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博士买驴

“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这句话出自《颜氏家训》。如果这位南北朝时代的博士官,有兴趣写小说的话,一定会得到现代派和新锐的好评。买一条驴,立字契,洋洋洒洒,写了三大篇纸,硬是没有接触到这篇作品的主题——那头正在牲口市里尥蹶子嗷嗷叫的毛驴。这等功夫,恐怕不能不令时下的先锋作家望洋兴叹,自愧弗如的。

提起颜之推的这部《家训》、朱柏庐“黎明即起,打扫庭除”的《治家格言》,应该说是同一范畴的家庭教育读物。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认为这是一个应该维系紧密的集体。反之,则视为不正常。西方社会不这样看,儿女长大成人,劳燕分飞,各自东西。你不养我,我也不养你,属于天经地义。所以,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美国的老头、老太太,孤独凄凉地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很长时间不会被人发现,直到尸臭从门缝传出来,邻居才会去报警,张爱玲最后就是这样的结果。如果她的晚年是在国内度过的,这种悲剧大概就不会发生了。

在儒家哲学体系里,家和国是等同物,不过大小之分罢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旧时的中国男人,从小读《四书》时,就要立下的抱负。若是父母死在阁楼上,楼下还在打麻将,这种人连个家都齐不了,焉谈治国?所以,古人视家庭为国家的细胞,国有国规,家有家训,因此,古籍中就有了“家训”这一类书。

这部《颜氏家训》,与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稍有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文化品位超越了实用意义。本来作为维系家族传统精神,对家庭成员进行自我约束用的规劝文本,由于触及到南北朝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诸多状况,因而具有独特的价值。琅琊颜氏是大族,从晋代起,就是很负声望的高门,也是少数没有沾染魏晋玄风,还保持着传统经学的贵族门第。颜之推本人,初仕于南梁,再俘于北周,后逃于北齐,一直活到隋代。因此,这个家族辗转迁徙的历史,是研究南北朝时代人文情况、生存状态、社会背景和时代风貌的一部很有用的书籍。

由于这样的家风,颜之推自然是那种比较正直,也比较传统的士大夫,即使不那么正襟危坐的话,但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尚通脱、好黄老、喜玄谈、求自在的文化人相比,究竟正经太多了些。所以,他在这部很正统的著作中,对于古往今来的文人,其看法,往往更着重在为文以外的人品方面,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于是,他点了一大串名,用来告诫他的子孙们,要汲取经验教训,好好做文的同时,更要好好做人。幸好,他只是用心良苦的家长,而不是手握权柄的官长,倘若他是管理文化人的人,作家恐怕就要有挨收拾的准备了。

他说:“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马季常佞媚获诮;蔡伯谐同恶受诛;吴质诋许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陈琳实号粗疏;刘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

按他的这个逻辑,一部上古文学史,几乎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应该看到,颜之推这种比较偏激的评价,是对自魏晋以来那些以放达自命,不修边幅,率意任性,狂悖荒谬,以致越出常理的文人们的否定。琅琊颜氏当然是延续东汉的马融、郑玄的经学传统,推崇儒术,埋头学问;但从曹魏时期的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起,就不愿意钻牛角尖,做老雕虫,而是走出传统,反对礼教,崇尚性灵,追求自我。越不为世所容的行径、越不为人所接受的奇谈怪论,越成为他们浪漫的目标。风气所及,一个个身体力行,甚至在家里连裤子都不穿,一醉三个月不醒,服用那种绝对是属于自虐的五石散,男性以涂脂抹粉为荣……诸如此类的表演,比之现在那些泡吧、玩妞、唱怪调、做鬼脸的文坛新秀,不知风流放荡多少倍?

也难怪这位颜夫子看不惯,到了南北朝,尽管战乱频繁,好像也并不影响士人们的快活,甚至做皇帝的,也兴致勃勃地舞文弄墨,如梁简文帝萧纲,就大力提倡写淫艳的“宫体诗”,搞色情文学;如梁元帝萧绎,颜之推曾经侍候过的君主,最后失败时,归咎自己读书太多,才丢了江山,一气之下,把历年收集的公私书籍,付之一炬。这些人,只要战火不烧到屋檐下,利刃不架在脖子上,都是倜傥不群,傲视万物,佻达自由,洒脱不羁的风流种子。

刘宋时的谢灵运,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他自称天下的才华,总量只有一石。曹子建得八斗,他得一斗,余下的,众人分之,狂得实在够可以的了。他在浙东地区游山玩水,差不多要一个营的兵力,为他开山劈水,搭桥铺路。那一份兴师动众,使得深山老林里的老百姓,直以为来了打家劫舍的匪盗。若是他不这么求快活,而且官瘾也不这么强烈,他的一斗之才,说不定会有更辉煌的成就。

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总势,前不如汉,后不如唐。看来,作家们太潇洒了,神采俊逸,是会有的,但指望深沉凝重,就未必如此了。酒足饭饱,一劲打嗝,是无法体会饥饿是什么滋味的;帷幄重裘,薰笼香浓,哪里能知道数九寒天薄衣单衫的可怜。对作家来讲,太快活了,说不定倒是文学的厄运。

从《颜氏家训》一书,我们知道,造成这一时期的“士”,也就是今之所谓知识分子一群人的颓唐习气、浮华文风,有其客观上所给予的物质条件:

南北朝169年间,双方时有夺城掠地、生灵涂炭的战争,也有相安无事、互派来使的和平。那个写过《哀江南赋》的庾信,就担任过南朝梁驻北朝西魏的大使。在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两边都照样地歌舞升平,吟诗唱和,游山逛水,欢宴不断,而江南,斯风犹盛。因为,“晋朝南渡,优惜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已上,典掌机要”。

但大多数“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加之这班人,由于“中兴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悉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整个社会,从统治者,到豪门贵族,到士大夫,竞相侈靡,贪图安逸,淫奢享乐,空谈误国。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所谓“老”,是指他逗留北方,不得回归的时期,在怀念故国和感伤身世的情绪中,才形成他苍劲悲凉的独特风格的。像这样的文章高手,在未“老”之年,青衣短袖,面白唇红,出入梁国宫廷,在那样的脂粉香腻、玉体横陈的氛围中,也不过是一位在追星族的包围中,擅写绮丽诗文的青春派歌手而已。

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快活文人,颜之推是这样描写的:“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时明经求第,则顾人答,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

于是,联想起时下明星出书,全赖枪手操刀;作家炒作,忙于抛头露面;江郎才尽,犹在制造泡沫;美人迟暮,奔走声名更急的文坛众生相。这一切,与颜之推在书中所言,简直不谋而合。“当今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恰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更有甚者,一些半瓶子醋,尤为可笑。“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夫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想到当代文坛的式式种种,原来都不过是古已有之现象的翻版,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但是,我始终在琢磨,沉醉于优裕的生活之中,对作家而言,也许会衍生出一种文学上的催眠作用。曹雪芹为什么在喝莲叶羹时不写《红楼梦》,偏要饿到只有稀粥、咸菜可吃时才写?饿,不一定就产生文学,但饿与饱比,可能靠文学更近一点。南北朝文学,比之他朝,相对来讲,较少大家力作的主要原因,不知是否与那时太甜美、太甘醇、太轻松、太舒服的日子,使作家多了些惰性有关?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乘舆,入则扶持,城郭之内,无乘马者。”弄到满城的人,都不识马为何物?最好笑者,建康令王复,也就是当时梁国首都的市长,不但没有乘过马,更未骑过马,有一天,牵来了一匹马,咻咻嘶吼,四蹄跃跳,把他胆子都吓破了,他埋怨他的下属:“你们怎么搞的,这分明是老虎,怎么骗我是马呢?”

所以,到了“侯景之乱”,建康从被围到城破,“数月之间,人至相食,犹不免饿死,存者百无一二,贵戚、豪族皆自出采稆,填委沟壑,不可胜纪”(《资治通鉴》)。这样,那些潇洒惯了的文人雅士,“肤脆骨柔,不堪行走,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到了如此性命交关的时候,这位买驴的博士官,还有兴致写上三大篇字契,炫耀肚子里那点学问吗?一般来讲,文人太快活了,写东西就玩形式,就耍技巧,就讲性灵,就要搞一些翻新的花样,精致的把戏,散淡的笔墨,隽永的余韵。这也是需要的,甚至不可少的一种文学,若全是清一色的黄钟大吕,也是会令读者头疼的。文学,既不能全是沉甸甸的,也不能全是轻飘飘的,一个时代,最后留下来的全都是像《花间集》那类休闲恬适的、怡心悦目的作品,怕会给后世的读者生出许多错觉。似乎王建、王衍的前蜀,是五代十国时的一块伊甸园,这当然是天大的误会。

全轻不行,全空更不行。前不久,一位并非文学界的朋友,在路上碰到,以前,因我编过选刊,他总是关心地问我,有什么好的小说,要我推荐,以便找来一读。大概如此问过多次,我的答复,使他感到不得要领。这回,索性向我提了一个问题:“老兄,你说说,现在,是读小说的人多呢,还是写小说的人多?”

我望着他那张表面平静的脸,品着他这句内含机锋的话,反问这位朋友:“我要回答嘛?”

他点头,作天真无邪状。

我揭穿他:“其实,你已经有了答案。”

这一下,他露出诡谲的笑容。然后,他告诉我:“我已经不看小说,尤其鼓吹得很厉害的。”

当然,他不看小说,不会影响小说的生死存亡,即使所有人都不看小说,也不会影响小说家在那里埋首疾书,下笔千言。

近年来,我确是不大读小说了,不完全是因为好的小说少,才不读的,而是由于视力日益不肯合作,多看一会儿小说,两眼就怠工,铅字就模糊起来,只好掩卷作罢。但这位朋友的话,使我想起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想起那位博士到牲口市买驴写文书的故事。

老作家施蛰存说了,大意是,现在的30万字的长篇小说,他老人家只消20万字就解决问题。话说得有些伤众,但我相信他能办到。这位在30年代就“玩”现代派的老先生,既敢端起枪来,肯定是弹无虚发的。

但我常常倒不是嫌长,好小说你是惟恐很快读完的。只是看了半天又半天,找不到那条驴,那才痛苦,所以,小说无论长短,你得给我们拉出一条活蹦乱跳的小毛驴,庶几不辜负我那可怜的视力了。

驴啊,驴啊,拜托你,快一点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