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一九七九年我从山西回到北京以后，组织上给我平了反，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工作，让我住上了木樨地的高干楼。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可以自由接触群众，可以提笔写文章了。但是，我仍感到，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