陈隋也罢,梁唐晋汉周也罢,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不宁、战祸相继的年代,这期间的文学史出现空白、断档、走弯路,是不足为奇的。如今,民族腾飞,国家复兴,那么,与之相称的“盛世文章”、“汉唐景象”,也是自然而然必将到来的事情了。因此,在这千载难逢的盛节里,真诚期望第二个千禧之年,带来中国文学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