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詹姆斯·费尼莫·库柏小说中的西行叙事

第一节　库柏与美国西部的想象

提起美国的西部边疆，人们的脑海中马上会浮现出这样一个叙事意象：一个旅行者，脚蹬鹿皮靴，腰挎一把“鹿见愁”的猎枪，头戴河狸帽，出没在纽约州北部边疆的森林与草原，在落日的余晖中大步向西，向西，再向西。这个孤独的西部旅行者形象来自美国著名小说家詹姆斯·费尼莫·库柏的系列小说《皮袜子故事集》（The Leatherstocking Tales）。

库柏于1789年9月15日出生于新泽西州博灵顿一个典型的殖民者家庭。早在童年的时候，库柏与他的兄弟们就被父亲带到位于纽约州的库柏镇。这座由他父亲建立的殖民小镇坐落在美国西部的边疆，旁边是风景如画的奥策古湖。在这里，年幼的库柏亲眼目睹了边疆日益变迁的生活，感悟到周边那茂密森林的神秘。这种在西部荒野中的漫游是当今的孩子所不可企及的。茂密的树林和巍峨的高山招呼着这些孩子们，激起他们对自然奥秘的好奇。正是在哈德逊河流域，库柏认识了印第安人、荒原生存的艺术、曾经扛着来福枪到库柏家拜访过的“鹰眼”原型，以及那些边疆的定居者。这一切成为库柏日后创作《皮袜子故事集》中的主要场景与人物。

库柏的文学创作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据说有一天库柏在家里给妻子朗读一部英国小说时，突然感觉这部小说索然无味，吹嘘自己能写一部比这部英国小说更好的作品。他的妻子趁势进行激将，于是库柏竟真地开始写起小说来了。但是，要写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能完全迥异于英国或欧洲的文学，从而使美国文学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这是爱默生、库柏等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作家苦苦思索的问题。“库柏所生活的年代在美国历史上正是美国作为一个崭新的独立国家逐步在社会变革中形成自己民族文化的时代。面对美国与其独特的历史渊源之间的复杂文学，许多库柏的同代人正在努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建立美国的民族地位与合法性。”（张冲2000：236）他们探索美国文学民族化的努力，也还是迫于国际文学界的压力。英国批评家锡德尼·史密斯就曾经辛辣地讽刺过美国当时的文学现状：“美国人没有什么文学——我们是说没有本土文学。文学都是进口货……但是，既然美国人只要六周的时间便可收到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出的表达我们的见识、学问和精神的大包大箱的书籍，他们为什么还要写书？”（徐建新、伍厚恺2001：40）

面对锡德尼·史密斯的讥讽，库柏也曾像其他的美国作家那样，为美国缺乏欧洲那样的厚重历史而在创作上感到不自信。然而，当库柏将文学探索的目光投向美国西部广袤的边疆和荒野时，他便立刻豁然开朗了，意识到了不同于欧洲文学的美国本土文学之源。“至少有一点让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与众不同：旧的大陆中找不到荒原的对应物。”（Nash 1982：67）“荒野”（wildness）一词在《旧约》里出现了245次之多，在《新约》中也出现了35次（Nash 1982：13），指的是“渺无涯际、野兽成群、荒无人烟”的未经开发的地区。在《圣经》的宗教叙事中，有三起荒野旅行事件对欧洲人的文学想象影响最深刻：摩西率领古以色列人逃离埃及之后、进入迦南之前为期四十年的荒野之行；施洗者约翰预言耶稣基督降临时的荒野呼告；耶稣成年后在荒野中禁食四十天、经受魔鬼的诱惑而成为先知。在这三个事件中，又以古以色列人在荒野的四十年之旅最为重要，它使“荒野”一词“超越地理意义之维，成为一个饱含神学意蕴的命题……荒野既是一种惩戒性力量，又是安全、自由和希望所在，它是上帝施以惩戒、让选民接受清洗、变得虔诚和谦卑的考验场，是选民躲避外敌侵犯与迫害的庇护所，更是他们趋近上帝、感受神恩并最终进入迦南福地的必由之地。荒野从来不曾失去其严峻、凶险的特性，唯其如此，作为伊甸园变体的迦南才成为人受难后的最高报偿，对人发出永恒的召唤，亦因如此，以色列人的荒野之行才成为后世文学中旅行主题的源头和范式”（刘国枝2007：2）。然而，到19世纪的时候，欧洲社会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发展，《圣经》中所言的“荒野”早已随着文明的开发而消失殆尽。因此，在欧洲这个旧大陆上，作家只能对“荒野”进行想象，而在现实地域中找不到可供描写的对应物。

库柏所生活的美国则不同。旧大陆中所缺失的“荒野”在美国不仅是一个广袤的存在，而且积淀了美国特殊的文化寓意。“荒野是美国最典型的特征，是美国民族潜力和历史的象征。”（Kornhauser 2003：6）首先，“美利坚民族的孕育和形成正是始于移民始祖的荒野之旅。”（刘国枝2007：2）1620年乘着“五月花号”航船首次到美国定居的欧洲清教徒们，在他们随身携带的简陋行李中，都有一本《圣经》。“这里所说的《圣经》，并不仅仅指一本本翻破了的书本，而且也是指生机勃勃发展起来的自觉的神话。”（杰弗雷2001：121）在这些虔诚的清教徒看来，欧洲旧世界已经由于天主教和世俗社会政治的腐化而成为了一个失乐园，而北美广袤无垠的新世界无疑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新的伊甸园。因此，早期的那些在美国定居的清教徒们把自己的越洋跨海的旅程视为新的出埃及行为，把到达北美新大陆视为到了新的“迦南圣地”，把自己在美国荒野上的开拓和生存视为在荒野上建立天国的使命。北美大陆的文明化进程，是伴随着对荒野的拓垦和对荒野上土著居民的殖民化过程同步推进的。在清教徒们初来乍到的大西洋沿岸的北美十三州里，到处是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频繁出没的野兽和印第安人以及变幻莫测的自然天象。为了生存，这些早期的清教徒们手持板斧砍伐森林，肩背来福枪与印第安人进行战争，硬是从荒野上建立起十三个州的殖民地。这些早期的定居者认为，他们对于荒野的开拓，不仅是个人生存的需要，更是对文明秩序的建构，对黑暗的启蒙。其次，“西进运动”是美利坚合众国身份最终形成的助力。美国的荒野“不是‘到此止步’的招牌，而是‘请进’的招示”（韦布1988：87）。在独立后的美国13州，随着工农业的发展、经济市场的扩大、人口的增长，它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的国家在地缘上已经基本没有可供开发的空间了。但是，当躁动不安的美国人登上巍峨绵延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并看到西部那一望无际的荒野时，一个新的伊甸园意象又再次涌上他们的心头。当时的美国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西部的神话：穿过巍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深入广袤的美国内陆，一直向西部延伸到美丽的密西西比河沿岸，是一片富饶的黄金宝地。在那里，有肥沃的土壤，只消撒下种子，来年就可确保丰收；在那里，有无比丰富的天然资源，一个饥饿之人，只消随手摇动身边的某个树干，就会有一只只野火鸡从树上掉下来；或者用树枝敲打一下河面，就有一条条活鱼漂上来。这些关于西部的神话对于美国的那些穷人和探险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同时，1803年杰弗逊政府从法国收购路易斯安那州的国家行为，从政治上为美国人民的西进运动铺平了道路。于是，美国的冒险家们、为生活所迫的穷人，甚至刚刚移民到美国的欧洲人，手持板斧、肩扛猎枪，借助木筏、马车等各种交通工具，开始了浩浩荡荡的西部大迁徙运动。在这些“西行”的人群中，甚至有许多衣食无忧的东部富人。可以说，这些来自东部的美国人对于他们的家园是很满意的，在那里有繁荣兴旺的农场，有他们蒸蒸日上的事业。乡间的学堂传出朗朗的读书声，社区的教堂为他们提供精神的慰藉。正在兴起的交通运输把他们所生活的东部社区联系起来。然而，他们情愿放弃这种成熟的定居生活的一切舒适，到西部陌生的地域作一个新的开端。“作一种新的开端”的理念使许多富人打点行装，加入西行的队伍。

美国“西进运动”前后持续一百多年，到19世纪末基本结束。“西进运动”不仅扩大了美国疆域，发展了美国经济，而且使美国最终作为一个大国屹立在世界各国之林。关于“西进运动”的历史作用，美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曾经有过精辟的总结：“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向西的拓殖，就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直到现在，一部美国史大部分可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Turner 2010：1）但是，“西进运动”以及“西部”在美国文化和文学上的意义，却不是历史学家简单的几句话所能概括的。在库柏的同时代，甚至早在库柏开始文学创作之前，美国的文化和文学界就开始建构关于美国西部的历史和神话了。蒂莫西·德怀特的诗歌集《未开发地区的山》（Greenfieled Hill，1794）、弗朗西斯·帕克曼的游记《俄勒冈小道》（The Oregon Trail，1849）、蒂莫西·弗林特传记文学《肯塔基的第一个移民者丹尼尔·布恩的生平与冒险事业》（Biographical Memoir of Daniel Boone，the First Settler of Kentucky：Interspersed with Incidents，1845）等，都企图对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和边疆进行建构。在他们的笔下，除了将美国的西部边疆描述成一个如亨利·纳什·史密斯所言的“花园”神话外，另外一个给后人留下更深印象的就是关于西部旅行的传统了。“它的漫长与复杂的历史留下了许多遗产，但美国边疆的最根本性的遗产是从那种国家经历中产生的关于西部旅行的观念。”（Luongo 2006：1）只要翻开美国的文化史，到处可以发现美国人对于“西行”的记述。例如，一位旅客在1817年这样描写道：“早先的美国似乎在瓦解并向西迁移。当我们在通往俄亥俄河的大道上旅行时，前后都看得到一家一家的人群。”（比林顿1991：390）

库柏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吸收了前人或其同时代人关于美国西部神话的各种建构。但是，作为一个美国共和主义者、社会批评家和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库柏似乎从“西行”的人群和边疆开发的过程中看到了更多其前人或同时代人没有看到甚至不愿看到的东西。虽然库柏承认西行是美国历史上的中心事件，但他同时发现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背后，隐藏着深深的民族创伤、文明与自然的冲突以及美国人为追求国家身份所付出的艰巨努力。美国的西进运动，是一种对美国土著居民的血腥屠杀运动，如果从欧洲殖民者定居新英格兰算起，长达几个世纪的西行，使得无数的美国土著印第安人被屠杀、驱赶出自己的领地或遭受其他难以言表的暴力伤害。这不仅在印第安人心中造成一种集体的创伤，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成为美国文化中的一种历史创伤。美国的西进运动，也是一个文明与自然、个人主义与社区集体主义对立与交锋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保持自然本真与遵守文明社会的法制、维护个人的权益与服从社区的规制，始终是西进的边疆人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库柏和19世纪的美国还面临着印第安人在美国文化想象中所起的作用问题，即是否要把印第安人看作美国身份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的问题，换句话说，美国的国家身份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能与英国进行文化分离的核心问题。虽然独立战争使得美国在政治上与英国区分开来，但在19世纪的前25年，美利坚合众国仍然没有能力“将其公民统一起来。它还需要一种由过去公共历史和命运组成的特殊文化，一种共同的知识，共同的文化产品”（Marienstras 1999：261）。最终，将是在文学和历史上出现的美国印第安人形象“为美国人的国家身份的追求提供了重要的答案”（Marienstras 1999：261）。库柏的《皮袜子故事集》正是在美国的“西行”的大背景之下，企图再现美国在初建时期的民族神话。这种神话包含了美利坚合众国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国家身份的追求、种族屠杀的创伤、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个人主义与定居社会规制的冲撞等各种因素，这些后来成为美国许多作家笔下的主题。库柏建构美国西部神话的努力，无疑是成功的。“如果有哪个人是美国西部神话以及它的所有令人着迷的矛盾的建构者，那么这个人就是库柏。”（Gray 2004：107）在库柏的笔下，那经典的开拓者形象，狂野的西部，还有那日益消退的美国边疆，已经深深地嵌入美国的大众文化，库柏也因此被誉为“美国民族意识的建筑师之一。”（Verhoeven 1993：9）库柏所塑造的原型式的边疆人纳蒂·邦波和英雄的土著印第安人钦加哥形象，对美国独特民族文化身份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约翰·克维尔蒂认为：“创作边疆这部暧昧的美国史诗以及边疆的两极对立的英雄是美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神话性创造。”（Cawelti 1976：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