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三年多来崛起的新人、新作品，是很喜欢的。我昨天晚上看了话剧《陈毅市长》，我说这个作家有才能。因为，要写陈毅，这么一大部材料，要在短短的两个多钟点里把人物展示出来，是不容易的。材料像海一样的，怎么去抓呢？我觉得，我们很多新人是有办法的。
要批评社会的缺点，但要给人以希望
不少同志写了反映十年浩劫的作品。这是他们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亲身体验到的。他们写的东西，不仅揭露了“四人帮”的罪恶，还切中今天我们社会中的时弊，因为“四人帮”留下来的坏东西，在我们社会里还存在。他们能发现，他们能写，这是很好的。从这一点上讲，他们的起点比我们很多人当年开始写作时要高。我们那时候，天地很狭窄，只晓得写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在旧社会的苦闷。他们真正写了广阔社会里边很多龌龊的东西，很多不好的东西。这些龌龊的东西，妨碍我们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也妨碍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他们的作品触及的社会问题，都是比较深的，所以受人欢迎。要不然，为什么有人欢迎呢？如果我们自己对自己都不说真话，都不能说坏，只能说好，讳疾忌医，这怎么行呢！但是，我认为，这些作品有的还写得不够。我们这个社会的弊病，可以写，应该进行自我批评。我们要让读者看到现在社会里面的一些坏，不但是“四人帮”所制造的，遗留下来的，而且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留下来的，是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还没有彻底肃清的。同时，还要写出一个强有力的东西，与这个坏，有对比，有斗争。要使读者觉得我们正在斗争，我们是有希望的。这个批评，不是作家一个人在批评，而是我们整个人民也在批评。要是这样来写，就比较全面了。
我读了《人到中年》，我认为是写得好的。作者谌容自己也四十多岁了，“人到中年”了。作品所写的问题，实际上是大部分中年人的问题。现在我们许多的中年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子，五十年代从学校毕业的。她写的是医院，我最近也住了一次医院。我问了一些主治医生，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毕业的，大都是五九年、六〇年、六一年，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现在他们忙得不得了，而工资级别就是六十多元钱。老婆是医务人员，或是中学教员，夫妻两人一百一二十元钱，两个孩子，有的还要养老的。《人到中年》不单是指医院，教师更穷了，更没办法。我们的编辑也很辛苦，整天看稿子，看得头昏眼花。
医院里的同志看了《人到中年》后说，就是这样嘛，我们领到工资，要给孩子买一本《新华字典》，也得再三考虑，结果还是不能买。但有一点不合情，他们说，医生从手术台上下来，身体不好，旁边有护士，不会把她一个人丢在一边，不会大家都不管她，自己就跑了。那一天，我跟谌容讲，她说，她不是讲道理，她是讲生活的真实。我跟她说，可能你没有把人民之间的感情写好，人民之中是有好人的。不过，我觉得，这个医生是写得好的，社会里面还有很多像医生这样的人。我们要写出这个光明，虽然那个好的东西，一时不能起主导作用，但是总有一天，这个光明是要出来的。现在，很多人由于本身是受迫害的，是在迫害里长大的，所以，他们容易看到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当然，一个作家总归要写他脑子里经常思索的问题，所以他们就这样写了。但我认为，还应该想得多一些，想得深一些，远一些。还应该把世界写得更有希望一些。
就像写陈毅，陈毅是个英雄人物，为什么我们不写呢？这个与江青讲的“英雄人物”是两码事嘛。他有些地方也很粗，但他并不是“粗人”，他还是个“细人”。有人说《陈毅市长》这个戏也有缺点，这个戏暴露了陈毅的缺点。我以为这应该从整个作品来看。作家写的陈毅市长到底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还是个有很多缺点的人物呢？《红楼梦》不是写了许多不好的事么？贾宝玉的私生活不是一尘不染的，但是你还觉得贾宝玉是个了不起的人。曹雪芹也写了林黛玉好多缺点，写了她的小气，小心眼儿。但尽管这样，这两个人物是反抗封建主义的，他们是英雄人物。至于贾宝玉喜欢吃点胭脂，其他什么的，那是他的生活里面的小事；不是主要的事，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如不这样写，他不成了悬空的人了？或者倒成了一个迂夫子了，成了贾政那样的人了。所以，我说，我们不要怕人家写缺点。作家写不好的东西，是要让读者看到它是不好的，我们要恨它，我们要斗它，我们要批它。但是，我们的作家总还是要讲好的，讲我们的好处，不是说要追求简单的政治效果，不是要写政治口号标语，而是我们的作品拿出去，要使人们觉得这里面的人物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我们社会希望的所在，人人要跟他学，但又不是生硬的。
要反对特权，但不要反对老干部
谈到干部的特殊化，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自己生活在特殊里面，耽久了，麻木了，自己都以为这是应该的了。事实上，我们的某些特权，有时比旧社会的官僚、地主特权要高。过去，地主只有财政，只有土地权，他不直接管政权；而现在我们只要有权力，就什么都有了，什么都管了。农村一个大队书记就了不起，简直就成土皇帝了。过去地主剥削我，我还可以不租你的地；我可以另外找一个，当然，另外找一个也还是不好。现在，你待在这个大队，你就属这个大队书记管，大队书记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不能不让你劳动，但他可以给你只拿五个工分的劳动。这样你就吃亏了，你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我们对于特权是要反，不反是不行的。其实，这个特权不完全是江青搞起来的，江青是发挥了，恶性膨胀了。早在封建社会就是这样的，当了官了就什么都有了。现在有些情况比过去还厉害。过去秦始皇修阿房宫，只在长安修，没有在全国修。可是有一阵子不是北京、上海、杭州……不少地方，都有修而不用的“行宫”吗？不是比封建皇帝还厉害吗？
现在似乎成了这样一股风气，一提反对封建特权，就联想到老干部，这是严重的误解。是的，我们老干部里面有不争气的，有忘本变质，腐化堕落的；还有一些老干部，腐化是不腐化的，对党是好的，但是，经历了十年大动乱，眼看用鲜血换来的天下被林彪、“四人帮”篡毁无遗。因而痛心、失望，他们信心少了，斗志少了，对革命事业不如从前那末关心了。但这些都只是老干部中的一部分。应该看到，我们有很多老干部，在战争年代，他们戎马一生，出生入死，在“四人帮”疯狂的时候，又是他们力挽狂澜，顺应民心；现在还是他们，呕心沥血，团结人民，同整山河。这个国家要不交给老干部而交给另外的人，我还不放心呢。全国人民也不会放心的。
作家有责任引导青年人爱国、爱党，启发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信心。现在有些人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有些人对我说，你错了，你不了解，你光说社会主义，什么社会主义呀！是的，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许多消极现象，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社会主义没有搞好，我们就不相信社会主义了。我们搞了三十年了，工作中本来就存在一些错误，加以十年大动乱的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没有搞得好。但是，如果你没有偏见，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人民的生活，到底是大变样了。你就应该想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昨天到龙华革命烈士公墓去，你们看，长眠在那里的很多人，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就是刀放在脖子上，也是要革命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嘛。什么主义？共产主义嘛！他们根本没有讲个人要什么，他们要的是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社会的自由，人民的幸福。现在有些青年人就是缺少信仰这样一种东西，单纯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这样的人，你就给了他电冰箱、洗衣机，他也嫌不够的。年轻人脑袋里革命意志衰退了，你还得拉着这些人革命啊。作家不是应该多想点办法吗？
百家争鸣，提倡批评——反批评
有同志说，我们需要批评家，欢迎批评家。我觉得要欢迎批评，还要欢迎反批评。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多来，各地报刊上好的评论文章多起来了，文艺界的批评的空气比过去浓厚了，这是很可喜的。回忆“四人帮”的时候，上面喜欢谁，我就猛捧，上面不喜欢谁，我就猛批。谁吃得开的时候，就都说他好；谁一倒霉，就都说他坏。那时没有真正的批评，批评只是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里。他说这个好，底下也就说这个好。他是大官，顺着他说，我就可以做个小官；不顺着他说，我这个小官就没有了，就没地方吃饭的样子。这种人是封建社会里的小丑。“四人帮”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四人帮”出现以前，也有过类似的现象。历史证明，这不利于百家争鸣，不利于开展批评，不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对一个作品，你有意见，写书评，把你的道理拿出来。你说了，我同意，我也写文章。他不同意，他写文章反驳，这就百家争鸣了嘛。我们不要嘴上说百家争鸣，实际上还搞一言堂。去年剧本座谈会开得很好，不同的意见大家都摆出来，没有扣帽子，也没有打棍子。但是，开会只是几十人，再扩大也不过两百人参加。会议结束，与会人的意见一致了，认识一致了。广大的读者希望了解，这些不同的意见是怎样统一的，他们也希望从中提高自己的认识。所以，我还主张大家来写文章，各抒己见，开展批评和反批评。不要只停留在开会上。
要搞批评，就得看作品。要多看几篇，从很多篇里面去鉴别，不看作品是不行的。作者都欢迎具体的批评，这个作品哪一段没有写好，为什么没有写好，应该怎么写，批评家可以畅谈自己的看法。你也不必要求你这篇文章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是最后的结论，那是不可能的。你只是平等地发表个人的意见，不是强加于人，这样就会受到作者和读者的欢迎。因为我们缺少批评与反批评的风气，现在一有批评文章，文艺界就容易紧张。要是有了而且习惯了批评与反批评的民主风气，就不会有什么紧张，批评得不对，谁也可以反驳。如果不这样，百家争鸣是搞不起来的。
改善和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这里我且不谈，只谈几点小意见。我以为作家发表作品，评论家发表批评文章，一般地都不要禁止发表，应该允许发表，作品即使有错误，评论文章即使与领导上的意见不相同，不一致，也应该允许发表，要让群众来检查、鉴定，大家写文章。领导有意见，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参加批评，但是不搞家长制，一言堂，也是一家之言。领导同志也有评论的自由。作家不同意，也可以反批评。
一般作品，应该由编辑决定，权力下放，领导不要管那么细。如果发现有谬误的作品，不要大惊小怪，可以批评，但不要轻易采用行政手段，给以组织处分。它到底是个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过去我们有些工作的同志，只要领导批评什么人了，他就对这个人不重用啦，对他有成见啦，一有什么运动，就找他的岔。这是很不好的。所以领导批评要特别慎重。要给人家一点余地，不要讲绝了，给人家留有余地，那么人家就容易接受。
领导还要和作家交朋友，要像周总理、陈毅同志、贺龙同志那样和作家交朋友，要交上几个知心的朋友。没有知心的朋友，只有几个干部，如果那几个干部又都是顺着你说的，那你就听不到真实的情况。结果你讲的话，你做出来的决定，你向上级的报告就可能不可靠了。我在文代会上讲了，希望领导同志注意，不要上当。如果你只听你周围的人讲好话，结果你就上当了。对此我有切身体会。周围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坏人，也不一定有意这样，因为你不喜欢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听批评嘛，你就听不到比较全面、正确的意见了。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以来，我们全党都在为贯彻党的决议而努力。随着党内和社会上民主生活的日益健全和扩大，我们文艺界的民主生活也必须相应地改进。我相信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理论家、评论家一定能加强团结，为繁荣创作，促进四化，作出新贡献，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我现在不愿意人家来写访问记。一个作家么，要自己写出东西来。要是作家只让人家来写访问记，再登上照片，作家就成了一个空头作家了。作家不写不行。
附带谈一个问题，那就是错划右派的同志平反改正后，也要重新受考验。据我看来，这一批人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是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的。这是一个多么严峻的考验哪！因为原来是对党忠心耿耿的，热爱党的，说了几句正直的话，一下子却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说是反革命了，这就不得了，六亲都受牵连了，而且时间那么长，把最好的年月都放到里面去了。大好的时光，就没有了。这些人哪，即使经受了这样严峻的考验，绝大部分还是站到党的里面来的。在任何时候，即使以后还要改朝换代，即使还要有人“造反”，这些人还是站在党这一边的。同时，看来二十多年的冤屈，他再对党忠诚，也难免有点怨气，你不要以为他一点怨气都没有。一点怨气都没有，这不可能。因为他有这么一点怨气，他就比较容易同情别人；受了批评，他比较敏感，认为棒子又来了，因为他身受的痛苦太多了。现在还有一种东西，就是尽管社会上给你平反（我不是说我个人），组织上给你平反了，但是也还会有一些人对你有看法。还有一些人，过去给人错戴了帽子，现在他还是说，他没有错。有的还硬给人家拖一条尾巴，说人家当时还是有错误的。这样，要平反了的同志心里一点疙瘩都没有，那也是不容易的。现在我觉得这些同志还是不错，还是争气，还是写文章；写得多，还是好的多，写的还是好人多呀，还是说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好啊，这些人还是党的好同志，二十多年来有的人在底下和老百姓住在一块，总觉得还是应该改造自己，我自己也是应该改造的。
一九八〇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