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破解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难题

首先，打破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现代化路径的依赖。

西方为发展中国家指出的现代化路径，以20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该理论的基本“药方”就是“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民主化”等。1989年，在美国政府和西方金融界的推动下，形成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和东欧转轨的十项政策主张，这些政策主张后来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其核心内容与新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然而，这一所谓“共识”自推行以来，造成了拉美国家一系列的经济危机，使其遭遇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两极分化和尖锐的社会矛盾。苏东剧变后，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一度让东欧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期。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令广大发展中国家饱尝苦果。而中国道路，是一条成长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从根本上打破对西方路径依赖的现代化道路。当中国向世人展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设定的发展路径和辉煌成就时，世界开始关注东方、关注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有着根本区别。从制度前提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指导思想上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度重视宏观调控，强调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长处。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来看，许多研究表明，中国道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正确地处理了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并以一整套制度体系为支撑。所有这一切，与新自由主义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私有制为基础的、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的“小政府”的政治主张形成了鲜明对比。

事实证明，恰恰是与西方所推崇的发展模式相区别的中国道路，才最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的发展，才使中华民族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步步接近现实。中国道路向世界昭示，每个国家都应当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来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给世界的启示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强有力的政府，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宏观调控，同样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成功元素。在未来，中国式的现代化模式将进一步打破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迷思。

其次，克服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后发劣势”。

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有发达国家已经研发出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可利用，有现代化的成熟知识和经验可借鉴，有开放的国际市场可参与，有丰富的人口和资源红利可共享。一些国家根据这些“后发优势”制定了“赶超战略”，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成功。 但是，总体来看，“后发优势”更多体现在现代化的起步时期，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后发优势”就会缩水，“后发劣势”就会越来越明显，甚至可能严重阻碍现代化进程。“后发劣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旧式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并确立的，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色彩。在现代化道路上，西方国家绝不会轻易给后来者平起平坐的地位和公平竞争的机会。在政治领域，西方大国推行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插手地区事务；在经济领域，西方发达国家力图维护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不合理分工、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不等价交换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这是世界南北差距问题的根源所在，也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

二是资源、环境、科技、人才等发展要素的限制增多。在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上，它们从发展中国家掠夺能源和原材料时，从未考虑环境保护的义务。同时，其科技、人才力量在世界上的绝对优势地位，亦使其成为现代化进程的有力推手。而当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时，这些重要的发展要素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则几乎处于绝对劣势。虽然中东和拉美一些国家有比较丰富的石油，但其资源构成比较单一，不可能再像当年的“日不落帝国”英国那样集天下资源为己用。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应对能源日益短缺的局面，陷入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两难境地。在科技领域，西方国家严格限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和核心技术，并且设置不合理的商业惯例、条款，索取高额的技术转让费用。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科教方面的普遍落后，许多本国的尖端人才为寻求更好的科研环境而进入发达国家，这就使发展中国家人才匮乏的情况更加严重。

三是资金缺乏导致发展动力不足。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全球资本主要流向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局面有所改观，但2011年，流入发达经济体的投资额仍然超过发展中国家，而在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分布又极不均衡。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后，国家财力长期不足。受制于资金不足，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建设长期滞后，而这又反过来导致其投资环境较差，从而影响了国际资本的流入。

这三个方面的“后发劣势”，是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并将长期面对的现代化难题。只有中国道路，才是最有效的、打破这三大“后发劣势”的现实选择。

其一，中国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能够有力推动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一方面应合理运用国际规则，另一方面必须改变那些不合理的国际规则。中国同欧盟关于光伏产业的一系列谈判，充分表明中国有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的愿望和实力。可以说，中国越是发展，发展中国家打破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机会就越大、筹码就越足。

其二，中国道路能够有效集合全社会的力量，更有力地打破发展瓶颈。在中国，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一开始就是国家战略层面的认识，是实践中的“国家行动”，其破除发展要素限制的有效程度要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先行者。在科技和人才方面，中国的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在一些重点和尖端科技上实现攻关，能更好地培养国家所需的应用型人才。神舟飞船的成功发射、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就是这种优势的直接体现。

其三，中国重视财富储蓄的文化传统和改革开放后迅速积累的强大的国家财力，能够有效解决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的难题。中国人素有崇尚节俭、重视储蓄的传统，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对缓解发展资金不足、推动经济起飞有着巨大的支持作用。此外，中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办成其他国家很难办成的、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

最后，破解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两难命题。

在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一直面临着这样的两难命题：

一是发展与稳定的两难。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但是，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又反制经济增长。这种发展与稳定难以兼容的局面，源于现代化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系统性变化对传统社会结构和观念形成的强大冲击。比如，阿拉伯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动荡频发，严重干扰甚至打断了其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对上述情况最真实的写照。

二是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两难。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开放的代价，有时可能是丧失独立自主发展的权利。西方国家以巨额投资、经济援助为诱饵，使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向西方资本敞开大门，按照西方游戏规则行事，甚至使其政治和经济政策被左右，经济命脉被控制。就像一些拉美国家一样，经济发展长期依赖外资，一旦外资被撤走，本国经济就面临崩溃。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真正找到了一条同时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内政治稳定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统一的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够保持政治稳定的根本原因。与诸多发展中国家党派林立、攻讦不止，以及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纷繁芜杂的政治现状不同，中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了“定海神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使中国共产党既能广纳各党派、各群体的智慧，又能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走中国道路是在全党全民族思想认识高度统一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达成的最广泛的共识。

中国强大的国有经济和宏观调控能力，能够有效防控发达国家控制本国经济命脉的风险，使中国保持政治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中国国有经济牢牢掌握着能源、交通、金融等重要工业和服务业。这一方面有利于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防范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资本优势控制我国经济的要害部门。因此，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着实实在在的制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