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实践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的创造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中国的实践,以中国的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改革开放的实践紧密相连的,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和中国特色。

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看,经济研究的成果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策性研究,如关于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企业改革、金融改革、财政改革、价格改革、汇率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方面的调研报告和方案,再如关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宏观经济政策和各种经济管理办法的对策报告和政策建议等。从理论结构上来讲,这些研究属于浅层次的对策性的研究,与现实经济问题相距较近,与基本经济理论相距较远。尽管如此,其意义仍是不可低估的,它们不仅为党和政府的经济决策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和参考依据,而且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原料。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采用、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自主创新政策的提出等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都是在这些对策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

第二个层次是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基本理论的研究,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经济效果、按劳分配、计划与市场关系、农村土地所有制等问题的讨论,8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经济运行机制和运行模式、经济改革的整体思路、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90年代以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与特征、国有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和形式、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与影响等的讨论,进入21世纪后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新型工业化道路、第三次工业革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以及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讨论等。这些研究推动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

第三个层次是经济学一般理论的研究,如关于经济学方法论、价值理论、货币理论、企业理论、增长理论、危机理论等问题的研究。这种研究看似抽象,与现实经济联系不够紧密,但对于科学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有重要意义。如理论界关于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就是围绕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的自主权的确立、价格机制的形成、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等问题展开的;关于产权和企业理论的讨论,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和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而展开的;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趋势的研究,直接关系着我们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方位,以及如何制定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

总的来看,上述几个层次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毋庸讳言,中国的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在学术研究中,基础理论薄弱,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现象严重,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学术创新还明显落后于实践和时代的要求。这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正常的。“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定型之前,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之前,我们自然不可能形成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完善且成熟的理论。但是,要想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创造,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注释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