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为中国教改与创新辟一块“试验田”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人才是国之根本，教育是国之基业。当今和未来世界的竞争，从根本上说也是人才的竞争，尤其是具备国际视野与跨文化交流协作能力的高水平人才的竞争，这无形之中推动和加速了各国教育的国际化。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际学校发展，经过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招生对象从部分外籍人员子女到所有国人，办学主体从外国使馆转变为公办与民办综合多元。而近年来，对中国的国际学校发展而言，更是到了一个关键节点。

其一，200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出台，“教育现代化”“教育质量”“教育公平”都被列入了总目标，要求推进教改、互联网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通过多种方式举办学校和教育机构，提供多样化教育产品和服务”，这意味着民办教育、国际教育在宏观政策上有了根本保障，为中国国际学校的发展打开了想象与操作的空间。

其二，201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开始实施，相关意见与细则相继出台，民办学校的法人属性、经营性质等焦点问题有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分类管理，公益导向”原则基本确立，为民办教育中的国际教育走向市场提供制度保障，这一方面加强了民办国际学校的有序治理，另一方面在合理范围内保持了民办国际学校的市场活力与资本前景。

其三，201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40周年，也是“新高考元年”，酝酿多年的新高考改革率先在浙江省、上海市实施，这次改革被学界认为是高考40年来最重要、最复杂的一次综合教育改革，在设计过程中参考了大量欧美国家的中小学课程体系与大学选拔制度。尽管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差异，但我们看到了当前阶段传统教育与国际教育在某些方面接轨的可行性。

事实上，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创新一直在路上，但我们绝大多数时间都聚焦在公办教育、传统教育领域。这固然有其复杂的原因，但是，从这几十年的教育改革创新实效来看，我们过去所做的努力似乎总是与预期存在一定差距，“高考指挥棒”带来的钟摆效应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更为强大。

在中国，做教育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既要考虑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和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客观事实，又要兼顾培养高精尖领域人才，以实现弯道超车的发展诉求。如何权衡普及教育与高端教育，如何为部分家庭提供更多的教育选择，如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改革与创新之路，既是关乎国家软实力发展的命题，也是关乎国民自身发展的命题。

那么，在教改的路上，有没有一块领域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作为高考的补充，如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时设置经济特区、改革所有制、发展民营企业等方式，为一部分人提供多元化的教育选择，作为“试验田”为我国的教育改革提供思路？

笔者认为，国际学校在中国正在发挥这样的作用。

首先，国际学校正在促进中国教育模式的转变。我们知道，在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中国速度”是惊人的。国际学校在现阶段虽然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中国学生与家庭，但是，其课程体系与教育理念尊重学生的兴趣，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偏科”，考评方法也从单一测评变为综合及多次测评，教师将教学主导权让渡给了学生，提高了学生的主动性。从长远来，这种多样化的人才选培模式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学校实现“国际化”，从而推动教育观念从“授人以鱼”向“授人以渔”转变。

其次，国际学校正在促进中国教育内容的转变。在传统的概念中，学校向学生提供的产品是课程，教学与管理活动围绕课程而进行，课程成为教育内容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载体，这就让学校像一间流水线加工厂，每一门课程则是一个车间，学生被按部就班地安排在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接受加工。国际学校，虽然也有课程的概念，但在国际课程体系中课程是模块化的，以“课程包”的形式让学生自由选择，这种排列组合的方式使学校构建不同学生的不同知识体系成为可能，学生也能遵循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更重要的是，考试体系也与之配套。这只是国际学校的初级阶段，我们认为，未来国际学校提供的产品将是学习工具、方法以及空间，供不同学科背景的人进行分享、合作，学习的内容是由学生通过学校的引导而自己创造的。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国际学校正在尝试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包括谷歌、Facebook、微软等在内的企业与投资人也对这类学校产生了兴趣，说明其形式与内容的设置符合世界一流创新型企业对人才的要求。

最后，国际学校正在促进中国教育结构的转变。2002年前，中国社会的共识是民办教育是公办教育的补充，这个观点至今仍然存在于多数人的观念中。但是，现实已经发生改变：2002年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指出：“民办学校与公立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表明民办教育还要继续扩大规模，民办教育是“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希望民办教育发挥引领变革的积极作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最新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其中也包括教育需求与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在公立学校发展受限的前提下，优质的、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将向民办学校转移。事实上，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并不仅仅体现在文件与讲话中，以民办国际学校为例，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还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国际学校（国际学校通常指的是使领馆学校），而在2016年的机构统计数据中，民办国际学校有739所，国际教育市场规模更将在2020年达到1000亿元。这种增长表面上看似过于“繁荣”，但从国际经验看，这是教育需求回归社会、回归市场的理性结果。

可以说，国际学校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现象、一个案例，总结其经验，也可以成为一种模式——中国有不少国际学校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课程体系与育人理念，而是结合国情以及中国学生的特点做了大量的本土化工作，这些年民办国际学校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些工作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希望在本书中，将这些工作进行系统性的梳理，结合案例，总结中国国际学校的办学经验与教训，一方面，让公众加深对中国国际学校的理解——这并不是一个让学生回避传统教育的地方，而是为学生提供更个性化的教育、在中西方教育思想与方式中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的地方；另一方面，希望能够与中国的民办教育、国际教育从业者与相关人士进行一些探讨，在这个日益繁荣的行业中，我们需要有更理性的空间来思考教育的本质与中国国际教育的定位、使命。

教育是百年大计。一方面，教育通过品格的塑造与知识的传授，影响一个人终生的行为；另一方面，教育要同步甚至领先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启迪”，帮助人们以更科学、更合理的方式推动文明的进步。因此，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民族来说，教育需要多元，人才需要多元，如此才能为“百年”后的人类社会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为国际学校而呼喊，正是为了促进这种多元，正是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创新开辟、深耕这一块蕴藏更多可能的“试验田”。

感谢“当代中国教育改革与创新书系”总主编朱永新先生，正是他的邀约，使我们有机会编写出《国际学校在中国》。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概况与经验的著作，是一本兼具科研性和实用性的著作，也是一本在教育领域具有突破性和前瞻性的著作，更是一本能激荡读者教育情怀、重拾中国教育未来信心的著作。希望本书能为中国民办教育、国际学校的发展打开一扇窗。

本书体系完整，共有七章，依次从中国国际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国国际学校的概况、中国国际学校的课程体系、中国国际学校的教学管理实践、中国国际教育的生态环境、中国国际学校的集团化趋势、中西方教育融合下的国际教育发展构想七个方面深入阐述。这七章层层递进、不断引申，能快速带领读者了解中国国际教育的缘起、发展、代表性个案分析和所处环境，以及未来走向。

这是一本具有学术价值的教育类书籍，但也是一本大众读物。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深入浅出，文本表达清晰明了，供不同的读者各取所需。我们希望通过权威和完整的数据资料，同时使用我们多年一线教育的实践经验，使读者认识国内高考选拔机制与国际课程考评的差异，体悟不同的教育体系下学生的发展，从而引导读者对国际教育课程实践做更为深入的思考。

感谢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做出贡献的各位编者，其中包括孟叶舟先生（第二章、第三章）、雷冬冬博士（第四章）、章良先生（第五章）、季苏海先生（第六章）以及范麟女士（第七章），他们在国际教育相关领域深耕多年，有着丰富经验与独到见解，他们在编写过程中与我一起反复调研，论证相关案例、结论，付出了大量心血；李正林先生通读了全文，提出了很多建议和意见；孟叶舟先生除了编写上述章节外，还承担了大量协调和编辑工作；还要感谢董圣足博士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王雪颖编辑，他们为本书提出了许多中肯而宝贵的建议。

最后，祝愿国际学校这片“试验田”能在中国教育改革与创新的过程中获得丰收，祝愿中国拥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未来！

鲁育宗

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