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代议民主成为反思对象

由于政党体制的中介功能逐渐萎缩，在大众媒体与网络媒体发达的时代，政治人物凭借民粹诉求与媒体操作就可以骗取选票，这导致民选政治人物的决策都倾向短期操作，为了眼前的政治利益与可分配资源极大化，他们都选择向未来透支、向子孙借钱，将痛苦的决策隐藏或不断延后，竞相滥开选举支票，其结果是财政结构迅速恶化与外债高筑。

多数选民总是喜欢政客给他们灌迷汤，选民不喜欢听到坏消息，政客也不敢引导选民面对真相，直到问题日积月累，危机一发不可收拾为止。这种选民的短视与政客的投机倾向，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也很难避免，这是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一一爆发国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2008年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让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思想面临信用破产，欧洲陷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见的经济困境，也让西方引以为傲的代议民主蒙上阴影。围绕世代正义与福利国家的尖锐社会冲突，正在肢解大多数欧洲社会的内部共识，欧洲年青一代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未来，这势将成为滋生社会动乱与偏激政治路线的温床，颇让人担心1930年代欧洲政治动乱的历史可能重演。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主是相当脆弱的。民主社会里的各种利益集团易同甘但难共苦。过去西欧国家的民主体制可以良好运作，因为大多数西欧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内享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可以轻易地用先进工业产品与奢侈消费品向落后国家换取廉价的能源、原物料与劳力密集商品；这些国家的跨国企业普遍享有产业独占或寡头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可以在国内提供高薪就业机会并承担高比率税赋与社会保险费用；西欧各国企业也仍需要倚靠国家力量支撑才能在世界市场上展开角逐，又有来自华约集团的外部安全威胁。现在这些有利于利益集团达成妥协维持阶级和谐的条件一一消失了，许多欧洲国家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社会共识开始逐步瓦解，接下来就是彼此争夺日益缩小的大饼，以及找寻替罪羔羊。德国魏玛共和崩解的殷鉴不远。

这也意味着，未来西方社会将从非西方世界知识分子景仰的目标，逐渐转换为反思的对象。除了西欧的福利国家体制面临严格检视外，美国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也必将成为反思的对象。这个流行了30年的模式，强调低税收、小政府，相信市场万能与彻底私有化，现在已经走到历史尽头。非西方国家社会精英已经没有可以全盘模仿的普世模式了，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在市场经济、政府角色、社会正义以及永续发展四者之间找到均衡点。[1]

同样地，西方引以为傲的代议民主也迟早会成为反思的对象。非西方国家社会精英也必须重新思考，如何让民主参与机制能真正确保良好治理与增进社会福祉，如何不让“民治”与“民享”脱钩。西方的知识分子也迟早必须跳脱出“西方中心”的世界观，心平气和地去理解与欣赏非西方文明的丰富历史经验，并以开放的胸襟去探索超越现状的制度创新与体制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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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Nancy Birdsall and Francis Fukuyama，“The 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Development After the Crisis，” ForeignAffairs，Volume 90，Number 2(March April，2011).