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于地气的卫道梦想

鱼米乡，秀水沃土的浑然布局

出于对水的敬畏，一万年前，湖州人散布于茫茫的湖沼和草木丛生的丘陵，从事采集和渔猎活动。湖州人懂水稻，应该在七千年前的马家浜时期，进入青铜时代也在这个时期，熟悉犁耕已是后来的事。今天的嘉兴、湖州、昆山、吴江、张家港，已经种植水稻，能制作一种叫葛布的纺织品，能雕琢精美的玉器。

湖州人有春种、夏长、秋聚、冬藏的习俗，杭嘉湖地区是我国稻作起源的中心。春秋时，吴越稻谷产量充分，民有三年之食。夫差时，越国一次就向吴国借贷稻谷上万石，越国也有能力“复还斗斛之数。”越臣服于吴时，就向吴进贡大量的稻米。一年多熟的水稻文明，湖州人在劳作中开发生存智慧，以稻米为主食，副食是大量的山珍湖鲜，螺蚌鳖蛤龟蛇、银杏板栗冬笋是饭桌上的常肴。

湖州属于吴国，其边边角角又属越国，故有“吴根越角”之称，性格里有吴越两国的刚柔之济与张弛之道。吴国大体走了两段路：漫长的西周至春秋前期，此时的黄河流域，刚刚走出洞穴，名山大川的隔绝，生活在脚力所及的极小世界里。

东汉末的军阀混战，北民南移，建安十八年，江西、湖北等地数十万户民众一次性渡江迁逃，落脚太湖地区。

西晋末的永嘉之乱，是更大规模的北民南逃，吴地农户倍增。但此时的吴地望族势力强劲，南来的豪门、部曲、佃户难以插足，只能分散安置。到南朝，仅湖州十县，人口近50000万户，比晋太康三年翻了一番。

北人南迁太湖，运作了两大革命，广修水利，广垦土地，改变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模式，改变了太湖平原沼泽的大生态。到了南朝，常州萧氏和湖州陈氏统治集团将吴地推出一片“连宇高甍，阡陌如绣”的景象。

南朝的民本意识纵贯朝野，太湖各县商贸活跃，人竟商贩，不为田业，粮食、麻布、丝棉、畜禽、茶叶、竹林、水产、陶瓷、纸张、砖瓦等均属时下交易的大宗商品。官员大多有从商的经历，《南史》中说到的那位高官沈瑀早年在武康街头卖过瓦器。齐建元年间的吴兴太守王敬则，年轻时是个卖狗肉的商贩，叫卖之声遍布三吴。

吴地丝业发达，蚕桑撑起家庭副业，政府的经济管理也融入商业意志，绢、丝、棉列入租调，湖州遍地大面积桑林，今天的八熟之蚕，陈朝就开始了。汉代，湖州永安丝和温山茶列为贡品。

两晋没有自己的货币，用的是魏钱，市面混乱，经济活跃地区大受折磨。东晋干脆回到从前，用三国孙吴时的地方小钱，货币地方化，可不是好兆头。武康豪族沈充金融尝试私自铸钱，只限于三吴地区使用，沈充是东晋的车骑将军，他开此小灶，表明晋室将顷，只是树倒猢狲不散，太湖地区的商业繁荣依然。吴地的地方钱币，一直为古币收藏家所青睐。《通鉴》称：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刘宋开南朝，宫廷一派嘈杂，民间却安于生计。史家有“江南之为国盛”的评价。萧齐时，国之关辅，百度所资，政府收入，全仗三吴。

中国历史上，项羽、孙权的江南士兵令北人心悸。三国鼎立，全仗军人意志。孙吴统治下的江南，屯田垦荒，太湖地区出现《抱朴子》所说的“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的繁荣景象，左思《吴都赋》说“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

中唐，政府的财粮仰仗于江南，江浙占东南八道上缴粮食总数的2/3。唐末，湖州民间利用水网和湖边滩地生态种植，在滩地上挖出纵横交错的鱼塘，挖泥筑堤，堤植桑养蚕，蚕粪养鱼，形成桑茂、蚕壮、鱼肥、粮丰的生态模式。

五代，太湖流域数十年无战事，湖州民间家庭纺织品花色精美，品种和数量众多，创造了一种叫天水碧的新颖染色技术。丝织品的输税使财政殷实。

太湖地区广修塘堰、闸坝，《宋书》说这里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年丰收，数郡忘饥，已赶上中原。一个太湖流域，鱼盐之利，充盈八方；丝绵之饶，覆衣天下。吴越国向后唐政权每年进贡锦、绮、罗一千二百匹。向中原王朝进贡越绫、吴绫、盘龙凤锦织成红罗縠袍、袄衫缎、锦、绮、百连等。

太湖经济的崛起打造了集聚文明的高地，宋室南逃，背后是最具规模的文明大迁徙，中原文明倾情江南，中国文化，此时彻底地改头换面。中原贵族大量涌入吴地，贵族资产与商品资本碰撞，江南迅速成了全国的发达地区。高斯得《耻堂存稿》仅仅用“苏湖熟，天下足”六字，让中原皇土出局。

明以后，政府强制规定农民种桑植麻，缫丝织布，江南地区改变了传统耕作结构，经济作物为主体，繁星般撒落在太湖之畔，成为13世纪后中国经济生活最活跃的部分。明清时期环太湖地区的市镇发达，密度大。苏州、松江、杭州、嘉兴和湖州五府连绵的市镇群，令朝廷瞠目。湖州尤盛，更有一大批专事丝绸生产与销售的市镇，闻名遐迩。

湖州捕鱼人家迎着晨曦而来，披着暮色而回。湖州捕鱼人家的船承载过柳恽、皎然、陆羽、张志和、颜真卿、刘禹锡、杜牧、皮日休、苏东坡等，捕鱼人家的船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太多的文化、太多的山水。

古城墙，城市文明的踏级而上

湖州老城在唐代有九门。宋代改为六门，即东迎春门、南定安门、西清源门、北临湖门。另有两座水门：奉胜门也叫霸王门、迎禧门亦称青塘门。之前，因风水之需，临湖门与迎春门之间还有阊门。定安门东、西两边还有两座壅门。

中国历史上许多古城城门有这样的讲究，一般县城四门居多，州、府城的城门四座以上，在江南，城门因水而设，无定规。多的有十几座，比如，南京古城门就有13座。而湖州这座精致之城，却有九门，道出其内涵的深刻。

阊门是传说中的天门，应建在正西，湖州唐代的阊门恰好相反，建于东北。湖州城西北、正西、西南三方皆有山和水作天然屏障，唯独东面是广袤田野。阊门内水漾汪然，城门边沼泽荒草，祈风调雨顺。

迎春门东出湖州，往南浔、苏州、松沪的水陆要道。出水门通往荻塘，连接江南古运河。古人多于迎春门外水边送客、流连，“寂寞荻花空，行人别无数。”

壅门为定安门，南出驿道，是古代城市防御之门，城门外口加筑同样高的小城，圆似瓮，称瓮城，防守御敌建有壅门。明嘉靖三十二年乌程知县张冕为抗击倭寇，筑壅城门二重，成功抗倭。

湖州是一座水城，临港起屋，开窗见河，出门坐船，城门里外市廛相连，交通以水路为主。宋代改九门为六门，其中东、南、西、北四门都有陆、水两个城门。而奉胜门、迎禧门唯有水门。登城远眺，可见太湖之胜。

奉胜门为水陆一门，为霅溪支流所出，一路向东北流至市河的尽端是临湖门，俗呼老北门。奉胜门是本城北控太湖之门户，建于唐代，老百姓尊称为“霸王门”。传说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西击暴秦，就是从北门“破凶门而出”。

奉胜门原水门下运粮河左岸修出条小路直通城外，改水陆兼门，1954年拆除奉胜门，如今在原址略偏西处复原重建，城门和城楼比古城雄伟壮观得多，半陆半水的城门格局有象征性体现。

城西迎禧门，高敞宏丽，控带山水。湖城西北因地处淤泽，多水患，三国时孙皓在迎禧门外曾筑有青塘，以遏太湖之水，又俗称青塘门。

湖州古代六城门格局，一直存至民国前期。1929年1月16日，《申报》报道：“吴兴建设委员会议拆北城墙，以宽道路，今已招工标定，先从西面拆除。”

古之游毗山，要过通济桥往东南走鱼池街，或在过北城门口往东翻过城头一直东去，但都要摆渡，水城门前城壕特别深。

出南门，是好玩的去处。南郊碧浪湖一带，莲叶田田，芙蕖吐艳，迷得苏东坡累次泛舟，游赏不厌。他赞叹“环城三十里，处处皆佳绝，蒲莲浩如海，时见舟一叶”，遐想“便应筑室兹溪上，荷叶遮门水浸阶。”

南门水、陆两城门一东一西并排，陆门西侧是壮观的牌楼街。一长溜石牌坊，计有38座，蔚为大观。水、陆两城门在其东南处，水门东西跨霅溪口，就在今定安桥北。

南门外，明代以前就形成市廛，或称南门埭上。早先有驿西桥北通南门，因桥在乌程县苕溪驿西得名。三孔石拱，南北跨横渚塘与菜花泾相汇处。明万历中，湖州知府陈幼学葺塘建亭修桥，易名“定安”。

西城门外，是西来苕溪南北两岸。过清源门外吊桥就到上塘口，往西有永丰、广福、积善三座石梁桥。上、下塘在明代已经市廛栉比，烟户稠密了，往西直到龙溪渡。1977年起，拆除最后残留的一段西城墙，西门水、陆二门从此消失。

湖州古城六城门已无踪影，但遗迹尚可寻者有二。东门城门口外，迎春桥至菜花泾一段城壕还在。西门的水城门遗址，环城西路清源桥南堍的船闸槽石及石砌门墩保存完好，是湖州宝贵的古城遗迹。

赵孟 故居旧址位于湖州老城区的孙衙河头。溪头月色白如沙，一庭风雨自黄昏。书画大师赵孟 曾在这里，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现在旧址上建起仿宋风格的赵孟 故居纪念馆，庄重、华美、大气，正好与赵孟书法作品中所特有的格调相互辉映。在小市河形成一个“水中看岸、岸上观水”的奇特景观。

古之有民间藏魂在庙场之说。始建于五代时后唐清泰元年的府庙，灰白调、花格窗、青石路，这里是“湖城三绝”之一的“庙里庙”府庙。

五代遗迹“庙里庙”，建成后历经三代城隍神：第一代是五代清泰元年后唐的“阜俗安成王”；第二代为明武洪二年敕封的“威灵公”；第三代是明万历元年始尊“湖州府城隍劳公神”，庙中专修“劳公神庙”，是“庙里庙”的由来。

旧时府庙也如同南京的夫子庙、杭州的城隍庙、苏州的玄妙观一样，一年四季有走江湖的戏曲、说唱、杂耍、魔术等卖艺人来此演出。如今的“庙里庙”，经过2009年大整治，形成约3000平方米的古玩市场，有商铺近50家，小吃店70余家，汇聚了南北各色小吃近百种。府庙也成为湖州市井文化的标志性区域。

斜垣弯巷，不存戒心的借水为街

东西苕溪如愿汇合后，盘桓有情，在湖州城外成双圈回字形的环抱之势，内圈则构成了府城的护城河。

湖州城市虽少一些北地城市的挺括与宽敞，但看似零乱拥挤的建筑却到处可见激动人心的美丽空间，老宅背景模糊而脉络清晰，年代损伤而时光完好，机缘巧合仿佛宿命，这些古宅歪歪斜斜的依旧有尊严，溜进老宅的阳光扭扭捏捏，月光倒是很精神。老巷子里家境殷实，深藏不露，一个名字、一串故事，待人倾听。坊间常有童话般的婚礼上演。惊叹，无人能免。

合流后的苕水在清源门、定安门分两股入城，并穿城而过。清《乌程县志》说“城中二溪横贯，此天下所无”。溯水西门，进南门的水在城南浸漫出许多水泊漾荡，闲散经潮音桥，过新开河、闻波兜入月河漾，在浮霞墩分流穿过甘棠桥、长桥，折北与西来之水相会。二水在江渚交汇后，溪水湍急，发出潮水般的哗哗涛声，壮观场面，湖州人以“霅然有声”形容，城内市河也就有了“霅溪”这个诗意的名字。

湖州人择水而居，城墙也依水而走，形成了一个别具韵味的六边形。水巷、小桥、流水、人家，组合成了湖州城市独特的水乡空间脉络。湖州古城墙自东晋以来，已历经1500多年的沧桑。沿着环城路在老城垣的遗址上走一遭，曲折逶迤，似乎还能感知一番“交流四水抱城斜”的余韵。

老城墙盘踞在四水环抱的水乡平原之上，它沟通内外、连接着古城及其赖以生存的丰饶乡村。城门以迎山接水为要点，湖城接西南来水的为定安门，迎西来之源的为清源门，东出荻塘的为迎春门，北入太湖的有二门。

北城外至北龙溪港区域，明清时为繁华街区。街路名大抵出自坊间，“牛舌头”东头伸到霅溪与龙溪交汇角，形似“牛舌”而名。临湖门外建鬼坛，故名坛前街。米行街是清初潘季驯后裔为安排族人经商而建，街面临霅溪，筑石帮岸和码头，供四乡米船停泊。米行街西的晚清至民国初建筑，花岗条石铺路，两边多高深三合院，厅前厢房，石库墙门，不少开绉庄、绸庄和丝厂。

建于清初的潘家廊，前廊后阁，可躲雨遮阳。店铺经营丝绸，也开茶肆、酒楼等。有楼阁挑出溪上，店家沉竹篓于溪，任客挑选鲜鱼活虾，现杀现炒。顾客则尝鲜饮酒，临溪观景，洽谈商务，故生意兴隆。

湖城引水入城，因水成市，街道顺水而沿，“泽浸环市，逶迤街巷”，水、桥、街、巷、宅巧妙地融为一体。宋居简说：“闭门防惊鹭，开窗便钓鱼。”

城南部月河漾一带多水泊，先后被文人官宦借山引水构筑成众多园林别业，城北除散布着众多的庙宇寺观外，还到处是桑园、墓地和荒土。城市的手工业、商业、民居集中分布在市河香溪两岸的街坊深巷之间。

水埠是水乡城市商业活动的起点。骆驼桥西堍的鱼巷口，是四乡渔民与农民进城后泊船、交易的地方，彩凤坊由此成为湖城的商业中心，这一带聚集着城中最著名的南北货、糖果商店和药房。彩凤坊的钦古巷曾是湖城早期的金融街，慎益等著名钱庄及最初的钱业公所落户于此。彩凤坊西行与黄沙路相接的路口叫宣化坊，是昔日府台衙门前的辕门所在。

黄沙路之名早在南宋就已有了，凌濛初小说《拍案惊奇》中就曾提到黄沙弄。前店后坊的手工业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有名的如孔凤春戏袍绣、王文光雕版印刷、胡仕文湖笔、丁莲芳千张包子店、余元茂浆粽店等。

湖州街坊邻居的背脊如他们跫然的足音，常近在咫尺，穿过弄堂，脚底留一些石板的溜滑，他们相聚于屋檐下话旧，一声笑，不带繁华；一影泪，不俱伤痛；一声叹息，亦无宿命的无奈。

牌坊，旧写实主义的长久冷寂

北宋初年之前，湖州城内先后出现过乌程坊、车骑坊、章后坊、德政坊、苕阴坊、中书坊、吴兴坊等16个坊。

这十六坊都建有牌坊，乌程坊坊址在南街，是乌程县的见证。《路史》称：“乌程氏国，秦为县，今隶湖。”乌氏、程氏或为湖州城内可以考证的最早居民，其远古当为越族。乌氏即后来居于湖州城内的一支越人。程氏源远流长，先秦即为中原大姓，后南迁而定居湖州。

每一座牌坊所渗透的历史情绪，任何建造者难以赋予，当年造坊人的偶尔为之，居然诞生了另一种沧桑般的哲理。旧归安县衙东门的车骑坊，相传城东北二里有晋车骑将军谢玄的住宅，故有此名。天宁寺前的章后坊，本为陈霸先的妻子章皇后的宅邸，后来因为信仰佛教而舍宅为寺。

白华坊是一座孝坊，相传南朝刘宋时代以孝著称的潘综居住处。晋左思《吴都赋》写到“荆艳楚舞，吴歈越吟”。“吴歈”是南朝时期用方言演唱的一种民歌，因左思之文风靡天下，所写的“吴歈”当与湖州有关，故建吴歈坊。苕阴坊，朝西而立，在绍熙桥南，因为“山北水南谓之阴”，故名。宋状元贾安宅所居即靠近此坊，此坊遂易名状元坊。

这16座牌坊应是湖州城最早的牌坊，体现了湖州历史文化精神的积淀，归安县前街的吴兴坊，子城后的中书坊，朝西而立。城东仁依桥侧的仁依坊，浮玉亭街西的苕阳坊，南向而立，古以山南水北谓之阳。宋代嘉定前后重修的“乌氏坊”“吴歈坊”是湖州曾经经历吴越历史和楚国统治历史的缩影，而车骑坊、章后坊、白华坊以及状元坊等，也可以看出城市文化在历代地方贤人名士的努力下的逐步积累。

1929年京杭国道扩建，南街成为进出的要道，拆去了南街上的牌坊，编箕弄内牌坊街被淹没在时光里，充作街面的石条凳、条石。幸亏老乡戴季陶力保，才多多少少保存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