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敦煌艺术研究史回顾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道士王圆箓(约1849—1931)在敦煌莫高窟中发现了储藏大量中古写本和艺术遗珍的藏经洞(现编号第17窟)。藏经洞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之一[1],从而开启了被陈寅恪(1890—1969)称为“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敦煌学(Dunhuang Studies)[2],同时这一事件也拉开了敦煌艺术研究的序幕。

至20世纪末,敦煌学早已发展成为国际学林中的一门显学。敦煌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史料来源是敦煌文书和敦煌艺术,二者关系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百余年间,敦煌艺术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方雅之作亦难胜数[3]。从学术史角度,约可分为三大阶段:20世纪40年代之前是起步阶段,中国学者对敦煌石窟尚未展开系统研究,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多由欧美和日本学者完成。从194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的敦煌艺术研究全面展开,特别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的成立,体现出中国学者的担当,这一良好势头一直延续到1966年前后,此为第二阶段。1970年代末敦煌学再次步入正轨,1980年代兴起了“敦煌热”,乃至“丝绸之路热”,学界同欧美、日本及中国港台地区的学术交流日趋频繁,敦煌艺术成为跨学科、跨国界的经典研究领域。

在回顾学术史之前,先就研究综述所论及的范围做两点说明。其一,敦煌艺术包括石窟建筑、雕塑、壁画、藏经洞艺术品和(敦煌文书)书法几大方面,其中敦煌石窟是建筑、雕塑和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整体,它是敦煌艺术的主体,被称为“敦煌石窟艺术”。下文所论述的学术史脉络,主要围绕着石窟艺术研究展开,藏经洞遗画和敦煌书法暂不涉及。其二,从学科划分角度,敦煌艺术研究主要属于考古学(archaeology)和艺术史(art history)范畴,此外还涉及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美学等众多人文社会学科。为了避免牵扯过远,以下学术史回顾主要选取艺术史和考古学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注释

[1]所谓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即殷墟甲骨、西陲木简、敦煌文书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这是王国维(1877—1927)首先提出的,后来前三大发现各自发展出独立的学科,即甲骨学、简牍学(简帛学)和敦煌学。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该文是1925年暑期(约7月)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的演讲稿。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傅杰.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07-211.

[2]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266.

[3]台湾学者郑阿财、朱凤玉主编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0)和《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98—2005)》(台北:乐学书局,2006)共收录1908年至2005年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收入“艺术”部分的论文或著述共计2671篇,其中1908—1997年1712篇,1998—2005年959篇。“艺术”部分所收录的论著还包括“音乐”、“舞蹈”及“相关石窟”(敦煌以外石窟),篇目相对较少,此外部分论著有重复收录现象,譬如某些日文论著可能将日文版本和中译本算为两篇,或者研讨会论文又在期刊上发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